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立言：武人是五代社会动乱的乱源吗？
五代时期武人有着怎样的社会地位？
为何会出现忠而复叛的现象？是否真的像宋太祖所说的武人是社会动乱的乱源？
五代是否真的“重武轻文”？宋初是否真的“重文抑武”？
在宋史专家柳立言领衔编著的新书《五代武人之文》中，这些问题都能找到相应的答案。本书将如剥茧抽丝、老吏断案般，循循导引，揭秘藏在墓志碑文里的五代武人的宦海浮沉。
柳立言在书中表示，本书的图书特点是完全利用武人的墓志和碑铭，不是去否定学人已发现的部分真相，而是发掘更多的真相。书中从文人如何书写武人、武人之文事与武功、武人之后代和转型三个方面增加我们对武人的了解，分析解读五代武人的家庭结构、仕宦经历、上升通道、观念信仰等，探讨并重新评估了武人在五代至宋初的历史角色和地位。
此外，作者还提出了一系列颇富启发性的议题，如：认为武人对“致治” 有一定的贡献，而不只是宋太祖所说的“致乱”；武人品德和信仰是否符合儒家的严苛标准；等等。可以说，本书是从五代之“武”追溯宋代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源流，并透过石碑和石刻这类“文”的表现加以阐释的划时代成就。
武人是五代社会动乱的乱源吗？
文 | 柳立言
与南方诸国相比，北方的五代(梁、唐、晋、汉、周)一直被学人认定是乱世，而主要的乱源是武人。无可否认，这是真相，但只是部分而非全部的真相。要发掘更多甚至更重要的真相，理应利用墓志碑铭，一则因为它们是许多国史传记的前身，二则它们对墓主家人、仕历和婚姻的记载，远多于正史。不难发现，不少在朝廷或在地方上足以致乱或致治的武人，凭着武功起家之后，他们的家人和后代都兼学文武，有些学习文事，有些学习武功，有些兼习两者。他们也兼仕文武，有些是文官，有些是武官，有些先后兼任。有时他们也兼治文武，有些在文事有治绩，有些在军事，有些兼得鱼与熊掌。当然，他们也文武通婚，与文人气味相投和利益一致。两个问题油然而生：其一，武人在五代和宋初的历史角色和地位，是否必须重估？甚至连宋代在历史分期如“唐宋变革”的角色也要重估。其二，利用墓志碑铭作为论据，应如何克服“隐恶扬善”“以虚为实”或“这些不过是墓志题中应有之义”的疑虑？
对五代武人，三位专门研究军政的老、中、青学人的观点如下：
王赓武(Wang Gungwu)的名著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及其中文版《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至少经过一次修订和两次重刊(1963、2007、2014、2015)，但对武人的评价不变。王氏没有否认五代道德混淆、无法无天和紊乱脱序，但认为这些描述无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发展，而“新的探索应摆脱儒家的先入为主(Confucian preconceptions)，……那是苛严和缺乏同情心的”。于是，王氏只探讨军权，主要是天子亲军的重建和争雄，但至少留下五个尚待探讨的疑问：
一、五代武人真的不能符合儒家的价值标准吗？他们被大量选入真宗朝编撰的《册府元龟》受到赞扬，那些编撰者不正是儒臣吗？他们难道没有采用儒家规范作为选录的标准吗？
二、五代武人不乏允文允武堪称“儒将”的人，他们为何不能符合儒家标准？
三、一般武人，即使出身绿林也要遵守帮规，他们成为朝廷命官之后，是否仍要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或“武士之道”(以下有时简称“武德”)？如是，与传统的武德有何异同？如《左传》“武有七德”列举用武所要符合的七种条件——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是否仍为五代用武者(当然包括武人)所遵从？例如西蜀的多位节度使，“或以他职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务(治理地方镇所)，专事聚敛，政事不治，民无所诉”，蜀主乃以东川为武德军，“取武有七德以为军号”，作为武人鉴戒；宋仁宗朝的知谏院张方平也说：“武有七德，安民为本”，以安民为七德之首。事实上七德不但见于宋代的诏令、奏议，还见于基层读物《小学绀珠》。此外，宋太祖以杀降为“不武”之甚，把白起逐出位于武学的武成王庙，这个出自武人之口的武德，难道不符合儒家标准？
四、研究权力是否应兼顾军与民？拜制度所赐，如诸司使副既可到军队任职，亦可到地方担任刺史至节度使，大量武人乃成为地方首长，集合管军与治民(含财和刑等)两权于一身。所以，探讨权力结构，不能只看武人的武功而不顾他们的民事。
五、新史学应否兼顾高层与基层？我们一方面应探讨新的权力结构“在政治上”(如中央与藩镇的关系)有没有减少还是增加了无法无天和紊乱失序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应同情百姓，追究新的权力结构“在社会上”有无改善庶民的生活。
一言以蔽之，只要探讨武人是谁和他们的吏治，便能检讨“儒士之道”与“武士之道”有何交集了。
黄宽重《中国历史上武人地位的转变》(1990)可能代表直至今日的主流看法。
他说五代“军人干政，兵变迭生，武人不仅成为政局递嬗的主导力量，更是政权转移、政治败坏的重要因素”。类似意见也常见于教科书，如高明士和甘怀真等人编著的《隋唐五代史》(2006增订本)，认为五代政局的特质之一是“暴虐残杀成性”，其“政治风气的败坏，实为中国史罕见。……殆因五代政权主要建立在军事将领之手，而这批武夫悍将的横行暴虐，较诸唐末大混乱不遑多让，遂使黄河流域之民众，疾苦日甚。以致白骨蔽地，荆棘弥望，百姓有如生活在水深火热之困境中，其惨况实难以想象与形容”。《剑桥中国史》第五册上篇(2009)第一章《五代》有点旧酒新瓶，读者不如直接阅读陶懋炳《五代史略》(1985)、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下册(1990)和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1991)，后两书居然不在剑桥书目之中；较新的著作亦无多大进境。
方震华(Fang Cheng-hua)认为文治与武功难以并存，而武人难行文治。他的“The Price of Orthodoxy: Issues of Legitimacy in the Later Liang and Later Tang”(《正统王朝的代价——后梁与后唐的政权合理化问题》，2005)与王赓武的意见稍有不同，以为后梁为了寻求正统，政治领袖愈来愈拥抱儒家的价值系统(increasingly embracing the Confucian value system)，“也间接造成这些武人统治者的文儒化”，结果却是灾难连连，如“后梁末帝重视文治，却缺乏统兵的能力，终为李存勖所灭”。本来以武取胜的“李存勖在灭梁后暂停军事扩张，致力模仿唐代皇帝的形象，……执掌大权的郭崇韬则努力重建由世族领导的文人政府，而这两点都成为其政权快速灭亡的原因”，这岂不是以文误国？在专书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D.875-1063)(2009)，方氏以三页的篇幅讨论武人形象的改变，如与文士交流和学文，一些子孙亦允文允武，但总的来说，武人“缺乏一个道德传统，足以抗衡行之已久的儒学(Confucianism)，……武人风格不能产生一个价值系统，能够将军事行动法理化/正统化”，又认为“武臣的统治对庶民带来严重的苦痛，进一步破坏武人的道德形象”，似乎又重复了王赓武的说法。
无论如何，“重视文治”的后梁末帝在位约十一年(913—923)，于五代最长，远过仅四年(923—926)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和后来任何一位君主，不管他们是重文还是重武，那又如何能够推论，谓重文是王朝短祚的原因呢？在位次长的是约八年的后唐明宗(926—933，欧阳修误以为最长)，被《旧五代史》称许为“力行于王化，政皆中道，时亦小康，近代已来，亦可宗也”，毫无疑问是因为他能兼重文治和武功(见本册《沙陀王朝武人刺史卖剑买牛》)，故也实在推论不出文治是短祚之因和文武不能兼治兼得。
今人可能被古人误导，或不加细想，把他们的“论点”误作“论据”，或对武人过于严苛，例如要求他们十项全能，只要有一二项失足，便全盘否定。我们先看古人对五代武人的论点或观点，以下列三个最为重要，然后逐一检视。
针对武人之贪残害民，宋太祖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宋史·文苑传》说：“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两说都被学人视为宋代重文轻武的由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武人不能文治。
针对武人不遵法制，《宋史·刑法志》说：“时天下甫定，刑典弛废，吏不明习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
针对武人鲜能识书或吏治，太祖“谓侍臣曰：‘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左右不知所对”。
如所说属实，那五代的武德既难以符合儒家的要求，也不构成自成一格的价值系统。在统治阶级里，即使是中高层的武臣，也普遍没有文识，欠缺道德，不守法制，鲜能吏治，祸国殃民。他们是“致乱”之源，根本谈不到“致治”，故宋太祖要把他们的治权移交文臣。既然如此，学人甚少探讨武人之治，更不会追究他们是否治乱相若，甚至治多于乱了。
然而，这些观点大可商榷。首先看它们的性质：就史学三论来说，它们仅是“论点”，不是“论据”，用它们来“推论”五代武人不能文治，就好像我们推论秦桧是奸臣，证据是古人说他是奸臣，那当然是流于人云亦云的。我们最好列举事实(fact)或事件(event)作为直接论据，再引用古人和今人较有凭据的论点作为辅佐证据。不管出自古代名人或现代大师，欠缺凭据的观点和论点，最好不要用作直接证据，更不能用作最重要的证据(本册《不远鬼神文武皆然》)。
论点又分“专论”和“泛论”(generalization或概括性评论)，前者针对个案，后者针对众案。以偏概全或以小见大时，必须留意个案的“代表性”；以全概偏或以大见小时，也必须留意其“涵盖度”。且看一个批评五代吏治的泛论：魏泰(活跃于神宗至徽宗)自谓其《东轩笔录》乃“姑录其实以示子孙而已，异时有补史氏之阙，或讥以见闻之殊者，吾皆无憾”，亦即魏氏所记有时与众不同，但均是实录。
今人亦认为，“总的来说，在宋人笔记之中，它还是史料价值较高的一种”，应大致可信。魏泰说：“五代任官，不权轻重，凡曹、掾、簿、尉，有龌龊无能，以至昏耄不任驱策者，始注为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诛求刻剥，猥迹万状，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一直到了“范文正公仲淹，乞令天下选人，用三员保任，方得为县令，当时推行其言，自是县令得人，民政稍稍举矣”。不知这些为数众多，且最接近人民的基层官吏，是文人还是武人居多？难道文人不是致乱之源？假如到了范仲淹之世，才“民政稍稍举”，那五代末年与北宋初期恐怕是五十步笑百步。这种泛论，应相信哪些部分？无论是学生或老师，都应分清哪些是论点，哪些是论据，不要把缺乏论据的论点当作论据，以讹传讹。
其次看这些观点的提供者，最重要的当然是宋太祖，以过来人说过来事，又是皇帝，谁敢不信。其实不尽然，太祖的布衣交兼儿女亲家王审琦家族就不是他所说的“方镇残虐，民受其祸”和少读书不通治道。审琦为节帅，以不事聚敛和尊重旧制赢得《宋史》的赞美，说他“政成下蔡，……卓乎可称”。王氏以武功起家之后，子弟文武兼习、兼仕和通婚，有些更能兼治，于民事和军事均有治绩，其姻家刘氏家族也是如此(本册《不远鬼神文武皆然》)。
这种文武兼资用(capitalization)的情况，早见于五代初年。梁太祖朱温甫即位便公开表扬“文武材”，鼎鼎大名的武将牛存节家族，及其同样鼎鼎有名以治理河南建立不世功业的姻家张全义家族，还有中层的萧氏家族，莫不文武兼学、兼仕、兼治和通婚(本册《六代婚宦书与剑》)。到了五代末年，后周两位皇帝尤其重视吏治，在诏撰的两个《屏盗碑》里，表扬两位武人文武兼资，是与皇帝“共理”天下的“良二千石”(本册《武人在地之光》及《一所悬命》)。事实上宋太宗亦勤习诗词、书法和法律，追求允文允武和出将入相的传统武德。太祖既是过来人，岂会不知，他只说同行的坏话(部分真相)不说好话(其他真相)，当然有政治目的，我们不要中了这位武人的心计。
事实上，针对太祖因武臣残虐而将其治权移交文臣的说法，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朝臣提出更多的解释或真相。如贾昌朝在仁宗庆历二年(1042)上奏说：“太祖初有天下，鉴唐末五代方镇武臣土兵(native土著，不是士兵)牙校之盛，尽收其权，当时以为万世之利。及太宗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亲姻贵胄。”及西夏反，宋人屡战屡败，“此削方镇兵权过甚之弊也。……此用亲旧恩幸之弊也”；随即指出，“太祖监\[鉴\]方镇过盛，虽朘削武臣之权，然边将一时赏罚及用财集事，则皆听其自专，有功则必赏，有败则必诛，此所谓驭将之道也”。
由此可知两点：其一，太祖要夺去武人治权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削弱有着强烈地缘(即土)和亲缘关系，而且“过盛”的武人势力，务使方镇无力挑战中央，简单说就是“削藩”，关键应是“权力”多于“治乱”。其二，削权之后，太祖和太宗仍然重用为数不少的旧将，并把军中的刑赏和地方的部分财富“听其自专”，而且一任十多年，成为所谓祖宗驭将之法，如“结之以恩，丰之以财；小其名而重其权，少其兵而久其任”。在此，太祖和太宗最重要的考虑，在如何驭之，而非轻之或抑之，故在“小其名”和“少其兵”之后，便可“重其权”(充分授权)和“久其任”了(本册《一所悬命》)。
最后，看这些论点的内容是否完全符合事实。就道德来说，儒家之最高要求应是忠义，而欧阳修《新五代史》说：“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学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总计十八人之中，只有李遐和孙晟是文人，武、文比例是16∶2，武人大胜文人。我们可以不同意欧公的界定，但他至少拿出数据来(参本册《数目字会说话》)。
更值得注意的是武成王庙的配享。能够入祀者足以作为武臣之典范，即使不能自成一个价值系统，也相当符合儒臣的要求了。太祖即位后三年(963)，看到白起在七十二贤之列，以其“杀已降，不武之甚”，涂抹其像，并下诏由三位文臣检讨入祀之资格，结果一共退去二十三人，补入二十三人，其中三人是五代武将。重订之后，就国祚与人数之比例来看，第一高的是魏晋南北朝，第二高竟是五代，第三隋唐，第四汉代，第五春秋战国。无论是质和量，五代堪充典范的武人不差于其他朝代。
就法律来说，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2006)第十章《立法成就与司法制度的变化》劈头就说：“对于五代时期刑法变化的研究，还存在不少错误的观点，甚至将这些观点写入高校教材之中，影响颇大。”在立法上，他认为“五代时期的法律不过是唐后期的继续，是沿袭而来的，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因而要说倒退变重，无论如何也算不到五代时期”。在司法上，他也承认“军事执法机构仍是武人掌管，使得整个五代时期执法官员素质比较低下的情况难以改变”，似乎有所倒退。有趣的是，连宏在《五代法律制度考》(2007)所举的司法例子竟是好坏参半。被百姓叫好的，如后唐庄宗、出卖燕云十六州的石敬瑭和后晋安重荣等，都是武人；被叫坏的却有文人，如后汉宰相苏逢吉要将贼人和四邻同保“全族”处斩等。可见在五代法治好的一面，武人实有份；在差的一面，文人也有份(本册《才兼文武是否墓志应有之义》)。
其实，从法律文化的角度言，五代庶民对“非典”司法的感受，跟士大夫，尤其是后世的士大夫，有时并不一样，喊好或多于叫坏。此外，武人若经济有成，受益的是大众，司法失败，受害的毕竟是小众(第一册《冤家聚头文武合》)。无论如何，武人在单一项目失手，不足以抹杀其他项目的贡献。
就吏治来说，纵使五代乏善可陈，也没有多少官逼民反的事例。最严重的一次是后梁末期(920)的毋乙和董乙起事，很快就被敉平，跟唐代王黄之乱、宋代方腊之乱和明代李自成之乱不能相提并论，或见五代武人治郡不比唐宋明的文人差太多，至少没有招致国破家亡。
吏治之优劣也反映在经济之发展，杜文玉《五代十国经济史》(2011)的结论说：“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北方的经济状况不如南方那样繁荣，但是早在后梁统治时期有些地区就已经使经济有所恢复，比如(三位武人)张全义治理下的洛阳地区、韩建的华州、成汭的荆南等。此外，后唐明宗统治时期，史学界公认是北方的小康时期。尤其后周建立以来，采取了各种措施，大力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已经使北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超过唐代末期。”可见在武人主政之下，五代的吏治自始至终都有可观之处，否则何来复元、小康与超越？
这些真相有没有反映在墓志里？章红梅的发现让我们既喜又惊。她花了长达九年的时间完成《五代石刻校注》(2017)，共收五代拓片224件和十国121件，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她完全没有提到的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2012)约103件。让我们高兴的是，她再次发现五代有黑暗的一面，反映墓志没有一味隐恶。章氏自谓墓志可补史之阙略和正史传记之讹谬，在她笔下，五代是“血腥分裂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凋败的时期之一。……中原地区，武人专政，……轻视文治，崇尚武功，……与北方重武轻文相较，南方君臣多能礼待文士儒生，积极提倡文教”。让我们吃惊的是，章氏校注了约345件墓志碑铭之后，竟然完全没有看到或提到五代光明的一面，她还是以“血腥”“凋败”和“重武轻文”作为五代的特点。
其实，她所说的南方诸国，创业君王无一不是武人，可见武人及其后代亦未尝不能“礼待文士儒生，积极提倡文教”。章氏在无意之中也替北方提出一个重文的证据，说修史之时，“为了弥补图籍的不足，北方各小朝廷扩大搜罗范围，南方诸国割据势力所辖典籍也在采集之中”。如是，还能说北方漠视文化吗？个人相信，只要凭着常识和心平气静地阅读五代224件以墓志为主的拓片，是很难推论五代是“最黑暗、最凋败的时期之一”或“轻视文治，崇尚武功”的。不说别的，那些墓志的作者全是文人，其文笔之精彩与学养之高深，毫不输于唐志和宋志的作者，难道他们不是出自五代的教育和文化环境吗？由此可知，成见和误解绝对影响研究者的判断和视野。
本册的特点是完全利用武人的墓志和碑铭，不是去否定学人已发现的部分真相，而是发掘更多的真相，从四方面增加我们对武人的了解。
第一，文人如何书写武人。正史传记的重要史源就是墓志碑铭，后者的一个特点是隐恶扬善和虚实相间，故我们首先分析墓志的笔法，并提出若干研究的方法，或可避免误解误读。
第二，武人之文事(或作文治、吏治、民事等，随重点而用)。武功与文事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不少武人出身布衣，对民间疾苦的感受和关怀往往超过书斋里的文人，他们成为地方首长后，往往与文士合作，建设地方。他们是否对“致治”有一定的贡献，而不是只有宋太祖所说的“致乱”？
第三，武人之品德和信仰。与文人相较，有时大同小异，双方不乏交流的平台和媒介，如经营佛事和与文化僧交游。有时更是武胜于文，如欧阳修认为武人至少在死节和死事的表现上超越文人。他们是否能够符合儒家的严苛标准？
第四，武人之后代和转型。安史之乱产生一批新的武人，如河朔三镇；王黄起事和后梁、后唐统一北方，又产生一批新人；五代约五十三年亦足以产生新一代的武人。武二代或三代有何重要特征？假如文武兼习、兼仕和通婚是普遍情况，是新兴势力成为既得利益者之后，为了维护其统治阶级和阶层的地位而采用的普遍手段，那么宋代的“重文轻武”应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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