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沈从文｜在沈从文作品中重建近代中国的记忆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病逝于北京。今天是他去世33周年的日子。
回望沈从文的一生，从一个边城少年，到一个著名作家，到一个被边缘、被遗忘的文物研究者，再到他身后重新燃起并持续多年高涨的名声，是一个传奇的所在。
今天微信，我们换一个角度了解沈从文，以“乡下人”的视角回顾沈从文前半生，在沈从文作品中重建近代中国的记忆，从湘西叙事找寻理解中国的另一种方法。
本文节选自孙德鹏《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这是一部区别于以往的沈从文评传，作者立足沈从文自称“乡下人”的人生经验。“乡下人”这个概念与沈从文的作品有什么关系？这个词所遇到的普遍的社会性的蔑视如何刺激着沈从文的创作？沈从文凭借着什么越过间隔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深深沟壑？为什么在城市中当了教授的一位作家非要横下心来做“乡下人”？透过本书，我们可以一览无余。
乡下人印象
文| 孙德鹏
乘着桃源划子那样的小舟，由常德转走沅水，舟中仅竹简、绢笔、玉剑及手编的楚国宪法。两千年前，逐臣屈原和他的新法就这样消逝了。沈从文说，沿江可见娱神歌呼与火光，岸上是《长河》中的红色橘林，于是有《橘颂》传世。湘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道橘红伤疤。
沈从文在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20岁以前生活在边城的土地上，之后是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
这本书中的“乡下人”是一个感通人物与人性的媒介性概念，没有任何蔑视意味。它标识出一种地域性（湘西）的身份（苗民），可以理解为与不断变化的“城里人”相对应的概念。沈从文常说，自己为乡下人身份而感动，他们老实淳朴，待人热忱而少机心，比大都市中人更可信赖。南朝诗人谢庄《怀园引》诗曰：“登楚都，入楚关，楚地萧瑟楚山寒。岁去冰未已，春来雁不还。”这寒意是南渡之人的怀乡之情（nostalgia），也是一种心灵温度。楚地苦寒，火麻草、虎耳草、断肠草有毒，“条条蛇都咬人”。湘西山高水急，林密雾多，浸润游侠精神与传奇志怪气氛。湘西亦多味，“有桃花处必有人家，有人家处必可沽酒”。人人洁身守法，像苗人水手的“原人性情”，“老实、忠厚、纯朴、戆直”。木竹环伺的乡里村寨，山歌喂养的灵魂，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轮回的水车，便是沈从文的乡下人世界。
沈从文在作品中与家乡父老秉烛夜谈，在水边，在船上或在炉火的微光里有人生可悯、人世可亲的字句，想象力也燃烧起来。他的寂寞像是在给什么东西下跪，落在纸上时是与人世共苦乐的挺拔样子。与乡下人共苦乐，是沈从文做小说的一份诚意。
记忆，往往寄居在智力之外的某个地方，要经过细节的唤醒才好识别。在荷马的世界里，“忘记”是生命中最负面的动词，奥德修斯的意义，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保存记忆。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教授为沈从文传记取的英文名字是“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在方便英语读者理解的同时，意在渲染沈从文的“史诗”性。奥德赛，意指旅程，而奥德修斯无论曾经代表什么，他首先是个敏感而痛苦的人。沈从文与奥德修斯都历经漫长的山水险途，他们的得救方式是借助旅程，通过让他人揭开自己身上的秘密来重拾记忆。
作者孙德鹏在英国访学期间写书
沈从文的湘西叙事不是历史的忧郁碎屑，而是一种“液体性”的智慧，是理解中国的一种方法。他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他最满意的故事，也是水边的故事，像《边城》《长河》《小砦》《三三》《黑夜》，或者是船上的故事，如《丈夫》《船上岸上》《湘西》《湘行散记》。水之于人，总是意指着某种原初的状态。诗人克洛代尔说，人内心所渴望的一切都能还原为水的形象。作为一种通用的介质，水，是寂寞，是自由，有时，深暗的水（黄泉）还带来死亡的教诲。沈从文或许是那个时代亲历可怕现场最多的作家，他讲述了许多有关爱、激情和死亡的故事，却几乎与宗教无涉，这是一种厉害之至的写法。
死亡将生命一劈为二。死亡既是命运，也是一份厚礼，它的绝对性让人肃穆起来。死是人类共有的处境，死的痛楚传递着共通的情感。任何人之死都是完全的死，而任何人就是“大家”。讲故事的人，是“一个让其生命之灯芯由他的故事的柔和的烛光徐徐燃尽的人”。他分享故事，读者获得温暖。本雅明认为，这份温暖是双向的。对叙事者而言，死亡是他叙说世间万物的许可，同时，借助这个不可辩驳的自然流程，叙事者传递着生命之火的温暖。另一方面，对读者来说，死，犹如一团燃尽的火。在死亡的微暗之火中，人们遇见的不是别人，正是颤抖的自我：
小说富于意义，并不是因为它时常稍带教诲，向我们描绘了某人的命运，而是因为此人的命运借助烈焰而燃尽，给予我们从自身命运中无法获得的温暖。吸引读者去读小说的是这么一个愿望：以读到的某人的死来暖和自己寒颤的生命。
中国思想的紧要处是“易”，而活泼处在“禅”。变易的底色是警惕性，经籍中的思想者往往生于忧患境遇，于是由知警而开悟。禅语禅意是经验性的，多植根于烟火民间，如流行的口头禅或俗语。两种思想在沈从文作品中铺陈出独特的中国近代性，一方面是由落后而求变，他说，“我想读好书救救国家”；另一方面是敏感于一切反常的新旧经验，他说，“进步正消灭掉过去一切”。这本书以“乡下人”为名有一语双关之意：一是沈从文向来自称乡下人；二是他的湘西叙事多取自乡下人经验。《三三》《山鬼》《厨子》《小砦》《黔小景》《巧秀与冬生》《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等作品实现了文学对历史的叙事性补充（narrative supplement）。这些故事与唐传奇的“亲历—制作”方式相近，有档案（archive）价值，可以当作“史料”来解读，其中隐藏着双重的“真实”：自我真实性与湘西的地方真实性，如金介甫教授所言，“从一个湘西人的观点来审察全部中国现代史，就等于从边疆看中国，从沈从文的眼光看中国”。
水是中国文化的基准和原型，先秦诸子思想无不因循“水之道”，道、德、治、法等观念都来自对水这种物质的观审、想象与沉思。沈从文在沅水、酉水边凝视，遐想，用“水上人的言语”连通了一条理解近代中国的“湘西”端口。他说“这个地方的过去，正是中国三十年来的缩影”。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文学与律法，历史与故事在水边“聚义”，纳的投名状却是乡评与记忆——溪边的三三，桂枝的草药，伍娘的灶台，凝视火焰的樵夫，疯癫的山鬼，躲进丛林的猎人，半夜里为儿子哭泣的母亲，当然，还有生命最后一晚仍舍不得点桐油灯的“颠东”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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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笔下“无呆相”。《景德传灯录》有一则禅宗公案：庞蕴居士初见马祖，开口便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马祖向前踏一步，说：“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思想的机锋不宜说破，人要自悟，要访师拜师，要“行脚”，在刀山剑树中或迷，或悟，如此才亲切明白。所谓公案，是不愿对“大问题”表态的意思，敲在头上的棒喝故事大多与“公”无关，而是描摹不同问答状态的个案，即“私案”。以此推之，沈从文的小说是每个与山水为伴之人的生生死死，这些“私案”扩散开来，便是湘西的大小“公案”了。在70余本“语带机锋”的著作中，沈从文时而转身，时而分身，几乎跨越了所有年龄，所有身份，所有性别。他是伍娘，桂枝，三三，宋妈，王嫂；他是樵夫贵生，侦察兵熊喜；他是老实人自宽，他也是山大王刘云亭；他是他的母亲，妻子，孩子；他是转过身谦卑面对云麓大哥、四处寻找九妹的那个人；他是他生活的时代，也是他出生的那个国度。
五四一代人步入中年晚年时，沈从文还是个“小伙子”。鲁迅1936年去世，沈从文时年34周岁。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应该把《新青年》时代的“憨气”恢复起来。五四一代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已经固化为一个特殊阶层，变得迟钝了。倘若多有两个乡下人，“文坛”会热闹一点。五年后，他在《“五四”二十年》中写道，纪念五四要从“工具”的检视入手。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如今看来，唯有乡下人能“庄严慎重”地审视时代了。
乡下人之于沈从文，不是叙事技巧或声口，而是锐利的“官能”。直心与憨气为作品注入临渊观水的凝视力量：一是角色落差。比如《长河》中写“父母官”逻辑像一种寄生物，不停地寻找宿主，几经翻新之后便成了“登了报，不怕告”的新式样。来到乡下人面前的不是“德先生”“赛先生”，而是“从文明地区闯到乡下人中间的新吸血鬼”，是“五老爷”“阎王”这样的角色。二是身份落差。狩猎性暴力在湘西盛行，乡下人被降格为动物身份，而手握权柄者却以法政之名升格。他们的人性为身份覆盖，成为推动程序运转的“部件”，因而从法律后果甚至道德后果中脱身。三是心理落差。当时最富于“秩序性”的理论莫过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说，新旧秩序的较力在制造苦难的同时，也撕扯着乡下人的心灵。沈从文从浸润“旧俗”的湘西来到都市，转过头来看那里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新与旧》《菜园》《丈夫》《贵生》《菌子》《小砦》里表现了这种痛苦。他说，我想写雷雨后的《边城》，接着写翠翠如何离开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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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认为书籍的诞生与“火”有关。家园、故事、技艺等观念源于安全感，“炊烟”的升起，意味着人们开始熟练而安全地享用篝火。火能照明，取暖，还可以烹制熟食。文字是人类对居家感的确证，石刻岩画中多以水火或围猎场面为意象。一个被称为“家园”的地方，不仅是一幢漂亮楼宇，还意指着某种心灵状态。那是一个用火把“生的食物”变成“熟的食物”的地方，是孩子们可以在炉火边遐想的地方。用火点燃柴草，炉火就温暖家庭。围绕篝火与灶台展开的，是记忆和经验，是生火、拨火的技艺，它培养人的耐心、胆量和幻想的能力。巴什拉说，“我宁可旷一节哲学课，也不愿错过早晨起来生火”，他在《火的精神分析》中写道，拨火是一件耐心、大胆和幸福的事情。
童年、炉火、柴草，散发着永恒的家园感，这是一种从人类童年时代闯进来的情感。淡泊是自然的品格，也是乡下人的品格，像他们的灶台和炉火。如今，人类记忆已经塞满了商业价值，沈从文的小说带我们重返连绵的森林，跳动的篝火，从设计感十足的“豢养”状态中摆脱出来。
沈从文对物象、表面和神韵的关注，总是超过对整体秩序或价值的关注。阅读沈从文的快乐，不是去挖掘他头脑中的伟大想法，而是在细节中，在猎人或樵夫的呼吸中，我们得以重返森林。水与火意指不同的时间结构，水让人产生挽留时间的欲望，而火让人产生变化的欲望，加快时间的欲望。沈从文是寂寞的水，也是引人遐想的炉火。他笔下的水，是可以在不同思想状态间飞跃穿梭的液体，明亮、透光、易逝。火也常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像某种记忆“存储设备”，用来存放永恒之物，如灰烬、恐惧、死亡，当然，还有光与热的持续影响，它洁净一切，像火山灰呈现出的那种状态。他说，只有尽它燃烧，才会有转机，看大处，中国是有前途的。
契诃夫的《在峡谷里》写乡下姑娘“丽帕”受尽凌辱又失去孩子，她问邻居：“一个小孩子，没犯过什么罪，为什么也要受苦呢？”众人无话可说，默默坐了一个小时。一位老人开口道：“我们不能每件事情都知道：怎么样啦，为什么啦，上帝不让鸟儿生四个翅膀，只让它生两个，因为有两个翅膀也就能飞了；所以人呢，上帝也不让他知道每件事情，只让他知道一半或者两三成。”接下来，老人讲了一个故事：我走遍了俄罗斯，什么都见识过。我到过黑龙江和阿尔泰山，我在西伯利亚住过，后来我想念俄罗斯母亲，就走着回来了。我记得有一回坐渡船，我啊，要多瘦有多瘦，穿得破破烂烂，光着脚，冻得发僵，啃着一块面包皮。渡船上有一位老爷瞧着我，眼睛里含着泪水。“唉”，他说，“你的面包是黑的，你的日子是黑的”！
湘西人常说，“治不好的病，就是命运了”。人与人在苦难中得和解，得安慰，这或许是最接近信仰的一种人类关系。作家用故事持守“人境”，他总是会想到别人——“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沈从文，就是这样的蔼然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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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沈从文评传
一次作者与沈从文之间
的跨学科对话
以“乡下人”的视角
回顾沈从文前半生
在沈从文作品中
重建近代中国的记忆
从湘西叙事找寻
理解中国的另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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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
孙德鹏 |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大学问
2021年5月
孙德鹏对沈从文其人、其文、其家乡有着极富诗意的理解。感谢他，让我们在那些触动人心的作品和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山水里看到了诗意和忧伤。
——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古根海姆奖得主，美国圣约翰大学荣休教授。
湘西令人神往，“有桃花处必有人家，有人家处必可沽酒”。阅读（写作）是一种走入的行为，这本书带我们走向森林，走进猎人的房间，与乡下人秉烛夜谈，与沈从文一起面对那些印刻着疤痕的直心公案、楚地江湖。
——王人博，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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