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語】這篇金石銘文辨僞的講稿，是爲前此6月9日應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鄭炳林先生之邀所做線上講演而撰。
就我個人目前的認識而言，對自己的結論，尚略有猶豫，以爲儘管可能性很小，但仍存在判斷失誤的可能。所以，我也不會把這樣的文稿視作自己的學術代表作。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對這篇文稿所體現的研究方法，也充滿自信，自信這種研究方法追慕了顧炎武、錢大昕輩走過的路徑，即綜合運用多方面的歷史知識來考察金石銘文，認識金石銘文。我相信這是一條治學的正路，因而多年來一直積極嘗試，做一些金石銘文的研究。
我認爲，像這樣來認識金石銘文和運用金石銘文從事學術研究，是一位優秀的文史學者所應具備的基本研究能力，也是國家在評定文科一級教授時應當予以考慮的一項治學基本功。
學問行與不行，是有一些具體的內容可以考察的。絕不是說你行你就行，說不行就不行，想怎麼說都行。因爲還有學術史在。
大家好。很高興在“線上”來到甘肅首府蘭州，來到全國名校蘭州大學。感謝鄭炳林先生給我這個機會，和各位朋友交流。本來鄭炳林先生是安排我在去年秋天以肉身前來此地的，遺憾的是此起彼伏的疫情打亂了計劃，現在衹好以這種疫情中廣泛流行的新形式來進行。在感激和高興的同時，我也很惶恐。惶恐的是我們這裏是國家研究敦煌學的中心，是敦煌學研究的重要基地，來到這裏，本該向各位請教敦煌學研究中的問題。無奈我對這門國際顯學素無研究，甚至缺乏基本的瞭解，實在提不出來像樣的問題。萬不得已，衹好選了個同我們甘肅有關、但按照常理卻又實在不大該來講的問題。俗話說，罵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臉。我來到甘肅的省會蘭州，總不該講甘肅的壞話，揭甘肅的醜事兒。可對我多少有些瞭解的朋友都應該知道，我是個很傻很傻的書呆子，面對學術問題，總是要冒傻氣講真心話，想忍也忍不住；況且我實在沒什麼別的話題好說，衹好請大家諒解，來講這個煞風景的問題。
這是關於甘肅省天水市張家川縣恭門鎮河峪村的一處摩崖刻石，人稱《劉福功德頌》。銘文題署的時間，是東漢桓帝和平元年。當地有些人當然把它當個寶供着，可我卻覺得這篇石刻銘文乃是當代手藝人製作的仿古贗品。現在把我的想法講出來，講給大家聽，衹是防止它以假亂真，干擾學術研究，並不是不尊重手藝人，更不是同我們甘肅的鄉親們作對。
所謂《劉福功德頌》這篇摩崖刻石銘文，據說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被“發現”，到現在已經很多年了。可我孤陋寡聞，不知世事，直到2018年愚人節前一天，纔偶然在一本名叫《金石研究》的不定期集刊的創刊號上瞭解到它的存在。在這本集刊上刊佈的《新見東漢摩崖刻石文字二種》一文，專門對這篇銘文進行了研究，並附印了原石的照片和兩種不同形式的拓本。由於這篇銘文沒有篇題，發表這篇文章的作者，將其擬名爲《故漢陽太守劉福功德頌》，或簡稱爲《劉福功德頌》。
這種定位，雖然未必妥當，但至少是我們分析這篇銘文的內容是不是具有合理性的一個切入點。如同《新見東漢摩崖刻石文字二種》這篇文章所披露的那樣，還另有人擬議將其命名爲《河峪頌》，以與同在甘肅的著名的《西狹頌》相並比，而所謂《西狹頌》就是贊頌東漢武都太守李翕功德的“功德碑”。可見，給摩崖石刻所針對的“主人”歌功頌德，這也是研究者對這篇銘文內容的一個基本定位。這一點兒也不奇怪，因爲通讀這篇殘缺不全的文字，再來比較一下目前所知各種東漢時期的石刻銘文，如果說《劉福功德頌》還確實存在一個內在主旨的話，那麼，現在也衹能像這樣思考的人一樣，把這篇銘文的內在主旨假想爲頌揚碑主的功德。這是因爲銘文中畢竟還有“吏民追思渥惠⧄”、“⧄伊君德”、“⧄合功實配往古”這些或許同歌功頌德具有某種關聯的文句。可是，在這篇銘文中，我們卻看不到碑主劉福留存給當地何功何德，而且就連一丁點兒痕跡也沒有。或許有人會說，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篇《劉福功德頌》，文字泐損漫漶之處頗多，不足以依據殘存的碑文，對其內容做出清楚的判斷。這樣的想法，看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實際上也講不通。爲什麼呢？第一，粗略估計，損毀的文字，大致在三分之一上下。這樣，我們簡單地從統計概率來講，不大可能在剩存的三分之二左右的碑文中會根本體現不出其“紀功”的實質性內容。
關於這一點，我在《發現燕然山銘》一書裏提到的所謂《通湖山碑刻》殘片，是很能說明問題的。這篇銘文，通篇上下，原來大致應有五百字左右，無奈經過當地主管官員一番莫名其妙的折騰之後，僅僅留存下來不過一百二十個上下的字來，而且還上半句下半句的，七零八落，哪一句和哪一句都不搭不靠。儘管如此，稍微認真些看一遍這通殘石，還是不難看出其通篇的宗旨——這通刻石應是東漢安帝永初元年或稍後武威郡地方官員在整修邊防設施完工之後用以紀功的摩崖銘文。其紀功的目的以及紀的是什麼功，都有清晰的痕跡可以追尋。相比之下，我們對比一下這兩通銘文殘石的照片或拓本，大家應該不難看出，按照碑文比例來說，所謂《劉福功德頌》的殘損程度是大大低於《通湖山碑刻》的，而且這些剩存的文字也要更連貫一些。這一點，衹要不是盲人，明眼人誰都看得出來，不用再掰扯什麼深奧的道理。這樣，參照《通湖山碑刻》殘石的情況來推論相關人士對《劉福功德頌》的解讀，假若這通碑石確實是用以贊頌劉福建樹的功德，那麼，即使摩崖銘文損毀若此，我們還是應該能夠清楚地看到其功其德何在或是書銘刻石者具體想要頌揚些什麼。那麼，有些朋友一定會問：爲什麼事兒就這麼簡單呢？這是因爲每一通碑石的用途都是非常明確的，也就是說碑石銘文的指向都是朝向同一個方向的。其實這也就是中學語文老師講給同學們的“中心思想”。大家知道，在正常情況下，每一篇文章、每一部書，不管它寫得多長、結構有多複雜，作者都會設定一個簡單明瞭的“中心思想”，但其中有很多著述論述的方式和過程會比較繁複曲折，其“中心思想”也就不那麼容易一眼看到底，或者說不會每一句話都那麼直接地緊貼在其主旨之上。摩崖刻石與立碑鐫銘因有供人觀摩的紀念意義，敘述的文筆當然需要簡明扼要，儘量突出主事者的基本旨意，所以不會有太多游移於主旨之外的文字。這就是通過很少一部分殘存文字也能大致推斷碑石銘文主體內容的緣由。因此，基於上述這一般的情理，如果非要說這通摩崖刻石的主題是給漢陽太守劉福歌功頌德，那它的實際情況，也就猶如一方無字碑一樣，對這個主題未着一字。這顯然是一件相當費解的事情。
人世間說話做事兒的總體特徵，是大道理好講，實事兒不好做。從事歷史研究是這樣，編歷史瞎話也是這樣，贗造古代銘文尤其如此。幹這活兒，難就難在如何編造出從未出現過的史事來。在這裏，大家一定先要搞明白，做這種贗品並不是寫小說，所以並不能隨心所欲想怎麼編就怎麼編。也正因爲這樣，這活兒纔會有很大難度。若以爲胡亂編造容易露出馬腳，那照着現成的東西鈔行不行？這也不大行。首先是鈔來的東西沒有獨特的價值，不易從那些酷愛新史料、熱衷新史料的人身上激發出強烈的興趣；更明白地說，是那些恩公買主不願意出大價錢。沒人願意買，你還造它幹啥？這又不是藝術創作。再說，這麼做，也很容易被人查到襲用的來源。很多研究歷史的人對這“來源”二字的意義缺乏基本的認知，甚至可謂完全“無感”。那麼，這個“來源”的重要意義在哪裏呢？在現實社會中，人們寫下的每一種文字，都有特定的目的和用途，自然也會有與之相應的文體和表述形式。簡單地說，這就是特定的文體適用於特定的需求。古往今來，一向如此。這種情況，決定了贗造古代的銘文，不宜把甲類文字移用到乙類的地方。隨手胡挪亂用，在這方面就很容易出錯。譬如我研究過的一件所謂“元朔五年弩”的機郭銘文，就是把《史記》《漢書》的紀事文字鈔錄成野戰士卒所荷兵器上的紀念性銘文。這相當於把一匹汗血馬錯鬨到羊羣裏由牧羊犬趕着放，衹要你不是傻子，一眼就能看出不對頭（拙文《漢“元朔五年弩”機郭銘文述疑》，收入拙著《建元與改元》）。所以，稍微講究一點兒的手藝人，也輕易不會這麼做。不光蒙不了人，還丟人現眼，有傷自尊。這麼幹活兒，對自己的侮辱性太強。那麼，這可怎麼辦是好呢？生活就是這麼不容易，但是那一行都不容易，不光是贗造文物這一行。再難，大家也都得挺着過，活人誰也不會被尿憋死。過去在討論所謂《李訓墓誌》的真僞問題時，我曾特別談到，贗造古代銘文的手藝人，爲防止瞎編亂造史事露出作假的馬腳，常走的路子，是避實就虛，儘量往空了寫，儘量迴避具體的行事（見拙文《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國朝臣備的真假》，收入拙著《金銘與石刻》）。不過即使這樣努力往虛着寫，往空裏寫，躲在21世紀小黑屋裏的仿古匠人想要做出昔日儒生學士的文章，也是一項幾乎無法完成的困難事兒，稍一不慎，就會顯現作僞的破綻。當然這得要求學人不能偏恃新史料，佞信新史料，纔能勘破其中的破綻，不然非被那些能工巧匠帶到溝兒裏不可。前面已經談到，編造這篇《劉福功德頌》的工匠，沒有寫劉福其人有何功何德可歌可頌。在我看來，這顯然是在刻意迴避實事，以防露餡。若說虛着寫，空着寫，就不能不讓我想到魏晉名士手揮麈尾談玄論道的場景。其實人世間的事兒再玄也玄不過天。天高，天空，天也難問。現在，編造這篇銘文的匠人，就乾脆把銘文的玄虛徑直談到了蒼天上去。
（劉福）其先漢景帝少子，封昴畢野。
這裏所說“封昴畢野”，講的是所謂“天文分野”；具體地講，是趙國的天文分野。由於事關“天文”，所以我說作者是在揮麈談天。所謂“景帝少子”，名舜，《漢書·景帝紀》和《漢書·景十三王傳》都記載他在景帝中五年受封爲常山王。“封昴畢野”，是講劉舜受封的地方，在天文分野上屬於昴宿和畢宿這兩個星宿罩着的地方，也就是屬於這兩個星宿的“分野”。《周禮·春官·保章氏》載述所謂“分野”的涵義說：“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就是所謂“分野”的本義，即每一個姬周的封國在天上都有與它對應的星體，這就是所謂“分星”，而這些“分星”的天文狀況，可以兆示相應地域或凶或吉的際遇。具體地講，當時人們所相信的或者說人爲設定的“分星”，是二十八宿（見《漢書·地理志》），或北斗七星（如唐賈公彥《周禮注疏》卷二六引緯書《春秋緯文耀鉤》），而這二十八宿在天文分野學說中的具體體現形式，則或者是直接舉述具體的星宿，或爲天文刻度“十二次”。原因，是所謂二十八宿乃爲天赤道帶上的二十八組恆星，而星紀、玄枵等十二次是對天赤道帶的十二等分，同二十八宿存在着固定的對應關係。二十八宿或北斗七星所對應的地域分野，並不都是兩周以來的封國，還有九州（如唐賈公彥《周禮注疏》卷二六引《春秋緯文耀鉤》）、十二州（見《史記·天官書》）這樣的大規模地域單元；甚至比這更大的地域單元，例如把華夏大地一分爲三的北斗杓、衡、魁三分野說（見《史記·天官書》）。儘管如此，從其生成次序和主次差異來看，竊以爲與列國封域之分野相比，諸如九州、十二州和杓、衡、魁三分野等分野說應是次生的和次要的，我們在考慮相關天文分野問題時，還是應該首先重點考慮原生的列國封地分野說。
目前所知存世最早的一套二十八宿對列國封地的天文分野說，見於《漢書·地理志》的記述。據班固自己講，這套說法，是劉向在漢成帝時講述的，當時他把這個叫作“域分”（今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改作“地分”，乃誤）。按照《漢書·地理志》載述的劉向的說法，這昴、畢兩宿所對應的“域分”是“趙地”，可這個“趙”指的並不是西漢朝廷的諸侯王國，而是戰國時期與韓、魏兩國並立的那個趙國。《漢書·地理志》一一記述這個“趙地”所涵蓋的西漢郡國有：趙國、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廣平、鉅鹿、清河、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以及渤海郡的黃河以北大部分地區等，可見劉舜所封常山國不過是其中很小一部分而已。在這種情況下，用“封昴畢野”來表述常山國的封域，顯然是很不合理的；至少是很牽強的。不過這一記述更不合理的是，在這樣一通摩崖刻石中，是完全沒有理由這麼牽強地講述常山國的天文分野的。印象中我所讀過的漢碑，沒有一方，在講述碑主身世時還會述及現世封地的天文分野（後世神道碑也是如此）。這是因爲完全沒有這個必要。天文分野本用以占驗妖祥，《漢書·地理志》載錄各地的天文分野，也是要給天文占驗提供依據。可我們看這通《劉福功德頌》摩崖刻石，在講述碑主世系的時候，無緣無故地談論這套說法幹什麼？這樣的內容，游離於主題之外，從行文角度看，猶如贅疣，什麼時候人都不該這麼寫，漢朝人更根本沒有這種用法。《史記·三王世家》全文載錄有漢武帝冊封齊王劉閎、燕王劉旦和廣陵王劉胥的詔書，亦即所謂“封策書”，其間完全沒有提及各國的天文分野。這就是諸侯分封與天文分野關係的實際情況。景帝少子劉舜被冊封於常山爲王，也不會有什麼例外。在這種情況下，劉福作爲這位常山王的後人，東漢人在敘述他的先祖時，更沒有理由特地去講什麼其封地的天文分野。這是我看到“封昴畢野”這句話後就感到這通摩崖刻石很不對頭的一個顯著的地方。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在西晉以後，伴隨着紙本書籍的普遍通行，石刻拓本應當已經在一定範圍內流行；至遲從南朝時期開始，中國就有了成熟的碑石捶拓技術，也就是人們已經很好地掌握了製作拓本的方法。關於這一點，《隋書·經籍志》在小學類書籍中載錄的下列這樣一些著述，可以做出很好的說明：
《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尙書》八卷，亡。
關於這《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和各種石經本書籍的性質，《隋書·經籍志》復具體講述說：
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前後對照，這裏所說“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自然是就《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暨各種石經本書籍而言（清劉傳瑩《漢魏石經考》上篇“漢石經”條、下篇“魏石經止尚書春秋左氏傳說”條），而《隋書·經籍志》自注“梁有”者，乃是出自阮孝緒《七錄》以及其他蕭梁書目（說見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首《敘錄》及卷二九《子部·縱橫家》卷末）。石經刊刻、豎立於洛陽，典午南渡以後便很難捶製拓本，故這些石經拓本理應拓製於西晉之時或者更早，至遲不得晚於南朝蕭梁時期。由於時下很多人講述拓本的起源，與事實真相相去過遠，所以這裏在講述《劉福功德頌》的出現與碑刻拓本的商業性流通狀況時附帶着先說明一下墨拓之本的歷史淵源。《隋書·經籍志》所記“一字石經”即東漢熹平石經，這也是最早刊刻的石經。當時這樣做，本來是爲經書的研讀和傳佈提供一個標準的範本，即所謂“正定六經文字”。其前提，是當時還沒有發明雕版印刷技術。而當石經刻成之後，“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乗日千餘輛，填塞阡陌”（《後漢書·蔡邕傳》）。可全國的儒生都坐着牛車進京去覈對這個標準的文本，實在也是難以想象。拓製技術的出現，可以使石碑化身千百，一下子就解決了這個難題。瞭解這一緣起，就會很容易理解，拓印石刻的銘文，首先是因其能夠完全保存文本的原貌而受到世人的珍重。在唐開元年間發明雕版印刷術並從北宋時期起全面普及應用之後，石刻拓印這一複製形式，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價值。這就是它一可以更加真切地保持字劃或是畫筆的原貌，藝術性高；二能夠突破雕版印刷版片木板幅度的限制，完全按照原來的大小規格和整體形制，整幅複製較爲寬大的字幅或畫面，準確性強。這兩點，特別是前一點因素，致使人們在雕版印刷術通行之後，直到今天，仍然十分重視、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十分珍視碑刻拓本。物以稀爲貴。那些早的、好的拓本，相應地也就有了更好的價錢。好的拓本既然得之不易，於是，一些心靈手巧的匠人，就開始造作贗品。這樣一來，便魚目混珠，真贗雜陳。很久以來，在碑版拓片的市場上，水就一直很深也很渾，以至渾得黑黝黝的，仿佛深不見底。於是，行裏的黑話，便把這種碑版生意稱作“黑老虎”——拿他小黑屋做的假活兒，活喇喇地吞噬你的錢財，就像老虎吃人似的，並不像大家從表面上看到的那樣，衹是墨拓的紙本一片黑乎乎而已。不過幹什麼行當都不會“自古以來”就一成不變。人都有上進心，幹什麼都要與時俱進。過去，幹這種造黑老虎、養黑老虎的事兒，都是躲在小家後院陽光照不到的地方偷着做，近若干年來出現的新動向，卻是登上高山之巔大大方方地幹。原因很簡單，因爲山是真的，連帶着人們也就不會懷疑山頂石砬子上鐫刻的銘文竟是假的。在《金石研究》上刊佈的這篇《新見東漢摩崖刻石文字二種》，除了這通《劉福功德頌》銘文之外談到的另一種“新見東漢摩崖刻石文字”，同樣是刻在山坡石砬子上的仿古新作，題作《張氾請雨銘》。我有一篇以“《張氾請雨銘》辨僞”爲題的講稿（收入拙作《金銘與石刻》），指明了它的本來面目。《劉福功德頌》與《張氾請雨銘》真是一對同生共存的難兄難弟，彼假，此亦非真。看到這通《劉福功德頌》的拓片，讓我感到最扎眼的地方，是它“碑額”處刊刻的那個大大的“漢”字。
所謂碑額，是一個大致相當於文章標題的構件。近人柯昌泗說“碑額本以題署祠墓之名”（柯昌泗《語石異同評》卷三《碑額》），這話雖大體得之，可衹是講述了碑額的起源，而沒有講明它的性質。實際上清人王芑孫講所說“冠之碑首謂之額，冠之篇首謂之題”這兩句話（王芑孫《碑版廣例》卷六“碑題括例”條），早已清清楚楚地闡明了碑額與文章標題等同的特性。那麼，這個孤零零的“漢”字算是哪門子名目？也就是說，誰會寫出這樣的標題呢？除了作僞者擔心“無知”買家不明白這是一通他假造的“漢碑”之外，誰還會這樣題署碑額！贗造的文物，固然以稀見者爲貴，但不管多麼罕見，總要符合當時的基本規矩，樣子總得長得差不多。長得太嚇人了，也不行。《劉福功德頌》上如此乖張的碑額題署形式，實在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而且它的樣子也太讓人驚駭了——誰能告訴我：它這到底是“漢”個什麼呢！看到這個諾大的“漢”字，不禁讓我聯想到所謂“麟元”磚銘的往事（磚銘拓本見鄒安編著《廣倉專錄》）。其事乃羅振玉先生當年在其《俑廬日札》中嘗記云：“光緒癸巳，蕭山魯瑤仙觀察燮光以‘麟元磚’見示，文曰‘漢麟元元年九’，下斷六字，反書。”（羅振玉《俑廬日札》之“魯燮光所藏‘麟元磚’似非僞”條）。稍習皇漢歷史者皆知，其西東兩京俱無“麟元”年號，因而這顯然是古董販子臆造的假貨。爲什麼？因爲市面上的收藏者好奇，某些一意想用古物新發現來“顛覆”傳世文獻記載的學術圈中人尤爲刻意找尋舉世罕見的金石銘文。那麼，什麼最罕見呢？——世界上根本未曾存在過、也根本不可能有的東西最稀罕。兩漢時期根本沒有什麼“麟元”紀年，所以作僞者造出來纔會被上述那些人詫爲驚奇，從而賣上個好價錢。本來衹要平心靜氣地對待傳世文獻與新知新見的古書古銘，這通磚銘贗造的馬腳實在是太粗太長太過明顯了，甚至可以用跡象昭彰來形容，學者應該不難識破，可就是那位創建所謂“羅王之學”的羅振玉先生，在《俑廬日札》中竟然接着又寫下這樣一段識語：“案漢無‘麟元’紀年，而專（磚）文非贗，殊不可解〔瑤仙好作贗專（磚），吾鄉王子獻所印越郡專（磚）文，多是魯君僞造。此非是贗〕。”（羅振玉《俑廬日札》之“魯燮光所藏‘麟元磚’似非僞”條）另外在《再續寰宇訪碑錄》中也記云：“考漢無麟元年號，而專（磚）字樸厚，絕非贗作，著之以質方雅。”（羅振玉《再續寰宇訪碑錄》卷上）這真是奇了怪了，既然明明知道“漢無‘麟元’紀年”，那當時人怎麼又有可能使用這個根本未曾存在過的年號呢？——那這磚銘不是水平低劣的贗品又能是什麼？更何況這東西又出自專門贗造磚銘的魯某人之處，怎麼能僅僅看其“專（磚）字樸厚”就非要說它不是僞銘呢？羅振玉先生大概是太看重這個史所未見的“麟元”年號了，他在內心深處或許是把這個“麟元”同漢武帝獲麟事聯繫起來，以爲填補了歷史文獻記載的一個重大空白了。衹有過分偏恃新史料的作用，纔會這樣想，這樣認識，纔會把這件磚銘視作真品。其實那位魯燮光“大師”在造作這通奇異的銘文時，爲了更爲有效地把買家的目光吸引到煌煌大漢的年號上來，還特地在“麟元”二字之前冠加了一個“漢”字，書作“漢麟元元年”云云，生怕買家看不明白這是漢代的文物，殊不料這個“漢”字反而愈加暴露了作僞的馬腳。蓋漢代墓磚銘文，凡以年號紀年者，俱徑書“某年號某年”而不再附加朝代名稱，這是一個舉世慣行的“通例”。持此“通例”來衡量“漢麟元元年”磚銘中妄記的這一“漢”字，這段銘文出自贗造便更加無可置疑（別詳拙稿《假似真時身仍假》）。若是再將《劉福功德頌》與此“麟元”磚銘兩相對比，自然也就能夠更好地認識《劉福功德銘》中那個大大的“漢”字是怎麼來的了。——同樣是贗造者自作聰明，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從存世漢代刻石情況來看，一般來說，碑額本緣起於狹義的石碑。也就是說，與之配套的石面是地面上豎立的長方形石塊，而摩崖刻石的石面衹是山崖的一部分，由於無“額”可言，所以也並不一定非要鐫制相當於碑額的文字。如《耿勳摩崖》、《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李禹通閣道記》以及《燕然山銘》等都是這樣。由此看來，這個《劉福功德頌》既爲摩崖刻石，又冠以這麼一個不倫不類的“漢”字碑額，也是嚴重悖戾當時的通制的。需要說明的是，新近發現的《燕然山銘》，除了班固的銘文之外，在銘文的下方另外還鐫有“漢山”二字（別詳拙文《燕然山上的新發現》，收入拙著《金銘與石刻》），可這衹是標記燕然山爲漢匈之間的界山，同《燕然山銘》別是一事。再說它不僅位置在《燕然山銘》之下，而且不止一個孤零零的“漢”字，下面還緊壓着一座大“山”，這通《劉福功德銘》同它還是不能類比。又余所見前人講述此等碑額形式者，僅清末人葉昌熾在《語石》中提到有“《八都壇神君實錄》，額題‘大唐’二字”（《語石》卷三《碑額》）。這“大唐”二字雖然看起來同《劉福功德頌》的“漢”字碑額極爲相像，但一者葉昌熾明言這是“自唐以後，事不師古”的體現，並非漢代舊有的形式；二者歐陽脩《集古錄》著錄此碑“碑首題云‘大唐八都壇神君之實錄’”（宋陳思《寶刻叢編》卷六“唐八都壇記”條引《集古錄》），即實際上並非徒有“大唐”二字，同《劉福功德頌》上僅題一個“漢”字的碑額是大不相同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兒。這樣看來，這個大大的“漢”字，不僅未能起到讓買家信以爲真皇漢的效果，反而猶如黥面般刻在《劉福功德頌》額頭上的罪犯標記，讓人一眼就看出它的黑暗來歷，看出它是一隻漆黑漆黑的黑老虎。畫蛇添足，弄巧成拙，此之謂也。
我說這個“漢”字是畫蛇添足把事兒弄砸了，是講活兒沒幹好是幹活兒的人太多事兒了，而這衹是業務水平問題，與贗造者做事兒的態度無關。過去我在《眼見也不一定爲實》的文稿裏談到這通《劉福功德頌》的真僞問題時曾經寫到：“贗造古物的手藝人是想把它造得像真的一樣，而不是不一樣。衹是理想和現實總是有差距的。做假文物這活兒，技術含量較高，要想做好，並不容易。相對而言，若是不包含文字，就好造一些，高手甚至足以以假亂真；可若是一涉及文字，特別是文字內容較豐富時，就很難做到天衣無縫，不露出馬腳。因爲這需要具備更多的知識，甚至需要較大的學問，而造假作僞幹的是手藝活兒，這是另一個行道，跨界的難度太大。”（此文收入拙著《金銘與石刻》）這裏講的，就是現代人“自我作古”編造一篇先人文字的難度。其實多事兒也就是手藝人做事兒的講究態度。對這一點，現在有個現成的詞兒，叫“工匠精神”。包括贗造古代銘文在內的仿古工匠當然也是這樣。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他們做事兒真的都很認真，也都很講究。比如假造一個並不存在的古人，他姓甚名誰又有什麼關係？張三、李四、王二麻子，叫啥還不行？可講究的匠人、或者說多事兒的工匠卻不這麼想。過去我在研究新莽“始建國天鳳”這個年號時，曾經撰著長文，考辨一件僞刻的磚銘，乃題作：“天鳳三年二月鄣郡都尉錢君。”當時我講，雖然就這麼短短的十二個字兒，但這篇銘文“幾乎無所不假，完全稱得上是一件頂級贗作樣品”。銘文中“錢君”二字雖然不能說純屬無中生有，但製作匠人刻意選擇這個姓氏來討取口彩，以利更多地招財進寶，這意圖是顯而易見的（拙著《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下篇《所謂“天鳳三年鄣郡都尉”磚銘文與秦“故鄣郡”的名稱以及莽漢之際的年號問題》）。做學問研究古代歷史問題，若是努力拓展視野把前後左右相關的史事通着看，就會發現一些孤立地就事兒論事兒所不易發現的問題。現在，由“天鳳三年鄣郡都尉”磚銘文上的這個“錢君”出發，再來看這通《劉福功德頌》石刻銘文的主人“劉福”，我想，一定有人會笑了。你要是認同我對“天鳳三年鄣郡都尉”磚銘文上的那個“錢君”的解釋，你就不能不笑，想不笑都不行。爲啥？剛纔我談到皇漢，大家都知道它是劉家天子打下來的江山。劉家打下的江山當然要由劉氏子孫一代代坐江山。須知“劉福”之“劉”就是漢家皇姓，前面我引述的“其先漢景帝少子”那句話即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對中國文物市場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這篇皇氣堂堂的銘文當然會帶來更多的財富。可是，“其先漢景帝少子”那句話講得對麼？漢景帝不止一個兩個兒子，除了漢武帝以外，還有一十三個皇子。這些皇子有大有小不是一個媽一下子同時生下來的，當然也會有年齡最小的“少子”，這就是前面提到的常山王劉舜（《漢書·景十三王傳》）。然而這句話仍然絕對不對。首先，東漢也還是漢。不僅國號之“漢”沿襲未改，國民也同樣覺得自己是大漢的臣民。所以，他們在提到“本朝”先帝的時候，講的就是自己的皇帝，這一點不言自明，通常是不必綴加那個“漢”字的。其次，也是更加重要的是，“漢景帝”云云這樣的說法，乃是所謂“史家”之言，漢朝人自己，不管是西漢，還是東漢，在正式場合，特別是在形諸文字的時候，是絕對不能這樣說的，而應當莊之重之，稱作“孝景皇帝”。這是因爲“景帝”是個謚號，而漢朝諸帝的謚號，除了極個別者之外，都是在具體謚字的前面，冠加一個“孝”字。像“景帝”這樣的稱謂，不僅略去了前面冠加的那個“孝”字，同時還省略掉了“皇帝”的“皇”字。這個“皇帝”的稱號，是秦人趙正創設而被後世歷朝歷代的君主所普遍繼承了的，“景帝”之“帝”當然衹是一個略稱。
這一點，衹要我們看看《史記》、《漢書》中對諸位漢帝的記載幾乎無不以“孝某皇帝”開頭就可以獲取清楚的認知，如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孝武皇帝，等等，當時的金石銘文，更是如此。對此，唐人顏師古釋之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漢書·惠帝紀》唐顏師古注）傳說中的漢帝以孝治天下，這也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具體的例證，如《漢書·貢禹傳》載貢禹在漢元帝初即位時嘗有奏疏云：
古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宫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劒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别異，甚非其宜。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徳，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内揺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譲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
祖宗之廟世世不毁，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毁。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毁。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漢書·韋賢傳》）
君臣之間這一大串兒對已故漢家天子的稱謂，正很好地體現了西漢時人通行的用法。至東漢時期，情況依然如此，如“孝景皇帝”，史籍中明確記載光武帝劉秀和順帝時人史弼就都是使用這樣的稱謂（《後漢書》之《竇融傳》、《史弼傳》。案雖然有時我們也可以在在漢代史籍中見到簡稱其君主謚號爲“某帝”的說法，如《漢書·貢禹傳》載貢氏奏疏，在以“孝文皇帝”云云開端的前提下，尚別提到“武帝”，但一者通觀上述記載，可知這衹能是在特定場景下君臣私語中便宜的稱呼，與鐫諸石版、公諸天下的碑銘性質不同；二者我非常懷疑傳世史籍的記述已經有所省略，並非當時原貌）。當然，在存世東漢碑刻文字當中，我們也會看到與此完全相同的用法，其最爲昭彰者如《西嶽華山廟碑》稱“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
在清楚瞭解漢代謚號構成形式的前提下，明瞭兩漢時期人對其先皇先帝是採用這樣一種稱謂形式，我們就有十足的理由判斷，《劉福功德頌》中“其先漢景帝少子”的說法絕不會出自東漢人之手。其實對那些皇漢真孫子而言，我們在《酸棗令劉熊碑》中是可以看到東漢時人是如何敘述這些皇族的家世的：
君諱熊，字孟闕，廣陵海西人也。厥祖天皇大帝，垂精接感，䔍生聖眀，闕仍其則，子孫亨之，分源而流，枝葉扶䟽。出王别胤，受爵列土，封侯載徳，相繼丕顯。闕五字光武皇帝之玄，廣陵王之孫，俞郷侯之季子也。（《隸釋》卷五）
先直接打出這“天皇大帝”（似指漢高祖劉邦）和“光武皇帝”名號該何等響亮，何必竟費力突出“景帝少子”這一點！又請注意這裏“光武皇帝之玄”的說法，用的仍然是劉秀標準的謚號，而在這種場合下也絕對沒有必要講述什麼廣陵王國的天文分野。
要想成功地編造出一篇毫無破綻的古代銘文，特別是漢代以前的銘文，困難是巨大的，而最大的困難往往在那些很不起眼的細節。相比之下，裝裝孫子，哪怕是皇家的孫子，還是比較容易的。在這些不大好僞裝贗造的細節當中，天文曆法的表述，就是一項比較容易露出馬腳的地方。原因，是即使在學術界內部，懂的人也實在太少。懂的人少，也就不大容易有人會把這些知識歸納總結好，更不大有人會把這些知識寫出來，供讀書人、也供手藝人參考。
和平元年歲庚寅⧄
東漢桓帝和平元年這一年，確實是干支紀年的庚寅年。不過這點兒知識太容易獲得了，隨便哪一種歷史年表上都會有，寫對了，也不能就說這通銘文就一定鐫刻於和平元年那一年，現代的匠人同樣會在年表上查得出來，並寫得出來，刻得出來。其實東漢和平元年的人是絕對不會這樣寫的，這一點，翻看一下存世漢代石刻的題寫形式，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檢覈永田英正先生編著的《漢代石刻集成》，我們可以看到，東漢時人對這種紀年干支的題寫形式，有如下幾種情況：
（1）太歲在某甲子——如《永建五年食堂畫像題記》、《武氏祠石闕銘》、《安國祠堂題記》、《武斑碑》。
（2）太歲在某地支——如《永和二年食堂畫像題記》、《☐臨爲父作封記》。
（3）歲在某甲子——如《三老諱字忌日記》、《三公之碑》。
（4）歲在某歲陰——如《張遷碑》。
（5）青龍在某歲陰——如《韓勅碑》。
這看似繁複得有些眼花繚亂的幾年形式，實質上都是同一回事兒，即表述的是以太陰或歲陰紀年。太陰是古人假想的一個天體，它在天球上朝着與歲星運行相反的方向運行。人們還設定：它在十二年內，繞行一週。體現太陰運行狀況的刻度，是把太陰一個運行週期十二等分的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稱作十二辰。與這十二地支相對應的，還有一套“歲名”，分別爲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噩、淹茂、大淵獻。由於人們還用焉逢、端蒙、游兆、彊梧、徒維、祝犁、商横、昭阳、横艾、尚章這十個“歲陽”的名稱來表述甲乙丙丁等十個天干，相應地，上述十二個“歲名”便又被稱作“歲陰”。瞭解到這些知識，大家也就很容易理解，上述五種東漢刻石上所見到的紀年方式，實質上衹是記明這一年在太陰十二年週期內的哪一個位置上，即在某地支或某歲陰。可這些石刻銘文爲什麼不說太陰在哪兒而說太歲呢？這是因爲太陰是從太歲哪兒脫胎而出的，太歲也是一個假想的天體，它同歲星的運行節奏和速度完全相同，衹是方向相反，但歲星運行一週的時間是11.86年而不是12年，這樣不方便紀年，所以人們纔又創造出太陰這一假想天體來。就這樣，在採用太陰紀年之後，仍然會繼續沿用太歲的名稱，上述這些石刻銘文就是這樣。至於在某地支刻度上再附加天干，衹是以十天干爲週期的基礎上再循環十二地支的刻度而已，意在標記不同的紀年週期。簡單地說，上述東漢刻石上用於紀年的“歲”，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衹是“太歲”的簡稱，故“歲在某歲陰”同“太歲在某地支”實質上是完全一模一樣的表述方式；同理，“歲在某甲子”和“太歲在某甲子”也是完全一模一樣的表述方式。
稍顯特別的，衹是《韓勅碑》中“青龍在某歲陰”這樣一種表述方式（實際書作“青龍在涒歎”，“歎”同“灘”），乍看好像很不一樣。其實這是由於太陰運行的起點，是子丑寅卯這十二地支刻度、亦即十二辰中的寅位，而寅位同接下來的卯、辰兩位對應的天文背景，是二十八宿中的東方青龍（亦稱“蒼龍”）七宿，這樣太陰運行的起點也就成了四象中的東方青龍（這條“青龍”實際上是不會動的）。這樣，人們便用青龍來代指太歲，於是就有了《韓勅碑》中“青龍在涒歎”的寫法，這也就相當於“太歲在申”（是年爲桓帝永壽二年，干支紀年值丙申）。與此稍有不同的是，《隸釋》卷一〇載《外黃令高彪碑》記此高君“光和七年龍在困敦月次鶉火六月丙申卒”，這個“龍”與《韓勅碑》中的“青龍”實乃同義，所謂“龍在困敦”即相當於“太歲在子”（光和七年於干支紀年屬甲子年）。同樣性質的紀年方式，還有“龍集某干支”，如《荊州刺史度尚碑》之“龍集丁未”（乃永康元年，見《隸釋》卷七）；“青龍建某地支”，如《韓勅脩孔廟後碑》之“青龍建酉”（乃永壽三年丁酉，見《隸釋》卷一）；“倉龍某干支”，如《益州太守高眹脩周公禮殿記》之“倉龍甲戌”（乃建初五年，亦即興平元年，見《隸釋》卷一），“倉龍庚午”（永田英正《漢代石刻集成》之“‘倉龍庚午’殘碑”條）等。又《金石錄》卷一四載《漢祝長嚴訢碑》跋尾，述“碑云‘惟漢中興，卯金休烈，和平元年，歲治東宮，星屬角房，……’”等等。這裏所說“東宮”係“東官”之譌，惟此譌誤已相沿甚久（別詳拙稿《天老爺的“五官”長得是什麼樣？》，刊《澎湃新聞·翻書黨》2021年6月28日），《史記·天官書》敘東方星體，首云“東官蒼龍”，指的就是東方青龍七宿。漢桓帝和平元年值干支紀年的庚寅年。因如上所述，與東方青龍對應的是寅、卯、辰這三個辰位，而以寅位居首，故《嚴訢碑》所說“歲治東宮（官）”，指的就是歲值寅年，“治”字在這裏也就相當於“在”。按照《史記·天官書》所記在每一個太陰運行的年份之內歲星晨出的月份曁所伴星宿名稱，可知寅年歲星在十二月伴尾、箕二宿晨出，卯年歲星在十一月伴氐、房、心三宿晨出，而辰年歲星在十月伴角、亢二宿晨出，故《嚴訢碑》所說“星屬角房”，即謂寅年伴隨尾、箕二宿晨出的歲星，同辰、卯兩年伴隨角、房等宿晨出的歲星是相互連屬依次前行的同一顆星。東漢刻石這些實例告訴我們，當時，人們在應用這種太陰紀年方法的時候，還強烈地帶有它出身的“胎記”，即用一個“在”字（或“治”字）表明了太陰的動態運行狀況。關於這一點，《堂邑令費鳯碑》中“熹平六年歲彳各于大荒”的紀年形式，表述得最爲明顯。蓋熹平六年值丁巳，“大荒”即前述歲名“大荒落”，乃謂“巳”歲，而“彳各”字乃爲“至”“來”之義，清楚顯示出太陰的遊走性狀。又國家博物館收藏有一塊所謂“呂氏磚”，鐫有銘文云：“咸寧四年七月呂氏造，是爲晉即祚十四年事，泰（太）歲在丙戌。”銘文中“泰（太）歲在丙戌”的注記，與“咸寧四年七月”的紀年文字之間隔有“是爲晉即祚十四年事”云云說明，清楚顯示出其太歲所在遊離於“咸寧四年”這一紀年之外的特性。結合“呂氏磚”銘文，可以更好地理解太歲位置注記在漢代紀年形式中的作用與意義。
在這樣的前提下，儘管也會有個別時候，就像《益州太守高眹脩周公禮殿記》中那個“倉龍甲戌”或“‘倉龍庚午’殘碑”中那句“倉龍庚午”都是省掉了“倉龍在某甲子”的“在”字一樣，省掉“歲在某甲子”和“太歲在某甲子”的“在”字，如書作“大（太）歲丁亥”（《隸釋》卷一二“戚伯著碑”條），或書作“大（太）歲丙申”（《隸釋》卷一一“綏民校尉熊君碑”條），其實質性意義都是在強調太歲所處位置的游移性，而不是像所謂“歲庚寅”這樣重在體現這一年屬於庚寅年或是正值庚寅年（也就是說“歲”字在這裏等同於“年歲”的“年”），二者的性質是有本質差異的。編造那篇《劉福功德頌》銘文的手藝人不懂這些原理，以爲查對一下歷史年表，看看和平元年對應的干支紀年是庚寅，就隨手寫上了“歲庚寅”三個字（“倉龍甲戌”的用法雖然看起來好像與之有些相似，但“倉龍”本身就具有強烈的遊動感，同“歲”字還是兩碼事兒）。哪知竟完全不對頭，從而也徹底敗露了作假的馬腳。最後我要補充說明一下前面賣的那個關子——在上一節談到“劉福”這個名字的時候，，我說它像“天鳳三年鄣郡都尉”磚銘文上的那個“錢君”一樣，是一個很討口彩的姓名，可在前邊我衹談了皇漢的“劉”姓而沒有說他這個“名”的作用。其實“福”這個名真是好得不用做什麼說明的。小民生活不容易，誰不想多有一些福分？那什麼是福？你看這篇《劉福功德頌》，成了甘肅省級文保單位，不用說廣泛流行且爲書法家珍之重之的拓本，印成的字帖甚至還在東瀛出版了日文本，名利雙收，當然是莫大的福分。衹是大家不要忘了老子講過的那句名言——福兮禍所伏。在中國，贗造文物並試圖以假亂真，在一定情況下，也是一種犯罪，學者總不好跟着起鬨架秧子。還有，我把這篇講稿的題目擬作“亂世功德頌”，是講學者們若不加提防，一昧爭着搶着利用“新史料”，一昧想依靠“新史料”來顛覆既有的認知，就會被此等“銘文”攪亂學術的世界。好了，今天我就講到這裏。謝謝鄭炳林先生，謝謝大家。
2021年10月11日晚草稿
2021年12月15日晨改定
2022年6月日講說於線上
【附案】此文今刊《澎湃新聞·翻書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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