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研究》2024年第4期语音预告（下）

预告

为丰富刊文样式，更好地适应读者阅读习惯，《财经研究》特别推出“语音预告”，耳听为先，敬请关注。请点击以下每条语音后的圆形按钮播放收听单篇文章。

壹

   / 专题讨论·高质量发展

潜在比较优势与重点产业政策效果（杨冉、贾真、赖明勇）

地方金融机构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张珩、陈萱玮、罗剑朝）

生态转移支付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杨秋月、刘萧萧、李佐军）

贰

   / 专题讨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市场一体化与企业异地创新合作（王巍、姜智鑫）

放松市场准入管制与企业跨地区投资（白俊、袁勋、乔君）

叁

   / 专题讨论·乡村振兴

高速公路能否促进乡村振兴？（杨羊、吴胜男、张学良）

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应用促进农民增收了吗 ？（闵继胜、陈靖雯）

肆

   / 专题讨论·ESG研究

银企ESG一致性与贷后企业策略性ESG行为（王嘉鑫、刘雪娜、于鑫雨、周泽将）

ESG榜单对企业融资成本冲击的异化效应（刘柏、卢家锐）

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可以引导民营企业善待员工吗 ？（钱爱民、肖亦忱、朱大鹏）

达则兼济天下：CEO获奖与企业慈善捐赠（董静、孙传超）

Topic.3

高速公路能否促进乡村振兴？（杨羊、吴胜男、张学良）

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农村贫困和收入低的问题。当前，中国已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在农村存在。截至2021年底，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89万元，约是城镇居民的39.87%。在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和提升农村居民收入上，中国投入了大量的政策资源。特别是“要想富，先修路”的交通先行战略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政策设计中得到了体现。大量文献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特别是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但对于其能否推动农村地区发展，相关研究尚无定论。

文章试图在中国情境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文章使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考察了高速公路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速公路对农村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速公路提高了沿线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其他基础设施的配套水平，进而促进了农村家庭增收。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速公路的增收效应主要来自工资性收入，这从侧面验证了高速公路促进非农产业发展作用机制。此外，由于中国农村往往具有劳动力过剩特征，而且非农产业发展存在规模经济，因此村庄人口规模越大，高速公路的增收效应越明显。最后，高速公路对低收入家庭、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家庭的增收作用更加明显，这表明高速公路能够减少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促进区域间农村协调发展。

文章研究表明，为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的可达性是一个可行策略。中国以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

Topic.3

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应用促进农民增收了吗 ？（闵继胜、陈靖雯）

农民持续增收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至关重要，因而是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文章基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试点的准自然实验，深入分析了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的农民增收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文章研究发现，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可以促进“兼业化农民”家庭增收。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对于“非农就业农民”家庭的增收效果优于“兼业化农民”家庭，现代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可以提升“非农就业农民”家庭的工资性收入，而且在家庭要素禀赋不同的农民之间，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的增收效果差异明显。

文章深入细致地探讨了现阶段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及其机制，为正在试点创建的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提供了政策启示。文章提出一些政策建议：第一，要进一步丰富农民培训的内容，重视现代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方面的培训；第二，要加大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力度，加快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农业机械化技术的深度融合；第三，目前倾向规模大户的农业政策很可能使小规模农户处于不利地位，为更好地发挥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的增收效应，亟需优化当下的农业政策。

Topic.4

银企ESG一致性与贷后企业策略性ESG行为（王嘉鑫、刘雪娜、于鑫雨、周泽将）

银企关系在资本市场信贷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ESG实践中存在向ESG“言行不一”异化的倾向日益凸显，亟需对其加强治理。现有文献从公司治理结构、政策监管压力和环境制度差异等方面探讨了影响企业策略性ESG行为的因素，但大多仅着眼于单一主体对ESG表现的影响，鲜有文献在贷前贷后情境下研究银企ESG一致性对企业策略性ESG行为的影响。

文章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上市商业银行的借贷数据，发现贷前银企ESG一致性能够显著抑制贷后企业ESG“言行不一”的行为。与ESG“漂棕”行为相比，贷前银企ESG一致性更有效地减少了ESG“漂绿”行为。机制检验发现，贷前银企ESG一致性主要通过“资金效应”和“治理效应”对贷后企业策略性ESG行为产生影响。文章还发现，贷前银行ESG表现越好、银企ESG实质性一致程度越高，对企业策略性ESG行为的抑制作用越显著。

文章从银企一致性视角拓展了银企关系的相关研究，还从企业ESG“言行不一”角度丰富了银企关系的治理效应研究。同时，文章还拓展了企业策略性ESG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以企业策略性ESG行为作为切入点，分析了“漂绿”和“漂棕”行为选择的经济动因，拓展了对企业“漂绿”和“漂棕”现象的探讨。

Topic.4

ESG榜单对企业融资成本冲击的异化效应（刘柏、卢家锐）

企业融资问题是现阶段制约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障碍之一，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现有研究主要从事后阶段探讨ESG绩效的积极作用，也有学者发现ESG绩效在债务融资成本方面的消极作用，但对于企业在获得第三方评级机构认可的ESG绩效之前的投资阶段却鲜有研究。而来自第三方市场ESG评级的外生冲击，在通过施加软监管压力倒逼企业进行相关ESG投资的同时，也会引发外部投资者关于企业ESG事前投资的预期。

文章借助2015年第三方商道融绿首次发布ESG榜单这一具有“自然实验”性质的冲击，考察了该软监管所引致的ESG事前投资预期对企业股权和债务融资成本的异化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由于不同类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利益导向存在异质性，第三方ESG榜单降低了上榜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但提高了其债务融资成本。机制检验表明，ESG榜单通过降低企业长期股价风险和提升长期发展投资，降低了股权融资成本；但通过增加短期偿债风险和减少短期经营绩效，提升了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风控能力较强和外部信息环境较好的企业不仅能享受ESG榜单冲击所带来的股权融资红利，还能规避债务融资成本方面的负面影响。最后，ESG榜单会倒逼企业加快融资结构转型，提升股权融资规模，降低对债务融资的依赖性，从整体上改善上榜企业的融资困境。

文章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拓展了ESG领域的研究视角。以往文献大多从事后角度探究ESG绩效的经济后果，对ESG事前投资阶段鲜有关注，前者侧重的是结果，后者侧重的是过程。第二，影响企业融资成本的外生冲击视角新颖。以往企业融资成本影响因素文献的外生冲击大多来自政府政策的“硬监管”，缺乏来自第三方市场“软监管”的探索。第三，从ESG事前投资的角度丰富了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冲突的场景，为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转型过程中如何化解两者利益冲突提供了经验证据。

Topic.4

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可以引导民营企业善待员工吗 ？（钱爱民、肖亦忱、朱大鹏）

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企业可以为民营企业提供资源。但是，国有股东面临信息不对称以及难以影响企业决策的分散股权困境。委派董事参与董事会投票决策，为国有股东行权提供了制度保障。另外，国有股东委派的董事凭借其掌控的资源能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有能力影响民营企业高层决策。

当前ESG话题受到学者广泛关注，而实践中企业侵害员工权益的问题屡见不鲜。相较于国有企业，这一问题在民营企业中尤为突出。如何引导民营企业善待员工，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这个问题亟需理论界作出回应。

文章以2010-2020年国有参股的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的员工责任分数，有利于民营企业善待员工。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股东委派董事通过提供资源支持和增加社会关注，促进民营企业履行善待员工的社会责任。进一步考虑国有股东的异质性特征发现，当国有股东为战略型投资者以及与民营企业位于同一注册地时，其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文章将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反向混改”研究细化至董事层面，进一步证实了以往文献提出的非控股股东“治理有效”必须“实质性参与”的观点。同时，文章从企业善待员工的视角丰富和细化了ESG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安排影响ESG实践的理解。文章还证实了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的混合治理是保护民营企业员工权益的一条有效路径，探索出激励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有效治理机制。

Topic.4

达则兼济天下：CEO获奖与企业慈善捐赠（董静、孙传超）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企业慈善捐赠可以被视为战略性或工具性投资，有助于企业获取合法性和声誉，最终有利于其财务表现。然而，企业慈善捐赠是否会受到高管亲社会动机的驱使？这些亲社会动机缘何产生？这些问题在以往文献中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

文章基于高阶理论和儒家角色转变学说的理论视角，试图探究CEO获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文章认为，经历获奖事件可能会促发CEO的儒家角色转变，激活其亲社会动机，从而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积极影响。

文章基于2005-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获奖CEO的样本，发现CEO获奖后会显著提高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而当获奖CEO所处环境具有更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时，这种效应得以加强。而当获奖CEO在人生敏感期经历过与儒家文化相冲突的外部环境而留下印记时，CEO获奖效应将会被弱化。进一步分析发现，CEO获奖后并未显著提升员工福利水平等企业内部社会责任，同时也未提高其超额在职消费水平。

文章考察了高管因获奖而被促发的利他动机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丰富了企业慈善捐赠前因的研究。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建立和优化针对企业高管的激励举措，推动企业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财经研究》创刊于1956年，是上海财经大学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经济类理论刊物。《财经研究》为高校经济学龙头期刊，是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财经高校联络中心的主任单位，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百强报刊”和中宣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成为“教育部经济学专业期刊示范基地”并进入教育部名栏。

《财经研究》是国内三大核心期刊检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入选期刊。《财经研究》设有公共经济与管理、金融研究、财务与会计研究、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区域经济研究、产业经济研究、国际经济研究等栏目。

关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