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闪耀却由盛转衰，北宋的一手好牌是如何打烂的？
用群星闪耀来形容宋朝，一点也不为过。在这个朝代，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韩琦、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
然而文明辉煌也抵不过历史变迁。北宋群星闪耀，却由盛转衰，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昨晚，“大宋之变——一个朝代的转折与危辱”线上分享会如期举行，赵冬梅老师为读者剖析了“大宋之变”错综复杂的历史真相，带领大家探究帝国兴衰深层根源。
让我们今天再次跟随赵冬梅老师的文字，了解大宋历史关键24年，收获不一样的深度剖析视角，抵达历史规律的本质。
各位书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样一个夏天的夜晚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新书《大宋之变，1063-1086》。这本书其实一共就写了24年，但这应该是宋朝历史上最关键的24年。
一、为什么说这24年是最关键的？
为什么说这24年是最关键的，因为有一些在宋朝建国以来发展出来的好的东西，在这24年里边发生了质变，那么这个好的东西是什么？
这本书是北宋政治史当中最具转折意义的24年这样一个小片段的历史。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理解的北宋政治，特别是它从960年到1063年间所形成的那个最好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北宋的政治，我认为它是帝制时期儒家政治之下的王朝政治，什么叫王朝政治？王朝政治追求什么？在这儿我可能需要请大家先把比如说之前我们传统教育当中有一些会强调矛盾、强调斗争的部分，放到一边。听我来讲，在帝制时期，儒家政治之下的这个王朝政治，它追求什么？
帝制时期的这种王朝政治是从公元前221年开始建立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他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帽子，就是皇帝。伴随着这个皇帝头衔所产生的还有一个梦——一个万世一系的梦。
秦始皇是这样描述他自己的那个梦的，他说：朕为始皇帝，然后朕的儿子就是二世皇帝，朕的孙子就是三世皇帝，然后朕的子子孙孙，就会一直不断地统治下去。这个梦，我们可以称它追求的目标就是万世一系、长治久安。
这个万世一系、长治久安的梦，秦始皇把它清晰地表达了出来，但是我们也知道秦朝是帝制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15年。当然秦朝短命，有它独特的原因，我们在这儿就不展开说了。
可是秦始皇的这个梦。就一直被后面的朝代延续下去，秦始皇所创造的这种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也被后代延续下去，同时延续的就是这个梦，这个长治久安、万世一系的梦。
我们看到的中国历史最表面的形态，其实就是一个朝代更替。这种朝代的循环，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断地重复的：一个朝代刚刚建立的时候，相对而言，比如说轻徭薄赋，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比较少，剥削不那么严重，生产生活的秩序得到恢复，如果这个朝代足够长的话，它会进入一个盛世。
在盛世之中，各种矛盾都在积累，在发酵，这个王朝政治就开始变得脆弱。它的统治机器开始走向腐败，社会内部的矛盾变得越来越不可调和，如果在这个时候有比较严重的、比较强大的外力打击，那么这个王朝政治就像一个里边儿都已经破碎了的瓷器一样，外边儿一撞就是“哗啦啦大厦倾”。就是这是我们看到的中国历史的演进的方式。
秦始皇开始了这个万世一系的梦，但实际上万世一系、长治久安是很难做到的，我们看到的是一遍又一遍的王朝政治的这个循环，但实际上在这个循环当中有一些东西，曾经是有一些进步的。这个进步我以为就发生在北宋的前中期——1063年以前。
二、如何做到长治久安、万世一系？
我们回过头来说王朝政治，这个万世一系的梦，它需要做到什么？我们先在理论上给出一个框架，给出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再来看为什么不能够。
比较简单地说，如果说能够实现长治久安、万世一系，我们看这个王朝他要追求什么？一个是集权，秦始皇建立的这个皇帝制度就是地方集权于中央，然后在中央就是整个政治机体当中集权于皇帝，这两个集权是一定要保障的。但仅仅有这个还是不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要保障皇权的安全，保障国家的统一，其实保障政权或者说皇权的安全和保障国家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同一性。
除此之外，帝制时期的王朝政治也和其他的政治体一样，是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如果要想做到长治久安，必须要维护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要让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是能够平稳地延续的。
换句话说，就是政府不能够对社会有比较多的干扰，就是春天该播种的时候，让老百姓能够去播种；到了秋天要秋收的时候，既要挡得住来自北方的强盗，同时也让老百姓有时间去抢收。
这就是我们说到王朝政治追求的目标，要完成这些目标，其实有很多的方面需要注意，比如说在国家的政权建设上，国家机构的建设上，非常核心的一点就是：这个政治体我们首先要承认，哪怕是一个盛世，它也是会有问题的。
那么一个存在着各种各样问题，不断产生着问题的一个社会、国家，怎样才能做到长治久安呢？这个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必须有一个纠错机制，得容许人们提意见，容许人们独立思考。同时还要有一个发现问题之后要解决问题的机制——纠错机制。
倘若一个国家存在一个有效的纠错机制，同时这个纠错机制又是能够有效运行的，那么这个政府，这个国家，就能够做到长治久安，一个王朝也就能够做到万世一系。
三、北宋的前中期出现了走出朝代更替的曙光
这个纠错机制以及让这个纠错机制运行有效的大环境，在北宋的前中期截至1063年，已经产生了。所以我会说，北宋的前中期取得了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出现了走出朝代更替的曙光。
截至1063年的北宋，包括哪些时代呢？从960年宋朝建立起，包含了太祖、太宗、真宗和仁宗的统治。宋朝前期的这四位皇帝，他们各有特点和贡献，我简单地做一个梳理。
（一）宋太祖奠定了仁义为国的基调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宋朝的开国始于一个黄袍加身的故事，就是一个军事集团，一个武力集团，拥戴了他们的首领来做皇帝。而我们知道其实从唐宋这个时候，黄袍已成为一种禁物，普通人是不能穿的。一旦这个黄袍加诸身的话，那么被黄袍加身的人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因为他已经做出了叛乱的行为，必须去当皇帝了。
黄袍加身的故事在晚唐五代，在不同的层级上有不同的体现，其实主要是两个层级：一个是就是拥戴皇帝，这叫黄袍加身；还有一种拥戴节度使，也是一种小规模的黄袍加身。总而言之，就是武力集团说，我们拥戴谁，那谁就要上。
但是我们看太祖的这个黄袍加身，区别可就大了，太祖的这个黄袍加身虽然仍然是武力集团拥戴他，他老人家好像睡了一宿的觉，其实他不老，他才35岁，外头闹哄哄，他却一直在睡大觉。
第二天睡醒了之后，黄袍加身不得不当皇帝的时候，他却可以勒住马头，跟那些军人说，你们要让我当皇帝可以，但你们得听我的：进城不能随便劫掠，要对后周的太后、小皇帝客气，要对后周的宰相大臣礼貌。这些（大家）都是做到了。
特别是不许劫掠这一条，我们知道在五代时期那个黄袍加身被拥戴的皇帝进了首都之后，往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允许他的士兵去劫掠，抢完了，之后再来恢复秩序。那样皇帝是被他的士兵所牵制的，但是宋太祖赵匡胤不是这个样子，他说，你们得听我的，我们静悄悄地进城，后来这支军队从仁和门进城，真的就秋毫无犯。
这个秋毫无犯的、黄袍加身的故事就是一个新故事了，它是个旧酒瓶，但里边装了新酒。这个新酒里边包含着宋朝的开国君臣，对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对于统治集团和被统治的集团之间关系的一个深刻的认知，就是仁义。
宋朝太祖开国奠定的一个基础，就是以仁义为国。对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太祖和他的臣子，是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的。他们能够认识到改朝换代，虽然说是有天数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人心。
所以太祖时期奠定的这个基调就是仁义，即国家要考虑老百姓，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宋太祖作为一个军人，在处理北方领土幽云十六州时，他把南方那些很富裕的国家平定了之后，把他们的府库搬到开封来封装——贴上封条攒在那儿，攒在那儿干什么？太祖说，幽云十六州的问题我们怎么办？要么拿这个钱去赏士族，好让他们为国家拼命去打仗，要么就想办法赎买幽云十六州。
宋太祖提出来的这个赎买方案其实是透着仁义的。他打过仗，他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要死人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宋朝的君臣，在考虑战争的时候，常常考虑的一点就是花钱，花人力，要考虑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这一点是以我有限的知识所得出的观点，其他断代史研究的学者（若有不同观点）可以讨论哈。
另外据说还有所谓太祖誓碑——不杀大臣，不杀言士官，就是非常的宽容。太祖这个人，我觉得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虽然他是军事政变上台的。
有一个故事，说他重修了开封的宫殿之后，叫人把从他的寝宫一直到宫城的大门，层层打开，宫门、殿门全都打开。传统时期的宫殿建筑，往往有一条中轴线，全部的门都打开之后，就是一条线，能够一直望到外面去，一览无余。太祖说的就是，我的心胸，就像是这重重的大门这条线，我无偏无邪无私无党。
太祖的这种心胸和认识奠定了宋朝国家非常重要的基调：宽容、仁义、大度，这是非常之了不起的。
（二）宋太宗大开科举之门
接下来我们说太宗。太宗是太祖的弟弟，我们且不管他是怎么当的皇帝，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他还是谋杀了他哥哥的，当然也可能有人不同意，这个我们就不细说。
但是毫无疑问，太宗被认为是宋朝的亚开国皇帝，太宗使王朝更加走向文治。到太宗，科举之门大开，录取的规模比太祖时期大大地扩大了，而且这些文官得到了重视。
任何一种思想上的复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的。太祖到太宗到真宗，再到仁宗朝，有一个漫长的学术恢复期。还有一个就是把对儒家经典解读和我们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以及从先秦到这个时候为止所积累的学术，给它总结起来，创造出新的学问来，是需要时间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太宗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他的时候还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但是在他的时期，科举的特点是什么呢？一个是自由，就是自由报名的，这提供了一个社会从下层向上层流动的契机，扩大了统治集团的基盘。
在宋代，特别是太宗朝以后，不管什么样家庭出身的男性，只要肯读书、肯上进，都有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太宗时期在科举的方面就有这样一个开创性：科举除了允许社会的下层向上层的流动，让统治集团能够得到有效的更新以外，还改变了统治集团整体的精神面貌。
从太宗打开科举之门始，一直到仁宗朝，科举的这个制度建设是非常的完善的。我常常说一句话，我们都知道高考的那些防弊措施，今天知道的防弊措施，宋朝科举就都有了，不知道的防弊措施，宋朝科举也有。
宋朝的科举建立了一个非常理性的制度，然后通过这个制度选拔出来的那些人逐渐地变成了统治集团的核心、主流。这群通过科举选拔上来的人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熟读儒家经典，同时耳聪目明。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除了要读儒家的经典以外，还要写一种很重要的文章——策论，用今天的话来讲叫作议论文，要引用儒家经典，同时还要考虑并解决当世所面临的问题。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科举出身这群人他们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北宋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教育家叫胡瑗，他教育的学生当中又有经义，又有制式，就是怎么样管理这个国家。不仅仅学儒家经典，还要学习国家的管理之道，他是真正培养政治家的。这样一群人在北宋的前中期，就真的是那群闪闪发光的人。
最近电视剧《清平乐》热播，那里边儿就有一个词儿叫作“默写背诵天团”，因为我们语文课本上大部分要默写背诵的古文都来自那个群体。但是我想补充的是，他们绝不仅仅是美文的制造者，他们在文章的写作上，其实是韩愈的传承，是要文以载道的。他们的文章是为了承载治国也就是修齐治平的道义的，绝不可以把他们跟今天的作家相提并论。
今天说的作家大多是以写作为生的人，但是这群人是以治理国家为志业的人，所以他们的文章其实除了课本儿里那些，更多的是直接讨论政事的。
我常常会跟我的学生说，你学宋史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读的宋人的奏议，宋代的史料当中有大量的美文，欢迎大家学宋史。
（三）宋真宗最大的贡献是“澶渊之盟”
太宗大开科举之门，太宗之后是真宗，真宗最大的贡献是跟辽之间签订了“澶渊之盟”，为宋辽两国带来了120年的和平。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进步，他在中国传统王朝的历史上是应当得到表彰的，宋比辽富裕，宋和辽之间，谁也没有把谁吞掉的可能性。
宋辽澶渊之盟是在大中华范围之内，不同政权之间和平共处的一个典范，值得表扬，这是真宗的一大贡献。
但是真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我们的历史书上出现的，会觉得澶渊之盟是屈辱的，因为有岁币——就是宋给辽钱、银绢三十万两匹。在当时，真宗也觉得不够有面子，后来就陷入了一些装饰性的活动、政治表演——一个他去封禅了泰山，然后他还搞了一个神仙做祖宗。
真宗的这个政治表演对宋朝国家是有危害的，它破坏了政治风气，但是这个破坏还不至于到很严重的地步。他对宋朝国家的财政也造成了影响——让财政更加吃紧。
宋朝有一个政策，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是养兵，宋朝的军队是职业兵，职业兵的出现应当说是一个进步。但是宋朝国家养的兵太多了，而且每次和平之后都做不到裁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上是真宗，接下来我们说仁宗。
（四）宋仁宗时期的王朝政治呈现了最好状态
仁宗时期就是王朝政治最好的状态出现的时期，仁宗的养母——实际上他养母活着的时候，他一直认为是他的生母，就是著名的刘太后，在士大夫的在这些官僚的支持之下，把真宗时候那些荒唐的天书，全部都埋到真宗的棺材里边儿去了。
而且，真宗时候修的玉清昭应宫，后来着了火之后，刘太后虽然不是特别情愿，但最终还是接纳了建议，不再重修。从刘太后摄政的十年一直到仁宗亲政之后，是士大夫政治发育成熟的时期，在这个阶段，纠错机制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
这个纠错机制是什么？其实是有多重的含义的，比如说，实际上宰相大臣也是起到纠错的作用，他们在第一时间跟皇帝商量国家大事，参与决策，那这个时候其实宰相他是有经验的政治家，他可以对皇帝纠错。他们纠错于未然，在决策形成之前，他们先在皇帝面前讨论，然后皇帝做决策。
除了宰相、大臣以外，宋朝还发展出来了一套台谏官制度，这是非常重要的纠错机制。台谏官包括御史台官和谏官，宋朝的这个谏官御史台，还有行政监察的功能，宋朝的谏官是完全没有其他任何具体的事物的，谏官的编制只有六人，但这六人的职责特别简单——负责挑错儿。他们每个月都有挑错的任务的，不管是皇帝的错还是宰相大臣的错，要负责指出来。
除了台谏官以外，其实宋朝还有比如说通进银台司，我在书里边儿也提到，通进银台司，他是那个大的诏敕任命出来之后，通进银台是要审一道，通进银台司只封驳。什么叫封驳？封就是密封，驳，就是驳回皇宫，诏敕里边就是宰相大臣和皇帝商量之后出来的，大的命令如行政任命等，如果有不合适，银通进银台司可以把这个命令给他封上驳回去要求重审的。
当然，宋朝的这个纠错机制不止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些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最了不起的是这一套纠错机制是运行有效的。
范仲淹做台谏官的时候，欧阳修给他写信，祝贺范仲淹当谏官，然后跟他说，现在那些心中有道的，就是仕之有道，就是说想要做官同时又心怀理想的人，如果不能做宰相，就要做台谏官。
为何不能做宰相就要做台谏官，因为其他任何一种官员都是有具体职责的，就是法律规定了它的具体职责，这个职责范围之外的，如果去管的话，那就出圈儿了，就不该他管了。唯独宰相和台谏官，他们没有具体的职责范围，或者说什么都不管，因此什么都管。
宰相是通过参与决策和管理官员来实现什么都管，而台谏官是通过在皇帝、宰相面前去议论批评，还包括事后的弹劾来实现什么都管。
谏官就像是一只睁着的眼睛，随时盯着这个政治体，它出现小的错误、问题的时候，就指出来，让这个纠错机制发挥作用，让这些小问题及时得到纠正。
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想，如果小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时的纠正的话，那么矛盾就不会过于激烈，这个王朝，不会出现内部的崩溃。
四、良好的政治氛围是如何消失的？
以上我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跟大家讲960年到1063年发生了什么。接下来，我会用比较短的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1063到1086年间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纠错机制，那个良好的政治氛围是如何消失的？
我在这本书当中讲的就是这24年当中北宋王朝政治的故事，我讲的就是刚才这些好的传统，还有这个让纠错机制运行有效的政治思想政治氛围如何消失的。
就是制度都还在，但是不能够再起作用。我举其中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北宋前期的皇帝，他是要接受监督，接受制约的。在帝制时期能够制约皇帝的，没有任何强制性的力量，只有一些软的约束，这些软的约束包括什么？包括祖宗法度，就是本朝的列祖列宗是怎么做的。还包括什么？还包括儒家经典。孔子说过什么，孟子说过什么，春秋时期那些先贤是怎么做的，现任皇帝是要考虑的。除了祖宗法度、儒家经典以外，北宋前期公认的、皇帝也接纳的还有第三个软性约束就是公论，即舆论和人言。
我在这儿提到人言，可能有的读者朋友就敏感地意识到我要说什么了，在这24年当中，我们知道王安石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作三不足：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
天变，是儒家政治理论当中的一个核心，王安石把所有这些能够约束皇帝的软的东西全部都拿掉了，那谁还能够约束皇帝呢？而且王安石还对神宗说，上身即祖宗，陛下您就是列祖列宗。本来列祖列宗是一个经过选择，经过解释的列祖列宗，但是王安石说，陛下您就是祖宗，您说了算，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呢？帝制时期的王朝政治，其实有一个大的bug，一个在理论上难以克服的东西，就是皇帝的权力其实是无穷大的。这个无穷大我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解释，就是如果这个皇帝，他是铁了心了，要当昏君，那谁也拦不住。
换句话说，皇帝怎么想怎么做，对于王朝政治的走向影响巨大，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课本儿不提，很多的历史叙述也不提的，但它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这本《大宋之变，1063—1086》，其实就是从皇帝的家事开始说，就是从仁宗皇帝的过世和英宗皇帝的即位开始说，从仁宗和英宗这对养父养子之间的漫长的纠结开始说。这个漫长的纠结影响了英宗的身心发育，影响了他的心理，然后他做皇帝的时间又太短，四年全部都在瞎折腾。
而他的儿子神宗就背负了一个要证明血统高贵的责任，当然这个年轻人，也确实是一个聪明绝顶、有理想的年轻人，你就可以想象20岁给你无边的权力，你想要做什么？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本书里头要讲的了，大家要想知道这个转折是怎样发生的，那就请大家去看我的这本书。这本书呢，我尽量做到了（流畅好读），我写了一本我自己觉得连我妈妈都说很好读的书，她先读了《前言》和《后记》，然后说很顺畅。
我想我妈妈说《前言》《后记》很顺畅，那么中间故事一定是更加顺畅的，因为《前言》里边其实是有我的理论阐释。所以我努力写了一个非常顺畅的基于史料的真实的故事呈现给大家。
我就把这本《大宋之变，1063-1086》奉献给各位，也请大家批评指正，以上就是我的介绍，谢谢大家。
互 动 环 节
读者夏夏提问：
您认为“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是对仁宗的合理评价么？在当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带来的弊端多，还是好处多？
赵冬梅：
我觉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这不是一个负面评价，其实这个跟说刘邦他不会打仗，但是他会用那个会打仗的人，这是一个道理的。会做官家，官家是最难做的，我一向是相信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其实官家是极难做，因为官家背负着王朝的长治久安。权力极大，欲望也特别容易被放大，那么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他真的时时刻刻是要努力克己复礼的，仁宗应当说做得是相当不错的，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正面评价。
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我个人觉得他在良性运转的时候，在这些士大夫没有出现恶性分裂，还能够独立思考的时候，他当然是好的，那些个弊端不能全都算到这个上头来。
另外我补充一下，其实共治天下这个模式有很多种，一种是皇帝是雇主，那些人是伙计，官员是伙计，这是雇主伙计型的共治；还有一种共治叫作同道共治，就是大家有共同的目标，是为了维护长治久安，万世一系，那这是一个良性共治；还有一种共治，是合伙通利型的共治，就是这天下是我的，也是你们的事，然后我们大家呢，就要想着怎么样剥削和分肥，那这就是一种很糟糕的控制，宋代基本上是一种同道共治。
读者一蓑烟雨任平生提问：
赵老师您好，我是一蓑烟雨任平生，在央视《百家讲坛》上听过您讲的《司马光》系列，今天又有幸和您交流。我的问题是：司马光在大宋之变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司马光？谢谢您！
赵冬梅：
谢谢一蓑烟雨任平生朋友，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就是王安石把皇权从笼子里放出来，他关闭了之前的多元政治，王安石是要皇帝和宰相的专制，王安石让这个政体走向了专制。司马光呢，其实是要力挽狂澜，想要回到1063年以前，但是司马光，我就说他是个“三无”政治家。
司马光有威望，他被认为是反对派的领袖，但实际上他真当不上领袖这个词，他有良好的目标，但是他没有手腕，他没有能力，他的行政能力、政治能力都是非常弱的，这个人他的政治历练真的不行。如果你们看过我之前《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的话，你就知道这人成长得太顺了。也没有什么一把手儿的经验，所以他真的没有能力。另外还有一个，他还没有一个建立队伍和约束这支队伍的意愿，所以他的那个“重归多元”只能是失败的。
还有就是司马光，在政治上或者说在行政上真的是幼稚。比如说，他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但是王安石的新法已经推行了十五六年，而且建立了那么大的基盘，当时的这代官僚基本上都是王安石思想培养出来的。王安石虽然当宰相的时间并不长，神宗后半生的十年没有王安石在，但是神宗坚持的是王安石路线。因此我们可以说到司马光上台的时候所有这些官员，除了那些靠边儿站的，全部都是王安石思想教育出来的，而且整个的国家机器也是被王安石的路线改造过的。王安石的政策有问题，但同时也有合理的一面。司马光上来之后是不由分说，就一股脑地推翻，他这种不由分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在此之前已经中风过一次，回来之后也是疾病缠身，所以他着急。
除了着急以外，其实司马光还有一个问题，他没有对王安石路线治理下这十五六年来的宋朝状况进行调查，他就完全凭着自己的印象。他对王安石路线的印象，还是他最后一次当官的15年前了。其实最理性的做法是，上来先把国库收拾收拾看看还有多少钱，然后再进行一下调查，在同一个领域之内，将1063年以前政策实施的状况和王安石变法之后的政策实施状况进行对照，就能看出优劣来了。
可是司马光他脑子里缺这根弦儿，他真的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网上有人说我有多喜欢司马光，其实不然，我喜欢的是北宋，我觉得仁宗朝的那个政治状态，那个士大夫的精神面貌是我真正喜欢的。
读者陈辉提问：
赵老师，您好。这关键的24年，是历史的必然吗？宋朝24年间的衰败是否可以避免？
赵冬梅：
这24年究竟是不是必然？我只能说这24年其实是由偶然造成的，比如说如果仁宗的亲儿子活到了比较大的年纪，就是在他死的时候就已经成年，然后这个皇位能传承下去……还有，如果英宗的神经不那么脆弱，但他很显然还是他，甚至不如他太太坚强……
我觉得这些都是偶然造成的，然后还有一些偶然是什么？我特别感叹是什么呢，王安石的理财是一种路线，他是用新的东西来（实现理财），但是还有人在旧体制之下也许也能完成理财的目标。这个人就是张方平，而且张方平是神宗理财的第一人选，但张方平他们家有长寿基因，张方平自己也活了80多岁，他爹就在他当上参知政事以后过世了，他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只能丁忧离开了岗位。这也是一个偶然。
张方平是主张开源与节流并重的，而王安石主要是要开源。当然我也没有更细地去探究过张方平，张方平会不会也要像王安石那样要高效，要一道德同风俗。这些，我没有去考察过，但是我想张方平会跟王安石不同，如果张方平在，王安石就上不来，因为这俩人很不对付。
然后还有偶然因素，如果司马光不那么固执，司马光是一个相对而言有经验的政治家。或者说高太皇太后的心胸再宽广一点儿，做政治家，特别是要领导国家，要做多大的事，就要有多大的格局，就要在多大的程度上能抛开个人的私欲，包括权力欲。但太皇太后也做不到，如果说就是高太皇太后更加地高明一点儿的话，这个事情或许也不是那样。
上边说的都是偶然，那么有没有必然？我讲这个必然是什么？这里我不叫它“必然”，叫它“结构性的因素”，这个结构性的因素或者是更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帝制。这是帝制时期，帝制时期就意味着皇帝说了算。我把这个帝制区分为抽象的皇帝和具体的皇帝，但甭管怎么说皇权它是可以超越一切、剥夺一切的，还是那句话，如果皇帝要做一昏君，谁都拦不住。因此，皇帝的个人遭际，皇帝的想法会深刻地改变政治的面貌，所以这事情就这样。
读者猫擦鼻涕提问：
如果说王安石变法成功了，对历史进程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赵冬梅：
在我看来，王安石变法没有失败，王安石变法最核心的目标就是理财，而理财这个大目标毫无疑问是实现了的，而且他也确实改变了北宋政治的面貌，这个改变就是：之前的政治是多元的，之后是一元的。余英时先生对于这个时期的这个施政方式的变化，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了“国是”，在往前走之前先确定一个唯一正确的目标，不符合这个唯一正确目标的，对不起，请你走开。
读者亦舒亦哲提问：
看了微信推文介绍，了解本书内容讲的是“大宋政治生态的剧变”。犹记好多年前电视前聆听老师在百家讲坛开讲司马光。那时讲的是青年司马光的成长之路，等了N久终于等来下半场，最精彩的当然是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文人政治家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在此想粗浅地与贞观之治做个比较，贞观时代同样有博弈，比如武德老臣和贞观新臣的博弈、贞观魏征路线与封德彝路线之争，甚至房玄龄和魏征也有暗地交锋，为何贞观就让初唐一步步走向强盛？是统治者的纳谏，相对自觉的接受权力制约？还是三省六部制的制度保障？还是时代大背景的结果？想听听赵老师的高见。另外，赵老师也说大宋之变，每个政治人物都出于好心，但是他们缺乏沟通和必要的纠错机制。但我想假设一下，加入大宋有了互联网，他们各自的政见就能很好沟通吗？声音放大了，不会造成更大的偏见和倾轧吗？以上疑问 希望得到赵老师的回答。谢谢。
赵冬梅：
其实贞观之治，我有一点迟疑，我觉得贞观之治统治者的虚心纳谏，这个是很显然的，我觉得这个是起到最核心作用的，因为他是皇帝制度之下，如果不纳谏的话，那又怎么样？包括我觉得太宗和魏征之间的关系，等到魏征过世之后，本来许给他们家的公主后来也收回了，就是因为太宗发现，魏征原来有一些他不了解的东西。还有一个我们不要太夸大贞观之治，我个人看法。
因为贞观之治其实主要的还是处在一个恢复期，其实贞观时期距离隋末时间很短，我觉得之所以我们对贞观有那么美好的印象，还有个原因是唐太宗确实是表达了很多，又有《贞观君臣论治》这样的书留下来。所以我们会觉得很了不起很伟大，但实际上那个时候经济的发展还没有恢复到隋末的水平，真正要超越隋末的话，可能要到开元。
大宋朝如果有互联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新鲜有趣，我还真没有想过，但是我在检讨我自己有了互联网、微博、微信，特别是有了微信，我真的变得耳聪目明了吗？现在我所有能够抵达我的信息，其实都是我选过的，朋友是我选过的。然后因为我们之间臭味相投，所以大家关注的东西其实是很接近的。
所以其实对第二个问题我真的不乐观。我个人觉得要想做到减少盲目性，在那里边的所有的人，在政治中所有的人，甚至不只是政治，或者说广义的政治当中，包括我们每个人在内，其实都要要有一定的格局，要有格局，要有心胸，就是我们不要老觉得格局、心胸这些东西，或者说那些高尚的字眼是空的，但是我觉得它不空。那个东西才更重要！
《大宋之变，1063-1086》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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