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研究》2024年第8期语音预告(下)
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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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专题讨论·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中的绿色底色:出口视角下绿色产品渗透与路径依赖(韩超、岳巧钰)
科技政策目标协同能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冯树辉、周亚虹)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赋能效应(杨德明、曹晶、陆明)
贰
/ 专题讨论·数字经济
数字创新合作、应用鸿沟与区域间共同富裕(张瀚禹、吴振磊)
“质量追赶”之匙:数字技术创新的出口产品质量跃迁效应与关键路径探析(宋建、胡学萌)
叁
/ 区域经济研究
行政区划调整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双重效应(赵红军、侯蓉、张欣然)
辖区规模、地方政府治理与经济发展(程小萌、李咚咚、马光荣)
城市化与宅基地扩张(张宽、张霄、许庆)
肆
/ 公共经济与管理
“公平的起跑线”改革与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童健、薛景)
伍
/ 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
近代中国财政学话语权构建的探索(毕学进、马金华)
贸易冲击 、国内市场与社会治理(燕红忠、朱玉珂)
Topic.3
行政区划调整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双重效应(赵红军、侯蓉、张欣然)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区划调整一直是我国政府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政策举措,但学界有关近年来新一轮撤县设市的政策效应尚未进行充分研究。鉴于此,研究新一轮撤县设市的政策效应,对于促进撤县设市政策红利的有效释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文章使用2011-2020年我国246个县市的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新一轮撤县设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政策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此轮撤县设市的政策效应喜忧参半。新一轮撤县设市主要通过招商引资、促进劳动就业、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和改善公共服务等渠道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政策红利。但由于当地的产业基础薄弱以及晋升激励下地方官员将撤县设市作为施政目标,只重短期内达到设市目标而忽视长期发展,更多注重设市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挤出”当地工业和第三产业,结果导致区域经济产出在设市后呈现负向增长。从负向影响的异质性来看,越是发展落后的地区,这种负向影响越明显;从时间动态效应来看,这种负向影响在短期内比较显著,随着时间延长而变得不显著。
文章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研究发现新一轮撤县设市在短期内会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负面影响会消失。这与以往研究认为上一轮撤县设市的政策效应在短期内不显著或长期能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有很大不同。第二,当前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导向是推动新型城镇化提质增效,注重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预防“注重短期政绩目标,只管铺摊子而不管长期绩效跟踪”,推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文章希望为相对落后地区通过夯实产业基础、扭转激励扭曲,务实地推进撤县设市提供政策参考。
Topic.3
辖区规模、地方政府治理与经济发展(程小萌、李咚咚、马光荣)
行政区划调整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近年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调整行政区划、扩大地方政府辖区规模的改革,乡镇撤并改革是其中覆盖面最广、力度最大的改革。文章以乡镇撤并改革为切入点,探究了优化地方政府辖区规模的影响因素,并评估了乡镇撤并改革是否实现了提高治理效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目标,以期为未来进一步深化乡镇机构改革提供参考。
文章首先从政府组织运行成本的角度,构建地方政府最优辖区规模的理论框架,分析得出上下级政府间沟通成本、政府工作人员知识水平、公共政策推行效果的可预测性、公共品规模经济程度和居民偏好异质性是决定地方辖区规模的重要因素。这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文献理论模型的不足,还可以为优化地方政府辖区规模提供启示。
文章基于1997-2014年我国乡镇撤并数据与县级经济社会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在沟通成本较低、政府工作人员知识水平较高、公共政策推行效果的可预测性较强、公共品规模经济效应亟待发挥以及居民偏好异质性较低的地区,乡镇撤并的幅度较大,这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文章进一步评估了乡镇撤并的经济效应,结果显示乡镇撤并有利于改善当地的就业状况,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节省财政开支,改善地方公共服务,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文章的政策启示是,行政区划调整改革不能搞“一刀切”,需要根据当地经济社会条件,因地制宜,综合考虑辖区过大带来的管理成本上升和辖区过小导致的规模经济损失因素,统筹协调发展。
Topic.3
城市化与宅基地扩张(张宽、张霄、许庆)
农村宅基地面积不断扩张是城市化进程中宅基地治理面临的一大困境,“一户多宅、面积超标”问题频发。厘清这一困境的生成逻辑对当下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推进乡村振兴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利用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土地征收的视角解释这一困境。研究发现,城市化所引发的土地征收导致城郊土地增值,农户和政府以非市场化的方式参与土地收益权的分配,农户为追求更高的收益而扩大宅基地面积。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激励和制度空间对农户行为起到调节作用。土地升值空间越大,农户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越高,城市化对农户宅基地扩张的影响越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更加严格的宅基地政策会压缩农户行为的制度空间,削弱城市化对宅基地扩张的影响。
文章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不再将宅基地治理问题视为单纯的“三农”问题,而是将其看作城乡之间、政府与农户之间的互动。第二,文章从经济激励和制度空间两个角度,探讨了城市化对农户宅基地面积扩张的影响效应。第三,文章提出了破解宅基地治理困境的政策路径。从农户视角看,宅基地面积扩张受到经济激励和政策空间的共同影响,未来政策应着重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重视经济激励的区域性差异,实施差异化的政策;二是通过细化正式制度、减少具体行政行为,压缩农户扩张宅基地的政策空间,实现有效的宅基地治理。
Topic.4
“公平的起跑线”改革与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童健、薛景)
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基础教育是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标,近年兴起的基于“起点均等化”改革的政策效应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文章以2020年3月上海市的“公民同招,民办摇号”政策为例,构建学校选择的竞争性均衡模型分析了政策的影响机制,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政策效应。
文章研究发现:第一,政策实施后民办初中附近的房租下降了约0.86%,民办初中热度下降,达成起跑线公平的政策初衷。然而,政策也带来了上海市主城区房价上涨3.75%,造成“以房择优”的教育不公平风险溢出。第二,政策实施后家庭学区房投资更加关注公立初中的教育质量,带来“小学第三梯队,初中第一梯队”对口学区房价格显著上涨了10.9%,而“小学第一梯队,初中第三梯队”对口学区房价格却显著下降了2.71%,出现了“削峰填谷”现象。第三,“多校划片”改革显著削弱了“公民同招,民办摇号”政策带来的教育资本化溢价。这说明“起点均等化”改革在塑造公平的起跑线的同时,可能带来教育不公平风险溢出。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正确认识政策落地初期所带来的新择校焦虑,通过“质量均等化”措施和“机会均等化”措施的协同推进,从根本上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文章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拓展了关于公共服务资本化效应的理论研究,将公共服务不确定性引入学校选择的竞争性均衡模型中,评估了“公民同招,民办摇号”政策实施后的风险溢出效应和政策协同效应。第二,文章为中国基础教育均等化改革措施的政策效应研究提供了新证据,聚焦于起点公平的“机会均等化”政策效应评估,丰富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的政策评估研究。第三,文章从政策协同的视角提供了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践的政策启示,明确了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隐含社会成本可以通过政策协同来化解。
Topic.5
近代中国财政学话语权构建的探索(毕学进、马金华)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既往学界对当代中国财政学科给予了大量关注,尝试从不同理论角度解释当代中国财政“何能为治”以及“何以为智”的问题。而略显遗憾的是,较少有学者关注到中国财政学科的话语权构建问题。这不仅导致国家治理可能依附于西方主流财政学理论,更重要的是,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就难以在国际舞台上有效表达中国立场和和中国观点。
文章以近代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构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近代国人对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构建的探索历程。研究发现,近代中国大批财政学论著先后问世,学科生产力明显提升,但大部分论著的创新力、传播力与应用力却相对有限。陈焕章所著《孔门理财学》尝试突破这一局限,该著基于中国儒家的经典学说,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术语表达,综合利用归纳法、演绎法与历史分析法,从生产、分配等现代财政学视野,探究了人类社会的起源与进化,分析了政府活动的一般通则,并指出了人类一般行为准则。该著从人类、国家、个体三个层次构建了适用于人类文明一般规律理论体系,引起了凯恩斯等人的关注,部分内容甚至被美国所借鉴,具有较强的创新力、传播力与应用力。这表明中国智慧完全有可能凝练成世界一般规律的学说,启示未来中国财政学科研究需要深入挖掘本土智慧,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与学术融合,构建一个既能解释和指导中国特色的财政治理实践,又能涵盖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的财政理论体系,以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提升中国财政学话语权。
文章对中国财政学话语权构建这一既往学界很少关注的问题展开了分析。文章明确阐述了财政学话语权构建的表现形态与可行路径,尤其是通过《孔门理财学》的案例阐述,为中国本土智慧的挖掘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确凿的历史证据,也证明了当代中国财政学要想在国际上获得话语权,在吸纳全球知识的同时,还应重视对自身智慧的凝练。
Topic.5
贸易冲击 、国内市场与社会治理(燕红忠、朱玉珂)
随着全球化参与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高涨,由此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一项挑战。厘清贸易冲击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进行风险应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章通过整理历史资料,基于近代开放五口通商所导致的“内河过岭”路线弃用的准自然实验,利用闽、赣、粤三省229个县长达154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近代开埠这一贸易冲击对国内社会稳定的影响。文章从历史视角出发探讨了国际贸易冲击对国内社会稳定的影响,以期为当下贸易环境不确定背景下如何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历史经验。研究表明:第一,开放五口通商对“内河过岭”沿线县的社会稳定性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社会治安事件的显著增加。第二,“内河过岭”路线弃用对非沿线县产生了溢出效应,出现官民冲突、财产类社会治安事件、暴力类社会治安事件等。第三,上述负面影响主要来自商路易道所带来的贸易机会减少和基层社会抵御风险能力欠缺。前者导致运输成本增加,市场可达性降低,并对沿线县的市场发展带来长期负面影响;后者则因民间组织稀缺而无法提供足够的公共品来进行风险应对。
文章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对《清实录》和《朱批奏折》中记录的社会冲突事件进行了系统整理,为近代条约口岸开放对国内社会稳定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二,以国际贸易冲击所带来的国内贸易格局转变为切入点,丰富了关于社会稳定影响因素的现有研究。第三,定量讨论了清时期民间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宗族、善堂所提供的公共品提高了地方社会在经济冲击下的风险应对能力。
《财经研究》创刊于1956年,是上海财经大学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经济类理论刊物。《财经研究》为高校经济学龙头期刊,是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财经高校联络中心的主任单位,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百强报刊”和中宣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成为“教育部经济学专业期刊示范基地”并进入教育部名栏。
《财经研究》是国内三大核心期刊检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入选期刊。《财经研究》设有公共经济与管理、金融研究、财务与会计研究、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区域经济研究、产业经济研究、国际经济研究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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