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放+2万7千字整理稿|李钧鹏：战争社会学初探（社会理论青年说第1讲）

社会理论青年说第1讲《战争社会学初探》

文字整理稿

（视频回放见页底）

整理人：Sandy、厚朴

校订：李钧鹏

感谢两位志愿者的整理和李老师校订

首发时间：2021年3月19日

演讲环节

之所以用“初探”这两个字，显然我是想先打个预防针，就说我的报告不是一个原创性研究——无论是经验层面还是理论层面，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没有太多的原创性，更多的是我的读书的心得。无论在哪儿做报告，我不太喜欢讲自己已经发表或写完的东西，所以今天的报告只是一些不成型的想法。我待会儿可能会提到很多的社会学家，包括社会理论家，但我的意图并不是“报菜名”，而是想对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做一下简短的回顾。我的一个体会，无论是我自己做研究还是指导研究生，我要求的第一部都是进行大量的阅读，把这个领域重要的书和文章高强度第读一遍。我认为这是做研究重要的第一步。

所谓“战争社会学”，对应的英文sociology of war。这个表述当然不是我提出来的。有朋友对这个题目提出过质疑，感觉好像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在后面加上“社会学”三个字，所以我想说我并不是在赶时髦，这不是我创造出来的术语。另外，我之所以不说“战争的社会学研究”或“社会学分析”，跟我要讲的内容其实是有关系的。我在后面会更详细地说这一点，就是“战争社会学”这种表述提出来至少有好几十年了，相关的研究从古典社会学到现代也有了不少，但它作为一个相对系统的领域，却始终不成气候，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分析的。然后我还想把立论再拔高一点：我觉得社会学，包括社会学理论，如果不把战争纳入它的分析框架，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而我们如果要分析为什么社会学对战争现象缺乏系统性的分析和反思，那就必须从社会学的起源和社会学理论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说起。另外，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今天的这个报告也是为了我的一个学生而做，因为我经常跟学生一块吃饭，吃完饭之后再散步。这个学生今天可能也在听这次报告，我跟他在散步时就他未来的研究选题提过不少建议，我说可以考虑做一项关于战争社会学的研究。这个学生是男生，一听就说这个有意思，但到底怎么做，他觉得无从下手，所以我希望今天的报告能给他一点启发。另外，其实今天的报告多少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文献综述，因为我觉得要理解这个学科，你必须先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无论是过去的研究还是当代的研究。

还要说的是，我本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迷。我对战争的兴趣更多是出自于我对社会理论和历史社会学的兴趣。当然，对于一战、二战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我一直很有兴趣。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每个礼拜去波士顿市中心的唐人街买菜时都会去旁边一家很有名的二手书店，而且每次去都会买一大书包的书回来。我记得自己还发过一条朋友圈，感慨书店里有一长排一望无边的关于一战、二战和希特勒的书，我在里面每次都是流连忘返。

关于“战争社会学”这个词，我并没有认真考证它是什么时候先提出来的，或者是谁先提出来的。我这里先提一本书《战争与暴力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War and Violence），这是爱尔兰社会学家西尼沙·马尔塞维奇（Siniša Maleševi）在2010年出版的一本书，一本非常不错的书。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他把战争和暴力放在一起研究。我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也会带来一些代价。从广义上说，战争是一种集体暴力。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有一本书就叫《集体暴力的政治》。那到底战争有没有必要跟其他形式的集体暴力放在一起研究，这其实有很多争论，也会引出一系列理论问题。暴力有很多形式，不管是集体暴力还是个人的小范围的暴力，恐怖主义也是一种暴力，还包括种族冲突、群体灭绝等等。我之所以要凸显战争，是因为战争具有一些独特性。这些我马上要提到。

我个人对于战争的兴趣，其实还有一块是源自于我对于抽象意义上的暴力的兴趣。我跟自己的研究生也提到过无数次，说我们可以考虑做一项关于暴力甚至邪恶的理论性研究。一般说来，我们会觉得暴力或邪恶是哲学或神学问题，比如上帝为什么允许恶的存在，但如果从社会学，特别是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研究，那其实大有文章可以做。我想今天来的听众大部分都是本科生和研究生，我把我今天的题目看成是一个小小的邀请，希望有兴趣的同学一起加入我们的讨论。

请大家看这两张图。左边这张图是霍布斯的《利维坦》的初版本的封面。这是一张非常经典的封面，被很多人引用过。我翻译的一本书，也就是即将出版的《规训革命》一开头也是引了这张封面。大家看上面是一个巨人，它在俯视一座山峰，左手持杖，右手握剑，分别表示政治权力和武力的。左右下方各有一列，象征着法院等不同的权力机构。这张图其实揭示了战争的阴影。一种说法是霍布斯早年，甚至在出生的时候，就受到了战争的威胁，当时西班牙无敌舰队试图入侵英国，所以他说自己一生下来，恐惧就占据了他的心灵。

战争是人类历史上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现象，这种说法基本成立，但也不无争议，因为最近的一些考古研究发现，战争其实并没有我们过去以为的那么历史悠久。过去我们想当然觉得人类自古就有战争，但一些考古研究发现，战争其实是在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出现之后才有的现象。当然，对于考古我是外行，但我觉得这值得我们关注。

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主编了一套“剑与犁”译丛。已经策划了至少五年的时间了，但至今只出版了三本，也就是《战争与社会思想》《意愿的冲撞：社会等级的歧义如何孕育冲突》和《一触即发：现代恐怖主义的起源》。今年应该至少可以出一本甚至两本，将来也希望能继续做下去。我当年之所以把这套书叫做“剑与犁”，其实也是为了推动国内对战争社会学的兴趣，虽然这套书并不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战争社会学研究。“剑”象征着战争，或者更广义的暴力；“犁”则代表了和平。

我还想推荐一套书，那就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的郑莉老师和张翼飞老师主编了的“军事社会学译丛”。大家知道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前身是哈尔滨军工大学，所以很看重军事这一块。这套书目前刚刚出版了三本，还会陆续推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后面也会提到，军事社会学和战争社会学其实存在很多的差异，而且这里面的差异挺微妙。

我还想推荐两本书，右边这本书也是最近刚出版，就是已故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当然这本书不是第一次出中文版，至少还有另一个较早的中译本。不过这次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甲骨文工作室推出，而且这次是从法文译过来，不像过去是从英译本转译，大家知道甲骨文很会做营销，它们的书卖得都挺不错，所以我想这本书也应该会卖得不错，也可能会增加大家对战争社会学的兴趣。

左边这本《战争与社会》出版了有那么几年，我的印象中是14年出版。是台湾中研院的汪宏伦老师主编的，是一部论文集。我非常推荐这本书，汪宏伦老师也一直在从历史社会学角度研究战争。我特别想说的是，这本书里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理论探讨，是郑祖邦老师对战争的社会学理论的分析，我觉得写得很有意思，非常推荐大家读。汪宏伦老师在这本书的导论里也在倡导战争社会学。另外，在这本书出版之前，至少往前推10年，汪宏伦老师就在台湾的刊物上写文章倡导历史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交融了。当然，汪老师不是第一个这么倡导的，国外类似说法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是响应者并不是特别多，至少真正做出来的不是很多。当然在这里，汪宏伦老师所理解的战争社会学有其特殊含义，可能跟我这里所讲述的战争社会学不完全一样。书里的一个重点是关于日军侵华的战争记忆分析。汪宏伦老师这两年正在写一本英文专著，在哈佛期间我跟他也有很多的交流，我对他也是非常的佩服。这本书我也推荐给大家。

回到正题。首先想说一下战争的定义，下面是我给出的一个相对简单的定义。

我把战争看成是至少两个集体行动者之间诉诸于有组织的暴力行动的武装冲突。这个定义显然是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如果我们把它拆解一下，会发现下面几个维度。首先，战争是一种广义上的社会冲突，或者说是一种暴力行动，这一点不需要详细解释了。其次，战争具有组织性。换句话说，如果只是几个人或一群人自发的打架，它那就不是战争。战争首先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行动者，而且必须是有意识的组织化的行动，那么它才是一种集体行动。这里面有个问题：战争是不是必须得是国家之间的或民族国家之间的行动？这其实是要打一个问号的。特别是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战争在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国家之间的行动，至少不是那些受到国内社会认可的国家之间的行动。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几年前在中东爆发的叙利亚和伊斯兰国之间的战争，叙利亚当然是联合国承认的国家，但伊斯兰国从来就没有得到多少国家的认可，更不是联合国承认的国家。在这种意义上，这场战争就是一个非法的、自封的国家或组织和一个国际社会认可的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另外，内战也是一种战争。1945年到1949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爆发的内战，在当时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两个军事组织的冲突。当然，国民党在当时是执政党，但共产党在当时并不是执政党。

战争是有意图的，它不是盲目的、无意识的行为，而是通过暴力行动试图摧毁敌人的军事实力和敌人的抵抗意志，目的是让敌人臣服于自己的意志。不容否认的是，这里有马克斯·韦伯的影子。当然，说到意图，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意识形态的考虑。尤其在当代，战争往往不是由于物质或领土纠纷，还有很多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中东爆发的许多多战争都和意识形态有关。

然后就说到战争的极端性。战争的一个特点是，在其他场合不具有合法性的行动恰恰是战争的核心要素，那就是对生命的夺取。在一般情况下，夺取别人的生命，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几十个甚至更多的人，都是要受到惩罚的，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但是在战争中，夺取对方的生命不仅受到许可，而且是战争行动本身的目标。

下面的分类既包括战争，也包括不是战争但与之相关的集体暴力形式。

我们刚才说，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的主要形式，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战争体现为内战。二战之后，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内战变得越来越多。

还有一种暴力行动，那就是群体灭绝，英文叫genocide。很多人把它翻译成“种族屠杀”，但genocide不一定是我们狭义上说的种族灭绝；只要是以一个群体为目标，对这个群体格杀勿论，那它就是genocide，所以译为“群体灭绝”可能更准确一点。这里的问题在于，它不是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战争。在国际社会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以群体为目标格杀勿论，那在国际法上是不允许的。但这里就涉及到战争和其他类型集体暴力之间的流动性。比方说群体灭绝，在很多情况下它都是战争的衍生物。以非洲为例，往往是先爆发了战争，然后作为内战的残余现象而发生群体灭绝。如果没有国家之间的战争或国家内部的战争，群体灭绝就不会大规模发生。革命也是一种集体暴力，它的目的在于推翻既有权力的核心。它和战争本身又不一样，但也是有一定的可转换性。比方国共内战跟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是有关系的。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暴力，最终如果一发不可收拾，变成一场难以控制的行动，就有可能出现战争。

刚才说，战争并不一定以国家为唯一的参与者，但是反过来，战争的参与者肯定在某种程度上都试图改变国家政权的控制权或形式：要么是夺取国家政权，要么是让这个政权符合战争参与者的意愿。

在此你可以看出几位经典社会学家对国家的定义。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是把国家人格化了。什么意思呢？他说国家是武装分子组成的有机体——当然这不是他的原话，是我转换了一下。巴灵顿·摩尔在1966年出版了一本《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在已是历史社会学的经典之作。巴林顿·摩尔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很深，他有位很有名的学生叫斯考切波，在1979年出版了一本《国家与社会革命》。斯考切波受巴林顿·摩尔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在那本书以及她在1985年合作主编的《找回国家》中，她都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她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是不太满意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国家——或国家政权，英文叫做thestate——看成是统治阶级的傀儡。当然，我这里说得比较直白，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不值得分析的单元。但是斯考切波不同意，她认为国家一旦成为一个组织，就有了自身的逻辑，就不能简单地说是由统治阶级内部的几个掌权者所操纵的工具。当然，我们不能忘了韦伯对于国家的定义，也就是暴力活动的垄断者，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定义了。

下面我想简单梳理一下从古典社会理论到当代社会理论对于战争的理解。关于战争的一些观点，这里说的很多地方都是点到为止——下面说的任何一个人，甚至任何一本书，都可以单独写一篇文章。欢迎有兴趣的同学接下来做一些深入的研究。我前面提到的那本《战争与社会思想》，那里面说的比我说的要深入得多。

我引用了约阿斯和克内布尔在《战争与社会思想》第一页的一句话。他们说：“只需一瞥1945年之后的社会学……我们就会注意到暴力和战争对其产生的影响是多么的微乎其微。”这本书原文是德文，后来有了英译本，现在又有了中译本。它用了一个词“对战争的抑制”（Kriegsvedrangung）；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本身对战争有一种内在的抑制冲动。这个词有点精神分析的色彩，作者也承认。但有一个问题，他们用了这样一个词，却并没有从一个分析框架上进行解释，为什么会产生对战争的抑制，而只是一种描述。这本书写得非常好，但是对于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贯彻得特别好；或者说，他们抛出这样一个概念，却没有真正提出一种有解释力的理论。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学缺乏对战争的系统分析，那我们就要对这个现象进行初步的解释。迈克尔·曼也是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启蒙运动故意遗忘了战争。其实我觉得这个本身是需要解释的，是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好的题目，但迈克尔·曼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首先这个立论到底成不成立？前面说的爱尔兰社会学家西尼沙·马尔塞维奇在那本书里对约阿斯和克内布尔的观点是有一些不同意见的。他认为古典社会学其实有非常多的关于战争的论述，真正的节点是二战，也就是说战争是在二战之后退出了社会学的核心。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个人其实有点“骑墙”。我觉得古典社会学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战争社会学思想，约阿斯和克内布尔也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二战之后的社会学，战争至少不再是它所关注的核心内容，这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我觉得这个问题跟社会学本身的发展历程，包括社会理论的起源和演变，包括社会理论的构造，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你要理解战争，包括战争为什么慢慢地淡出了社会学的核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要写一部关于社会学，至少是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做一项思想史的研究。

当然，思想史或知识社会学研究本身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是内部视角，一个是外部视角。约阿斯和克内布尔的书是一部思想史，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内部的视角。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写过一本《学科的混沌》（Chaos of Disciplines），这是一本知识社会学的书，也与社会思想史有很多的关联，是内部视角写作的典型。阿伯特在这本书里没有重点谈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流派，也没有谈人际纷争或派系斗争，或者说哪个人成为整个学科的霸主，他更偏重于探讨思想的内部分化。例如，这本书有一个“分形”（fractal distinctions）概念，指的是任何一个方法或者理论都会产生无限的循环，就好比所谓定性和定量，定性中又会出现一个偏定量的定性和偏定性的定性，定量又有偏定性的定量和偏定量的定量，这样无限的分割。我的博士论文讨论中国的“左右之争”，写作中借用了阿伯特的图示，意在说明中国的思想圈其实也是“左右分形”，然后“左”里面又分了进一步的“左”和“右”，“右”里面又分了“左”和“右”，这是一种无限的循环。但是，阿伯特没有做明确的解释，而只是提出这样一种现象，说明这是学科知识本身不可避免的分化。我认为这是一种内部视角。布尔迪厄在我看来更多是一种外部视角，他用场域概念来描述符号资本争夺。我认为上述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在做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时候，这是我们可以借用的一些理论武器。

第三个原因是历史的偶然性，或者说或然性或盖然性，也就是与德国的战败有关系，这里我认为西尼沙·马尔塞维奇的观点其实有道理，约阿斯和克内布尔也并不否认，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德国关于战争有很丰富的社会思想。当然这是不是狭义上的社会学，可以再商榷，因为德国的社会学与我们后来看到的当代美国社会学不太一样，它有很多历史的维度。战争从社会学中消失，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历史原因，也就是德国二战战败，卡尔·施米特因此成为战犯，包括其他几个人——虽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在二战之后，有的人在一战之前就已经去世了，但是一战和二战对于这些人都是有影响的。帕雷托是意大利人，在当时影响到墨索里尼，奥托·欣策作为历史学家在当时的名气非常大，还有路德维克·龚普洛维奇（Ludwig Gumplowicz），他们在当时影响非常大。但由于德国战败，美国的社会学在二战之后成为全世界的霸主，这些人的影响力也随之消散。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到底这些人是被有意压制还是被无意中遗忘？比如哈里·埃尔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他是一个美国人，当代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时候，他是美国社会学界的一个风云人物，大家不妨查一下他的资料。我在美国的时候花了不少功夫把他当年出版的一些书都收集齐，有一些非常有价值，比如出版于1937年的三卷本《西方思想与文化史》（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在当时非常畅销。他对于历史社会学也有很多开拓性的分析，还包括社会思想史。但是在当代，他是被一个忘却的人。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是我认为至少有一个原因就在于战争。为什么？这与前面说的几个德国人也多少有点关系。巴恩斯在二战之后替纳粹辩护，所以在1945年之后慢慢被逐出社会学的主流，等于被主流学术圈肃清了。

我认为战争从社会学中消失有一些历史的特定原因，这不是历史的必然性。我们在进行一些知识社会学分析的时候，都要考虑到这些内容。例如说迈克尔·曼，他主张自由主义这种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至少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包括我提到的二战之后成为主流的美国社会学，是故意忽视了战争。所以我认为偶然性也是我们要考虑的原因。

关于启蒙，我想其实这里还与社会学的产生有所关联，因为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它的一个隐含参照系是资本主义，这不需要否认。我无意参与本土化的大合唱，但就社会学理论的起源本身来说，其实一直到当代，它的一个隐含的称谓就是资本主义理论，这是我们是不能否认的。迈克尔·曼也说过，在资本主义的理论中，资本主义和战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种和平主义的思路占有优势地位。我后面会提到有一些人主张资本主义和战争有一些不好的关系，但这些人都是比较边缘的社会学家。

再到社会学的去历史化的问题，这是一个有关社会理论构建的问题，我这里引用了一本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很经典的冲突理论著作，刘易斯·科塞（LewisCoser）的《社会冲突的功能》（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后面这两页目录是我拍的照片，可能不太清楚，但我想说的是，战争是一种社会冲突，但这样一本关于社会冲突的经典著作却没有真正提到战争，战争甚至都没有出现在目录里。科塞谈的是各种抽象的社会冲突，不管是小范围还是大范围的冲突。在社会理论上，科塞想打造出一种普世性的社会理论，一种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情境的抽象社会理论，因此很多时候战争就被泛化为一种社会冲突，这样做有得必有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助长了社会学的非战争化，助长了这样一种趋势。

我这里简单列了三本书，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对于战争的研究非常多，第一本书是一位英国当代哲学家A. C. 格雷林（A. C. Grayling）写的；第二本书不用我说，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Waltz）是国际关系理论大师，《人、国家与战争》也有中译本。第三本书是军事史专家杰里米·布莱克（JeremyBlack）关于战争史的分析。其实关于战争的研究非常多，但是社会学家系统地论述战争不是很多。

下面这本书是这个牛津大学出版社几年前出版的《牛津战争研究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War）。最近一二十年以来，英文社会科学界突然出现了一波出版研究手册的热潮，特别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黑色封面的研究手册，我想很多人都见过，总体来说质量最高。

其实就这本书来说，我个人觉得在这套书中质量相对差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本书还是非常权威的战争研究手册。这本书里面有几十个作者、几十个章节，但没有一个章节由社会学家执笔，也没有一篇或一个章节真从社会学角度来探讨战争问题。

所以我再度引用约阿斯的话：“正如刑讯和游街必须从刑法中排除出去一样，战争和一切针对人身或事物的暴力也必须从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中清除出去。”（约阿斯、克内布尔，2017：4）这似乎是当代社会学的隐含认识。

这里面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被视为已经灭亡或者即将灭亡，那相关研究的衰落就很难避免了。如果我们从19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出发，把战争看成现代性的残余，随着历史演化和社会进步，未来的大同社会肯定是一个和平社会的话，那研究过去的东西做什么呢？所以这种研究的衰落不可避免。

其实这也类似于宗教社会学曾经在当代社会学中的相对衰落。宗教社会学最近又相对复兴了一些，但在那之前宗教社会学是一个长期边缘的领域。为什么？因为在世俗化理论看来，宗教是一个即将灭亡或者肯定灭亡的东西。我曾经在纽约城市大学选了一门课，授课老师约翰·托毕（John Torpey）当过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部的社会学系主任。他说他曾经想引进一位做宗教社会学的社会学家，因为宗教社会学很重要。结果在系里大会上提出来时，其他老师的面部表情就好像他刚放了一个屁一样，这听起来很粗俗，但的确是他的原话。怎么会想引进宗教社会学这样很过时的研究领域的学者？同事们是这样想的。

其实关于知识分子研究也是一样。为什么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包括知识社会学，相对衰落了——至少在美国相对衰落了？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和知识社会研究在六七十年代非常热门，它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涂尔干。一个原因是在当代美国，很多人都不知道知识分子是哪些人——随着学术建制的固化和学术领域的细分，学者和知识分子被认为是两类人，这样一来，你的研究对象就不复存在了。

早期理论不做赘述，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激起了很多讨论。此外还有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以及格劳修斯（Hugo Grotius）的《战争与和平法》。约阿斯与克内布尔是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开始的，我认为这有道理，因为真正持续地影响后人讨论的，正是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

《利维坦》更多的是一种演绎式分析。霍布斯提出一个自然状态的理论假设：由于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因而自然状态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战争状态。这种战争的、无政府的状态非常可怕，每个人晚上睡觉都睡不好，担心别人把他杀死。那么，在这样一种非常可怕的自然状态中，他推演出国家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强大的权威存在，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害怕战争，所以要达成一种契约关系，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内在的逻辑问题：一个国家内部的自然状态，也就是和平状态，并不等同于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按照霍布斯的说法，要实现和平，国家内部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威，但如果国家之间也有自然状态的话，那如果出现了几个强大的集权国家，它们之间又如何达成和平？因此，国际秩序和国内秩序在逻辑上存在一些张力。关于这一点，也就是社会内部自然状态和国家间自然状态的张力问题，霍布斯并非完全没有提到，但是他没有给出一个特别好的答案。

霍布斯之后便是自由主义在18世纪开端的发展，这里必须要谈到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霍布斯之后，理论家对于霍布斯的人类行为动机假设有很多修正。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一章就反驳霍布斯，他说所谓的自然状态没有道理，因为霍布斯没有意识到，只有在社会组成之后才有可能发生战争性的武力冲突。也就是说，战争是社会的一个后果，先于独立的个人，是先有了共同体，然后才有了战争，而不是战争源于人，或等于自然状态本身。此外，孟德斯鸠提到贸易对于和平的促进作用，这里的说法一直影响到我们当代对于战争的理解，收入“经典与解释”丛书的《孟德斯鸠的自由主义哲学》对此有所探讨。

孟德斯鸠提到，贸易精神对征服精神有克服作用。凡是习俗温良的地方必定会有贸易，有了贸易习俗就必定温良。什么意思？就是说与经贸，也就是大家互相做生意相伴随的是战争越来越少。简言之，经济或者财富的增长有文明开化的作用。这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社会机制，一个中层解释，尽管他没有用中层这个词。对他的第二种解释是一种所谓的相互依存，也就是说，如果两个国家更多出于功利主义或者说实用主义的考虑，如果两个国家彼此依赖，他们就不太可能投入战争。

这之后就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几位代表人物是大卫·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可能了解亚当·弗格森的人少一点，但实际上他对社会学理论有很多内在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值得我们探讨，特别是很值得做社会学理论的人来进行探讨。我在和自己的博士生讨论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曾建议他做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学分析。

简单地说，当代所谓的社会学三大家，即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这种说法的形成不是一个自然过程。社会学并非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突然出现这三个人，之后我们就有了现在所看到的社会学理论。例如亚当·弗格森，他的很多书影响了后来者，但自己却被人遗忘。因此，我们需要在当时的情境下理解社会学理论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想，用约阿斯与克内布尔（2017：29）的话说，“与孟德斯鸠的作品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关注的并不是必须解释其‘本质’的政治统治的类型，而是实际的社会过程。”当然，他们对战争也有很多探讨，例如说军队的职业化问题，或说军队是否需要维持职业的设定或者说常备军。首先，对这一话题的探讨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很大程度上，这与社会学早期对于社会分工的探讨有关，而社会分工的话题也是涂尔干乃至古典社会学主要讨论的问题。

其次，苏格兰启蒙运动把它理解为美德与资本主义如何兼容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有了社会分工以后要不要有职业军队的问题。可以看到，苏格兰启蒙运动有一些非常模糊的，或者说非常朦胧的社会发展理念。这里隐含的意思是，随着社会演化一步步演化，到了一定的阶段，战争会慢慢变少。苏格兰启蒙运动没有采用霍布斯的演绎论证，相反，在我看来它是一种经验研究，或者说是一种历史研究，更多从历史的角度来论证。

例如休谟，他在收入《休谟政治论文选》一书的《谈民族性》一文中谈到了贸易的美德特性，也谈到了财富和知识对于战争的抑制作用。当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对这些问题探讨得更加详细。

亚当·弗格森的代表作是《文明社会史论》，中译本至少有两个，该书英文题为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中译本把civilsociety翻译为“文明社会”，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这个词与我们当代说的“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有微妙的区别，它更多涉及到文明，即civilization。弗格森提到了激情和荣誉之间的关系，这种社会学思想值得探讨。它跟前述霍布斯对战争相对机械和简单的理解不太一样，弗格森的主张我觉得甚至可以用社会机制来进行解构，他对于贸易社会有些怀疑。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再展开。

18世纪后半叶，我们必须引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这里的一个背景在于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随着殖民扩张，很多所谓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家转而支持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动，他们为帝国主义进行辩护，这是一个思想背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第一章就说：“战争不是一种人对人的关系，而是一种国对国的关系”（2018：9），这是他非常有名的论断。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在战争中，士兵代表的不是个人，比方说敌国打仗中的两个人，相反，这两个人还可能是私人关系中的好朋友。但是一旦代表两个国家打仗，他们就代表着国家之间的利益。然而，卢梭又说理解战争要跳出国家；换言之，战争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能只是从国家的角度考虑。在他看来，社会秩序和国际和平是两回事，这里就可以看出我刚才所说两种不同类型的自然状态，一种是国家内部的自然状态，一种是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它们之间存在张力，卢梭看到了这一问题所在。

卢梭的《政治制度论》已收入“经典与解释”丛书，这本书其中一篇文章题为《论战争状态》，卢梭在这里谈到了战争的可怕后果，并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论断，而这个论断与霍布斯恰好相反。简单地说，霍布斯认为和平源于战争，但是，卢梭认为战争源于和平。具体说来，卢梭认为人类的本性是一张白板，和平才是真正的自然状态，战争是人类为打造和平而做的各种准备。卢梭这里的观点可总结为人类之所以有战争是因为人类害怕战争，这看起来是个悖论，他的很多观点值得进一步探究。

在卢梭之后，康德（Immanuel Kant）也做出若干关于战争的讨论。在《论永久和平——一项哲学性规划》这篇收入《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的文章中，康德对和平提出若干构想。

首先，康德赞成霍布斯的演绎法，认同所谓自然状态，他也说人是一种需要主人的动物，因此需要社会契约。但与此同时，康德在此又想把经验研究和规范探讨结合在一起，这与后来的哈贝马斯有所相似。具体说来，他认为自然状态，或者说“非社会的社会性”，是一种不道德的状态。这就是说，他一方面认同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但是并不赞同霍布斯认为这种状态不存在任何规范性的看法，而是坚持认为这种状态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是不道德的。正因如此，他提出了国际联盟的构想。此外，康德还提到战争对自由的促进作用，以历史上的帝制中国为例，他认为正是因为缺乏战争，所以帝制中国才缺乏自由。尽管这个观点看上去非常荒谬，但这或许正是我们后人可以将其适当社会学理论化的内容，例如说进行社会机制的重构。

在康德之后，克劳塞维茨（Karl Phili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是一位绕不开的人物。作为一位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普遍被认为是一位军事理论家或者战略家。遗憾的是，很少有人把他看成是社会理论家或政治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本人曾参加过几次战争，甚至在普法战争期间当过战俘。在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认为战争与普通民众没有关系，因为战争只是国王的战争，只是那一群掌权者所发动的战争。但克劳塞维茨不太赞成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战争是一种全社会的现象。

克劳塞维茨的代表作《战争论》有句名言：“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2020：18；第三卷页110）。事实上，无论是该书第一卷的开头还是第三卷后来的部分，都不止一次做出同样的表述，也就是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这里的意思是，若要理解战争，不能只从军事战斗的角度来考虑，因为战争是政治交往的延续，也就是说战争服从于政治的目的，战争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就是一种社会活动。

不难看到，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的理解颇具当代色彩。我们可以说战争与其他利益相冲突的唯一区别就在于战争会有流血牺牲，写作《意愿的冲撞》的罗杰·古尔德可能会在这方面同意克劳塞维茨的看法。通过把战争看成政治的延续，克劳塞维茨批驳了同时代人一些对于军事定义比较机械的看法。试举一例，比格认为要确保战争获胜，就必须从军队作战的基线末端所画的线在物镜上形成的角度不小于90度，还要干扰对手通信，换言之，需要在敌军里有内应，而自己这一方要确保没有对方的间谍。这是一些关于战争和军事战略的比较机械的看法，克劳塞维茨则认为上述观点并不可靠，因为在战争中一切都可以变动。在他看来，战争是一场社会互动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克劳塞维茨，他拒绝提出一个简单的、机械的定理就不奇怪了。

随着19世纪的来临，西方社会也进入了一个自由主义的长世纪。19世纪相对和平，当代频繁提及的自由主义理念正是从这个时候成熟起来的。此时的一个代表人物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他把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连接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自由主义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帝国主义扩张进行辩护。密尔划分开文明和野蛮，认为随着文明的演进，野蛮人越来越少，而随着文明人对野蛮人的征服，历史的演化会导致战争会越来越少。不难看出，这是一种乐观的精神。

相对而言，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观点更加复杂。他一方面看到了财富或贸易对于战争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一些在我看来具有社会机制色彩的中层解释。例如，他谈到了民主对于战争的激励作用。这是什么意思呢？托克维尔从军人地位的角度出发，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实现了民主，也就是一个社会民主化之后，军人在这个社会中的作用就会相对降低；但是军人本身希望自己的地位升高，军人本身有打仗的动机，因此，一旦民主实现，人人平等，军人就更希望凸显自己的地位，他就更会有战争的冲动。我认为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值得我们后人探讨的命题。

在孔德（Auguste Comte）相对机械的历史阶段论中，在当时其他一些法国社会学家对战争的理解中，可能存在着所能见到的最为乐观的，或者说最为简单的一种看法，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这位英国社会学家的看法会稍微复杂一些。孔德提出了尚武社会和工商业社会的对立，斯宾塞同样看到这一点，他把孔德的说法借过来，并且反过来对孔德的反个人主义提出诸多批评。因为斯宾塞本人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他看到了战斗精神和贸易精神有着交替循环作用，贸易精神不是简单地随着社会进步取代战斗精神，而是一个时期以贸易精神为主，另一个时期以战斗精神为主。但如果结合斯宾塞本人的历史观考察，我们会发现这又跟他本人的历史阶段论相矛盾。部分原因在于，斯宾塞本人的产出非常丰富，其前后理论很多时候不太一致。

马克思的思想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影响了后来的冲突主义，包括前述刘易斯·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但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对于战争的理解，至少古典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是非常乐观的。因为马克思强调工业资本主义的超越性，认为工业资本主义超越了国界和民族的特性，而一旦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很可能军事冲突会越来越少，到了共产主义这一大同社会甚至就不再有军事冲突。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说暴力只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部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提出军事活动只是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这跟他们的阶级理论关联甚深，所以至少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里面，战争本身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地位。相对说来，列宁和卢森堡等人对于战争的讨论会更多一些，或者说有更正面的论证。由于内容过多，且比较复杂，这里不过多探讨。

到19世纪末，社会学进入美国。起初的代表人物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他任教于耶鲁大学，是美国第一个开设社会学课程的人。萨姆纳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和斯宾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他主张适者生存，这使我们想起斯宾塞。他提出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关系问题，这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当代人所说“群体边界”的现代概念，也就是说，内群体需要有一个外群体来映射它，外群体会促进内群体身份边界的形成。他同时还强调战争的组织性，这对后来的军事社会学产生了影响。然而，萨姆纳不如斯宾塞那么乐观，他甚至预言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从历史来看，他的预言比斯宾塞更加准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社会学中，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和平主义色彩可能是最浓厚的。可能正因如此，他对于战争的理解，或者说对于国家之间的战争的理解，可能是相对最幼稚的一个。涂尔干对战争理解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过于强调solidarity，即“团结”，他用这个词来分析暴力冲突或者说有组织的暴力冲突。

相较于涂尔干，韦伯（MaxWeber）对于战争社会学的影响更大，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代。一方面，韦伯战争思想的关键在于，他把暴力视为最重要的政治手段；另一方面，韦伯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强调民族之间的竞争乃至战争，并且视民族间竞争为历史的主要推动力，这些观点不难阐发出和战争相关的思想。此外，如前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有很多关于战争的理论，但二战之后，美国相对具有和平色彩的理论取代了德国相对丰富的战争理论。

这里有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谁能成为后世知名的社会学家？例如，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到了当代虽然还是有一定的名气，他关于犹太人的研究、关于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研究等等，仍旧为人所知，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影响力远逊韦伯。这就涉及到学科确立经典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与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为什么战争在社会学中边缘化有关，很多深入研究战争的人都被边缘化了，包括桑巴特，包括前面提及的意大利社会学家，这些学者因为各种原因都不是我们当代人所说的社会学的主流。

又如，涂尔干在今天被公认为现代社会学三大家之一，但是在100年以前，涂尔干的地位肯定是没有那么牢靠的。《模仿律》的作者加布里埃尔·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在当时的名气不低于涂尔干，而且当时英美的社会学家是吧涂尔干作为社会学的反面典型的。还有一些美国的社会学家，例如莱斯特·弗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等，在当时都很有影响，但今天也几乎被人遗忘。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今天已为众人所知，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施米特的论述又特别粗糙，他所谓的敌我划分强调战争就是战争，不需要对它进行内部探讨，因为战争就决定了所谓的紧急状态，它是out there，不需要对它进一步细分。这种观点其实非常反社会学，因为在战争的发展过程本身，内部就有不同的行动者，例如内部的主战派和反战派。如果从施米特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对战争进行更进一步的细分。

雷蒙·阿隆（RaymondAron）可能是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唯一能和美国社会学家相抗衡的欧洲社会学家。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欧洲的社会学其实没有产生太多的经典著作，阿隆或许是唯一的例外。但在当代，只有很少的人阅读雷蒙·阿隆，包括《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其实不管在英文学界还是在法文学界，该书刚出版的时候引起了很多讨论和批评，但法国现在读它的人可能会比较少，英文学界读它的人就更少了。这其实比较遗憾。

回到美国同期的军事社会学，如上所说，美国学界二战之后出现了一个很细分的领域，叫做军事社会学，不管是叫military sociology还是sociology of military。然而，这个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抑制了社会学对于战争的思考，为什么？因为军事社会学成为了一个非常狭隘的、在我看来是组织社会学内部的一个分支研究领域，变成了具有组织社会学色彩的研究。例如说社会学家萨缪尔·斯托弗（Samuel Stouffer），他专研二战后的美国军人，在当时影响非常大，提出了参照群体理论（reference group theory）——这个理论后来被罗伯特·默顿发扬光大，产生深远影响。斯托弗的代表作是《美国大兵》（American Soldier），这本书研究如何提升军人的士气。后来，芝加哥大学70年代的系主任莫里斯·雅诺维茨（Morris Janowitz）也对军事社会学做出很多贡献，但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在一个军事组织或者说部队内部如何进行效率优化，如何提升士气，军队如何才能打出胜仗？

当代军事社会学的最新议题是什么呢？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时期，美国军队中出现了“Don’t ask, don’t tell”政策，这是关于军队中性少数群体的政策。这一政策效果如何？军是社会学有很多研究。关于军事组织、军队方面的研究是当代军事社会学的主流，但它非常狭隘，把战争本身抛在一边，因此，我认为这种思路本身对战争社会学产生了抑制作用。

米尔斯（C. Wright Mills）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权力精英》，当时影响非常大，但他属于少数派。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具有好战性，因此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永恒的战争经济”。米尔斯认为，美国当代的文职官员中很难产出很有能力的官员，不同类型的精英在竞争的时候，最后获胜的往往是军队里的权力精英；到最后，一个国家，比方说美国，很可能为军队精英所主宰。但是米尔斯去世较早，他研究的内容昙花一现。到了70年代，英国出现了一波研究国家理论的人，他们大多属于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但是他们也很少有人直面战争，战争仍然是很边缘的议题。

最后，我想讲一下当代战争社会学的三种进路。这只是我的粗浅划分，肯定不只是这三种。

第一种是福柯主义，这是我造的一个词，可能不太成熟。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75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结集出版为《必须保卫社会》。在第二次讲课中，他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政治是战争的延续”倒转过来，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政治是战争的延续”。这跟福柯对于权力的探讨、与他的整个毛细血管的权力理论有很多关联。汪宏伦主编的《战争与社会：理论、历史、主体经验》的第一章，也即郑祖邦执笔的《战争与社会理论：一种现代型的视角》，对福柯倒转克劳塞维茨名言有着非常详细、很有意思的探讨，值得深入阅读。由于福柯对当代社会学的影响持续不断，我相信这一路径肯定会激起更多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将和他的权力理论交织在一起。

第二种进路可能与历史社会学的关系更多，也就是新韦伯主义。当然，什么是新韦伯主义，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定义，不同学者用这个词表示不同的含义。我想强调的含义与韦伯对于国家和暴力的定义密切相关——国家垄断了暴力。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大批美国历史社会学家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例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名著《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当然，这本书出版之前，蒂利就讨论过战争和国家形成之间的关系，在1975年出版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中说：“国家发动战争，战争形塑国家”，他在这本书中就看到了战争和历史上欧洲国家的政权打造之间的相互促进的作用，因为国家必定要征税，为了打仗必须要征税，征税本身正好是国家形成的内部政权成熟的一个过程。新韦伯主义进路的研究影响了当代很多人和很多研究领域，对于地缘政治、对于军事组织等，斯考切波、迈克尔·曼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新韦伯主义者。

第三种进路可以称作文化主义，这个词也不一定好，但意涵明确，指的是从当代文化社会学角度出发的探讨。这里的文化社会学更多的是指cultural sociology，而不是sociology of culture。大家如果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的话，可能知道，sociology of culture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所谓的“弱纲领”，而耶鲁大学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主张用cultural sociology来替代sociology of culture，在他看来，文化社会学不是社会学的分支，而是从文化的视角看待社会学议题，这其实跟蒂利以及赵鼎新老师对于历史社会学的界定有类似之处。文化主义进路的代表作之一是亚历山大当年的学生，现在也是他在耶鲁大学的同事，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于2005年出版的《为何而战？》（Why War？The Cultural Logic of Iraq, the Gulf War, and Suez）一书。这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的一本书，是很有意思的关于战争的文化社会学分析，使用了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史密斯比较了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他想说明，在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社会的内部，都有不同的战争叙事，我们要关注的不只是战争的物质层面，因为战争不只是打仗夺取生命的过程，它还是一个意义解读的过程。这就涉及到对集体记忆的研究。

与此相关的另一本书是日本学者桥本明子的《漫长的战败》，该书也受这种理路的影响，研究二战之后日本国民关于日本战败之后出现的三种不同类型的记忆。作者认为，日本不存在统一的集体记忆，而是存在三种互相竞争的记忆。我相信文化主义的思路会激起更多进一步的研究，例如朝鲜战争、中日战争、国共战争，都有很多的战争记忆，这些东西很值得探讨或者做文化解读。在当代，战争的阴影无处不在，如果确实如此，那我们在当代对战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叙事、什么样的故事呢？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分析。

交流环节

问：关于日本的三个战争记忆的建构，请问老师这是一本什么书？

李钧鹏：这是理想国引进的一本书，标题叫《漫长的战败》。这本书没有写得那么完美，但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书，作者桥本明子是匹兹堡大学退休教授，深受亚历山大的影响，这本书具有浓厚的文化社会学色彩。

问：从战争内部来看，战争隐喻能不能算作一个比较小的切入点？有观点认为战争隐喻是建国基础。

李钧鹏：我没有完全确定你的这个含义是什么。比如说在当代，似乎这是一个和平的时代，至少中国很多年没有陷入战争，当然局部的、边境上的、小范围的中印冲突先不说。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是感受不到战争的阴影的。如果你想说的是隐含的战争要如何理解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不能简单地抛开战争来理解当代社会。我记得汪宏伦老师甚至说当年的很多战争，比方说中日战争甚至是中朝战争，很多时候对于当代都仍然是有影响的。我觉得这有道理，值得进一步分析。我记得曾经读到过一本书，尽管它不是谈中国，而是谈世界历史，但那本书主张一战的影响至今也没有消退。

问：有同学刚才问怎么学习战争社会学。文献怎么找、怎么读？

李钧鹏：我觉得比较好的办法是从几本相对简单易懂的书读起。我现在手里有本书，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米格尔·森特诺（Miguel Centeno）和他当时的学生埃莱娜·恩里克斯（Elaine Enriquez）合写的一本书，是本科生教材，叫《战争与社会》（War and Society），是Polity出版社出版的。我其实觉得这本书写得挺一般，但作为本科生教材值得一读，浅显易懂。像这种书里面出现的文献，我觉得都可以作为你的出发点。我觉得这是个滚雪球的过程，你慢慢来，读到一定程度很多东西都可以串起来。我一直觉得社会学理论其实是一个悟的过程：积累到一定量之后，可能某个时刻你就会忽然悟出来，当然不是那种简单的顿悟，没有那么截然分明，但是在一定阶段，你忽然发现之前看不懂的就能看懂，就能串得起来，但是这必然要求你有一个非常大的阅读量的积累，可长可短，但至少是有一定时间的阅读积累。我觉得你可以从网上找一些课程大纲，相关的内容都是可以进行探讨的。其实刚才我还忘了说，关于战争的研究还有很多其他的思路，不只有我刚才说的那三种思路。我再随便举点例子吧，包括我之前说的很多被我们遗忘的社会学家，或者是说没有得到正视的社会学家。比方说，我的手边就有关于埃利亚斯的一本书，叫《诺贝特·埃里亚斯与暴力》（Norbert Elias and Violence），这是后人主编的一本书，谈埃利亚斯关于暴力的一些思想，里面至少有一两个章节谈到战争，今天我没有提这本书，但我觉得埃利亚斯的很多思路同样可以用社会机制的框架来重新构造出来的，值得这样做，当然我自己还没有做出来，但我觉得是可以做出来的。再比如这本《血腥的复仇》（Bloody Revenge: Emotions, Nationalism and War），作者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是微观社会学家，原来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教书，叫托马斯·舍夫（Thomas Scheff）。他这本书倒不是专门谈战争的，你看它的副标题的最后一个词是战争，它谈各种各样的暴力冲突。我觉得是很有想象力的一本书，它是从情感的角度来谈战争，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做的领域，你把微观的东西和宏观现象结合在一块，可以探讨一下战争中的情感问题，其实这里面都可以做很有意思的理论社会学的研究，我觉得完全可以做博士论文，甚至是一个硕士论文的选题的。

问：谢谢李老师，您刚才的解说刚好也回答了几位同学的问题，因为也有同学问到说微观视角和战争社会学的关系，还是很有启发的。

李钧鹏：我觉得国际关系理论和理论社会学如何互相借鉴就很值得研究。我刚才说汪宏伦老师十多年以前就在台湾的刊物上写文章谈到这个问题了，英文学界的探讨就更多了。但我觉得这方面还是值得做的，因为这方面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喊口号喊得多，真正探讨这两个领域到底如何互相借鉴的都不是很多，更不用说更成熟的理论和经验结合的问题了。我知道有那么一些人，可能是政治学做的多一点，比方说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他是国际关系的学者，但是很关注历史社会学，写出过几本书在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研究生问我：历史社会学有哪些值得做的前沿问题？我当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跟国际关系相交叉的问题，而且我现在还是这么觉得，虽然至少一二十年前就有人喊过这方面的口号了，但是还是梳理得不够。而且这方面一直好像是国际关系的学者谈的更多一点，比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国际关系的社会理论》，这本书是经典名著，国际关系理论里面很有名的一本书。他谈的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一块还是做的很不够，我觉得国际关系学者对于社会学理论的介入在我看来还是非常粗糙的，还是可以进一步再往下挖掘的。那反过来说，社会学对于国际关系学的借鉴就更加少，我觉得这块做的更少。你比方说，迈克尔·曼涉及国际关系学的东西稍微多一点，包括查尔斯·蒂利。但总体来说，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够的。反过来说，历史社会学的人借鉴国际关系学者的东西就更少。所以我觉得我前面引用的那本书《国家与战争》，肯尼思·华尔兹的那本书，那里面是有非常多的、非常细致的理论探讨。大家都知道，国际关系这个学科至少在十年前，最新的我不是专家我不敢说，但至少在十年前，它是社会科学里面少数的几个真正的理论占有主流地位的一个研究领域了。华尔兹的书中有很多的理论探讨，包括对卢梭的探讨，这些理论的探讨非常丰富。就这方面的研究而言，学科边界是人为的东西，很多时候是可以打破边界，放在一块进行理论整合的。

问：有很多同学问国际关系跟历史社会学的关系。还有同学想了解怎么看待国家、暴力、军事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有的同学说有一些暴力甚至军事是跟国家没关系的。也有同学问到说，战争是不是总是和合法性或正当性联系在一起，所以怎么看待国家、暴力、战争的关系呢？

李钧鹏：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很大程度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条研究进路，就是新韦伯主义者重点探讨的问题。虽然查尔斯·蒂利本人是不太赞成那种狭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但他的很多假定又是这种理性的行动者，包括国家作为一个行动者也是追求理性。我觉得制度可能是当代的战争研究或者至少是战争社会学的研究中最主流的研究领域，衍生了非常多的研究。但问题是这一块研究中，咱们关于中国研究的做得少，因为都是以西欧做的比较多。我刚才说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森特诺，他是古巴人，他当年就写过一本书探讨拉丁美洲，一方面他是建立在蒂利关于战争与国家关系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又对他进行很多修正，他是利用拉美的个案对于蒂利基于西欧的个案的独特理论框架进行修正。那本书叫做《血与债》（Blood and Debt），debt就是国家借债，是国家建构的一个象征，blood就是战争，他探讨了二者之间复杂的关系，而且对蒂利提出令人直接挑战。这本书写得非常棒。蒂利有一次给我们上课还专门夸奖这本书，他说这本书是在挑战我的理论，但是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非常赞赏这本书。那反过来说，用中国的经验材料做，成果还不是很多。蒂利的学生许田波有一本，赵鼎新老师就不用说了，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够。赵鼎新老师关于春秋战国的研究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其实就是广义上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你如果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说，为什么国际关系学者探讨战争探讨得多呢？因为在国家之间有一个现实主义的主流假定，这个假定就是无政府状态，那如果是无政府状态的话，国家之间就容易爆发战争。当然这里面就越说问题就越多了，包括在当代还是不是这种无政府状态呢？随着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地出现，这里面有很多可以探讨的问题。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个问题会引出下一个问题，我觉得很难给出一个完美的解释。

问：有位同学问，战争社会学如果延伸到当代的话其实是跟暴力没关系的，比方说贸易战、信息战，那么怎么看待这些战争的形式呢？

李钧鹏：这里就涉及到战争的定义问题。我个人认为在这一块还是要保守一点为好，就是说除非你能给出一个特别好的理由，而我目前还没想出一个特别让我信服的理由来说明他们可以相通或者说可以用同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我觉得贸易战、信息战甚至包括我们说的文化战，这些跟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不是一种性质上的东西。我个人觉得还是把它们截然分开的为好，因为我刚才说的战争，它是一种极端意义上的政治行动，对吧，它是要夺取人的生命，这是它的内在的一个维度。那信息战、贸易战这些东西，我觉得和战争是不太一样的。当然是不是有一些相通的概念可以进行分析，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边界要把握得好一点。其实这就跟社会运动一样。社会运动在过去，比方说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蒂利他们的主流框架认为社会运动是政治运动，是有明确政治诉求的。但是到了当代，很多人把文化运动也说成社会运动，并且用同样的框架，比方说用政治机会的框架来探讨文化运动，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成果，但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对于这个边界我们还是要有所认识，因为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内在的机制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问：好的，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有位老师问，谈到了战争社会学，那它有涉及到市场的部分，也有涉及到国家的部分，那么在这之外的作为公民意义上的社会的这一部分跟战争是如何结合起来的呢？

李钧鹏：首先，克劳塞维茨很可能会赞同你对于社会的这样一个视角。比方说，从我刚才讲的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它就探讨战争在社会维度的投射问题，不是只是探讨简单的几个国家之间的打仗。我刚才说的史密斯的那本书，它没有谈具体的战术、战略或者战场上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它谈的是一个国家内部对于战争的叙事，如何理解战争。想一下美国，为什么美国对于战争这么敏感，它有它内部的文化，它有它的战争叙事，包括当年的越南战争，那是深刻影响美国的国民性格或者说它的政治文化的，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样。为什么日本它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愿意承认日军的侵华，他们的靖国神社在我们很多其他国家看起来都是很难理解的东西，很多时候你要通过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我觉得它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维度。所以这一块就不是狭义上的军事冲突，就不是分析两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或者战场上的战役问题的。那一块是有非常多的研究的，我的手头其实都是可以拿出很多这样的书，你看我的手头就有一本《关于战争，我们知道什么？》（What Do We Know About War？），这方面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是非常多的。但是汪宏伦老师主张的是泛化处理，我可能处在二者中间，我觉得一味的泛化也是有问题。

主持人：好，谢谢李老师，今天也占用您很多时间，然后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知识，回答了这么多问题，非常感谢。那我们这个讲座之后也会有回放，回放的信息也会在我们的公众号“Sociological理论大缸”上公布。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继续了解我们的“社会理论青年说”系列讲座，继续关注我们公众号上的进一步推送。那谢谢大家，我们下次有机会继续聊。

社会理论青年说第1讲：视频回放

李钧鹏：战争社会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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