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界的趣味叛徒”郑嘉励为你揭开考古真面目
郑嘉励先生说：“我不能容忍用枯燥的文字记录考古”。所以他选择用幽默风趣的方式来讲述考古这件事。
考古看来枯燥，无关风月，然而那些看似没有生命的文物，在郑嘉励的笔下变得意趣无穷。他也自言：“墓地文学，给考古插上人文翅膀。”
7月2日晚，“上班等于上坟？——‘考古界的趣味叛徒’郑嘉励为你揭开考古真面目”线上分享会如期举行，郑嘉励老师用自己发掘墓葬的亲身经历，为读者揭开了考古的真面目：真正的考古工作是怎么回事，为何考古与盗墓根本不同，为什么公众对考古工作者会有误解？
让我们今天再次跟随郑嘉励老师的文字，走进意趣无穷的考古世界，了解考古的真面目。
一、关于考古工作者
大家晚上好！我是《考古者说》的作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郑嘉励，很高兴在今晚跟大家交流有关考古的话题。
考古作为一门学问，是研究古人遗迹和遗物的学问。什么叫遗迹？就是古人留下来的墓葬、遗址这些东西。什么叫遗物？就是墓葬里面的随葬品，遗址里面出土的一些坛坛罐罐，这就叫遗物。
我们研究古人遗迹和遗物的所谓的考古学家只有两种：广义地说，像郭沫若，像很有名的陈梦家，他们其实是不下田野的，都是在办公室里读书来研究学问，就是我们过去讲的，所谓的书斋考古学家。
真正的考古工作者，今天狭义的实际上是像我这样子的田野考古工作者，就是真的要下到乡下去动手动脚挖东西的人。
如果按照工作对象来区分的话，考古其实整体上可以分两类。一个就是史前考古，实际上就是人类文字诞生以前的考古；还有一个呢，就是历史时期考古。
在我们中国，主要就是历史时期各个断代的考古。我个人就是从事历史时期考古最晚的宋元时期的考古。
一般来说，到明清时期，因为文献很多，我们考古工作者就不再关注明清及以后的一些东西，而是把明清时期的历史就通通都交给了历史学家。
我在浙江从事宋元考古。宋元考古里面——其实每个阶段的考古都一样——最常见的文物就是墓葬，就是不同时期古人留下来的墓葬。
所以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的十年来，我做的两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影响的项目，也比较典型。
一个是我们浙江金华武义的南宋的徐谓礼墓，另一个是黄岩的南宋时期的赵伯澐墓。赵伯澐，听他的名字就知道，是赵匡胤的后裔，大概是他的七世孙吧。
二、徐谓礼文书
徐谓礼墓，因为它出土了那个17长卷的文书，这个文书在我们《考古者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有一篇文章是专门讲这个东西的，主要是围绕名不见经传的南宋后期一个名叫徐谓礼的人，他的所有的文书。
徐谓礼是一个当官的人，他把他所有的委任状，还有他作为官员个人档案的文书，全部抄录了一遍。这种在过去是前所未见的，所以非常重要。
因为徐谓礼文书的重要性，前几年非常轰动，非但是史学界很轰动，就是我们整个考古学界，我们宋元考古学界也很轰动，作为公众来讲也非常轰动，因为南宋时期的这样的一个纸质文书，800多年了，那个纸张就跟我们今天拿起来这个《考古者说》的纸张一样的，这样的强度，这个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它这样的文物的重要性，这几年武义就专门为它建了一个博物馆。
徐谓礼文书它是怎么样发现的呢？它是非常偶然的，来自于2005年，也就是15年以前的武义县城东郊，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发生了一个盗墓案。可能有一批盗墓分子在某一天——当时也不知道是谁——就把那个墓盗出来了，然后出土了这个17长卷、4万字的徐谓礼文书。
因为那个文书保存的质量太好了，这个纸张太好了，新的，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文书是假的。那个时候随着文书出土的，还有这些墓葬里面跟徐谓礼相关的一些（东西），他生前用的那些笔墨纸砚，还有一些徐谓礼生前用的金银器。因为那些文物比较有形，在当时出土的第一时间就卖掉了。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徐谓礼他那个纸张都保存得这么好的条件下，那个时候徐谓礼肯定是穿戴整齐地躺在棺木里面的，他上身穿着很多的衣服，下身也穿着很多的衣服。
然后徐谓礼跟棺木之间，又塞了很多的衣物，这样等于说这个人躺在那个棺木里面，就不会晃动。至于这些衣服，那些盗墓的人当时可能就处理不了，在墓地有些就直接扔掉了，有些就脱出来，扔在那个墓地边上。
总之，那些有形文物都卖掉了，徐谓礼文书卖不掉，就长期在市面上兜售。
还有很多在今天看来更重要的一些文物，像一些衣服，身上穿的所有的衣服，因为盗墓分子他处理不了，就这样糟蹋了。
市场上不识货，但盗墓贼他当然知道，这个文书是自己亲手挖出来的，那还有假？所以他们也知道不会拿真实的（全部）文书出来在市场上兜售，主要是拿文书里面的某一卷，在他们看来书法比较好一点的某一卷文书，到市场上兜售。
考古现场 郑嘉励供图
大概到2012年，也就是2005年被盗，到2011年底、2012年的时候，这个照片被武义博物馆的朋友看到了，然后他们把照片传给了我。
因为作为我个人来讲，在我们浙江从事南宋时期的考古，这么说吧，相对可能也有点名气，我武义的朋友就把那些照片拿给我看，问我这个文书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今天这个时间也不太够，关于文书为什么是真的，我们不详细讲，当然我当时就判断，这个文书肯定是真的。
首先因为徐谓礼文书的很多内容，它主要有三部分，一个是告身，一个是敕牒，还有一个印纸。
告身过去可能见过，像我们练过书法人都知道，颜真卿他自己就有一个自书告身，也就是颜真卿把他自己重要的官任上的委任状全抄了一遍，这个我们是见过的。
但是像一些敕牒，这个对徐谓礼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些他自己主要当过的官职的那些委任状，我们是没有见过的。尤其重要的就是，徐谓礼自从他19岁进入官场到他53岁去世，完整的个人的官员的档案是前所未有。
任何文物作伪的人，他肯定是要见过真的东西才可以造出假的东西，那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我想天王老子也造不出来。
所以其实也很简单，徐谓礼个人的官员档案是前所未见的东西，你从这样一个角度上去看，这个文书那肯定是真的。
退一步来讲，从文书的形式上来讲，南宋时期那些书法，4万多字，抄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我想今天任何一个书法家都抄不到那个样子。
不是说他的书法一定就很好，像我们练书法的人肯定知道，像我们现代人，你把自己的书法写到民国时期的味道，民国的人要把书法写到明代人的气息，都是很难的，像这样的文书，练书法的人一看就知道，也是现代人伪造不了的。
现在看来恐怕最重要的还有另外一点：除了判断这个文书是真实的，我们那个时候还判断这个文书肯定就是武义当地出土的，所以我们就建议武义博物馆马上报案，向当地的公安局报案，务必要破案，因为破案以后它肯定会是一个轰动学术界的重要发现，那对武义当地来说，也会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
现在当然一切都被证明了，没有这个文书的出土的话，今天的武义博物馆也建立不起来，我们武义博物馆也不会有这样一个镇馆之宝。
大家都知道我们浙江是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事实上我们浙江其实并没有太多重量级的南宋时期的文物，尤其是纸质的文物，我想徐谓礼文书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公安局立案以后，大概是过了半年左右就破案了，就把几个盗墓的嫌疑人控制住了。然后根据盗墓者的指认，我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文书出土的地点进行了发掘。
这里我们就必须要讲清楚为什么发掘？发掘是因为这个墓被盗了，因为破案了，因为犯罪分子指认，然后我们在文书出土地点，也就是徐谓礼墓进行了发掘，然后出土了徐谓礼的墓志。
因为这个墓志的出土，证明我们原先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文书就是这个墓葬出土的。他这个墓室保存得非常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是2005年被盗的，我们的抢救性发掘是在2012年，哪怕过去了7年，他这个文书、棺木保存得都跟新的一样。
只是在他的棺木的角端锯开了一个口子，这个口子很小，大概就只够一个人钻进去。后来抓住了那些盗墓分子，有三四个，其中有一个人个子非常小，大概就1米47，据他们供称，就是那个小个子钻到那个孔里去，到那个棺木里面去，把文书盗走的。
南宋时期的这个文书，历经800年，为什么还会保存得这么好？当然和南宋时期的埋葬技术有关，也跟南宋时期的这些人跟灵魂相关的一些观念有关。这样的一些内容，我在《考古者说》里面都有具体讲，我想这样的一些细节，我就不再多说。
总之，这个墓葬如果说是2005年没有被盗，哪怕再过100年、1000年，那个墓葬也是会完好如新，因为南宋时期徐谓礼下葬的时候，采取了一种在今天看来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防腐技术。
它的棺木埋在那个墓坑里面，它整体是用那个三合土，比方说用黏土、沙子、松香啊这些搅拌起来，把那个棺木就整体地密闭在下面，这种搅拌起来的三合土，在朱熹那时候叫作“灰隔”，实际上干了以后就跟我们今天的混凝土跟水泥是一样的。所以棺木里面跟外面的这个环境是完全隔绝的。
如果说没有被盗，再过100年，甚至再过1000年，他也是保持着他刚下葬的样子。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讲这些，是想把一个真正的问题抛出来：包括现在武义当地有很多人，不仅仅是一般的老百姓，甚至是政府的官员，也有可能是一些文化界的人士，他们都认为这些盗墓的人是有功的。
他们认为，如果说是没有盗墓分子把文书挖出来，可能这个文书我们今天还看不到，它还埋在地下。文书如果今天还见不到，那么博物馆也建立不起来，博物馆建立不起来，我们武义的南宋文化也没法推广宣传。反过来讲好像这些盗墓的人还是有功的，一般的人也认为挺有道理。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想建议大家不妨来想一想：如果这个墓葬并不是2005年被盗的，而是徐谓礼墓所在的那个武义东郊的龙王山——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开发区的地方，已经建成了房子——如果说是2005年没有被盗，而是现在这个生产建设中发现的这个墓葬，由我们考古人员对这个墓葬进行科学的发掘，那会是什么样子？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来想一想。
四、发掘赵伯澐墓
徐谓礼墓如果说是没有被盗，它是什么样子？我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来，就是我们2016年在台州黄岩发掘的赵伯澐墓。我讲这么一个事情，来跟大家说明没有被盗的南宋墓是什么样子的。
那是2016年的五一长假，在黄岩的长潭水库，有一个老百姓他在自己的宅基地造房子的时候，挖到了一口棺材，这口棺材保存得非常好。
非常幸运的是，那个宅基地的主人还有点文物知识，他觉得这恐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物，所以他就把发现这个棺木的事情，第一时间报告了黄岩区的博物馆。这个事发生在5月1号，然后黄岩区的博物馆第一时间就把在这个乡下发现一口棺木的消息，报告了浙江省文物局的文物处。
文物处接到这个报告以后，就把这个任务下派到我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因为我发掘这些南宋时期的墓葬比较多——也不一定是南宋时期的墓葬，就是历史晚段的一些墓葬比较多，文物局的领导就说：“郑嘉励，你去看一看，那边说发现一个保存完好的棺木。”
我接到那个消息，已经是棺木发现的第二天了，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保存完好的一口棺材，有可能就是清代的或者民国的那些打开来很臭的。我想我去一下，简单处理一下就好了。
等于说我是5月2号接到领导的这个任务，然后就买好高铁票到黄岩，到了黄岩以后再从县城跑到乡下——大概有30公里的路，就到下午了。
到了现场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南宋时期的保存完好的一口棺木，这恐怕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场景。
我们刚才讲，南宋时期，其实很多人，那些富裕的平民，包括官员，都会对自己的墓葬进行非常严密的防腐处理，这些例子应该是很多的。
当然在历史上绝大多数被盗了，一旦被捅开一个口子，它里面的环境改变以后，过个几十年或者100年，那些棺墓，包括文物啊、衣物啊什么的就都会腐烂了。
所以像赵伯澐墓保存得这么完好的，在我们浙江那是第一例。当然在福建有黄升墓，就是现在我们福建博物院的南宋时期最重要的文物，这些都是在南宋时期一个叫黄升的少妇的墓葬出土的。江西也有一个例子。但在我们浙江，赵伯澐墓是目前唯一的一个。
那这个就完全不是我刚出发的时候想象的，是一个清代的或民国的墓葬，然后我就马上填好发掘的申请书，交给我们单位，他们又马上把发掘申请书向国家文物局汇报，说有发现这么一个文物，希望他们给我一个合法的发掘执照。
朋友们，我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肯定不是随意讲的，我为什么把这个过程描述得这么详细呢？
说老百姓造房子发现了这个墓，然后报告了当地的博物馆，当地的博物馆报告省文物处，然后省文物处再让考古所去负责这个工作，然后负责这个工作的人，一开始觉得工作比较简单，先去临时处理一下再说，然后发现这个墓比较重要，又把这个消息报给了国家文物局，希望能申请到一个发掘执照……
这样的一套东西，它是构成了我们发掘的一个合法的程序，所以我把这个过程讲清楚是完全有必要的。
当然赵伯澐墓具体的发掘过程，我在这里不展开讲，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南宋赵伯澐墓发掘记》，详细讲过这个事情，收录在我上一本书《考古四记》里。
5月2号下午我到了现场，第二天，我们就等待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朋友来。中国丝绸博物馆是在杭州的，它负责处理这种历史时期的那些有机质文物，是我们国内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
因为现场不具备开棺的条件，我们后来又把赵伯澐的棺木拿到了黄岩区的博物馆，又过了一天，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来以后，我们才把这个棺木打开了。这个棺木打开后的情形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要详细描述一下。
赵伯澐去世的时候是宋宁宗时期，他的级别比徐谓礼要高，赵伯澐去世的时候大概是一个正四品官员，而那个徐谓礼是更加中下层一点的，是相当于六品的这样一个官员。
赵伯澐是穿戴整齐的，上身有8重衣服，下身呢，也有8重的裳。衣裳衣裳，上身为衣，下衣为裳，这样穿戴整齐的，头上还戴着一个南宋时期非常常见的长脚幞头。
赵伯澐穿戴整齐地躺在棺木中间，赵伯澐跟棺木之间的空隙大概有70多件衣服卷成各种包包，把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空隙塞紧，袜子鞋子都有几十双的，这样子塞紧。
那其他还有什么随葬品呢？其他大概就是赵伯澐身上的两件玉璧，其实就是他个人生前喜欢的这个挂件，一件是水晶璧，一件是玉璧，就是他挂在自己身上随葬了。
除了这些东西，除了衣服，没有其他的随葬品。
赵伯澐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在现场是没有处理的，现场处理掉的衣服，都是塞在那些棺木空隙之间的衣服，赵伯澐身上的衣服是带回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实验室里面清理的，实验室清理的每一个过程都是有视频全程记录的。
我们全程记录它干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真正科学的考古发掘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确保，要知道，赵伯澐身上穿的这8重衣服，他最贴身的第8件是什么，倒数第2件是什么，第4件是什么；裤子，倒数第几件是什么，都要记录得很清楚。
我们要把赵伯澐塞在那些空隙里面的衣服，都编好号，1号、2号、3号、4号……哪一件衣服从哪一个角落出土，从棺木的哪一个位置出土的，都要全部记录。
一个科学的考古发掘，不管说里面是一件重要的文物，还是一块砖头，再过100年，再过1000年，它都要能够还原到这个墓葬所在的一个准确的三维空间。
如果说我们读一本考古报告，里面的一件文物交代不清楚，也就是说，读者不能够分辨这件文物是从墓葬的哪一个角落出土的，那么这个考古发掘一定是不合格的。
五、如果赵伯澐是被盗的？
在这个时候我想再问一下：朋友们能不能想象，如果赵伯澐墓是被盗的，像徐谓礼墓一样，是在2005年或者是哪一个时候被盗的，那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毫无疑问，赵伯澐身上穿的衣服，赵伯澐这个人跟棺木之间七八十件的衣服，盗墓的人是处理不了的，他们可能就全部都扔掉了。
那么也就没有今天我们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在黄岩博物馆看到的一大批那些非常重要的南宋时期的文官的那些衣服。这个在今天，当然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财富。
我印象中2016年中国丝绸博物馆进行了扩建，扩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入藏了赵伯澐墓出土的那一批重要的饰品、衣服。
如果这个墓被盗是什么样的后果？我刚才讲所有的衣服，他肯定是处理不了，都扔掉了。
那么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恐怕就是两件玉璧。这个玉璧上面穿的绳子它也保存不了，也处理不了。那到今天，这些绳子也都没了，就只有两件玉璧。
恐怕再过若干年在古董市场上出售，我们也不知道这两件玉璧是从哪里出土的，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朝代的，也不知道它们的墓主人是谁，就只知道这是两件玉璧，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
朋友们，不可想象啊，你想想如果其他东西都没有了，只有两件玉璧，这两件玉璧也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也不知道墓主人的身份，哪怕它在古董市场上卖个10万20万，你觉得有意义吗？
这些玉璧卖个10万20万，对我来讲，可能在杭州可以买半个卫生间，或者可以买一个别的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国家难道还差你那10万20万吗？
那一笔巨大的物质文化财富，赵伯澐身上所有的那些有机质文物，所有的衣服全都没有了，只剩下了两件玉璧，而且这两件玉璧还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如果说徐谓礼墓是现在在生产建设的过程中被发现的，然后我们考古工作者第一时间介入，那徐谓礼墓会是什么样子？也会跟赵伯澐墓是类似的。他身上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衣服，而且还有很多的金银器。
其实盗墓人供称，那个时候还出土了徐谓礼身上的一套他个人用的官印和私印。他个人的印章大概是装在一个木匣子里面的，有七八个的印章，还有一些毛笔啊、笔山啊这些文房用品，而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现在除了徐谓礼文书，其他都没有了。这个盗墓的人对我们武义的徐谓礼墓，对我们武义的南宋的历史文化遗产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而我们竟然认为他们还是我们武义文化的有功之臣！
六、为什么考古与盗墓根本不同？
不好意思，我讲到这个话题就有点激动。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地方，我用我个人亲自参与发掘的两个墓葬的亲身经历，来具体跟大家讲。
那大家设想一下：如果这个墓没有被盗，它会发生什么？毫无疑问，现在徐谓礼墓会变成像今天我们在湖南马王堆汉墓看到的那样，是这样一个丰富的宝藏。而这样的一个丰富的宝藏今天没有了，只留下了徐谓礼这个17卷的文书。
我又举了一个保存完好的赵伯澐墓（的例子），因为它非常幸运，在第一时间，因为我们考古工作者的介入，它所有的文物，哪怕再过100年，再过1000年，再过10000年，它所有的文物的出土信息都得到了完整的完全可逆的记录。
如果它是被盗的，那会发生什么？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了，只剩下两件不知是猴年马月的、可以讲毫无学术价值的玉璧。
我想，这两个例子已经足够典型。所以，我们考古工作者为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事业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那为什么大家又会把我们跟那些盗墓的人联系起来说？而且，有些是有意的，有些我个人感觉，甚至是非常恶意的。
他们甚至认为，考古工作者无非就是拿着国家的合法执照的盗墓分子而已。这么恶毒的攻击，我们考古学界，居然很少有人，对他们做出一个非常响亮的、非常有力量的反击。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个恐怕是跟我们这个故事的讲述有关。
因为我今天这样子自言自语的方式，自己对着手机讲，面前没有观众，非常严重地影响我发挥，像鲁迅讲的，面对“无物之阵”，都不知道话该怎么讲。
今天发挥得其实也不是太好，但是我用这两个例子，我个人认为是可以非常好地来解释这个东西。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盗墓是犯罪啊，严重的盗墓在过去是要判死刑的！
你说公众有些时候把一些盗墓分子，把一些犯罪分子和我们这些为国家的历史文化事业、文化遗产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考古工作结合起来，当然是令人非常愤怒而无奈的。
七、为何公众会把考古跟盗墓联系起来？
所以呢，最后我就想跟大家来讨论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公众会把考古跟盗墓联系起来？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考古表面上很红，影响也很大，每次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尤其像比如说海昏侯墓发掘，或哪些发掘，都是流量非常大的，都是在网络上引起全民轰动的一些大新闻。
但是大家如果关注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这些大新闻的后面有很多的网民的一些跟帖，很多的跟帖，他们发表的评论都是非常不友好的。他们就是认为，考古工作者可能就是拿着合法执照的盗墓分子，而这种荒谬绝顶的言论居然会得到很多人的认同，说就是这样子的。
而在这种时候，考古工作者反而都失去了声音，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东西不值得反驳，有些人可能想反驳，但是又讲不出一个特别好的故事，让大家都能认识到考古跟盗墓是根本不同、格格不入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问题就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
也包括我写的那些书，其实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公众对我们的误解，有些是恶意的误解，有些是善意的调侃，但是总之呢，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尊重。
但是为什么呢？你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你说难道我们考古工作者，就完全没有责任吗？恐怕也不是。
你看我们的一些关于大墓的考古发掘的新闻报道，包括一些考古工作者编写的考古报告，包括一些考古工作者他自己发掘了一个古墓，面对公众的演讲，也经常会发现，我们这些考古工作者，他很多时候是抱持着一个非常理性的、像一个科学家的样子在讲述这些故事。
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发掘的这些墓葬，那些墓葬的主人，那些距离我们今天1000年甚至更早的古人，他们是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就像一些客观的物件一样，变成了我们的一个研究对象。
就好像是我们的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根本就没有把他们这些，尽管是已经去世了1000年的人，当成曾经是跟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有悲欢离合的具体的人。
所以在他们的讲述里面，发掘了一个古墓那就是获得了一个知识，就是成为一个复原历史、研究历史的这样的一种客观的史料。
而我们这些工作可能就是写一篇论文，评一个职称，有些发掘一个大墓的人，可能还能成名成家。
至于新闻报道，它可能会迎合读者，他们会对墓葬进行一些耸人耳目的宣传。
我是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赵伯澐的棺木打开，我们在媒体上是绝对不可能把赵伯澐的开棺的具体场景，包括赵伯澐尸体的样子，放在公众面前，使其见诸媒体的。但是你会发现，在有一些的考古报道里面，他们会把这些古代往生者遗骸的照片就直接地发在媒体上。
媒体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会把那些比方说古人的遗骸，甚至是他的骨头，包括一些非常触目惊心的画面发在那个报纸上，因为这样子有流量。但是，这样的一种讲述，一定会让社会上的有些人感到了冒犯。
假如那些人，他能够意识到，这些古人他们可能也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人。那些考古工作者把他们当成了一个客物，把他们当成了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而且媒体报道人把他们当成了一个宣传的、获取流量的对象，唯独没有把他们当成真正的、跟我们一样的有尊严的人。所以这样的一种报道方式，会让很多人感到冒犯。
我们批评盗墓者，盗墓者的目的呢，当然就是为了牟利，挖出一件文物来把它卖掉变现，自己发家致富。
那么有些考古工作者发掘一个墓葬，就是为了编写一个报告，就是为了评一个职称，到一个长江学者，或者成名成家，他追求名利，他在本质上跟盗墓分子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任何区别。
一个无非是为了追求钱，一个是为了追求名。有没有区别？没有区别。
他们为什么、在哪一个层面上没有区别？他们在人文情怀上。他们没有把自己工作的对象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跟我们一样的值得尊重的、有尊严的人。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让我慢慢地理解到，考古工作者在客观上抢救了很多很多的文物，发掘了很多的墓葬，为国家抢救了很多的文物，但是没有得到公众的尊重，甚至还会受到公众恶意的抨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没有关注到人，长期没有为我们考古的这个研究对象注入人文的情怀。
所以你看我写这么多的文章，大概就是做这样的工作，为我的工作注入人文的内涵。
八、为考古注入人文内涵
为考古注入人文内涵，不仅是改善我们考古工作者、我们考古学科形象的需要，其实呢，也是讲好考古故事的需要。
有些考古领域的硬知识，比方说，瓷器是怎么做的；怎么样挖土；怎么样拉坯；拉坯以后怎么样晾坯；然后呢入到窑里去，它的烧制温度是多少，氧化过程怎么样；然后呢熄火后还原过程又怎么样；因为什么样的还原过程，瓷器会呈现什么样的颜色……这些呢，都是具体的技术的层面，是考古的硬核的知识。
如果我们不为考古的硬核知识注入人文内涵，注入很多的人文内涵，那你说对瓷器该怎么样做、玉器该怎么样雕琢，或者说是河姆渡人吃什么，怎么样制造生产工具，感兴趣的人当然是有，但是真正感兴趣的人不会很多。只有一些真正的专家才会关心，因为我又不做瓷器，你说对不对？
然后你说一个是生活在21世纪的人，一个是8000年前的河姆渡人，他们吃什么跟我有什么相干，是不是？
假如我们为考古发掘的硬核知识注入人文内涵——这句话怎么讲呢？比方说我们要通过非常复杂的一个手段研究河姆渡人，他们的生育情况是怎么样的？他们是吃什么的？他们吃的水稻占多少？小米占多少？橡子占多少？桃子占多少？淡水鱼里面鲫鱼占多少？草鱼占多少？什么什么占多少？
这样的一个详细的考古的发掘报告，当然构成了一个非常硬核的知识，但是对这样的一个知识感兴趣的，恐怕就是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专家而已。
大多数的公众，因为对他来说，觉得与我们又不相干，他们就不关心。
那如果说我们要稍微作一步转化，比方说，我们通过前面这个河姆渡人，通过对他的这个食物构成的分析，通过对这个越窑瓷器生产工艺的详细的一个研究，我们来进一步转化。转化到什么程度呢？
比方说7000年前的这个河姆渡人，他们是怎么样跟他所在的当时的自然环境相处的？然后他跟自然环境这个互动相处的过程中又是怎么样有限度地改造自然的？经过这样的转化，那相对来说就会有更多的人感兴趣了。
那我们比方说越窑的工艺，这个非常技术化的、非常理工化的一种描述，只有很少人关心。我们如果转化以后，越窑的这些工匠烧造的瓷器，跟当时的人的日常生活、跟他们的审美有什么样的关系？跟他们的情感有没有关系？如果经过这样的转化，也就是说为我们考古的硬核知识注入人文内涵，使这个知识跟一般人的情感、趣味、思想有关，这样子可能原先就只有100个人关心，这样转化以后就有1000个人关心。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考古是研究古人的遗迹和遗物的，是研究物的——它尽管也是研究历史，但它研究物。这个跟文学不一样，因为文学它直接研究人，历史它也直接研究人，所以你会发现文学讲故事、史学讲故事相对好讲，你看大量的畅销书不是史学类的，就是文学类的。而考古要透物见人，它要经过一步转化，所以它就相对比较难，讲好故事相对比较难。
我刚才讲的就是，为我们考古的知识注入人文内涵，非但是改善形象的需要，也是讲故事的需要。那么今天我个人的完整的讲述就先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考古者说》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0-04
[签名钤印本]考古者说 郑嘉励 著 (毛笔题词、签名、钤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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