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虞宮高鐙疑僞錄（之三）

今天接着昨天的話題，繼續談那件漢成帝元延四年臨虞宮高鐙銘文的真僞問題。

這篇銘文中的臨虞宮，未見於《史記》《漢書》及《三輔黃圖》等傳世文獻著錄，除了這批銅燈，也未見於其它漢銅銘文。這本身就有些怪異。當然，不見於傳世文獻著錄並不一定就未曾有過，人們利用金石銘文治史，補苴史書的闕漏正是其重要價值之一，但煌煌皇宮，完全不見於著錄，畢竟是很少見的情況。

問題是這所漢宮究竟是建在哪裏呢？昨天我寫《臨虞宮高鐙疑僞錄（之二）》，談到劉喜海的《長安獲古編》沒有著錄這件銅燈，乃是緣於傳世刻本並非全帙，稿本中還有些內容沒有被刻出。聽我這麼一講，很多朋友一定會問：你辛某人怎麼知道劉喜海是從古長安獲得這件銅器的呢？

這是因爲《長安獲古編》一書著錄劉喜海在長安曾另外得到一件帶有元延四年正月銘文的臨虞宮高鐙，銘文與我們在這裏討論的這篇相似，衹是“令史賽”當時還衹是個代理性的“守令史”。

《長安獲古編》所載另一

臨虞宮高鐙

劉氏獲得此鐙之後，曾倩友人陳慶鏞寫過一篇題跋，考訂鐙銘文字。當時，陳慶鏞錯讀並誤解銘文，把“守令史賽主、解右尉賢省”，讀作“令史賽、主解右尉賢省”，並謂“此器所稱掾、守令史、主解右尉，蓋皆考工屬官”，其“主解右尉，蓋主解此器之尉，猶《表》（德勇案：指《漢書·百官公卿表》）稱主爵中尉，其官即上林苑均輸、辦銅之類是也”（陳慶鏞《籀經堂類稿》卷一八《鐘鼎考釋》之《臨虞宮銅燈考》）。

顯而易見，這是把臨虞宮視作漢都長安週邊的宮室來思考的。這意味着劉喜海應當明確告訴陳氏——這件銅燈乃得自關中地區。

基於這樣的緣由，就有理由推測，我們在這裏討論的這件的臨虞宮高鐙，也應該得自古長安所在的關中，更有可能是同時所得。這樣纔會更加堅定劉喜海以爲臨虞宮高鐙出自漢廷少府屬下考工的想法；至少這是一種比較合理的推論。

可是，如上所述，我們在《史記》、《漢書》以及《三輔黃圖》等文獻裏都沒有見到關中地區有過這樣一處宮室，而通觀目前所知漢人作器者題名可知，“解右尉賢省”這一銘文又告訴我們，這件銅燈的製作者並非少府屬下的考工，而是河東郡的解縣。當然，作器的地點也就是這個解縣，而不是古長安所在的關中。

解縣距離關中算不上遙遠，西過黃河，很快就到，當地製作的銅器被古董商人販賣到關中，完全可以想象。然而，別的問題又來了——這就是這處不見於“經傳”的宮室爲什麼要以“臨虞”爲名呢？

西漢宮室名稱，很多都很簡單樸素，其與地名有關者，如鼎湖宮、梁山宮、回中宮、池陽宮等（《三輔黃圖》卷三）。若按此通例，以地名論，解縣附近並沒有見到“臨虞”這樣的地名。若稍變其例，以“虞”地而論，即該宮臨近“虞”地，《漢書·地理志》則載河東郡大陽縣有“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爲晉所滅，有天子廟”，因居處於吳山上的吳城而被稱作“虞公”，顯然吳、虞相通，吳山、吳城也可寫作虞山、虞城。因而，把“臨虞宮”的“臨虞”解作毗鄰此虞山、虞城（即吳山、吳城），應該說是比較合理的。況且這裏還有“天子廟”，確實頗有特別之處。

可我們若是看看下面這幅西漢河東郡相關地區的地圖，就會發現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西漢河東郡相關區域圖

（取自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

——這就是解縣距離這個虞山、虞城太遠，中間至少還間隔着猗氏一縣。在這裏，是沒法“臨虞”的。所以，設在河東解縣的這個“臨虞宮”，其得名緣由還是讓我們摸不着頭腦。

假如我們拋開具體的地名，別闢蹊徑以求其解的話，那麼，《淮南子·天文》稱“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至于虞淵，是謂黃昏。……日入于虞淵之汜”，這個“虞淵”或許可以作爲“臨虞”的典故。可面臨這樣的淵泉並不是什麼吉祥歡喜的事兒，所謂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給皇帝的離宮命名，何必要取義於此呢？這同樣是講不通的。

總之，臨虞宮既然是這樣一所莫名其妙的離宮，它本身存在與否就相當令人滋疑；在這種情況下所出現的專供這座宮室使用的銅燈，便不能不讓人感覺十分怪異。

2022年9月6日午間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