美国社会学会Political分会获奖专著介绍（2014-2018）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2014-2018）

该分会获奖作品全览：

http://www.asanet.org/asa-communities/sections/political-sociology

2018 Honorable Mention: Fareen Parvez, Politicizing Islam: the Islamic Revival in France and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Politicizing Islam)

Parvez通过田野调查，分析宗教的政治化、政治的宗教政策、阶级与宗教的交叉关系，得出法国的穆斯林的“激进的反政治化”，印度穆斯林的政治化的多元参与。

在法国，由于政策上采用同化主义政策，而印度则是世俗的多元主义。其结果是

第一，在工人阶级的穆斯林政治化倾向上，印度的工薪阶层穆斯林与中产阶级穆斯林能够合作，推动以社区为基础的消除贫困和性别平等项目。其中，工人阶级穆斯林自己也组成清真寺和宗教学校，培养集体感，将宗教价值观和社区福利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也接受选举政治的、中产阶级的资源。在法国，工人阶级的穆斯林将自己与政治活动分开，并专注于发展道德与精神追求。

第二，在中产阶级与穆斯林宗教的政治倾向关系上讲，印度则是以再分配为导向，通过帮助贫困的穆斯林，争取工人阶级的忠诚，也进一步扶持女性，改善父权体制下境况。但是在法国，中产阶级穆斯林集中在认同政治上，希望获得国家认同，也不愿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

2017: Robert Vargas, Wounded City: Violent Turf Wars in aChicago Barri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芝加哥已花费数百万美元来以解决城市黑帮也暴力事件，但是犯罪率仍然居高不下，究竟是为什么呢？Vargas选取了号称芝加哥的帮派之都的Little Village这个社区，调查了community organizations, gangs, politicians, and police.这几类群体之间的冲突关系。他的研究中，有一些有意思地方：

第一，沉默法则：将社区居民和警察力量区分开来

问：为什么居民很少报警？

答：不报警=帮派保护

问：警察缺少介入会产生什么后果？

答：帮派更容易地从事犯罪

问：如果报警会怎么样？

答：暴力报复报警人（因为警察在指挥时会暴露了线人的身份）；或者，警察只得到假情报，白费力。

第二，猎首未必总是有效。

问：只要消灭帮派首领，帮派就自动解散了吗？

答：要看帮派所依赖的社会关系，但在Vargas分析两个帮派（Latin King和22 boys）里，都没有产生正面效果。

在22bosy的首领被抓后，它的地盘的犯罪却更多，是因为出现了权力真空，又没有人能占出来领导原有的团队，导致了邻近帮派之间火拼。而在Latin King那里，由于他们很快地又重新任命了首领，所以犯罪仍旧，没有达到猎首行动的效果。

2015: MaraLoveman, National Colors: Racial Classification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14.

（National Colors:）

Loveman分析了巴西，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的移民政策，指出各国特点是受到 “纵向”（国内政治）和“横向”（国际机构和地缘政治）、时间因素的三维共同影响的。Loveman的解释并非只是比较研究，而是注意到跨国扩散机制，比如文化模仿、政策抵制和合法性等等，因此得以从connected history角度，说明国际力量如何影响各国采纳和改革移民政策。例如，像美国（强国）如何向墨西哥（邻国、小国）施加压力。

Note:这本书包括30页的附录，是关于16个国家的移民政策中族群部分的摘录。

2014: Mark Mizruchi,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 Fracturing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Elite.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2013.

Mizruchi把看似的矛盾的叙述，综合在一起，给予了融贯的解释。

矛盾一：在工会权力较大、国家干预较多的年代（新政到二战后初期），大企业的资方力量应该被败而散之。

解释：恰恰在敌人的强大时候，反而资方更加联合了起来。例如非金融公司董事与主要商业银行董事有广泛的联锁关系，导致商业战略和政策诉求相对一致。

矛盾二：新自由主义更为资方维护，应该是大企业有更多集体诉求得到需求了吧？！

解释：恰恰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政治导致了“右转”，出现保守主义，大企业也因工会衰落，而不再需要联锁在一起，企业的政策倾向反而多样化。也就是说：摆脱了强大的敌人，不必再联合起来。

——最后是什么结果？

由于失去了统一的商业联锁和集体的政治诉求或服从，导致各大企业都更强调股东价值和短期直接利益，结果反而加剧了保守派的政治实用主义。

2014: Jocelyn Viterna, Harvard University, Womenin War: The Micro-Processes of Mobilization in El Salvador.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3.

Viterna在萨尔瓦多待了两年多，进行了230次正式采访，其中一半是前游击队队员，想要回答一个问题关于动员与复员的问题：

——为什么女性会参与到左派的“平等主义”但非常危险的游击队之中？

——为什么在夺取政权之后复员中，女性又自愿地回到父权体制之中？

第一，Viterna发现前来投军的女性，基本上别无选择的。游击队生涯，甚至比她们原有的家庭暴力、流离失所等生活更好。这种“更好”的判断，不仅在于生活水平，而是生活方式，例如在游击队中可能更自由的婚姻生活（比如找对象、节育）

第二，在游击队生活中，权力分层与性别分工也有匹配。其中，高层是左派思想的男士，中下层则未必对左派思想那么了解，也不乏女性。尽管也会让女性从事广泛的工作，但风险很高的、指挥性工作，还是由男性在做。因此，女性总是被保护起来了。

由此，当萨尔瓦多政治民主化中，这些游击队变成政党参与选举时，即使向女性开放政治、教育机会，但女性复员后，还是想回到有丈夫、父亲依靠的生活之中。

——女权主义，只是战争的副产品。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2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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