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访谈|行动者网络理论遇上经济社会学?巴黎学派大咖Callon有话说
文/高行云
Michel Callon. 2009. Elaborating the notion of performativity. Le Libellio d’AEGIS, Libellio d’AEGIS, 5 (1), pp.18-29.
问1:学界有一套关于您的经济社会学学说——“经济完全是由经济学家打造的”,请问您怎么看呢?
答1:这是误解。正因为我的学说的核心概念是“performative”(展演),那我干脆就改用了“performation”(展演状态)。这个概念是想强调:知识的效果,是具有设计性的干预。这种干预,使得我们能够去描述事实(fact)了。但是,这种展演状态,并不意味着“经济完全由经济学家打造”,而是一种集体活动,所以我会称之为“共同展演状态”(co-performation)。
问2:那可以进一步总结你的经济社会学观点吗?
答2:尽管我的术语有变,但并没有离开我的著作The Laws of the Markets。我强调两件事:
1.the material devices
2. role of economic agents
展开来说有3点:
1. 经济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是因为有知识去刻画和贯彻出来它。由此,经济作为一种对象,就同时作为知识和干预(intervention)了。
2. 这些知识来自于经济学家以及计算科学家、社会运动等等的持续的、能力性活动(the relentless and competent work)
3. 经济不仅由规则、能力、理论等构成,也由技术装置构成,共同作为“能动性集合”(agencement)。从这个角度来看,话语与对象,是不能拆解的。
你会看到,经济就是经济学的“自证预言”。这一点在金融市场里最明显。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市场设计”(market design)。我们可以对这些现象提出这样问题:
1. how it is organized
2. who participates in the design of markets
3. how experiments are conducted
4. how the results are evaluated.
问3:从你的这套理论,要怎么看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以及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呢?
答3:我同意Tim Mitchell看法,会探讨“经济活动的对象化”(the objectifi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或者“经济活动的自动化”(the autonom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但是,这个问题会涉及到经济学和社会学去争论的“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
这两派争得不可开胶,差异很多,但我认为有本质上有共同点:
1. 我们讨论一种“经济行为”,是可能的;
2. 直到现代西方社会,才开始有自主的经济领域。
不过,那是1960s的事情,现在又有所不同。社会学家作为“实质主义”的继承人,从“嵌入性”出发,拒绝有“自主的经济领域”。经济学家呢?现在虽然强调制度的作用,但会认为有个自主的经济领域。不过,还有Bourdieu or Fligstein,他们认为经济领域是自主的,但却认为其它社会领域也是如此。
不管这些变异如何,我追随 Koray Caliskan的看法。
——我们不应该问:经济的“存在”
——而是要问:“经济”是如何被界定的、经济化的过程(processes of economization)
比如,我们要去问:谁将经济设定为一种工具理性的活动形式?谁把它作为社会的构成属性之一?换句话说,是 要研究“The Economy”如何成为独立的事实。
这个界定、“化”的过程,从国家经济发展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就能看出来。确实二战后由“凯恩斯主义”在主导,产生了一种“宏观经济”。但到了现在,这套逻辑退到后台(但并未消失),前台是“微观经济”了。由跨国的经济市场,把人打造成为经济理性的,参与集体的前进。这背后当然也会需要主权国家的参与设计。
问4:您的STS研究,从早期的“转译”和“行动者网络”(translations, actor-network)到现在的展演性和能动性(performativity and agency),有什么推进和变化?
答4:我是在丰富我的研究概念。转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关键是在重新打开一个问题
——社会理论要如何重新看待“非人”(non-human)?
当然,你可以说社会学理论史上从未忽视“非人”。比如马克思将它理解为技术、晚期涂尔干理解为“图腾”、韦伯从工具维度理解。但是,“非人”都只是资源、限制或对象实在。这意味着:他们并不行动(They exist as resources, constraints or objective realities, but they don’t act. )。
我的STS研究或“转译社会学”不同:它认为“非人”参与到集体行动之中。我用“actant”(行动元)这个概念来表述“非人”。这个概念来自于语义学。因此,在我看来,人与非人的区分是要被取消的,只有行动着的活动。
由此,在1980和90s年代,我和拉图尔都强调人与非人活动的“对称性”,你要同时考虑二者。
如果你回顾我的这个简述,你可以看到这和“政治正确”的发展史似的。比如,你先是承认种族主义(如同承认人的能动性但否认或贬低“非人”的能动性),接着支持“政治正确”以反思种族主义的限度,要承认差异为核心(如同承认人与非人各有不同),但是最后呢?是平等,是取消差异,取消种族这个概念。
STS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做这样的事情,也发展了不同的概念,像Bruno Latour, John Law,
Anne-Marie Mol。
21世纪以来,我用“能动状态”(agencement)概念,是为了表明不同事体(entities)被动员起来。这个词来自于德勒兹,也和福柯有关。当然,你会发现德勒兹的定义非常含糊。我可以这样说:
There is no agency without agencement, and no agencement without agency
问5:您的这些思想,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的重新理解了。那么来自于哪些科学哲学资源呢?
答5:我想要实在论(realism)和相对主义(relativism)之间思考第三条道路。科学和技术通过“建构”实在去”阐明”实在,但这样“建构”实在,却又是通过“阐明”而实现的。
science and techniques “explicitate” reality by constructing it and construct reality by “explicitating” it. T
如果借用日常语言学派的J. L. Austin的思想来说,科学的表述(statement)其实是“述行”(performative)。与之相对的Austin的概念是“陈叙”(constative),是“非干预的”,这是科学常常想给我们的感觉。
这里的“表征与干预”的双重动力,你也可以看Ian Hacking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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