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蒂拉：有的人修建迷宫，有的人迷失其中 | 鲁敏导读
宁静海，远在月亮之上，阿波罗11号带着阿姆斯特朗登月的地点，是人类从地球上肉眼所能见的一块黑斑。以此为名，或是喻指无法摆脱的人间重力与不得其所的自由。小说取景残败，格调放荡颓废，布满阴郁与野蛮。少年成长与伦理失序，叛国罪与牢狱之灾、解体与驱逐出境等家国命运的动荡在小说里有着浓厚酷烈的经验投射。 嘴角带笑、屠杀无血之作。
——鲁敏，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宁静海
（节选）
[匈牙利]巴尔提斯·阿蒂拉
余泽民 译
开始的几天过得很糟糕。在跟弗雷格尔医生谈话之后，我已经可以清楚地知道，真正的宁静海基地要比宁静海远一些，但是也许可以比较容易地抵达。另外，如果人们在工作，时间显然会陷入泥沼，就像是在延时赛中。当然，我也可以这么讲，在写作的时候，格林威治时间被达沃斯-多尔夫所替代；有趣的是，这跟我们将来在完工之后是否下山没有任何关系。
我总是很脆弱，既没有毅力，也没有宗教信仰。在很长的时间里，我总以为自己至少有一个虚妄迷离、纷乱纠结、关于美与秩序的梦，而且从长远来看也不是很少，但是实际并不是这样。我在哪本书里读过，有的人修建迷宫，有的人迷失其中。所以，也许我拥有唯一与众不同的能力。我一个人能肩负这两种任务。判断我的建筑物是否能通过粉笔实现，是否只是那类精心修剪的园林作品，那并不是属于我的事情。然而，要想对我为什么、怎样建造起这座幽暗阴郁的建筑物进行调査，则是一项除我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完成的任务。
本来我只想给艾丝特写一封长信，告诉她我母亲出了什么事。的确，她们俩总共只见过两次面，但那就已经足够了，可我还是觉得，即便这样她也应该知道。所以，我开始动笔写了几次，但刚写到称呼就被迫中断，其实这对我来说并不奇怪。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只写了两种信：前几封是这么开头的，亲爱的尤迪特，其他的信则是，尊敬的母亲。总之。我有各种理由坦言，就洞察力而言，我的故事总要比我写的那些信更成功一些。但是遗憾的是，拉扎尔神父认为在写作与第四件圣礼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他完全错了。我敢说，他差不多犯了一个跟我母亲一样的巨大错误，她曾这样跟我说过：“你根本想象不出，儿子，人在需要的时候能在那么多的事情上原谅自己。”
我想的东西并不复杂，我不需要别的，只要一面受潮的镜子，就像一座新建写字楼的窗户。或许拿这个做比喻最恰当不过，假如里面全无教堂圣礼的寂静。
坐在里面的人，能够一清二楚地看到街上。他看见雨水将浮尘打到人行道上，尽管他看到的总是同样的场景，但他并不生厌。他看见公车司机再次在谁的鼻尖前关上车门，不明白他这样做有什么好的。他还看到W先生，今天也在路上收住脚步，调慢手表， 因为W先生总是迟到，现在他又突然想起这个再好不过的主意，让手表指针刚好指到八点，其实已经八点十分了。当然他也可能知道，假如W先生当公车司机，永远不会在任何人的鼻尖前关上车门，但是这从我们故事的角度来说毫无意义。我们关心的只是，坐在楼内的人是否能够淸楚地看到一切。
如果我们一直坐在里面，那么现在让我们变成W先生，他在拨针时有意无意地抬头朝这面镜子望了一眼。他大概能够看到的是，他站在人行道上，手里拿着一块多克萨牌手表，就跟十五年里的每个早晨一模一样。领带歪斜，因为他又发疯似地匆忙赶路；又是大雨倾盆，7路公共汽车又将泥水溅得老高，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但他至少看到，在自己的眼神里流露出恐惧，因为戏剧又开演了：八点？还是八点十分？他又做出决定，宁可不躺下睡觉，也不能再迟到了，因为没有什么会比这个更糟糕。
后来，他突然惊愕地发现，自己实际站在一扇窗前。许多年来窗户内一直有人在观察他，看他如何自欺欺人。如果我们对人的天性多少有所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我们中的某个人身上正发生着什么。坐在玻璃窗后的人，感到某种怪异的尴尬，但他深深地理解，恐惧正在另一个人的眼中变成憎恨。这种理解可能离原谅不远。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他们彼此对视，确实无以应答。从里面看可能颇为复杂，但从外面看则更加复杂。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自己站在玻璃窗两侧，乍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多么复杂，但是一旦彼此对视，情况便发生巨大的变化。写作大概就是这类事情。忏悔与解脱，只能通过告解室的木格窗。
我在信托行里买了一台索科尔牌手提式收音机。本来我买它是为了能在夜里听音乐，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母亲房间的电视总响到天亮，这样我可以睡得好些。后来，我开给收听法语台、俄语台和葡语台，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台开始让我变得烦躁。人们根据几个零星的单词或仅通过语调就能猜出广播里在讲什么，实际上都不知道播的是新闻，还是广播剧。因此，偶然听懂了半个单词，便忍不住开始聚精会神，结果越来越觉得自己漏掉了什么。后来我改听阿拉伯台，那里没有日耳曼词、拉丁词，也没有斯拉夫词，只有完全不可能懂的语言的单调乏味。夜里我将音量调小，要比听音乐台或欧洲台好得多。仿佛上帝用时男时女的嗓音讲话。
有一个故事我无论如何都想写下来。母亲和同事在马尔库大街演出，我央求他们带我去，因为我想看看监狱的样子。不是四月四日，就是八月二十日，前一个的可能性更大。是的，因为当时我穿着长棉绒外套。尤迪特要我别那么兴奋，那地方跟动物园一样又脏又臭，她要留在家里练琴。我则把那里想象成一座剧院，那里的观众也穿着戏服，除了这一天外，他们每天晚上都看着空旷的舞台，而且要看一辈子。演出在一个类似礼堂或文化厅的地方举行。诗朗诵，劳动歌曲，具有教育意义的话剧片段，《蟋蟀与蚂蚁》。男演员迪欧斯扮演蟋蟀，因为他会拉小提琴，虽然只有业余水平，但在监狱里演足够了。他们去那里虽不情愿，但也不是必须要去。人在必须的情况下做事是最糟糕的。因为如果对必须做的事情说“不”，结局可想而知，但是若做了不必须的事，则不知道能否获得表扬，还是做了跟没做都一样？总之，他们演的都是保证不会出差错的节目。因为谁都不想在下一个季度演高尔基的东西。
毫无疑问，我想象的情景要比实际的更戏剧化些。日光灯在五米多的高处亮得刺眼，出于安全考虑不能关灯，大厅有一股学校食堂的气味。徽章下写着一行大标语，我想，大概是与正义有关。犯人们坐在没有靠背的木凳上，都很守纪律。看守则在两侧沿墙站立。总之，这跟下乡演出截然不同。乡下的观众直到开演都钻来挤去，磕着瓜子，如果哪个反角的戏演过了火，他们会吹口哨起哄。至少不会有看守把门，只有负责收票的大妈，台下的人也少得多。
我坐在第一排的边上，当时还挺凉，我没脱大衣。我忽然想起来了，是四月四日。我之所以没脱，是因为我西服的颜色跟囚犯的一样，而我想跟他们保持某种距离。我旁边坐着一个运动员身材的男人，但我说的只是身材，制服就像一个介于“某个人”与“什么人都不是”之间的平等符号。三百名神父坐在一座教堂里，跟三百名囚徒坐在一个文化厅或三百名放假的士兵坐在东火车站一样恐怖。总之，这个男人即便有着运动员的身材也无济于事，哪怕他的眼神比站在旁边的看守更有人味儿，我都不会说他像一个钢铁工人、体育老师或魁梧的诗人。
在他的小臂上有一个蓝色的刺青，一个长了鱼尾巴的巨乳女人。我仔细端详，但感觉别扭，因为图案倒着，女人的头朝下，而且看不到脸，因为男人屈着臂肘，夹克的袖口正好落在美人鱼的脖颈。我跟他打招呼，请他给我看看女人的脸，但是他整了一下衣袖说：“这个不适合给小孩子看，小弟。”
“我叫维尔·安多尔。”我随后充了一句，“刚才我妈朗诵了尤若夫·阿蒂拉的诗。”
“1024号。”他微笑了一下，告诉了我他的正经名字，但我已经记不住了。
我问他为什么蹲监狱。
“这个也不适合跟小孩子讲。”他说。但是他让我放心，他从来没有平白无故地伤害过谁。
我问他要蹲多少年监狱，他回答说，是我所能想象出的最大数字。
我说，无限。
他说，没有人能想象无限是多少。
我说，我能。
他说，那是吹牛。随后问我几岁了。
我说，六岁半。
他说，那我最好不要想象什么无限，而是把我已经活过的年龄翻四倍。他出狱的时候，我已经长成了男人，而且可能娶了一位跟我妈妈一样漂亮的女人做妻子。
“到那时我妈还会这么漂亮。”我说。
“那当然，小弟。”他说，并且摸了摸我的头。
我试着想象，我已经长大到现在年龄的四倍，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我只能想象，我先后这样活了四次，但是两者并不一样。
“真够多的。”我遗憾地说。
“我一条腿也能熬过来。”他说，然后继续看节目。因为有一位看守朝我们这边嘘了一声，示意我们不要讲话。
没有舞台，只用密封胶条在地板上粘了一条线，演员们就在线后演出，两侧各有一块黑布挂在线绳上，稍加遮挡。接下来的一幕里，我母亲饰演青年女工，勃依塔尔先生饰演拖拉机手，两个人商量将怎么对付一个从工厂里偷滚珠轴承的车间主任。对白大概讲的是，母亲看到车间主任将一个轴承包在手帕里，她不想举报，想来那个轴承不是从她那里偷的；拖拉机手则向她解释，说她错了，因为，假如适逢丰收季节，正好他的拖拉机需要换上这个轴承该怎么办？这时去年的小麦已经吃完，收割又被迫中断几日，结果会导致面包不够。于是，母亲意识到了这种偷窃行为损害到了个人，不仅是她, 而是整个的匈牙利社会。
“新鲜的小麦不能磨面，因为不到一天就会发霉。这个不会造成损失，知道吗，小弟。”男人小声说。他格外小心，尽量不让别人听见。
“这些台词不是演员写的。”我说。因为我为母亲在舞台上说出这样的蠢话而感到羞愧。
“当然不是。”他说，随后问我有没有兄弟姐妹。
“有，只是她不喜欢监狱。她更愿意留在家里练琴。她是小提琴手。”我说。
“那你是什么艺术家？”他问。
“我还不知道，我学了不少东西。最有可能是当画家。”我说。接着我问他有没有孩子。他说，他有一个儿子，差不多跟我一样大，而且游泳很棒。
“你们经常一起游泳吗？”我问。
他说，是啊，他教儿子游泳，他们每年夏天都去蒂萨河游。
那说明他儿子还是可以看到美人鱼，我说。
“你可真危险，简直像一位检察官。”他说，然后问我，想不想坐到他的腿上，我说，想。
后来的事情非常可怕。他刚刚把我抱到腿上，两位看守就冲了过来。他们把男人的双手扭到背后，推出大厅。我则开始大声叫嚷，马上放开他，他什么也没干，把我爸放开。犯人们哄笑起来。后来，母亲把我拖到幕帘后抽了我一记耳光，并不是因为我大喊大叫，而是因为我管那人叫了爸爸。
当然，故事的另一个结局更加可怕。当看守将男人的双手拧到背后,推出大厅时，我吓得一声都没敢吭。过了许多年后我都在心里计算, 1024号犯人什么时候出狱，因为害怕有一天会撞见他。
有一天晚上，我在我的抽屉里找墨水，最后还是用了圆珠笔。我其实特讨厌用圆珠笔，算了，不说这个了。总之，我手里拿着一个练习本。看第一眼时，我以为那是尤迪特的，因为我是用左手写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用左手写字，至少写我的做梦日记、诗歌什么的。我在想，为什么我会在十四五岁时把本来健康的羞耻心放大。也许，一个人可以很享受女演员彼鲁·伊薇特在喀尔巴阡饭店存衣处里假装的高潮，但是如果听到女演员维尔写的、词尾押韵的十四行诗，那么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要躲开。当然，这是跟人生现实在捉迷藏。随后，又逐渐发现，人生现实是，人们在平均四十五岁的人生中，其中有一部分是鼓掌，一部分是站起来，并步出大厅，而最多的时候只是坐在家里，在入睡之前读一点什么。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还能够猜测，这样的人生现实会涉及到几个人。以我自己为例，目前在匈牙利大约五千人读过我的书，这个成绩相当不错，而且我还没提可能会出版的法语版。总之，当我们伸手去捕捉时，现实人生突然开始分崩离析。崩解为尤莉卡，她认为这个我可以写，因为很美；崩解为收杂费的，他认为我必须写，因为我掌握那么多的资料；崩解为母亲的问题，“这是什么垃圾儿子”；崩解为艾丝特借来的打字机上持续到凌晨的敲击声——就像钢琴，只是钢琴的琴键是木制的。言归正传，我在那个笔记本里找到一个半页长的、关于庞贝人的故事。准确地说，内容是关于考古发掘：记载了那些深埋已久的人体躯壳是何时发现的.后来，人们往躯壳里灌石膏，结果惊诧地发现，他们在火山灰深处找到了自己的印模。当然，维苏威火山爆发了，所有的一切从头开始，因为人在十五岁时无法逃避这种感觉。
两周之后，艾丝特来了。不，大概过了三周。三个星期。她就在那天回到布达佩斯。她问我母亲出了什么事，我尽可能清楚地告诉她。我只撒了一句谎，没有说那几天我住在她家，因为无论如何我都不想让她搅进来。我编造了一个名叫巴尔多什·奥黛尔的女孩，我跟她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出事的时候我住在她家。但是艾丝特说，我完全没必要编这个谎，至少现在我该讲实话。她一跨进自己的房间，就知道我在那里睡过。
我问她凭什么这么想，她回答说，这么多年她没有跟我提过，我从来分不清被子的正反面。随后她还补充说，奥黛尔是我幼儿园的恋人。当我母亲决定把我们转到部里的精英幼儿园时，她一边哭一边吃沙子。
我说，肯定是她记错了，别人也可能有她家的钥匙，那人也分不清被子的正反面。她回答说，要我放心，除了我没人有她家的钥匙。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后来我意识到，她始终穿着棉大衣，我问她，要不要脱下。
“我去沏茶。”我说。她说：“好吧”。我们靠着壁炉等水烧开。
我问她对我有什么想法。
她说，她对我的想法，现在跟她感觉到的没什么关系。
我垫着手帕端起茶壶，她取来茶杯和糖。我心里在想，经过了一次刮宫，两次精神病院，当然还有别的什么，现在是她第一次来我房间。她一时不知道应该坐哪儿。最后，她坐回扶手椅里，我跟刚才一样坐到床上。
“你回家感觉怎么样？”我问。本来我是想问，她是一个人回去的，还是带着那个天文学家。
“现在我们最好别说这个。”她说。
“当然。”我说。又是一阵沉默。我试着好像第一次那样看她的脸，心里在想，假如她是今天上午在自由大桥上挽住我胳膊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一切都告诉这个女人，另外，那样的话我至少不知道她的头发为什么只垂到肩膀，还有她的眼角为什么长了皱纹。
“我要回家。”她说。
“再待一会儿。”我说。
“我是想说，我要回老家去住。”
“什么时候？”我问。
“我还不知道。这种事至少需要半年。也许更久。”
“那就好。”随后她告诉我，那个以前买下他家房子的男人，三年前就去世了，还有，她已经跟继承人说好了，她将用卖掉太阳大街公寓的钱把老宅买回来。
“我懂了。”我当时心里在想，还不如卖掉这套房子，这样太阳大街的公寓可以留下来，以后我们回布达佩斯可以住，但我随后意识到，这个想法毫无意义。
“六百公里不是太远。一个晚上你就能到那儿。”
“当然。”我说。
“另外，我也很可能经常过来。”
“我知道。”我说。
“但这座城市对我来说是一座地狱。”
“我知道。”我说。
“也许那里也是地狱，但至少我是在自己家。”
“我知道。”我说。
“现在，我们真的最好还是别说这个。”
“为什么不说。直到现在，我们总是事后才说。”我说。
“那你别哭啊。”
“我没哭，只是被烟熏了眼睛。”我说。她走到我跟前，吻我的额头，恐惧的手松开了我的喉咙。事实上，我甚至感到离兴，因为她以为我的眼睛之所以湿润，是因为她说她要回家。
“我能睡在这儿吗？”她问。
“当然能。”我说。就在这时，她的舌头钻进我的唇隙，并在我的上颚舔来舔去。我开始害怕，害怕她的快感等一会儿动摇。害怕一声尖叫和几下肌肉的痉搐，会一下子将那块我已经习惯了与之共处的水泥墩炸得粉碎。而在过去的几周里，无论是恐惧、推理，还是弗雷格尔医生开的药，我都不知道拿它怎么办。
“别。”我说。
“闭嘴。”她边说边动手解开我的衬衫。在我与她拥抱之前，我试图去想那辆绞碎机式的垃圾车，但无济于事。一方面我已经一年没有做爱，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恐惧。总之，在我扑到她怀里之前，我不管想什么都没有用。的确，上帝道具库里的马蹄表也没有停，只是床垫染上了精渍，不过她说没有关系。
我把脸贴在她的肚子上，想尽量远远避开她想的东西。我默数架上的书，数到散文类第—千两百本，刚刚数到字母M打头的作家，是埃米格的。屋里的书实在有点多。至少应该扔掉那些作者带着胶皮手套写的书，我想。随后我关上小灯，把被子盖在我们身上。
“你跟我来吗？”她问。
“不。”我说。之后又是沉默，只是已经置身于黑暗。
“那我也留在布达佩斯。”
“你没有任何害怕的理由。你说过，即使在海底我也能活。”
“我错了。”她说。
“怎么可能。”我说，并且拥抱她。她满脸泪水，伹没有哭。
“你打算骗我到什么时候？”她问。
“三个星期。也许一个月。我现在刚走到自由大桥。”
“你没有权利这样做。”她说。
“这是我唯一有权做的。”我说。
“你妈不是你杀的。是你妈杀了你。可能也杀了尤迪特。”
“有可能。”我说。从那之后直到天亮，我们都没有再说话。
巴尔提斯·阿蒂拉
巴尔提斯·阿蒂拉
博·赫拉巴尔
巴尔提斯·阿蒂拉是匈牙利当代最为活跃的年轻作家之一。《宁静海》是其小说处女作，堪称一部反映母子关系的“人间奇书”，甫一出版即在欧洲获得极大反响。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反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变迁的作品。
达摩流浪者
作者：[美]杰克·凯鲁亚克
译者：梁永安
定价：26.00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7
《达摩流浪者》是凯鲁亚克最精彩的自传体小说。书中宣扬的自由上路、追求理想与爱的理念影响了六十年代整整一代的西方青年，并为六十年代追求独立、反叛和自由的思想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本期编辑：程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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