敝人在音頻平臺“小宇宙”上剛剛開設了帳號，ID是“往來成古今”。誠請各位關注和支持。現在還剛剛開始，但我以後會儘量安排時間做些音頻節目，供大家瞭解相關歷史文化知識。新手上路，請多多關照！

感謝這兩天很多朋友關注我的微信公衆號，包括新增加的關注者。這大概與我想要離開北大另找工作單位有關。我在北大工作十九年了，十九年是個天之大數。不懂的朋友，可以看看我寫的《古詩何以十九首》（見拙著《史事與史筆》）。這十九年，是我從事歷史學教學和學術研究精力最旺盛、能力最強的十九年。我感謝當時的北京大學，給我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條件；特別是牛大勇老師，是他做系主任的時候，給了我這個機會，也給我提供了最好的工作條件。知恩圖報，這十九年我也努力拼搏，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包括爲了更多地上課、更好地上課，放棄海外講學的邀請。學術研究成果更是有目共睹，用不着我多說。但北京大學相關管理者（標準的稱呼叫“領導”），也應當合理對待我的付出和成果，然而我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和對待。反覆溝通將近三年，還是無人理睬。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管理者的意向不是一清二楚了麼？——你辛某人在我們北大不配。這樣自然也就無話可說了。既然如此，那我衹好試試有沒有地方會給我以相應的承認。遺憾的是我把最好的年華和精力都已經給了北大了。雖然我到哪裏都會一如既往付出全部精力，但畢竟年齡漸增，衹能期望得到諒解了。若有單位願意接受我去工作，單位的規模和級別我都無所謂，就是希望能給我北大不肯給我的兩點：一是至少工作到70週歲，二是工資待遇參照北大博雅講席教授（我也不知道北大博雅講席教授給多少錢，但若有人能接受我，這個恐怕不難去瞭解）。所以大家不要再問我哪裏去哪裏不去，條件合適哪裏我都去，南極和北極也去（但若有兩個以上單位願意提供幫助，我當然會選個條件更好的地方）。最後，和近日新來的關注者講一下我這個公衆號的特點——就像公衆號名稱“辛德勇自述”所體現的那樣，我在這裏衹是表述我自己的學術認識和相關學術活動。感謝大家的關注和支持。不管有沒有單位願意提供幫助，我都會一如既往地努力做好自己的研究（教學，北大既然看不上我，當然我沒必要太自作多情了），我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做得更好，也在這裏給大家提供更多新的學術認識。

荊州胡家草場西漢竹書《歲紀》，在載述秦王政時期史事時有如下一段內容：十七年，十二月，太后死。五月，韓王來。韓入地於秦。此十七年即秦王政十七年，即趙正繼承王位之後的第十七個年頭。這裏先書十二月而後寫五月，假如不是按照後世對當時曆法的錯誤認識而刻意改記，那麼，它就意味着在王政十七年的時候，秦國行用的曆法是以十月爲歲首。這樣一來，就涉及到秦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荊州胡家草場西漢竹書《歲紀》（據《荊州胡家草場西漢簡牘選粹》）今年三月，我撰寫了一篇題作《秦以十月爲歲首的開始時間》的文稿，論述秦人用曆的變遷。我的基本認識是：秦國本來以正月爲歲首，在昭襄王十九年的時候，改以十月爲歲首；至秦王政元年，又由實際秉政的相國呂不韋把歲首改回到正月；再往後，至秦始皇吞併六國之後，作爲大秦帝國的新制之一，重又改以十月爲歲首。看到《歲紀》這條紀事，我就考慮秦國可能在王政十七年時就已經改以十月爲歲首了，參據的是清初學術大師閻若璩如下一段考證：《秦始皇本紀》：四年，先書三月，繼書十月；十三年，先書正月，繼書十月。——又以十月爲殿，忽建寅。或曰安知其建寅？蓋觀所書災異與夏之月數相應。如九年四月寒凍有死者；十三年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是則秦不改月數，于茲益信。（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六上）對照閻大師這樣的論述來看西漢竹書《歲紀》上述記載，所以我判斷秦國在此時業已改用十月一日過大年的曆法。那麼，這一改變是在哪一年開始的呢？按照最一般、也最穩妥的論證邏輯，應該把這一時間推定在秦王政十四年至十七年之間的任何一個年份，即可能是在王政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也可能就發生在這秦王政十七年，這些年份皆有可能。僅僅根據目前所看到的材料，這誰也說不準。然而改行新的曆法，在當時是件很大的政治行爲，我們看《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云云的說法，就可以明白這更改歲首一事的重大政治象徵意義。所以，假若在秦王政十七年時確實已經把歲首改定在十月，那麼，按照常理，也不會沒有任何緣由地隨意說改就改，而應是在特定政治局勢下纔會做出這種變革。在《秦以十月爲歲首的開始時間》那篇文稿裏，我推測是實際操持權柄的呂不韋在秦王政元年把歲首由十月改回到正月，而當趙正在王政十年清除呂不韋之後，並沒有馬上更改曆法，即沒有再以十月作爲歲首。這一點，從上引閻若璩的考證中就可以清楚看出——因爲在王政十三年的時候，還是先過正月，後過十月。因而，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在秦王政十四年至十七年間，有什麼重大政治事件可以同更改歲首之事相互呼應、從而體現出改曆的內在緣由呢？在這篇《歲紀》當中，我們看到如下一條記載：十六年，始爲麗邑，作麗山。初書年。這個“十六年”，就是秦王政十六年，也就是上一條紀事發生的前一年。荊州胡家草場西漢竹書《歲紀》（據《荊州胡家草場西漢簡牘選粹》）關於這一年秦國“始爲麗邑”並“初書年”這兩件事，除了《史記·秦始皇本紀》在這一年之下也有“秦置麗邑”以及“初令男子書年”的記載之外，還見於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竹書《編年記》。《編年記》是該墓墓主人喜的編年紀事，記其一生所經歷大事。在秦王政十六年下，《編年記》記云“自占年”，這就是《歲紀》所記“初書年”，也就是《秦始皇本紀》所記“初令男子書年”。朝野公私幾處不同來源的史料，都一致記載這一舉措，就已經顯現出這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件——它是趙正爲吞併六國而做的重要準備工作，大致可以相當於現代的“全民戰爭總動員”，即通過居民的年齡登記制度，確定可以暴力徵發的兵員。對此，拙文《雲夢睡虎地秦人簡牘與李信、王翦南滅荊楚的地理進程》一文中已經做過很詳細的論述，感興趣的讀者可取以參閱（此文收入拙著《舊史輿地文編》）。這顯示出王政十六年這一年是秦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相當關鍵的一年。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有如下一段論述，爲我們理解這一年的特殊意義提供了重要依據：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這裏所謂“三十年間”，實際上是截止於漢高祖劉邦取得天下之時的。至此，纔結束了“兵相駘藉”以致“死人如亂麻”的局面的。從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年）到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劉邦結束楚漢戰爭，統一天下，正好三十年。這意味着在司馬遷看來，從秦王政十六年開始，秦對東方六國的軍事進攻，已經進入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新階段——這就是通過滅國以達到其一統江山的目的。所以，緊接着，就在這下一年，滅掉韓國，亦即在關東六國中吞下了第一個諸侯國，這就是《歲紀》所記“韓入地於秦”之事。在這一背景下，我們再來看《歲紀》所記秦王政十六年“始爲麗邑”一事，它也就具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檢讀《史記》的《秦始皇本紀》和《六國年表》，我們可以看到，兩處也都相當鄭重地記載有“秦置麗邑”這件事。麗邑乃是侍奉秦始皇陵的“陵邑”，這也是中國歷史上首次設立的陵邑（《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正因爲麗邑的性質非同一般，司馬遷纔會在《史記》的《秦始皇本紀》和《六國年表》這兩個篇章當中都特地予以載錄。《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這裏所說“穿治酈山”，顯然是指在酈山給秦始皇修建皇帝陵墓，而“酈山”亦即“麗山”異寫，故《歲紀》記秦王政十六年“作麗山”事，也顯然是指動工修建始皇帝陵。以《歲紀》的記載與《秦始皇本紀》兩相對比，竊以爲秦始皇帝陵墓還是始建於王政十六年的可能性較大。趙正繼承秦國王位時年僅一十三歲，年齡尚幼，似亦不必過分着急建陵修墓，而《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謂“初即位，穿治酈山”的記載，亦未嘗不可以將這一“初”字理解爲即位第十六個年頭的時候，“初即位”即即位未久之意。蓋秦始皇死去時已經居於秦國君主之位三十七年，在第十六年之後還有二十一年，把這一年視爲即位之“初”年，大致也還說得通——這衹是一種概略的敘述。通觀秦王政十六年“始爲麗邑”、“作麗山”及“初書年”這三件事，就不難理解，秦君趙正在王政十六年這一年，對秦國的國政和自己的作爲，都做出了一項重要的決定——這就是他已下定決心要憑藉野蠻的武力吞併六國，以統治普天下所有百姓。“初書年”是做所謂“統一”戰爭的“全民總動員”；“作麗山”與“爲麗邑”則是給自己建造與其萬民共主身份相應的墓葬。生前死後事兒都想好了，接下來，就是放手去幹了。結果，第二年就滅掉了韓國（相關分析和認識，請參看拙文《雲夢睡虎地秦人簡牘與李信、王翦南滅荊楚的地理進程》）。考慮到這些情況，我認爲可以把秦曆改以十月爲歲首的時間，推定在王政十六年。趙正之所以要這樣做，當然就是基於後來他在秦始皇二十六年纔正式拋出的那一套想法——“以爲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史記·秦始皇本紀》），即爲以嚴刑峻法治國理民，纔需要制定與“水德之治”相對應的曆法，而這種曆法最主要的一項標誌，就是把歲首設在十月。滅人之國，毀人社稷，當然需要心狠手辣纔行。按照這樣的推測，那麼，《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說在秦始皇二十六年開國之初“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這些話，就不是針對秦國本土居民講的，而是針對關東六國故地之人而言，是讓那些地區被征服的民衆普遍改行秦曆。不過上述解釋，都是以《歲紀》的紀時確是遵循當時的實際情況來做分析的，然而，恰恰就是在其紀事是否信實這一點上，現在我還不敢完全相信《歲紀》的記載，因爲《歲紀》講劉邦從漢中還定三秦，竟然走的是武關一路，而這是荒唐得不能再荒唐的說法，歷史的事實絕不會是這個樣子（別詳拙文《盡信簡牘不如無簡牘》）。所以，關於秦王政時期的曆法問題，似乎還需要做更進一步的探討。2022年9月20日晚記2022年9月21日晨改定

《孟子·盡心下》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須知孟夫子所說的書，並不是劉向、歆父子整理校定之後的文本，正是現在學術界所豔稱的戰國竹書。同樣，司馬遷撰寫《太史公書》時所依據的史料，大多也都是這類帛書簡冊。孟子讀書而不盡信書，司馬遷著《太史公書》也是先行“整齊百家雜語”（《史記·太史公自序》），乃是緣於書中所記頗有值得斟酌取捨之處，即所謂不可盡信者需要讀者用自己的腦袋去分析辨別，不能聽風就是雨，拿啥都當真事兒。他們這樣的態度和做法，是很值得時下佞信出土文獻一派者加以思索的。今讀《荊州胡家草場西漢簡牘選粹》，見其《歲紀》篇中有如下一條紀事：高皇帝元年。十月，王漢中〔立十二年，孝惠皇帝立〕。十二月，王舉漢中兵入武關，殺鄣（章）邯。即謂漢王劉邦由漢中“還定三秦”，是經武關以入，着實嚇人好大一大跳。荊州胡家草場西漢竹書《歲紀》（據《荊州胡家草場西漢簡牘選粹》）所謂“還定三秦”之役，乃是韓信定計“明出隴西，暗度陳倉”，即實際兵出陳倉“故道”，亦即散關道，這也是漢中與關中兩地之間往來最爲平坦的一條道路。《史記》之《曹相國世家》、《樊酈滕灌列傳》等處對此都有非常具體的記載。惟元曲演繹此役，講出了一段“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生動故事，今世“學者”竟也有據爲典要者，固不值一駁。過去我寫過一篇題作《論劉邦進出漢中的地理意義及其行軍路線》的文章（收入拙著《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清楚復原了這一戰役的地理進程。對照《史記》相關記載，可知胡家草場漢簡《歲紀》上述記載荒唐殊甚，沒有一丁丁點兒可信的價值；再看一眼武關和漢中的地理位置以及相關山川形勢，即可知曉所謂由漢中經武關以入關中，乃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從而愈知這一紀事必有謬誤，信不得也。套用孟子講過的那句話，就是“盡信簡牘不如無簡牘”——這是明擺着的事兒，根本不需要做任何考證。2022年9月19日下午記

這幾天，好幾位朋友都向我推薦華西師範大學副教授宋婷女士《〈李訓墓志〉辨僞——以家族誌爲主的考察一文》。我剛剛拜讀這篇文章，覺得是一篇高水平的學術論文，不僅材料紮實，而且對唐代相關歷史背景認識全面、深入，在此基礎上，展示一系列不符合歷史實際的細節，揭穿了所謂《李訓墓志》出自贗造的真相。這樣紮實的學術論證，其價值和份量，不是日本新聞媒體的報道和中日名人出場走臺所能比擬的。近日由於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的展出，激起世人對《李訓墓志》真僞的強烈關注，也引發人們思索：國家專業博物館，應當怎樣合規合理地展示“文物”；國家相關主管部門，對此是不是放手不管，任由各展館傳播錯誤的歷史知識，誤導觀衆？爲大家更好地瞭解《李訓墓誌》的真相，在這裏推出宋婷女士這篇文章，供大家參考。由於時間倉促，未能徵得宋婷女士的同意，希望宋婷女士能夠予以諒解，也希望刊發這篇文章的《歷史文獻研究》（第47輯）能夠予以諒解。

日本橿原考古研究所所長青柳正規先生給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的視頻致辭場景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近日開展的“跨越兩國的審美——日本與中國漢唐時期文化交流”展覽，是作爲慶祝“中日邦交正常50周年紀念”展而舉行的。爲體現“日本與中國漢唐時期文化交流”這一主題，展出了一件來路不明的石刻——即所謂《李訓墓志》。在展出這塊石頭的時候，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方面，沒有對其不明不白的來源做出任何說明。竊以爲這是很不負責任的做法。在該館對參觀者所做的導遊性介紹當中（@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宣稱很多學者、而且日本人相信它的書寫人就是日本國的遣唐使吉備真備，日本學者堅持要求，希望我們把這塊墓誌能夠借過來，因爲這個墓誌對日本人而言，他們相信是沒有問題的，而且他們認爲如果這麼重要的展覽，沒有這樣的墓誌的話，對他們而言是個遺憾。對此，我感到相當難以理解，到底是哪些日本學者堅持認爲這個東西不是贗品而是地道大唐文物的呢？當然我知道日本學者氣賀澤保規是這麼認爲的，但他能夠代表很多日本學者麼？參與這次展出的日本學術單位，是橿原考古研究所。但根據我對橿原考古研究所人員基本狀況的初淺瞭解，我絕不相信該所的研究人員會鑑定所謂《李訓墓誌》是唐代真品，絕不相信。那麼，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所宣稱的“日本學者”到底是誰呢？是不是讓廣大參觀者知道一下，以便考慮一下其鑑定意見的權威性呢？（氣賀澤保規不算數，我對他的看法已經做出了批駁，他也沒有能夠反駁掉我對所謂《李訓墓志》的辨僞工作。點擊文末“閱讀原文”看我對氣賀澤保規的批駁）。當然，我更希望日本橿原考古研究所的學者們能夠出面澄清這一問題。其實即使日本國的權威學者做出了權威鑑定，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在展出這個東西的時候，也有責任告訴公衆——它不是考古發掘所得，來路是很不清楚的。況且，不管是哪國學者，都需要確切無疑的依據，不是學者的名頭大小和來自哪一個國度的問題。原因，是這塊石頭來源不明，來源不明，對它的真實性就需要論證，這也是國家文物管理部門對文物收藏和展覽提出的統一要求，不能因爲有日本學者、日本人要求就改變國家的管理制度。再說，這是個相當嚴肅的學術問題，也許清華大學這個“藝術博物館”衹管藝術，衹考慮“跨越兩國的審美”，但作爲博物館，作爲展出的文物，就不僅是審美者看它好看還是不好看的問題，中國有博物館管理的規章，對文物是不能亂來的，對這種關涉中日兩國歷史的東西，更馬虎不得。因爲我們中國在對日交往過程中，最重視的就是歷史問題。參加開幕式的日本駐華使館官員

孔子家語八卷明何孟春注

大師中的大師永恆的學術業績顧頡剛（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

和大家講述德勇投考到先師門下的往事。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知改，善莫大焉。一輩子幹到頭了，臨了了，這也是對人家接任的主編負責。這哪像山東好漢，這麼做人也太不仗義了。其實誰的命運也不是天定的，命運也是能夠自己編輯的。

下面，就讓大家來一起看一看，我在《製造漢武帝》的第116—118頁到底講了些什麼。首先說明一下，這位劉女士提到的拙著頁碼，指的是初版簡裝本。在增訂精裝本裏，相關內容是印在第85—87頁。

古史中的地域擴張，是顧頡剛在開創古史辨學派、運用疑古方法研究上古歷史之初即已提出的重要學術見解。顧氏對這一觀點最早的系統表述，見於他在1923年發表的《答劉、胡兩先生書》中。在這篇學術論戰的答辯文章中，顧頡剛全面闡述了他在“推翻非信史方面”所樹立的“諸項標準”，其中第二項即是有關古史地域範圍的“標準”，也就是他所秉持的古史研究地域觀；同時，這也是他考察古史一項極爲重要的學術切入點。不過，顧氏當時的提法，乃是“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

可我不好這一套，因爲我覺得這很無聊，也很勢力。對自己完全不瞭解的各國學人，一般是不敢妄置一詞的，更不會提起哪一國的什麼名人，都說是自己的朋友。

但真正有價值的創新和發展，絕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中國傳統的文史研究成果，以清代學者成就最大，也對今天的學術研究最有參考意義，在歷史地理研究領域也是這樣。

因爲以周一良先生的學識修養，當一個個同儕學人相繼被迫害致死的時候，他在做的那些事兒，他做過的那些事兒，是需要深深懺悔的，這不是用“畢竟是書生”、也不是用“上了某某的當”所能爲自己開脫的。

XinDeyongZI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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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西楚，還是東楚，這“西”和“東”，都是以戰國的楚地來區分其相對方位。聽我這麼一說，大家一定急着想問：當時人所說的西楚究竟是在哪裏呢？其實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裏把這事兒講得是清清楚楚的：

日本明治大學氣賀澤保規教授在去年9月發表文章，論述所謂《李訓墓志》。《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昨天刊發了這篇文章的漢譯稿。由於文中對敝人的看法提出批評，今年1月9日，敝人在深圳道南書院，以“由所謂《李訓墓誌》談談我的石刻研究”爲題，發表講演，正面回應了氣賀澤先生的批評（請大家在敝人公衆號上搜索閱讀）。《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昨天也一併刊發了敝人這篇講稿（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302450）。在昨天刊發的漢譯稿前面，氣賀澤保規先生針對我這篇講演稿，寫有一段“寄語”（請點擊文末“閱讀原文”，閱讀氣賀澤保規先生的文章和他的“寄語”）。爲此，敝人針對氣賀澤保規先生的”寄語“也做了四點說明，在《澎湃新聞·私家歷史》上一併刊出。爲便於關心這一問題的朋友瞭解，茲出示敝人”說明“如下。第一，我期待着氣賀澤保規先生在接下來的研究中能夠拿出切實的證據，來展示他認定所謂《李訓墓志》確屬真品的理由。若是講得合理可信，我會放棄自己的觀點。第二，我在《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國朝臣備的真假》那篇講稿中提到：“到目前爲止，日本東洋史學界並沒有其他專家發表過看法。我特別注意到，在王小燕的報道裏，隻字未提應邀出席這次發佈會暨公告會的日本‘書法團體“瑞雲書道會”的理事長曾田成則’先生發表了什麼看法。我理解，至少從書法技藝角度，這種沉默，是一種慎重，甚至是否定（不是銘文的字跡寫得好還是不好，而是它是不是符合那個時代日本來華人員的漢字書寫狀況）。”作爲一種負責任的學術討論，我期待着氣賀澤保規先生具體講述包括這位親臨現場的曾田成則先生在內，到底還有哪些日本東洋史學者像他一樣認定所謂《李訓墓志》必屬真品無疑，我還期待氣賀澤先生能夠直接指出他所“信賴”的那些“中國學界墓志、石刻領域的一線學者”的具體姓名（儘管我對這種三六九等的劃分很是不以爲然，在我有限的接觸範圍內，也想不到在現在活着的學者當中誰有資格充當這種高等學者），以便我向他們求教。我願意同所有感興趣的學界同仁討論這一問題，特別是那些不像我這樣不值得氣賀澤保規先生“信賴”的高端學者，更願意向他們求教。第三，感謝氣賀澤保規先生還記得多年前我幫助過他的那些生活瑣事。雖然遠不如對氣賀澤保規先生做得那麼多，但我還曾不同程度地給其他一些來華交流的日本學者提供過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但除了氣賀澤保規先生之外，其他那些日本學者給了我更多更大的幫助，我和這些學者們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誼。假如氣賀澤保規先生願意，我當然同樣願意同氣賀澤保規先生一如往昔，友好相處。學術討論就是學術討論，與個人感情無關。第四，我是不是曲解了氣賀澤保規先生的文意以及我在《由所謂〈李訓墓誌〉談談我的石刻研究》那篇講稿裏到底都講了些什麼以及爲什麼那樣講，原文俱在，讀者可自行審斷。

這裏沒有講賞月，但講到了和後來的月餅頗有關聯的“餺飥餠食”，更重要的是同在八月十五日，並且“晝以續夜”，晚上在月下也搞活動，這一點是確切無疑的，而且節慶的氣氛似乎比一般的賞月還要隆重。

我博士畢業以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在研究所裏混日子，正式登上講壇給學生授課的機會實在少得可憐。直到2004年的秋天，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轉入北大歷史系，纔開始摸索着做起了教書匠的工作。

就拿這中國傳統曆法中的農曆和節氣來說，我看到的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中國歷史》七年級上冊，作爲《兩漢的科技與文化》一節的“知識拓展”，以“農曆與節氣”爲標題，寫有如下一段內容：

上次去理髮，好像有預感，是在1月18日，陰曆臘月二十四，過小年兒那一天。

一天兩天你不見大臣，人們容易理解。畢竟皇帝也是人，也會有些不尷不尬的凡人俗事需要去做。可現在已經一連十幾天了，還是一丁點兒聲響都沒有。弄得這幫子跟隨他一道起事混江湖的流氓弟兄心裏實在懸得慌。

除了外觀“精美”之外，還有，這位“書法收藏愛好者”——“目測原石很特別，誌末落款‘日本國朝臣備書’”。【旁批：“書法收藏愛好者”講的隨隨便便，好像衹是隨口一說。可是言者無意，聽者有心。】

地点：三联韬奋书店二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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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1日晚19: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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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发现”-“看一看”浏览“朋友在看”

關於中國古代的麪食，儘管考古學家陸續提供了一些實實在在的發現，但由於發現的地域等原因，要想全面瞭解古代麪食的總體面貌，目前主要還是要依賴傳世文獻的記載。

關於這個問題，此前不止一個人特地做過論述，敝人的專文《說“大劉”》，見於新出《海昏侯新論》。深圳博物館附近的深圳尚書吧就有出售（前不久我剛在那裏做了這本書的新書發佈會），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買來參考。

下面這張照片，是在《海昏侯新論》和《海昏侯劉賀》精裝本的全球首發式上，攝影師吳忠平先生拍下的一個靜止的瞬間。

近日，深圳博物馆海昏侯展备受追捧，墓主人刘贺的传奇人生回到大众视野，他一生几度起伏，19岁由王封帝，仅在位27天被贬为民，再从民到侯。刘贺不足道也，云波诡谲的西汉宫廷政治才是辛老师的关注重点。

竊以爲合理分析和利用各項新出土的史料，關鍵還是要有一顆平常心，舊史料和新史料是同等重要的，要把它們放到同一個平臺上，平心靜氣地悉心分析。心態端正，視野展開，纔能避免劍走偏鋒，滑向詭怪離奇的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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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仔上周末去体验了一番海昏侯展的热度，真的太震撼啦！由于观展人太多，展馆只能限制人流量、一批一批放行，长时间的等待与烈日的暴晒难免让人有些焦躁，直到看到大量精美文物后，才发现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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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是——海昏侯劉賀的命運與西漢皇室貴族的私生活行爲

三是诸如前述朐县“秦东门阙”、赣榆“秦始皇碑”这样一些秦始皇遗迹，虽然其真实性确凿无疑，而且至少在赣榆与朐县之间的海滨，秦代也确实会有道路相连，但这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将其与秦始皇南巡通道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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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之間這段啞謎打得來來去去，到頭了，誰也沒徹底挑明他們在說的那個人名——大宦官石顯（石顯做的這個“中書令”，就是太史公受刑後做過的那個官兒，司馬遷當時也是“尊崇任職”，事見《漢書·司馬遷傳》）。

通讀《史記·趙世家》上下文和它的記述形式，對“封長安君以饒”這樣的紀事，衹能這樣理解，而絕沒有把這個長安君理解爲秦國那個長安君的理由。做學問誰都會錯，但黃式三如此張冠李戴，錯得未免有些過於離譜。

在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的大量物品中，黃澄澄的金子，最爲引人注目。一枚枚圓形的金幣，一片片矩形的金版，光輝燦爛，耀人眼球。這些文物在各地的巡迴展出，能夠吸引大批民衆前往參觀，我覺得首先就是因爲這燦燦金光。

中國歷史很早就有了系統的史官記錄，可能由於戰亂與種種災禍，這些記錄會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損失，但總的來說，我們的古史記載系統是相當完備的。在這種情況下，極端地依賴出土文獻，就可能存在一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