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研究》2024年第2期语音预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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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专题讨论·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一体化能够增强城市韧性吗?(王建康、范倩夕、胡家勇)
同城化发展能否改善“集聚阴影”?(张青睿、毛艳华)
贰
/ 专题讨论·金融高质量发展
金融科技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研究(谭卓敏、陈楚娜、柳松)
金融科技会诱发企业超额银行借款吗?(陈克兢、甄嘉华、熊熊、张维)
叁
/ 专题讨论·新时代老龄工作
老龄社会低消费的解决之道 :从消费—劳动“双低”均衡到“双高”均衡(易祯、朱超)
中国农村劳动力稳态流动对乡村老龄化的影响(康姣姣、吴方卫)
老年优待政策 、公共服务可及性与老年人身心健康(倪晨旭、彭洋漾、郭诗怡、王震)
肆
/ 中国经济论坛
县域城镇化的创业效应(刘文华、周雯玟、贺泽凯)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升级困境(汪顺、余璐、雷玲)
社会信用 、交易成本与企业专业化分工(郑志强、何佳俐)
伍
/ 公共经济与管理
子女升学压力 、班级同群效应与家庭课外教育投资(任伟聪、梁若冰)
Topic.1
区域一体化能够增强城市韧性吗?(王建康、范倩夕、胡家勇)
城市韧性的提升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冲击和挑战,而且在稳定经济、提高社会安全性和居民生活质量以及促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区域一体化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性政策和一种推动区域合作发展的重要机制,能够有效促进城市发展和提高城市竞争力。因此,研究区域一体化对城市韧性的影响,能为进一步提高城市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提供重要思路。
文章基于2003-2020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了以城市群规划为区域一体化的准自然实验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及其机制,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区域一体化对城市韧性的空间效应及其边界。研究发现,区域一体化能够显著提升城市韧性,这种作用在东部地区、超大规模城市以及多中心城市中更强。区域一体化能够通过结构优化效应增强城市经济韧性,通过多样性效应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通过规模效应减弱城市生态韧性,而对城市工程韧性没有显著影响。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的提升作用大于其对城市生态韧性的减弱作用,因而城市整体韧性上升。
文章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结合韧性的内涵,从城市经济、社会、生态和工程四个维度构建了一套科学合理的城市韧性综合指标体系;第二,以多个国家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将区域一体化和城市韧性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中,丰富了现有相关文献对该选题的研究内容及对多个城市群研究的不足;第三,基于城市韧性多个维度,探究了区域一体化对城市韧性各维度的作用机制,为政府进一步制定区域一体化战略、促进城市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Topic.1
同城化发展能否改善“集聚阴影”?(张青睿、毛艳华)
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地方政府间依托邻近的地缘关系逐步推动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明晰的同城化区域,在支撑经济增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基于2000-2019年中国34个都市圈131对城市组合的面板数据,将同城化发展规划的颁布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政府推动下的同城化发展对都市圈外围城市产生的经济效应。
文章研究发现,同城化发展能够有效推动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改善长期以来中心城市迅速扩张所引致的“集聚阴影”现象;同城化发展主要通过技术扩散效应、产业投资效应和人口流动效应推动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地理距离增加、产业结构差异、政府支持力度不同带来的溢出效应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同城化发展经济效应的异质性。
文章的研究为推动我国同城化发展提供了政策思路。第一,创新区域联动机制,加快都市圈区域共同体建设;第二,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促进同城化都市圈要素合理配置;第三,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区域产业分工合作发展。
Topic.2
金融科技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研究(谭卓敏、陈楚娜、柳松)
共同富裕的实现在农村地区具有显著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改善农户财富不平等状况对于增进农民福祉、推进乡村振兴极为关键。为此,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金融科技对农户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显著抑制了农户财富不平等,尤其对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的农户影响显著。金融科技通过减少金融排斥,提升金融信息获取能力,促进非农创业,有效抑制了农户财富不平等。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微观数据构建了金融科技采纳指数,提供了金融科技在农村普及的量化依据;同时,从金融排斥、信息获取和非农创业等角度,探讨了金融科技对财富不平等的作用机制,为金融科技助力农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支持。文章的研究对于理解和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和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政府应加强金融科技在农村特别是基础设施薄弱地区的推广,提高农户金融福利。鼓励金融机构为低收入和低教育程度的农户开发适宜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强农村金融科技应用,如利用大数据评估信用,缓解信贷约束。提高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增进金融学习兴趣,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Topic.2
金融科技会诱发企业超额银行借款吗?(陈克兢、甄嘉华、熊熊、张维)
金融科技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引擎。依赖于中国政府长期改革开放经验,监管部门往往会通过“试点容错”为新型金融模式的创新变革提供有利环境。文章以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金融科技对企业超额银行借款的影响。
文章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会诱发超额银行借款。金融科技加剧金融业竞争后会导致银行过度放贷,使得企业获得超额银行借款。从信贷资金流向来看,金融科技确实让盈利能力弱和无法按期偿债的企业获得了超额银行借款。在股东与债权人代理冲突严重或者经理人自利严重的企业中,金融科技对企业超额银行借款的影响更加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金融科技所诱发的超额银行借款会增加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文章以企业超额银行借款为切入点,将金融科技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至企业层面,丰富了现有金融科技相关文献。同时,文章借助金融科技应用试点政策的外生冲击,较好地解决了现有金融科技研究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文章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一方面,政府部门需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宏观审慎监管水平,以防范金融科技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需要加强对股东与债权人代理冲突严重和经理人自利严重公司的信贷监管,防范内部人借助金融科技给公司融资带来的便利而谋求私利。
Topic.3
老龄社会低消费的解决之道 :从消费—劳动“双低”均衡到“双高”均衡(易祯、朱超)
中国和全球数据显示,老年人口的储蓄率要高于中年人口,这与生命周期理论有所偏离,意味着老龄化会进一步导致消费萎缩。文章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这两个微观数据库,以及全球120个国家1960-2021年宏观数据,研究了储蓄率与年龄的关系。研究发现,生命周期内储蓄率呈现“U形”变化规律。在家庭户主年龄超过46岁、国家平均年龄和中位数年龄分别超过38岁和37岁后,储蓄率与年龄同向变化。这与生命周期规律相悖。
文章建立了一个代表性主体的跨期决策模型,发现消费可以用闲暇来替代。此时,家庭决策存在两种均衡,一种是“低消费、低劳动”,另一种是“高消费、高劳动”。当闲暇带来的效用可以弥补增加储蓄带来的效用损失时,退休后的老年人将选择“双低”均衡。当对最低劳动施加额外的约束时,老年人才会从“双低”均衡转向“双高”均衡。
文章的经验证据支持了理论结论。老年家庭的消费与闲暇替代弹性为3,表明当相对价格变化1个百分点时,消费和闲暇的相对比例将变化3个百分点。当消费与闲暇替代弹性上升1时,储蓄率上升6.73个百分点。2016-2019年,老年家庭的这一弹性平均每年上升0.86,则储蓄率每年上升5.80个百分点。在考虑了预防性动机、长寿动机和遗赠动机这三个竞争性解释后,消费与闲暇替代仍可以解释老年人高储蓄。
Topic.3
中国农村劳动力稳态流动对乡村老龄化的影响(康姣姣、吴方卫)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现在和未来较长时间的基本国情,也是世界当前和未来较长时间的人口发展特征和规律。中国老龄化问题的重点和难点皆在农村,相对于城镇,农村的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未备先老”“未富先老”的局面更为凸出,农村老龄化速度仍然在加快,人口的城乡老龄化倒置现象也更为明显。为此,文章考察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乡村老龄化的现状与演变趋势,具体讨论了不同流动状态下农村老龄化的变化。
文章研究发现:第一,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流动趋于稳态,几乎所有生活工作时间都在城镇,流出的农村劳动力实质上是户籍在农村的城镇劳动者,是城镇的常住人口。第二,农村劳动力回流不返乡。大部分流出的劳动力并未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流出的劳动力不仅与农村分离,还与农业割裂。在这种情景中,回流的劳动力并不会回到农业,也不会回到农村,回流也不返乡。第三,进城镇定居已经成为流出劳动力的愿景和趋势。稳定而有规律的作息时间产生强烈的定居需求,加之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城镇在就业、公共服务、生活便利等方面的优势,使得进城购房定居成为愿景和趋势,中国农村聚族而居的传统被逐步裂解。
在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快速演变的背景下,文章的研究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新的思路。具体来说,需要警惕回流劳动力因“无业可就”、乡村公共服务较薄弱而使其不留在农村,形成的乡村凋敝和“养儿防老,‘儿’不在”现实问题。要持续推进乡村振兴,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吸引劳动力返乡,缓解农村老龄化加剧的趋势。提高村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避免因非经济因素而出现反复流动。激发各方潜能,构建农村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Topic.3
老年优待政策 、公共服务可及性与老年人身心健康(倪晨旭、彭洋漾、郭诗怡、王震)
提供与老年人特殊需求相匹配的、易于获取的公共服务,是提升老年人福利的有效途径,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老年优待政策就是针对老年人群公共服务需求而设计的公共政策,直接关乎老年健康与生活质量。文章从经济学视角对我国的老年优待政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重点检验了其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提出并检验了经济效应、服务效应、认同效应和社会互动效应四种机制,并从健康角度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丰富了现有文献对老年优待政策实施成效的研究视角。
文章通过运用交叠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老年优待政策能够显著提高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降低抑郁风险,增强社会适应力和生活幸福感。机制分析表明,政策主要通过增强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优化消费结构,提高公共服务的可及性,营造社会尊老敬老氛围并提供更多社会互动机会,来提升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水平。文章还分析了地方性老年优待政策的实施情况,发现部分地区仍存在户籍限制。但即便对于外地户籍老人,政策也显示出显著的身心健康改善效果,这可能与本地良好的社会氛围和丰富的社会互动有关。
成本收益分析表明,只要每年用于老年优待政策的专项财政投入控制在一定水平,该政策可以实现显著的正向效益。文章的研究为政府部门完善现行的老年优待政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并从差异化服务供给、改善区域间公平性以及立法放宽户籍限制等方面提供了政策启示。
《财经研究》创刊于1956年,是上海财经大学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经济类理论刊物。《财经研究》为高校经济学龙头期刊,是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财经高校联络中心的主任单位,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百强报刊”和中宣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成为“教育部经济学专业期刊示范基地”并进入教育部名栏。
《财经研究》是国内三大核心期刊检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入选期刊。《财经研究》设有公共经济与管理、金融研究、财务与会计研究、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区域经济研究、产业经济研究、国际经济研究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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