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的反击 （二）
推荐一篇好文《坠机幕后：波音与空客的龟兔赛跑》还请读者朋友们记住我的备份号：大国竞争（ID:daguojz)，万一失联还可以在公众号：观察的眼(ID：guancdy)上找到疾风君的新号。
秦汉篇之<帝国的反击>[贰]
作者：温骏轩 / 编辑：尘埃
来源：地缘看世界 （diyuankanshijie）
正文共： 45944 字
预计阅读时间： 132 分钟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在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用一场（ 马邑之围）拉开了大汉帝国对匈奴的反击序幕！秦汉篇之<帝国的反击>大气磅礴，但超……长，喜欢历史特别是那个时段历史的读者不容错过。全文十六万字分四篇发完，合适在时间空闲的情况下阅读。
霍去病<皋兰之战示意图>
∨
如果你现在去找“皋兰山”的话，那所指向的地标将会是兰州，位置也在黄河南岸。很显然，在霍去病主动发起攻击，并最终获胜的情况下，战火是无论如何不会烧至汉地的。其实这种情况也不足为奇了，金瓶梅的作者一时“疏忽”，没写清西门庆的籍贯，纵然是个虚拟人物，也没什么好名声，今日也会有几个城市在争夺。象“皋兰”这样被载入史册的无主地标，要是没人去用，倒是不正常了。
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的话，所谓“皋”即有水边之地的意思，也有高地的意思，将之理解为水边山地倒也合理。事实上，尽管对皋兰所指向的地点，一直以来有不同的说法。但它所指向的应该是一片山地，却是没有异议的。至于其名是否源自于匈奴语的音译，倒在其次了。
霍去病自燕支山起的攻击里程，在汉武帝的诏书中被记录为“千有余里”。这意味着汉军向西的交通距离，至少应该在416公里。当我们以燕支山为起点，向西沿两点之间交通距离最短的“连霍公路”，向西一路延伸视线的话，在416公里这个点上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一片海拔约在1800米，呈南北对峙的山地（如以312国道计，则为440公里）。
所谓山水相依，这片有可能就是第一次河西之战，决战战场的山地，也被一条独自流向戈壁深处的河流——石油河串连了起来。在河西走廊当中，比起疏勒河、石羊河、黑水河这些流域面颇广的大河来说，介于疏勒河、黑水河流域之间的石油河并不起眼。它的名字甚至有些太过于“洋气”了，以至于我们很难将之与汉代烽火联系起来。
事实上，石油河周边也的确是储藏有石油，这一地区甚至成就了红色中国第一口油井、第一个油田，将之称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并不为过。不过早在古典时期，人们就已经发现石油河的河面上有“石脂”飘浮，并将之命名为“石脂水”或者“石油河”了。
没有记录表明，这些自然浮出的石油，在汉匈之战中曾经发挥过作用。在史书缺乏准确定位的情况下，我们更不能指望匈奴人，能够为后人留下什么证据，来证明皋兰山的所在。
事实上，以距离定位出来地理位置，并不一定就是事件发生的真实地点。毕竟地缘的概念中，要加进“人”的因素。如果通过测距、地势所得分析出来的地点，正是处于一片人迹罕至的沙漠，抑或中间有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个结论显然就是靠不住的。
然而尽管史书并没有明确记录下“皋兰”的地标所在，但从军事角度来说，战争的发生地总还是有迹可循的。对于驻防的一方来说，一般情况下总是会选择易于防守，并且位于交通要道上的地点，总是更容易成为他们迎战的选择。
不过，既然匈奴人所选择的战场，应该是易守难攻，且身处交通要道上的点，那么后来进占河西走廊的汉帝国，也是没有理由无视这个曾经让汉军苦战之地的。也就是说，如果皋兰山一带曾经成为汉匈决战的战场，那么汉帝国在河西走廊设立郡县、关口时，肯定会在此设立军事设施的。
上述方法，我们在解读汉受降城，与漠南之战中，右贤王王庭所在地时，也曾经实践过（龙城之战也是一例）。单纯从从军事和交通角度看，这片山水相依之地中，南北流向的石油河与两山相夹的天然谷道交汇处，应该是最具战略价值的。对于汉军来说，如果尚没有把握，完全控制疏勒河流域的话。控制了这个要点，最起码可保黑水、石羊河两大流域的安全。
然而在今天的行政版图上，我们却无法在这个点上找到一个县、市级行政区的驻地，只能看到一个名字颇有些富贵气的镇——赤金镇。赤金镇的上一级行政区，是今天归属酒泉管理的“玉门市”，刚才我们说到的，石油河畔的油田，即为“玉门油田”了。
今天玉门县的县城所在地，是在距离赤金镇约五十公里的疏勒河（昌马河段）东岸。然而在2100年前，汉帝国第一次代表中央之国，在此建制名为“玉门”的行政区时，它的治所正是在我们通过地缘结构，所推断出的战略要点——赤金镇上。
对于崇尚玉文化的中央之国来说，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玉石之路，一条能够将和田玉带回长安的通道。因此，“玉门”这个标签，也最终成为了中央之国核心区（建制了郡县的区域），在西部的极点。尽管我们现在所认定的汉玉门关故址，在疏勒河下游，但在汉帝国刚刚统治西域，尚未完全让西域诸国（尤其是北道诸国）臣服时，被汉帝国视为门户的，正是建制了“玉门县”赤金镇。
公元前104年，一征大宛的李广利在失败之后，汉武帝十分震怒，命其不得入“玉门”，滞留敦煌以待后援。这里所指向的玉门，也就是汉代的玉门县。很显然，结果汉玉门县的地理结构，最初的玉门关也正因构筑于此。
实际上，由于匈奴的侵扰，以及对北道诸国的影响，汉帝国最初所能稳定打通的丝绸之路，应该是出阳关的南道。不过在李广利二征大宛并取得胜利后，北道诸国因此而慑服。
尽管汉匈之间，后来仍然在塔里木盆地展开博弈，但汗血马之战，却在战略上，让西域之国战略选择的天平，自此倒向了汉朝一方。也正应该是在这种背景下，能够将疏勒河流域置于保护之下，并扼守北道入口的，后世所普遍认可的玉门关，才得以兴建（或者说得玉门之名）。
我们并不能十分确定，“玉门”这个地缘标签，究竟是什么时候从石油河畔，西移到疏勒河下游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汉帝国在河西走廊乃至西域的势力扩张，是有一个渐次向西的过程的。后来管理疏勒河流域的敦煌郡，也是在酒泉郡设立十年之后（公元前111年），再根据帝国的扩张进展，而分设出来的。
既然帝国在河西走廊经营十年之后，才开始将疏勒河流域作为重点经营的对象，那么我们其实也就不能指望，霍去病在孤军深入的第一次河西之战时，就能够攻击至这片乌孙故地了。
实际上，帝国没有在一开始，就将地缘上明显具有独立性的疏勒河流域，独立设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乌孙”。公元前119年，在河西走廊归汉两年之后，张骞带着新的使命，第二次出使了西域（公元前115年回到长安，次年去世）。而他此行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劝说已经在地缘价值上，取代月氏的“乌孙”，回到疏勒河流域以为帝国外蕃。只不过，已经得到更好草原的乌孙人，自然是不会接受这个建议的。
乌孙地缘结构图（西汉）
∨
需要说明的是，石油河畔的“玉门”，并非是出黑水流域往西，所遇到的第一个两侧有山可依的交通要点。如果我们把视角再稍微拉高点，就会发现横亘于河西走廊中西段的山体，并非只限于赤金镇南北。在今天酒泉市的西侧，也有一处同样南北相对的山体，包夹出一条通关谷地。这两处四段，断块相连山体，仿佛一张“弓”扣在祁连山前。
从东穿越这张“弓”的那个紧要山峡，其实比相隔约九十公里的“玉门”要更加知名。差不多1500年后，又一次代表中央之国进占河西走廊的明帝国，将这个南北宽约15公里的峡谷地带，定位为了明长城的西部起点。这个西大门就是今天的闻名中外的“嘉峪关”。
与赤金镇所在峡谷一样，嘉峪关所处的两山包夹之处，也有一条河流通过。只不过这条叫做“讨赖河”的河流是穿谷而过，看起来更容易成为一条天然通道（石油河是横切而过）。讨赖河的名字，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过。它在经由嘉峪关，向西流经酒泉之北后，开始被叫作了“北大河”。
在汉朝的时候，北大河被称之为“呼蚕水”。作为黑河流域西部最大的支流，它除了流经嘉峪关这样的交通要点之外，也孕育了河西四郡中的“酒泉郡”。而从流域的角度来看，嘉峪关相当于是庇护黑河流域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也许会有人觉得，明朝实在太过内敛了，即使不能够控制敦煌故地的疏勒河流域（一开始有控制，后来放弃了），也应该为酒泉留下足够的缓冲地，将汉长城的西点，定位于汉玉门县故地。
至于再往西延伸90公里的防线，对于明帝国的安全有没有战略影响，并不在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范围。其实嘉峪关一带，同样也发现了汉长城的遗存。亦有人据此认为，汉玉门关最初曾经设置于此，后西移至了赤金镇一带并建制了“玉门县”（后进一步移至疏勒河下游）。只能说，一扩一收，汉、明两朝的帝国属性尽显于此。
好了，让我们把思路拉回到霍去病的“皋兰之战”上来。尽管没有直接记录，表明皋兰之战的发生地，但一系列间接证据，已经足以让我们接近事实的真相了。也就是汉代玉门县所依附的这片山地，应该就是皋兰之战的战场。从燕支山向西快速推进了千里的霍去病，也正是在这个浑邪王领地的中点，与浑邪王主力短兵相接。
从决战的结果来看，霍去病仍然是最后的胜者。在皋兰之战中，汉军俘虏了浑邪王子及其所属的相国、都尉等一批贵族，斩杀了折兰、卢侯两王（部落首领）。只是从过程来看，这场战斗赢的也并不轻松。在纵横河西两千余里后，鏖战于皋兰山下的汉军其实也有点强弩之末了。最终能够带着战利品回到陇西的汉军，约占出征时的三成。也就是说，第一次河西之战，在斩俘匈奴八千九百人的同时，汉军也损失了七千人。
若从人员的消耗比来说，霍去病此役并不算大胜。然而在己方未有重要将领损失（也没的损失，因为只有霍去病一将）的情况下，孤军深入的霍去病俘获、斩杀、慑服了一大批匈奴贵族。
这样的战果，足以让汉、匈两方为之震动了。也正是在此战之后，汉武帝除了加封霍去病二千二百户的封邑以外，更进一步放开手脚，让霍去病去施展他的军事才能。而第一次河西之战的战果，却显然不能让这位少年得志的将军满意。在回到黄河南岸迅速补充兵力之后，很快又一场针对休屠、浑邪两部的夏季攻势，再次拉开了序幕。
尽管霍去病取得了第一次河西之战的胜利，并紧接着就要进行第二次河西之战了，但作为最熟悉河西走廊情况的张骞，却一直没有机会出现在西线战场上。不过，他向汉武帝提供的关于河西走廊，乃至西域的详细信息（应该还会绘有地图），肯定对霍去病的西征有着莫大的帮助。那么，正当西线战场进行的如火如荼时，张骞又在哪里呢？
其实此时的张骞也没有闲着，他正在帝国的东部，忙着针对匈奴左贤王部开辟东线战场呢。公元前121年五月，在霍去病再渡黄河，攻入河西走廊的同时，张骞率领的一万汉骑，也从右北平郡出发，北出燕山向匈奴人发起的进攻。应该说，
两个战场如此之远，在战术上并无配合之说。不过从战略上看，东线战场的开辟，对匈奴人整体兵力的调动，还是有牵制作用的。事实上，在霍去病和休屠、浑邪二部苦战河西后，匈奴人就侵扰了雁门、代郡。不管此举是匈奴人为了度过春荒，还是明确的报复之举，强大的汉帝国都有必要在东线再开辟一个战场了。
与博望侯一同出征，或者说为其部前锋的，是终身抱憾，未能封侯的李广。其实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后世，当看到这个悲剧英雄的名字时，相信大家的心头都会一紧。最终的结果也验证了这种感觉。带领四千骑兵出征的李广，很快就遇上了匈奴主力部队。在己方损失了二千人的情况下，斩杀了对手三千余人。应该说，这样的战果虽然不至于受到大封赏，但也不会受罚了。
然而本该为李广后应的张骞，却没有在匈奴人撤退之前赶到。在信息不发达的古典时期，未能按期抵达预定目标，应该是很常见的错误了。尽管汉军对“失期”的惩罚很重（斩首），但亦同时定有以钱赎罪的救济性规定。所以张骞在此战之后的结局，就是被贬为庶人了。在“法制”已经成为热门词汇的今天，这看起来似乎很没有法制精神。不过结合当时的客观条件，这种救济条款的设置还是很有必要的。否则汉帝国很快就会发现，没有可用之人了。
大多数“失期”的原因是迷失了道路，看起来最熟悉匈奴情况的张骞也同样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因为以其经历来说，匈奴中、西部（尤其是西部）才是他最熟悉的板块，现在让张骞在东线领军，显然并不是最合适的选择。如果霍去病因为同样的原因，在河西战场上无功而返，甚至失败的话，相信一定会有人质疑他为什么不与张骞合作，并取河西。
说起来，特立独行的霍去病，在性格和战术上，实在是有太多不符合兵法的地方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和他的部队，无论从风格还是战术上，更象匈奴（或者说比匈奴人还匈奴人）。
加上汉军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及选择战士的庞大基数， “亮剑”式的打法，能够大获成功。如果在天才霍去病的军事生涯中，遭受哪怕一次失败，这次看起来不符合常规的做法，都会成为旁人攻击他的口实。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霍去病从来没有让人有机会质疑他的战术，因为在他短暂的军事生涯中（六年），并没有遭受哪怕一次失败。不用说，在汉军东线战场不利的情况下，第二次河西之战的结果，一定又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胜利。
我们无法获知，匈奴人是否对汉军在春季攻势之后紧接着就展开夏季攻势一事，感到惊讶。不过这在汉匈之战中，已经有过先例了。三年前漠南之战的第二阶段中，卫青所率的十余万汉军，就曾经分别在三月、五月两出定襄，攻击阴北草原上的匈奴人。如果匈奴人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话，他们应该会有所预防的了。
以河西走廊的地理结构来说，乌鞘岭无疑是阻击汉军的第一道防线。不管匈奴人有没有预感到，汉军会很快发起夏季攻势，对手开辟西线战场的事实，都会逼迫提高警惕了。在这种情况下，匈奴人如果不将侦骑的侦察半径，延伸至黄河北岸了，就太没军事常识了。
鉴于汉军的春季攻势，是西出陇西郡，从兰州一带渡河，沿庄浪河谷北上，再从乌鞘岭的的西端，穿越山岭进入石羊河流域的。上述线路所经之地，将会是匈奴人的预警方向。而乌鞘岭本身，也一定匈奴人布防的重心。说起来这件事也挺讽刺的，一直长于野战的匈奴人，现在却不得不依托山体来防御了；而一直精于依山防御的汉军，却拥有了能够在草原上纵横的实力。
让习惯于野战的匈奴人，依托山地构筑防御工事本来就是一件很不靠谱的事。不过在山谷在道上，根据预警集结重兵却是可以做到的。然而霍去病和他的部队，却并没有遵循上一次的攻击路线，从陇西郡出发，而是转换了方向，从北地郡出征，攻入了河西走廊。
选择新的攻击路线，显然是为了让这次攻击行动跟上一次一样，显得出其不意。只不过，由于历史的记录过于简略，让后人在了解第二次河西之战在攻击线路时，引发了很大的误区，客观上也将霍去病由一个不世出的出色将领，推向了军神的境界。
在霍去病二出河西之役中，有两个关键的地缘标签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军的出征线路，一个是“北地郡”，一个是“居延”。北地郡的范围，在之前的内容中已经解读过了。这个最初由秦帝国设立的郡，地理范围横跨陇山——六盘山，不仅包括陇东高原，亦包含陇西高原的北部（南部为陇西郡）。在将西套平原纳入中央之国的范围之后，这板块也被纳入的北地郡的行政区内.
至于“居延”这个地缘标签，知名度就更高了。源出酒泉（北大河）、张掖（黑河）两地，向北延伸入阿拉善高原腹地的“弱水”，最终在高原的北部，今天临近中蒙国境线的地方，汇集而成了东、西两片湖沼之地。这就是“居延海”（或者居延泽）。
居延海是河西走廊对接蒙古高原的枢纽板块，在后来汉军北击匈奴的战役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如果霍去病在渡过黄河之后，选择的是横插至居延海，然后沿弱水攻击南下至祁连山麓，并最终向东横扫浑邪、休屠王部的话。
最有可能做为攻击起点的，就是贺兰山的北部了。鉴于贺兰山和西套平原，在漠南之战后都纳入了北地郡的范畴。这样一条攻击路线，看起来已经满足了“北地”、“居延”两个关键词的要求。并且这样为第二次河西之战所规划出来的，交通距离超过1500公里的C形攻击线路（乌海——额济纳——酒泉——兰州），看起来也能够将浑邪、休屠王部所经营的重心之地基本带到。
然而当我们了解到贺兰山与弱水——居延海之间这片土地的性质时，汉军能否依照上述路线横扫河西，就很值得怀疑了。要知道，两者之间相隔的阿拉善高原，是一片沙漠戈壁之地。尽管连接居延海与贺兰山北的直线，在沙漠地带（巴丹吉林沙漠）北沿的戈壁地带。今天我们也能在里面找到呈点状分布的几个蒙古牧民的聚落点（也就几百户人家），但对于习惯于不带后勤，取食于敌的霍去病部来说，这样的地缘环境并不能令人满意。
以霍去病的战术来说，他其实更喜欢在草原地带正面攻击对手，尤其是看起来人数更多，物资基础更丰富的匈奴主力。因为一旦攻击得手，不仅能够迅速瓦解对手的心理防线，还能够让自己的部队得到最大的补给。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你必须拥有强于对手的战力。
不过这也正是霍去病的优势所在，此时马太效应已经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即使没有皇帝的直接支持，这位少年将军的身边，也能够聚集汉军当中最为强悍的战士了（甚至包括慑服于他的匈奴人）。
既然霍去病的战术，有些类似于在滚雪球。即不断的通过战斗补给自己，然后再将获得的资源投入到下一场战斗中去。那么一开始就让自己面临如此长距离的荒漠之旅，就显得太过冒险了。即使能够准确找到戈壁地带的水源，我们也很难相信，在穿越这将近600公里的戈壁地带之后，霍去病和他紧急补充的上万骑兵（这意味着即使想要，也没有充足的后勤补给），还能够在居延海一带，快速攻击匈奴人得手，并势如破竹的横扫整个河西走廊。
那么霍去病究竟是从哪里开始他第二次河西之旅的呢？
如果霍去病不是从北地郡的最北端，也就是贺兰山北，千里跃进居延泽的话，那么汉军此次出发的地点，仍然应该是在陇西高原，也就是北地郡的南端。记得在解读张骞进入河西走廊的路线时，我们就曾经标出过两个日后成为丝绸之路的线路。除了经兰州渡河，通过庄浪河谷对接河西走廊这条线路以外，还有一条线路就是从今天的甘肃省靖远市一带渡河。
穿靖远而过，向北注入黄河的这条河流，叫做“祖厉河”。在秦帝国最初划定的行政区中，祖厉河流域（除最上游的定西以外）及其以东至陇山的区域，是被划入了北地郡。也就是说，整个陇西高原，大体从中分割，南北分置陇西、北地两郡。
从战略方向上来说，包含陇东高原、西套平原，以及半个陇西高原的北地郡，战略防御面应该是很大的。不仅要应对河套地区的压力，还在兼顾河西走廊。因此在汉帝国进占河西走廊后的第七年（公元前114年），汉帝国决定将北半部陇西高原（西境直至乌鞘岭）拆分出来，单独设置了“安定郡”。不过，在霍去病第二次河西走廊之时，霍去病渡河之地，还是属于北地郡的辖区。
汉军渡过黄河之后，就进入了今天的甘肃省景泰县境内。后来汉帝国在此建制的行政区名曰“媪围”（城址在今景泰县城东约12公里处的“麦窝古城”）。而在霍去病第二次领军到达此处之时，也就相当于离开帝国的直接控制区了。
然而这也并不代表，霍去病马上就接触到了匈奴人。毕竟匈奴人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并不会象定居的汉人那样，根据地理结构，在可供通行的每个点上构筑预警、防御工事。以祁连山北的环境来说，整体上总是愈靠近山麓，生存条件更好，因此匈奴部落会更多游牧于乌鞘岭的西段。
单从防御角度来说，汉军上一次的攻击，也会让匈奴人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乌鞘岭的西部。而霍去病之所以没有再次选择同一路线出征，战术上也是想出其不意。无论从海拔还是气候来说，从乌鞘岭东跨越这条分水岭的难度，都要低于从庄浪河谷，直插乌鞘岭西。这也是为什么在后来的日子里，靖远——景泰——武威的线路，也成为了丝绸之路沟通黄土高原、河西走廊主线之一的原因。
为了给予匈奴人致命一致，完成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设想，帝国这次并没有让霍去病再孤军深入，而是加派了另外一名汉将——公孙敖（合骑侯）独领一军，与之配合。然而在渡过黄河之后，二支汉军并没有遵循相同的路线，合击匈奴。双方很快就分道扬镳，沿着不同的路线翻越乌鞘岭。
参考汉匈之战的其它战役来看，汉军选择分道进击的战术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尤其是在诸领军将领爵位相近的情况下。除却匈奴人行踪不定，需要加大搜索面的原因，方便计算各自的军功应该也是原因之一。最起码以霍去病的性格而言，是绝不会愿意有人在身边，掣肘他的行动的（或者说抢他的功劳）。
总的来说，从景泰（媪围）向西的线路，环境都不算好，由于远离祁连山麓，靠近腾格里沙漠，缺水是影响人类生存和通行的最大障碍。拜太平洋季风所赐，从“媪围”出发的汉军还是能够找到两条水量不大的河道，帮助他们接近乌鞘岭的。为霍去病指路的这条河道，其下游部分今天被称之为“大沙沟”，而其上游部分事实上已经只剩下干河道了。
沿着大沙沟向西偏北方向前行90汉里，就到达了所谓的“居延”。在后来的岁月里，汉帝国在此建制了“居延置”，以打通北地郡通往武威的驿路。在从居延置翻越乌鞘岭分水线后，迎接汉军的将是古羊河最东端的一条支游——大靖河。
今天由于灌溉农业的原因，大靖河已经在大靖镇一带断流了。不过在霍去病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大靖河却是与对接庄浪河谷的“古浪河”合流之后，向北汇入石羊河干流的（下游河道今称之为“红水河”）。
现在，我们应该大致清楚霍去病在第二次河西之战中的攻击路线了。如果我们把媪围、居延置这两个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再与乌鞘岭北，大靖河畔的“大靖镇”、石羊河流域的地缘中心“武威”连线的话，就会发现这条沿途有水为伴的道路，几乎是呈一条直线走向。加上地处乌鞘岭东段，山势已逐渐走低，选择这条线路的霍去病，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切入到休屠王的腹地了。
很有可能的情况是，霍去病在第一次河西之战中，就已经考察好了这条攻击线路。即使当时没有来的及细想，他也能够从俘获的匈奴人那里，得到准确的情况和向导。而另一次与其分路进击的汉军（公孙敖）部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应该是从乌鞘岭东端绕至北麓，然后再向西插入石羊河流域。
从道路的平整度来说，公孙敖所选择的这个方向，看起来应该很不错，亦有一条发源于乌鞘岭东的小河（南流在媪围与大沙沟合流），帮助他到达乌鞘岭脚下。之后无论他是沿今天的308省道穿越乌鞘岭，还是再向东一点，沿山麓北行，道路都足宽阔。
然而这条道路最大的问题是在于“风水”。一方面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乌鞘岭在此的集水功能已是最弱，几乎不会再在地表水帮助汉军指路，并提供淡水补给了（今天这一地区，主要是靠井水和黄河水提灌来开展农业）；另一方面，由于与腾格里沙漠接近，风沙随时有可能对在乌鞘岭东麓或者东北麓，袭击行进中的汉军。
这些不利的环境因素，加上军中缺乏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霍去病部就完全不存在这种问题了），这次本来被派来与霍去病并肩作战的汉军，最终却在乌鞘岭东迷失的方向。不仅未能与霍去病部在河西走廊会合，亦没有碰上匈奴人。在这种情况下，霍去病部又一次的成为了孤军，去完成属于他的“第二次河西之战”。
为了完成对河西匈奴的致命一击，帝国为此次出征所准备的骑兵要数倍于上一次（数万）。然而在公孙敖部未能与霍去病部会合后，真正投入战斗的汉军数量也随之减半。当然，就绝对数量来看，霍去病此次所率领的骑兵，最起码还是成倍增加了的。
汉军在翻越乌鞘岭之后的征战路线，并没有太大悬念。和上次一样，沿河西走廊向西一路平推，扫荡石羊河、弱水流域的山前平原。这二地，也是休屠、浑邪两部的核心牧地。至于休屠、居延二泽，以及疏勒河流域，以地缘结构而言，并不是河西之战的重点。
肯定会有朋友，为霍去病未能真的穿越阿拉善戈壁进击居延泽而感到遗憾，毕竟如果他真的是遵循上述路线取胜的，第二次河西之战看起来，会更具有“史诗”性。然而从地缘角度看，二次河西之战的两次出征路线，也正是后来丝绸之路自陇西高原，切入进入河西走廊的南北两线。汉帝国及后来扩张至此的中原王朝，也无一例外的沿此两线布设了据点。至于一直以来存疑的贺兰山——居延泽攻击线路，却并没有成为丝绸之路的选择。
乌鞘岭长城
∨
当然，也许以后会有新的考古证据，证明霍去病真的循此路线完成了一次史诗般的攻击。不过对于我们来说，考据某一次战役的线路其实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我们通过这些鲜活的案例，又更加详细的了解了一个板块的地缘结构。
对于此时身处长安的汉武帝来说，此时还没有心思去思考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他现在所关心的，应该是第二次河西之战的战果。而霍去病也绝对没有让他失望。这次战役，汉军一共斩、俘匈奴人达到三万零二百人之巨，其中仅匈奴王子以上的贵族就有59人（甚至包括单于阏氏）。
单以结果来看，夏季攻势的战果无疑是远超春季攻势的，而汉军的损失却缩减至三成。然而正是由于第一次河西之战打下的良好基础，霍去病二征河西之旅才能更加的顺利。
霍去病最终之所以从一个带有“特战”性质的将领，迅速成长为一个可以独挡一面，甚至压倒卫青的将、帅合一的人才，根本原因在于他并非一个只有勇力，只懂得强攻的武夫。善于以“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瓦解敌方阵营，是他成功的关键。
说起来，这也正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悲剧英雄，老将李广所欠缺的。尽管李广的武力，也让匈奴人慑服，并畏之为飞将军，但他却并未善加利用这一点。李广曾经在风水相士的引导下，总结自己至今未能封侯的原因是：杀降（为陇西太守时，曾杀降羌人八百）。如果不从因果报应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未能象霍去病那样恩威并施的对待对手，也的确是李广抱憾终身的原因所在。
在第一次河西之战中，霍去病掌控对手心理的能力就已显现无疑了。如果不是放过那些愿意表示中立态度的部落，而是一味强攻对手，相信霍去病那一万骑兵的战力再强，也不可能得胜而归的。
这种恩威并施的做法，明显对匈奴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影响。在第二次河西之战中，仅仅被史书记载下来，望风而降的匈奴人就超过了二千五百人。这些主动投降的匈奴人，甚至在战时就可以直接转化为己方的战力，帮助汉军再一次扫荡河西走廊。
公元前121年的两次河西之战，共计让浑邪、休屠两部损失了将近四万人，这几乎占了河西匈奴人口的半数。这样的损失比，足以让一只军队或者部落失去战力了。很显然，即使汉军不在秋季发起第三次河西之战，也势必会在次年的春季，再一次由霍去病完成他在河西的收官之战。
不过匈奴人并没有让汉军有机会组织一场新的战役，因为在这样的损失面前，匈奴帝国的统治者首先就沉不住气了。单于无法容忍，休屠、浑邪两部遭受这样的损失。更为致命的是，这意味着河西走廊很快就要易主成为汉帝国的领地了。由此而造成的连锁反应，就是汉军接下来将会在西域与匈奴人展开争夺了。有鉴于此，单于试图将浑邪、休屠两王“召诛之”，以重组在河西的力量。
如果没有霍去病此前对匈奴人部落的“胡萝卜政策”，感觉到生命危险的浑邪、休屠两王，此时能做的很可能就是逃亡了。不过有了之前的示范作用，向汉军乞降，接受汉帝国的庇护成为了更为可行的方案。
这样的结果，虽然是一个意外惊喜，但从大势上来说，汉军完全征服河西走廊，也已是旦夕之间的事了。事实上，此时的汉军已经在黄河北岸开始构筑城防工事，为下一次战役做准备了。
然而在获知两部匈奴来降的消息之后，汉军其实也并不十分确定，匈奴人是真心投降还是想借机袭击帝国的边境，毕竟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归降事件，而这个时节又是“秋高马肥”，匈奴南下侵扰的好时节（正值8月）。为此，汉武帝命令霍去病亲率大军渡河以“迎接”来降浑邪、休屠两部。
事实证明，这一准备并非多余之举。因为对于匈奴人来说，也同样有理由担心自己投降之后的安全问题。当这些惴惴不安的匈奴人即将进入汉军防线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方面休屠王本人开始动摇，另一方面浑邪王的部众当中，也有人开始逃亡。面对这样的变故，两手准备的汉军及时对逃亡者发动的攻击，在斩杀八千人之后，彻底断绝余下四万多匈奴人回头的想法（休屠王本人也为浑邪王所杀）。
霍去病的两次河西之战，以及接下来河西匈奴的归降事件，无论对于汉帝国，还是中央之国的历史来说，都是一件地缘上的大事件。对于中央之国来说，这意味着核心区向河西走廊扩张的开始；而对于汉帝国来说，这不仅使得渗透西域，断匈奴右臂成为了可能，更直接缓解了陇西高原以及“河南地”的地缘压力。也就是说，自此以后帝国的西北边境，几乎不再可能遭受匈奴人大规模的入侵了。
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一方面缩减了西北边境（北地郡以西）半数的兵力，另一方面也加快了向河套、河西地区的移民工作，以完全坐实这两片匈奴故地。
而经由漠南、河西之战的匈奴人，此时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他们在漠南的据点。龟缩回漠北，以大漠戈壁（瀚海）为屏障与汉帝国展开拉锯战，成为了匈奴帝国的战略选择。
只是已经完全占据上风的汉帝国，真的会被瀚海所阻隔吗？
在中央之国历史中，汉帝国取得的胜利已经是空前的了。以汉匈双方的地缘特点来说，真能隔大漠戈壁而治的话，也绝对是可以接受的（对于汉朝来说）。然而此时匈奴所谓的回到漠北，却并非是完全放弃漠南草原，以及对汉朝边郡的侵扰。
他们只不过是不再将王庭置于漠南，而是以漠北为根据地罢了（之前在漠南损失了太多贵族了）。在河西之战的第二年秋季，匈奴便又如往常一样南下，劫掠了右北平、定襄两郡。
在一场拉锯战中，决定最后胜利的关键，不在于你有多强的攻击力，而在于你的防守能力。如果匈奴人能够凭借他们强大的机动能力，仍然对汉朝边郡周期性侵扰，而汉军却无法穿越戈壁攻击漠北的话，帝国的北方压力就依然存在。
一旦汉帝国内部有变，导致防御力下降，胜利的天平就将重新倒向游牧民族。我们一直在说，在古典时期，草原民族对农耕民族有一定的地缘优势，其实就是指的这种防御上的天然优势。
当然，让农耕文化出身的汉军久居漠北固然是不现实的，帝国亦无法象屯垦河南、河西那样，最终消化掉漠北草原。但在强大的经济支撑下，跨越漠北攻击匈奴，却并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一切皆有可能。公元前119年，已经将匈奴主力逐往漠北的汉武帝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攻击漠北。汉武帝做出这个决定的直接原因很简单：既然匈奴人认为汉军不能横穿沙漠作战，那么我们现在出征，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出其不意“是兵法中常用的谋略。虽然调动数十万军队长途奔袭，匈奴方面不可能不得到预警。但匈奴方面并不相信，汉军在横穿沙漠之后，还有余力作战。在他们看来，这无非是送俘虏上门罢了。正因为做出了这样的预判，在面对汉军出击的时候，匈奴方面所做的应对，就是将主力、辎重尽数囤于漠北，以逸待劳的等着羊入虎口。
汉.<漠北之战>示意图
∨
汉军决定的出征时间是在公元前119年5月，这看起来有些不同寻常。因为在之前的战役中，除了巩固战果的二次攻击会选择在夏季以外，汉军一般总是选择在游牧民族最虚弱的春季发起攻势的。不过实际上，这仍然是一次春季攻势。因为身处高纬度地带漠北地区，此时正处在春季（漠北的春季很短，也就一个多月）。
从规模上看，计划中的漠北之战超出了以往任何一次战役。直接投入战斗的骑兵达到了十万之数（马匹十四万）。为之转运粮草、延伸补给线的步兵达到了数十万。这些出征的汉军，大致被平分为东西两路，一路由卫青辖制；另一路，则由刚刚在河西立下奇功的霍去病所统领。
看起来，霍去病此时在汉军中的地位，已经能够和卫青平起平坐了。而实际上，此时霍去病的地位，已经高过卫青了。鉴于之前那奇迹般的战果，汉武帝对霍去病战力的信任，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
在这次攻击中，霍去病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直接攻击单于本部，对匈奴帝国实施斩首行动。为了完成这致命一击，霍去病得到优先挑选军队的权力。也就是说，从质量上看，霍去病部集中了汉军的精锐。
让霍去病挑选、统率最精锐的汉军，也是霍去病自出道以来，一直享有的特权了。只不过这一次，他的挑选的范围和统军数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以霍去病此时的威望来说，那些希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将士，也自然会愿意聚集到他的麾下，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马太效应了。
在汉武帝最初所拟定的作战方案中，霍去病原本是负责西路战事的。因为有了漠南之战的基础，汉军已经对远至夫羊句山的线路了然于胸了。此时的汉军，甚至有可能已经在当日的右贤王王庭所在位置（也就是后来的受降城），初步建立据点，并将补给线延伸过去了。
也就是说，如果循此线出击的话，霍去病能够更快速的攻至单于所处的色楞格河流域（南部）。至于卫青，他所负责的方向则是东路，也是就左贤王部的势力范围。
正当汉军准备依计划出征时，一件意外打乱了汉军的部署。根据匈奴俘虏的口供（应该是匈奴侦骑），此时的单于并不在本部，而是在东部左贤王的领地。对于一心想斩首单于的汉武帝和霍去病来说，调整计划也就再所难免了。于是霍、卫两军的攻击方向，也随之对调了。
从战术上来看，这东西两路汉军属于完全独立作战的方面军。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卫青所率领的西路军，以及霍去病所统领的东路军，应该在分别跨越杭爱山、肯特山之后，会师于两山相对的南部缺口处，也就是匈奴单于本部的牧地。至于最终能否见到这个理想当中的会师场面，就要看卫、霍二人的努力了。
我们先来看看卫青部的战役进程。西路汉军的出击地点是大青山之东的“定襄郡”，出征之后的汉军主力一开始，应该是沿阴北草原向西推进，先行扫荡匈奴在这一地事实的残余势力。在汉帝国尚未能在戈壁与阴北草原相接地带，修筑外长城的时候，谁也不能保证这片缓冲之地，没有再一次成为匈奴向南渗透的跳板。鉴于此次出征漠北，需要建立贯穿阴北草原的补给线，让自己的侧后方处于安全状态是十分有必要的。
很显然，汉军在阴北草原的扫荡工作，并没有遇到障碍。因为得到消息的匈奴人，已经在那位降将赵信的建议下，将决战的战场预设于漠北了。对于卫青来说，这也不算意外，毕竟匈奴决心以大漠戈壁为屏阻滞汉军，已经是“阳谋”了。
然而这种战略层面的阳谋，并不表明两军战术层面就不存在阴谋了。很快，卫青就会发现之前所得到的情报，很可能是匈奴人故意放出来的假消息。因为在北行塞外千里之后他将发现，自己的正面之敌，才真是单于所率领的匈奴主力。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卫青与单于主力决战的战场又在哪里，我们再接着解读
汉.漠北之战攻击路线图<卫青部>
∨
如果是在写小说，那我在行文中将用很肯定的语气，来表明单于前往匈奴左翼的消息，是匈奴方面的阴谋。现在的话，我只能说这在逻辑上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毕竟现在匈奴方面最害怕的将领，无异是完全无视对手存在，在草原上比匈奴人还如鱼得水的霍去病。在卫青实际统领的是次一级兵团的情况下，以田忌赛马之策来增加己方的胜算并不需要熟读兵法的人才能想到（道理很浅显了）。
卫青穿越戈壁的线路，并不会是一条新路。汉军没有理由放弃，他们之前在漠南之战中，追击匈奴右贤王时所循的线路。只不过，这一次卫青并不会止步于夫羊句山，而是必须继续北上，最终翻越“燕然山”（杭爱山）进入到色椤格河流域。
以匈奴方面的战略设想来说，理论上他们应该在色楞格河流域，以逸待劳的等待汉军送上门来的。不过通过之前的几场战役，匈奴人意识到，汉、匈两军的战力对比，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
此时的汉军已经完全具备在草原上与之对抗上能力，而草原也不再只属于这些住毡房的人了。从技术上看，将汉军放入草原腹地再与之决战，也不是最佳的时机。这意味着，汉军有机会在得到充足的水、草补给后，再与匈奴决战。
在汉人的兵法当中，攻击一支渡河部队的最佳时机，是在“半渡”的时候。即一部分敌军刚刚上岸，尚未布好阵型，而另一部分敌军还中渡河的时候。在中国历史上，未能半渡击敌的宋襄公，还成为了千古笑料（其实也可以理解成他是先秦战争中，最后的“贵族”）。
不过对于匈奴人来说，蒙古戈壁并不是一条河，而是南北纵深千里的荒漠地带。比起河流来说，戈壁能够给匈奴人更大的选择战场余地。他们并不需要等部分汉军踏上漠北草原之后，再“半渡”击之，而是可以陈兵于戈壁地带的北部，等待已经被荒漠气候折磨多日的汉军撞到枪口上来。
之所以要做上述分析，是因为这关系到西线战场决战地的定位。接下来我们需要知道，在西线哪里才是草原与戈壁相接的地方。从地理结构上看，戈壁阿尔泰山应该在机会成为一道分割线的。然而这片阿尔泰山脉在东部的延伸山地，本身在海拔和体量上都有些不足，山体之间那些宽阔的断裂带，也让戈壁环境，有了更多的渗透空间。
真正有机会将戈壁环境拒之门外的，是戈壁阿尔泰山北部的“杭爱山”，在汉帝国征战匈奴的记录中，这条与阿尔泰山脉（包括戈壁阿尔泰山）平行的山地，被称之为燕南山。记得在最初解读蒙古高原的时候，我们曾经对杭爱山与阿尔泰山脉之间的地带（唐努乌拉山以南），做了一个地理上的标记——大湖盆地。由于深入内陆，与季风接触面小的原因。这条西北——东南向的低带内中心，并没有形成一条贯穿其间的大河。从南北两侧山地流下的河流，最终只是在两山间的凹陷地带，形成了一个个颇有些体量的大湖。而整个大湖盆地带（包括两侧对应的山坡地带），则是匈奴右翼的核心区。
由于杭爱山主脉，比阿尔泰山脉主脉，向东南方面延伸的稍长一些，而阿尔泰山脉，对应的也延伸出了余脉“戈壁阿尔泰山脉”，因此戈壁阿尔泰山脉与杭爱山之间的低地带，算是大湖盆地的东部延伸。
然而由于地理结构和环境原因，这一地区也可以被单独被命名为一个地理单元，就象戈壁阿尔泰山即可以被视为阿尔泰山的余脉，又因为综合环境因素，可以被单列出来一样。
戈壁阿尔泰山与杭爱山之间的这一区域，我们可以称之为“湖谷”。湖谷地区与大湖盆地之间的地理差异，可以通过水系结构体现出来。在大湖盆地区，阿尔泰山与杭爱山都为低地区的大湖形成，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而在东部的湖谷地带，由于戈壁阿尔泰山在集水上的不给力，整个区域的集水工作，几乎都是由杭爱山东、南麓来完成的。那些从杭爱山上流下来的淡水，总计在湖谷内形成了六条主要河流，每一条河流在谷内的低点，又都对应形成了一个体量不大的湖泊。
从这种单面供水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出，整个湖谷地带的环境，应该是越往南部越呈现荒漠地貌；而越靠近杭爱山，植被的覆盖情况就要越好。以“漠北”这个地缘标签来说，我们也可以认为，在湖谷这个位置上，杭爱山就是一条地缘分割线。
如果汉军踏入了杭爱山腹地，也就相当于踏上了漠北草原的土地。很显然，无论从单纯军事防御，还是御敌于漠北草原之外的角度考虑，匈奴主力都会陈兵于杭爱山南，等待与汉军的交锋。这意味着，“湖谷”将成为西路汉军，与匈奴单于本部交锋的战场。
事实上，汉军即将面对的，并不仅仅是来自色楞格河流域的单于本部。以湖谷的地缘位置来说，正好是处于匈奴右翼与本部交汇的枢纽位置。而即使只是出于集结重兵以御汉军的角度，匈奴人也不会让右贤王领地内的部落置身事外的。当然，在经受河南、漠南、河西之战的连续打击之后，匈奴右翼的力量已经被严重消弱了。
既然湖谷将要成为汉匈漠北之战的决战战场，那么我们也就很有必要了解一下它的地理结构了。刚才我们也说了，整个湖谷整体虽然呈戈壁地貌，但杭爱山还是提供了六条河流。很明显，整个湖谷中最有生机的地方，应该就是这几条河流和它们的终端湖之侧了。
而无论是匈奴人还是汉军，要想穿越这一望无际的荒凉地带，都势必会选择沿这几条河谷前行。这就是说，汉匈两军交锋的战场，应该就在这六条河谷当中。那么哪一条河谷，最有可能成为双方遭遇之地呢？
说起来，“湖谷”这个名字，总是不由自主的让人联想到湖光山色，深谷幽兰的美景。然而我们前面也说了，这里其实是被大片平坦的戈壁所覆盖。在近代西方探险家的记录中，他们会愿意形象的将之称为“荒凉沙湾”。不管这一地理单元用什么标签，那几条河流无疑都是人类在此生存、交通的希望所在了。要想了知道卫青会选择哪条河流，我们就需要先了解一下，与杭爱山相对应的这段，戈壁阿尔泰山的位置和结构了。因为北上的，将会有几个路口帮助他们进入这片湖泊与戈壁共存的土地。
在向北穿越古尔班赛汗山之后，卫青所率领的西路汉军将到达戈壁阿尔泰山最北部的山体。从高度和与阿尔泰山主脉的地理关系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段东西向的山体，是戈壁阿尔泰山的主脉。
而这段山体，在汉匈战争中相当有名，它就是“浚稽山”。“湖谷”大致就是浚稽山与燕然山（杭爱山）之间的这片低地了。就地理结构来看，戈壁阿尔泰山的断块状结构，在浚稽山这里又一次得到了体现。所谓“浚稽山”又可以被分为东西两部分，即：东浚稽山与西浚稽山。
依照一般的地缘规律来看，两山之间的峡谷总是很容易成就天然道路的。浚稽山也不例外，在后来的汉匈战争中，东西浚稽山之间曾经多次为汉军所穿行。如果山口之北，恰好能对接一条自杭爱山麓南下的河流，那么这条河谷无疑将会有很重要的军事、交通价值了。
北出浚稽山中的汉军，很快就能在他们的西侧看到一片芦苇丛生的湖沼之地。在清帝国又一次代表中央之国站上这片土地时，这个终端湖被标注为“鄂罗克泊”，为之蓄水的河流而则被称之为“推河”。推河现在的译名是“图音河”，在汉史中，它的名字是“姑且水”。
仅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姑且水成为此单于主力阻击卫青部的选择，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在二十九年之后，汉武帝派他的另一个外戚——李广利领军远征漠北时。当时的匈奴君长单于就曾经同样将人口、辎重撤至色楞格河流域，以主力陈于燕然山南，姑且水畔等待与汉军决战。
然而姑且水并非唯一，能够纵穿湖谷，抵达浚稽山麓的河流。最起码还有两条河流，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具有独特的交通价值。以浚稽山为参照部定位的话，姑且水就相当于对接浚稽山中部山口的河流。那么在浚稽山的两侧，如果有河流对接的话，理论上也应该有机会成就天然道路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汉军沿浚稽山麓继续向西，行至浚稽山与阿尔泰山主脉之间时，他们将会看到湖谷当中最大的一个湖泊——邦察干湖（清称“察汉泊”）。这个湖泊在西汉并没有出现在战争史，但在东汉时期，却以“私渠比鞮海”之名，出现在灭北匈奴之战的。与之相对应的河流，则是发源于杭爱山中部的“拜达里格河”（汉称“匈奴河”）。
与浚稽山东西相对的这段，阿尔泰山脉东部山体，在汉匈战争中被称之为“涿邪山”，两山之间的山口则被叫作“涿邪径”。也就是说，如果卫青部是从涿邪径进入湖谷的话，他们将沿着匈奴河水北上至燕然山“最厚”的中部，然后再寻路进入色楞格河流域。
尽管匈奴河后来也曾经多次出现在汉匈战场上，但以卫青部此次出征的目标来看，他并没有必要如此深入湖谷腹地，沿姑且水北上合乎他最终与霍去病部，会师于色楞格河流域的目标。
不过，姑且水就一定是卫青最好的选择吗？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沿夫羊句山北上的汉军，并不需要进入浚稽山区，就有机会在他们的北方，找到一条能够把他们带到燕然山东的河流。而这条叫作翁金河的河流，才是最有可能成为卫青与匈奴单于决战的战场。
以地理结构来看，翁金河相当于发源于杭爱山东，向东弯一个弧线之后，流向浚稽山东。不过，毕竟离蒙古戈壁太近了，翁金河水并没有真的流到浚稽山麓，而是在离之还有数十公里处，蓄成了一个终端湖——乌兰湖。
在后来的许多草原帝国中，翁金河都是一条进入色椤格河流域的快速通道。这一点也很容易理解，作为湖谷最东侧的一条地表河流，翁金河再往东就是一望无际，形如“瀚海”的蒙古中央戈壁了。想借山、水之势通行的话，翁金河——古尔班赛汗山一线，将是绕开戈壁腹地的首选。
不过翁金河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水量并不是很稳定，在秋冬枯水季节时，并没有足够的水量流到乌兰河。这其实也是很多荒漠河流的普遍状态了，尤其象翁金河这样，如果正对戈壁，又在戈壁地带穿行距离最长的河流（相比湖谷中其它河流）。
然而对于卫青部来说，他们在穿越夫羊句山之后，却可以很快转进到乌兰湖，并随后沿翁金河上溯到杭爱山东。因为汉军这次所选择的季节，正是河水暴涨的五月。
沿翁金河北上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绕开杭爱山，直接切入到杭爱山北麓，进入色楞格河流域。接下来，汉军亦不用继续北上深入色楞格河流域中下游（甚至到贝加尔湖）。因为无论是在匈奴时代，还是后来的其它草原帝国。作为蒙古草原腹地的“色椤格河流域”，其地缘中心都是就是在流域的南端，杭爱山与肯特山之间。
伸向肯特山与杭爱山南端的这条河流，是色楞格河流域的中心干流——鄂尔浑河。与绝大多数河流一样，鄂尔浑河的上游，同样又如伞状一样，向东、西两侧开枝散叶。其西部源头指向的就杭爱山东北麓，东部源头则指向肯特山的西南麓。也就是说，整个蒙古高原的地缘中心地带，实际上就是由三个地理单元：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东北麓）、肯特山（西南麓）所组合而成的。
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选择鄂尔浑河上游作为地缘中心并不难理解。一则这一区域正是蒙古高原的地理中心，易于向四周辐射；另一方面鄂尔浑河流域之南，就是蒙古戈壁。即使漠南草原为敌对势力所占，将政治中心设于此也有足够的天然屏障保护；最后一个原则就是纬度了。
在水资源不再成为瓶颈，海拔相近的时候，纬度越低，年平均气温就越高。牲畜所能食用鲜草的时间也就越长。仅仅是出于资源分配的原因，匈奴人也会把单于驻牧的区域放置在色楞格河流域最南端，而把苏武这种接受惩罚的敌国使者，送到色楞格河的流域湖——贝加尔湖之畔去放羊了。
不过具体到，统领整个草原的雄主，到底是选择依附肯特山还是杭爱山，倒一直是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如果看近现代的地缘结构，肯特山及由此发源的鄂尔浑河上游河流——图拉河（土拉河）无疑是成为了最终选择。
今天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正是在肯特山脚下，图拉河北岸。然而建立人类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蒙古人，却曾经把帝国的政治中心放在了杭爱山麓的鄂尔浑河（主源）河谷中。这座曾经统领欧亚草原的都城，叫作“哈拉和林”。
由于匈奴人的时代，离我们实在太过遥远，通过后来那些草原国家的地缘选择，来定位匈奴人的踪迹，一直是我们在运用的方法。以地缘理论来说，只要一个区域的地理环境不发生质的变化，不同历史时期的族群，在同一地区总是会作出类似选择的。尤其是这一地区的人类文明史并没有出现断层的时候。
蒙古帝国和今天蒙古国的选择（哈拉和林、乌兰巴托）可以成为我们定位匈奴单于庭的两个选择。让历史研究者举棋不定的是，这两个点（也包括其周边地区）到底哪个是匈奴帝国真正的政治中心。
其实倒不必纠结于此，因为以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而言，他们本来就不会固定居住于一点。既然两个点的地理环境相似，将肯特山麓与杭爱山麓，同时作为匈奴单于本部的牧地，并随着需要变化单于庭的位置，也不无不可。
实际上，汉军在准备漠北之战时，所接收到的错乱信息也指向了这一情况。依最初的情报，或者惯例来说，五月的匈奴单于应该停留于杭爱山东南麓的鄂尔浑河谷了。而通过俘虏所得到的信息，却是单于已经转向肯特山麓了。当然，前面我们也说了，其实单于主力仍然留在了杭爱山一线，等待迎战汉军。
由于地理环境之间并没有太大差异，蒙古高原游牧政权选择政治中心时所考虑的，主要是地缘因素。我们很容易发现，鄂尔浑河上游河谷直接对接的是高原右翼的大湖盆地；而图拉河谷所与肯特山东的高原左翼地区相邻。
也就是说，如果匈奴人此时觉得有必要多关注一下左翼，那么单于就有可能在图拉河谷停留的时间长些；反之，要是右翼成为了重点（或者出现了变数），那么鄂尔浑河谷就更容易成为单于庭的所在。
参考《汉.漠北之战攻击路线图（卫青部）》我们会发现，如果卫青部借由翁金河绕到杭爱山北麓的话，他们很快就能够转进到鄂尔浑河谷，并攻击单于本部的牧地了。即使单于本人此时已在肯特山麓，此行也足以对匈奴人造成重大打击。假使霍去病部此时亦翻越肯特山攻入图拉河的话，双方就将形成东西合围之势，扫荡整个鄂尔浑河流域上游。
上述会师鄂尔浑河上游流域的方案，应该也就是漠北之战两路出击战术的既定方向。从匈奴人那里得到的假情报，只是让汉军将东、西两路军的攻击方向对调了一下罢了。问题是，我们前面也说了，已经沦为二等兵团的卫青部，却阴差阳错的碰上了单于主力。
集合了中、右两区精兵的匈奴主力，布阵于翁金河畔并不用花太长时间。他们甚至可以等到汉军开始由夫羊句山出发，向翁金河谷进发时再行集结。至于预设的战场，应该不会太靠近杭爱山麓。毕竟以逸待劳的将汉军堵在戈壁边缘，是最有利于匈奴方面的。基于这点，我们基本可以判定，汉、匈两军交战的战场，是在今天蒙古国南戈壁省，与曼达尔戈壁省相接处一带的翁金河畔。
在谷歌的卫星地图上，我们可以很快找到上述两个行政区的位置，并在两省西部相接处，观察到翁金河谷的痕迹。以翁金河的轨迹来看，就是东南方向流向戈壁深处的翁金河，即将西南转向浚稽山东的时候。也就是说，汉军在沿翁金河谷刚刚转向，准备向杭爱山方向进发时遭遇了匈奴主力。至于此役的结果如何，胜负的决定因素又是什么，我们再接着解读。
应该说，就战术而言，匈奴诱敌深入，将战场预设于戈壁北部的想法是没有错误的。他们所没预料到的，就是汉军拥有如此强大的攻击力和补给能力。前面我们也说了，卫青与霍去病所率的两路大军，都各自有五万精骑，而为这些一线部队转运补给的，又是数倍于他们的步兵。战略准备充分，加上步步为营的延伸补给线，使得匈奴主力所等到的，并非是一支疲惫不堪的军队。
让匈奴人选择的话，他们宁愿选择迎击卫青。毕竟霍去病那种无视后路，直取对方中枢的战法，着实让人胆寒。然而遵循传统战法的卫青部，也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即使在草原上，汉军依旧有办法发挥他们在防御技术上的优势。从技术上看，这就是“车”的使用了。
战车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前，曾经是中央之国战场上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能够集结多少辆战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参数。不过，在中央之国决定向游牧民族学习骑射技术后，战车就基本不再被当成一项攻击性武器使用了。然而这并不代表“车”会被彻底边缘化，它只是会以另一种方法，帮助使用者取得最终的胜利吧。
对于试图远距离攻击漠北草原的汉军来说，无疑会带有大量，载有粮草、军械等辎重的战车，这些战车被称之为“武刚车”。
尽管我们刚才也说了，游牧民族的轻骑兵技术，已经终结了攻击性战车时代，但这些载重工具却是汉军在旷野中对抗游牧骑兵的依托。具体到卫青此次所使用的战术，就是将这些“武刚车”环列于军营外围，以这些车辆所携带的弓、弩等远程性武器，在匈奴人进入自己的有效射程之里，抢先进行第一轮攻击（由于借助了机械力的原因，最起码汉弩在射程上会超过匈奴人）。即使有匈奴骑兵能够突破汉军的箭雨冲至阵前，这圈由战车环列而成的防御工事，也能够帮助汉军在短兵相接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卫青在漠北之战中，所运用的这一“以静制动”的战术，后来也成为了汉军远征匈奴时的标准战法。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你必须携带足够的补给，以支撑到匈奴人主动放弃攻击行动。很显然，列阵于翁金河畔的匈奴人，已经看出了汉军此次远征的准备相当充分。他们并没有信心突破汉军的军阵。
然而任何战术都会有它的不足之处。即使步步为营的方法，能够让汉军有效的抵御匈奴骑兵的攻击，但你永远不可能只靠防御来取得最终的胜利。如果汉军没有主动进攻的能力，那么即使匈奴人知难而退，不发起攻击。对于匈奴人来说，也没有任何损失。反观汉朝方面，却白白消耗了自己的国力。
对于已经在草原之上，屡屡战胜对手的汉军来说，他们当然不会只把希望寄托在防御上了。此时的汉军无论在马匹还是骑兵的数量上，都已经能够和游牧骑兵决战草原了。在布阵之后，卫青派出了最精锐的五千骑兵正面迎击匈奴主力，而匈奴方面亦派出万骑迎战。
单从先锋部队的数量来说，汉军并不占优。不过有了强大军阵做后盾的汉军，并不会真的指望这五千骑兵能够在与匈奴人的对决中取胜。他们的作用，更多应该是在接战之后，将匈奴人引入军阵的有效射程内。然而荒漠地带所特有的恶劣气候，却并没有让汉军有机会诱敌深入。出击的汉军，碰上了一场骤然而起的沙尘暴。
虽然匈奴人自持更适应戈壁地带的恶劣环境，但沙尘暴也并不会特别帮到他们。双方准备迎敌的骑兵，完全无法看到对手，更别说准备接战了。于匈奴方面来说，他们此时所想的，应该是等沙尘暴过后再行进攻。不过这一突发状况却被汉军所利用，借着沙尘暴的掩护，卫青将剩余部队分成左右两军，向匈奴主力的左右两翼包抄了过去。等到匈奴人能够看清对手时，汉军已经初步对匈奴人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
在没有山为依托的野战当中，并非所有的包围圈或者半包围圈，都能让进攻者占得先机。如果你的兵力、战力不够的话，这种做法只能让对手更容易突破你的阵线。不过这一次卫青的优势十分明显，以至于匈奴单于在双方接战之前，就慑于汉军人数与质量，提前带着数百轻骑卫队，沿翁金河向西北方向出逃了。
匈奴最高领导人的出逃，实际已经意味着匈奴人没有了胜机，只不过凭借游牧骑兵的个人能力，以及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在后来的混战当中，汉匈双方的人员损失大体相当。最终的统计结果是，西路军在整个漠北之战中，共斩获了一万九千多人。
从数字来看，这显然还不能算是给予了对手致命打击。其实这也是历代中原王朝与游牧骑兵决战中的无奈了。在对手拥有强大机动能力的情况下（并且不会有死战到底的想法），胜利往往只是代表你击溃了对手（而不是全歼对手）。也正因为如此，斩首（俘虏）的数量才成为了衡量战果的硬指标。
由于汉军在与匈奴主力决战时的损失相当，在以斩获论英雄汉帝国中，这样的结果并不能为西路军整体带来战功。能够让卫青有机会大胜而归的机会，就是提升此役的质量。说的简单点，就是俘获匈奴单于。在第一次河西之战中，人员损失大体与对手相当的霍去病部，就是凭借斩首、俘获大量匈奴贵族的战果证明了自己。
事实证明，匈奴单于临阵脱逃的做法是正确的，最起码他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在混战中得知单于已经遁逃的汉军，尽管连夜派出轻骑兵追击（卫青主力紧随其后），却还是在追出二百里之后，失去了匈奴单于的踪迹。
逼迫汉军放弃“斩首行动”的直接原因，就是目标并没有一直沿翁金河一路向西，而是在西逃一段路程之后，转向东北方向，穿越戈壁地带向图拉河方向逃窜。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图拉河（汉称“余吾水”）也是单于本部的核心之地，或者说单于设庭帐之所。而实际情况是单于应该也没有在图拉河谷停留，因为那样的话，他很快就会遇上匈奴人最不想碰到的霍去病了。
不管单于最终逃往何方，继续追击他已经没有什么胜算了。对于熟悉地形的匈奴人来说，他们自然能够找到路径穿越戈壁，进入色楞格河流域。而对于初来乍到的汉军来说，这样的做法就有些太过冒险了。
当然，追击与否也与领军将领的性格有关。如果换做是霍去病，单于也许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里并不是说卫青的想法不对，而是说在机会面前，每一种选择都会有它的机会成本。对错的判定，往往只能凭借结果来做出了。
在“斩首”单于的想法，已经不大可能实现时，卫青所率领的西路军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来引领他们的下一步行动了。单于设庭的鄂尔浑河谷，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好的攻击目标。问题是，匈奴人的主力已经在此战中四散溃逃，而辎重也被坚壁了起来。也就是说，汉军即使进入到鄂尔浑河谷的话，也不可能有太大收获了。
当汉军很难再寻找到匈奴主力决战时，俘获匈奴人的辎重成为了现实的目标。正常情况下，游牧为生的匈奴人并没有集中储备粮草的习惯，这也使得他们抵抗灾害的能力要远逊于农耕民族。
不过此次为单于制定战略计划的那位降将“赵信”，却帮助匈奴人完成了一次物资储备工作。很显然，这位原来的匈奴“小王”（部落首领），曾经的汉将，现在单于最信任的助手，将农耕民族的防御理念也带入了漠北。他甚至在单于王庭之西的一条山谷中，筑了一座城来储备匈奴人所收集来的粮草。
赵信依山而筑的这座城，史称“赵信城”，所依之山则被称之为“窴颜山”。以地理结构而言，赵信城的位置离单于庭所在的鄂尔浑河上游河谷之间的距离，约在130公里左右。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主要是因为它的位置更加深入杭爱山腹地（今蒙古“车车尔勒格”一带）。当你所做的准备是以防御为目地时，总是越往腹地回收，就越会感觉安全的。
当汉军明显逆转形势成为攻击方后，匈奴人也曾经为是否要向对手学习，筑城以自守展开了争论（结果还是放弃了）。不过从赵信此次尝试的结果来看，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汉军在从翁金河谷向北，转入到鄂尔浑河谷之后，虽然并没有在单于之前驻牧的地方，得到太大收获。却也就此获知了赵信城的位置所在，接下来他们只需沿杭爱山北麓向西移动300里（汉里），就可以得到匈奴人所储备的粮草了。
并没有记录表明，汉军在攻取赵信城时，迎来了一场新的战斗。事实上，让没有筑城以自守传统的匈奴人，在匆忙中筑起一座城，在质量上本身就不是一件很靠谱的事。更为致命的原因，是匈奴人实际上并不知道如何守城，在前方主力已经溃逃的情况下，赵信城的守军很可能在汉军主力到达之前，就已经作鸟兽散了。
赵信城也成为了卫青所率领的西路汉军，此战的终点。从战略上来看，进入到杭爱山分水线之北，也算完成了攻入漠北草原的战略意图。然而在就地取食，休整一天之后，卫青并没有继续向漠北草原纵深继续扫荡，而是将烧毁了剩余的粮草后，班师回朝了。
鉴于这次出击，是汉军第一次穿越戈壁地带，站上漠北草原的土地上。卫青不愿意在敌境停留太久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此时汉军的补给线已经长达千里，如果以大湖盆地为基地的匈奴右翼部落，组织力量包抄的话，汉军所面临的风险就很大了。
事实上，由于单于的不知所踪（很可能还有与之协同做战的右贤王），此时匈奴右翼地位仅次于右贤王的“右谷蠡王”已经自立为单于了。如果这位新单于希望以战立威的话，并不会让人意外。不过后来这位自行上位者并没有机会这样做，一方面汉军很快就回师了；另一方面单于本人很快又找到了自己的部众（新单于只能自去封号了）
在无法再与对手决战，又深入敌境的时候，选择见好就收，并不算错。然而这种保守做法，也让卫青在后来的汉军体系中被边缘化了。因为与之同时出击的霍去病，却凭借他特有的不要命打法，取得了空前的战果。
漠北之战之后，从贝加尔湖到南海的广袤土地上，最耀眼的将星就是刚刚20出头的霍去病了。然而有人得意，就会有人失意。失去了军权（甚至大部分追随着都转投霍去病门下了）的卫青虽然成为了这位冠军侯的反衬，却不是最失意的。因为汉军中的另一位将星——李广，在此战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与霍去病相比，李广在年龄、战果、仕途，甚至运气方面，完全就是一个失败的典型。在帝国决定发起规模空前的漠北之战时，李广已经年过六十了。实际上，这也是他能抓住的最后的机会了。至于到底是什么机会，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就是“封侯”。
在那些能力不能与自己相比，名气也没自己大的人，都凭借“好运气”，获得足以封侯的斩获时，李广试图证明自己的心情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当然，这个年龄的将领，是完全不会被年少气盛的少年将军所看中的，所以李广建功立业的希望，只能在卫青的西路军。
当李广向汉武帝提出，充当西路军的先锋（前将军）时，坏运气又一次影响了他，对于笃信运势的古人来说，此时的霍去病俨然已经成为了一名福将。至于李广，没有人认为好运会真的降临在他的头上。
因此汉武帝表面答应了李广的要求，暗中却嘱咐卫青，不可让他真的去冲锋陷阵。为此，当西路军主力开始沿戈壁阿尔泰山，向漠北草原进发时，身为“前将军”的李广，却被安排从戈壁的腹地出发（东道），西北方向与卫青部会合。
这种安排在战术上并没有太大意义，虽然戈壁腹地也可能有匈奴游牧部落存在，但即使匈奴人不向漠北草原方向坚壁清，这些戈壁部落的人口也是很少的。在茫茫戈壁中找到他们并歼灭他们的机会更小。所以这种安排，显尔易见是希望将李广排除在主力部队之外，使之后于主力部队与匈奴人接战。换句话说，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卫青，都没有把李广和他的部队视作获胜的筹码。
对于这种安排，李广自然是非常不满的。在抗争无果后，他甚至没有向统帅卫青告辞就出发了。这样的做法，一方面自然是心中有怨气；另一方面，也是想争取时间，抢在卫青部之前遇到匈奴主力。
从西路军的整体攻击路线来看，李广部进入跨越今天中蒙边境，进入戈壁腹地的位置，应该是今天蒙古南戈壁省境内，古尔班赛汗山之东。在没有山地、河流、遗址的戈壁腹地，准确还原出李广的出征路线是有些困难的。好在今天中蒙两国在此区域的通商线，为我们提供了一定参考。
在高阙塞北的中蒙边境上，中蒙两国开通了公路相接的“甘其毛都口岸”（参见《汉.漠南之战示意图》），并有公路向西北连接夫羊句山之东的“达兰扎德嘎德”（南戈壁省省会）。相信在西路军的计划中，李广大体也是应该沿此线路前行，并最终与主力会师于范夫人城这个点上的。
然而李广最终并没有按照计划与卫青部会合，更没有如他心中所想的那样，抢先接战匈奴，原因是他“失道”了。说起来，被安排这样一条绕远，并且身处戈壁腹地、缺草少水的“东道”（并且汉军没有走过），如果能正确抵达倒是奇迹了。
无法穿越戈壁的李广，应该是不得不沿阴北草原边缘向西移动，试图回归到主力的出击路线上。以至于卫青率部班师回朝时，才在阴北草原的边缘碰到李广和他所率领的部队。
按照汉朝的律法，没有按计划到达指定地点是死罪了。不过，我们之前也说过了，为了给将领补救的机会，此罪是能够以钱赎之的。而在下一次战争中，这些将领也会得到机会将公折罪（如河西之战中失道获罪的公孙敖，此次就被卫青点名带在身边了）。
然而未能把握住最后机会的李广，已经知道了，无论是老天还是皇帝都不会再给他领军的机会了。于是这位让无数人感叹他时运不济的飞将军，选择了自行了断，以避免受到侮辱。
一定程度上说，李广以如此悲壮的方式了解自己，是汉武帝和卫青未能给他机会造成的。如果李广此次能做先锋的话，为了证明自己的他，应该会有上佳表现的。即使没有霍去病的运气，最底限度也能死在战场上了。
虽然历史和皇帝陛下并没有给李广这种机会，但在多年之后，一心选择替李氏家族正名的李陵，倒终于为自己争取来了与匈奴主力对决机会。只不过，这次李家正名之战，最终却以更为悲壮的结果收场。
其实作为汉军历史中，最为著名的军事家族，李家也并非无人在漠北之战中获益。前面我们也提过，跟随霍去病出征的李敢（李广幼子，李陵叔父），就在东线战场上维护了家族的荣誉。斩首甚多，并夺左贤王鼓旗，战后亦受封关内侯。
然而认为父亲是因卫青之故而自杀身亡的他，后来同样未能善终。在试图为父报仇，击伤卫青后不久（卫青大度，未计较），李敢被他的上司霍去病，借狩猎之机射杀了。
上述这些情节，如果放在影视剧里，应当是很好的素材了。当然，依现在那些狗血编剧的做法，是一定要再虚拟出一个游走于几个男人中，能决定历史的女主角的（还得是投资人亲点的演员出演）。好在这些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能够吸引大家留在这的，还是那些接“地”气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视线转向东线，从地缘角度来解读东路军的行动了。这一次我们把顺序倒过来，先了解一下霍去病此行的攻击目标，到底是哪里。事实上，这应该也是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因为在后来的历史中，比肩霍去病的“封狼居胥山”，几乎成为了后世中原王朝将领们，与游牧民族作战中的最高追求了。
狼居胥山
∨
很显然，霍去病所“封”的狼居胥山，应该就在匈奴地缘中心附近，并且与东路军的决战战场有着密切地缘关系。从大的方位来看，能够符合要求的，就只有地理、地缘位置，与杭爱山相对应的“肯特山”了。
问题在于，所谓的肯特山并不是单纯的指向一座山峰，而是一条东北与外兴安岭相连的山脉，一条西南——东北向分割蒙古高原中、东部的分水岭。霍去病到底在哪里祭天的，不仅关乎匈奴地缘中心位置的问题，亦关乎战场定位的问题。
依照我们在前面的定位，肯特山脉西南麓的图拉河谷，也就是今天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带，应该就是匈奴单于设庭的选项之一了。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杭爱山东南麓的鄂尔浑河上游河谷。由于蒙古帝国在此河谷所立之都叫做“哈拉和林”（今称“哈尔和林”），这支鄂尔浑河正源，后来也被命名为“哈拉和林河”。
在哈拉和林河谷与图拉河谷中转换庭帐所在，也是单于需要兼顾左、右两翼的结果。鉴于游牧部落的生活习性，根据季节的不同，选择具有地缘价值的草原进行两——四次的转卖，也是历代游牧政权的标准做法。
以汉军最初的判断来说，春季的单于庭本来应该设于哈拉和林河谷的，而这里也是匈奴人最重要的祭天场所（五月祭天），也就是所谓的“龙城”。然而错误情报，却将霍去病引向了肯特山下的图拉河谷。这也使得负责左翼安全的匈奴左贤王部，成为了漠北之战中最倒霉的人。
虽然与东路军作战的，主要是匈奴左贤王的部众，但因为霍去病此战的目标是匈奴单于，如果不最终站上单于本部的牧场，并在匈奴圣山上祭天的话，是绝对说不过去的。也就是说，要寻找“狼居胥山”的所在，并不应当在肯特山脉分水线之东，而应该是在分水线之西。
指出这点，是因为在定位狼居胥山的研究中，大多数文字都只是模糊的将“狼居胥山”与“肯特山”划等号。而在很多时候，蒙古人心中最神圣的“圣山”——不儿罕山，又几乎可以替换“肯特山”这个地标。因此不儿罕山也就成为了霍去病的封禅之地了。
今天去蒙古旅游的人们，几乎不可能亲自登临不儿罕山去凭吊想象中霍去病的祭天场景。因为作为蒙古圣山，不儿罕山已经成为禁地了。然而如果你只是想去封狼居胥山思古的话，还是有机会做到的。因为蒙古人的圣山，并不是匈奴人的圣山，也不是霍去病选择的祭天之所。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儿罕山位于肯特山分水线的东侧，准确的说，是在肯特山东最重要的两条河流：鄂嫩河（黑龙江源头，蒙古人称斡难河）与克鲁伦河的源头之间。由于蒙古部落发源于高原东部，其后再向中部的色楞格河流域（克烈部），西部的大湖盆地区（乃蛮部）扩张。因此蒙古人会选择自己祖地大河所指向的最高山峰“不儿罕山”，作为部落的圣山。
由于蒙古人生活的区域，与当年东胡最初占据的区域重叠，因此在中国历史中，蒙古部落也被认定为是东胡后裔。先且不论二者之间是否真的有直接的血缘继承关系，但从地缘规律来看，东胡人曾经将不儿罕山作为自己圣山的可能性，要大的多。
而崛起于色楞格河南部，向东征服了东胡的匈奴人，并没有把自己的地缘中心东移，也没有理由把圣山的位置移位到肯特山的东北部。当然，由于游牧民族活动的区域广泛，他们所认定的圣山也会有多处。比如今天的杭爱山（于都斤山）也会受到祭祀。我们所讨论的，主要是第一圣山，或者说部族最初的起源地罢了。
另外，要想成为圣山的话，一般还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足够高；二是能够成为母亲河的源头所在。这两个条件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当一座山峰的拥有一览众山小的高度时，它就会拥有更好的集水条件，并成为附近大河的重要源流所在。所就是说，如果匈奴人的地缘中心，是在乌兰巴托一带的图拉河谷的话，那么图拉河源头最指向的那座最高山，就很有可能是匈奴人心目中的圣山了。
之所以要花费笔墨定位匈奴圣山，是因为在对手的圣山进行祭祀，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如果霍去病已经攻至匈奴部落的地缘中心，并且旁边就有匈奴圣山存在的话（这几乎是一定的）。无论是为了帝国，还是个人的荣誉，他一定会选择这座山峰做为祭天场所的。
事实上，单从“祭天”的角度来说，祭祀者也一般也会选择一条山脉中最高的那座山峰，以最大限度的接近上天（比如泰山祭祀就是最高峰“玉皇顶”）。
好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乌兰巴托附近有没有一座山峰能够源出图拉河，并且高度在肯特山诸峰中突显出来（最低限度要比周边山高）。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整个肯特山脉中的最高点，海拔2799米的“扎卢丘特山”，就在乌兰巴托东北直线距离约80公里处（交通距离约130公里）。
从其东坡所流汇集而的的雨水，最终也正是注入了图拉河。结合地缘位置，以及霍去病的攻击方向来看，二千多年前匈奴人的狼居胥山，就是今天的扎卢丘特山了。
如果说从不儿罕山上对望的是大兴安岭，俯瞰的是东胡故地的话，那么从扎卢丘特山上西望的就是杭爱山，面对的则是整个色椤格河流域了。除了被汉帝国称之为“余吾水”的图拉河之外，扎卢丘特山之水，也流入了鄂尔浑河左岸的另两条支流：哈拉河、依鲁河。
今天的蒙古人，之所以将不尔罕山视为圣山，很大程度是因为它是克鲁伦河、鄂嫩河两大高原东部河流的连接点。同样的理由，如果扎卢丘特山如果能够将色椤格河流域东部的河流，都串连起来的话，那么加上它的高度，以及与图拉河谷之间的距离，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用来宣泄中国人“到此一游”心节的好去处。
当我们定位清楚狼居胥山的位置后，还有一个被霍去病同时祭祀，名气却没有那么大的山也浮出了水面，它就是“姑衍山”。在中央之国的文化中，“封”字总是和“禅”字相连，被称之为“封禅”。很多人会误以为这是在做一件事，不过它们其实是两件事，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天、地了。
简单点说，“封”所指的是祭天，禅指的是祭地。天、地总是要被一起祭祀的。说起来祭天的地方好像总是更为知名一些，就好像大家都会知道北京有皇家祭天的，那个圆型的“天坛”，却有很多不知道，还有个方形的“地坛”一样（合天圆地方之说）。
定位姑衍山对于解读霍去病此战的目的地，也有很重要的帮助，因为在同一地区祭祀天地的地方，并不会太远。与祭天要选择最高的山峰不同，祭地的地方并不需要太高。山脉之前的丘陵即可，为的是更加接地气。环顾图拉河谷周边，无论从风水还是地缘角度看，最有可能成为霍去病祭地场所的，就是乌兰巴托之南，与之隔河相对的博格达汗山了。
从地理位置上看，博格达汗山本身就是一个环境分割点。往山的北边看，自图拉河谷而起的漠北草原，以依附于肯特山的大片树林，会为让我们感觉到这是一片有生命力的土地，而当你再把目光转向南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映入眼帘的，就是茫茫戈壁了。这种青黄相接的景象，无疑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增添博格达汗山的神秘感。在今天蒙古人的心目中，博格达汗山也是地位仅次于不儿罕山的圣山。
在二千多年前，博格达汗山北连草原，南接戈壁的存在，势必也会吸引攻击至此的汉军的注意。如果霍去病想选择一个即“接地气”，又符合祭地要求的山丘，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
今天的我们，可以将《汉.漠北之战示意图》中所标示出来的这些地标印在脑海中，将思绪接回到两千年前，想象一下春风得意的霍去病，在汉军及归降匈奴人的簇拥下，登上肯特山脉的最高峰“狼居胥山”祭天。然后再南行至姑衍山祭地，将匈奴人视为天然屏障的大漠戈壁尽收眼底时的心情。
“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是汉武帝在此役之后，赐封霍去病的昭书中，对这一地缘大事件所做的记录。说到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瀚海”二字了。由于贝加尔湖在蒙古高原太具有象征意义的，很多人希望霍去病攻击至此。因此瀚海也就被很多人联想为“贝加尔湖”了。
但事实上，瀚海所指的是蒙古戈壁。结合我们刚才所做的地缘定位，大家应该也应该清楚了。单从地缘角度看，汉军也没有必要攻击至贝加尔湖的（并且肯特山也不与贝加尔湖相连）。
当霍去病攻击至图拉河谷，并以在狼居胥山、姑衍山上举行封禅大典时，漠北之战也相当于画上句号了。当然，让卫青和霍去病在肯特山与杭爱山之间的草原上会师，也许会更具有象征意义。
要是卫青不是过于谨慎，在完成了对赵信城的扫荡之后，马上就撤军的话。霍去病应当是很愿意，在他的舅舅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战果的。不过即使没有完成这样的会师，东西两路汉军，同时攻入单于所设庭的两大河谷（哈拉河林河、图拉河），也足以让匈奴人元气大伤，并视为奇耻大辱了。
卫青的攻击线路，在之前的内容中已经解读清楚了。现在，在标定了霍去病部的攻击终点，是在图拉河谷而不是贝加尔湖后，我们需要了解东路军是怎么攻击至此的。事实上与西路军一样，东路在单于庭的所在地，应该也没有遇到太多敌人，他们的决定地点，就是在色楞格河流域之外。
阴差阳错的成为霍去病部攻击对象的，是匈奴左贤王部。当匈奴单于本部集结于燕然山麓，准备与右贤王部的精兵，一起阻击卫青时，整个匈奴中东部的安全，就全部由左翼部落负责了。。
在蒙古高原东部河流中，位置最靠南，纬度最低的克鲁伦河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条河流的下游，就是有中国最美草原之称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在战胜东胡，将其余部带入大兴安岭之后，负责管理左翼草原的左贤王，很有可能会定期驻牧呼伦贝尔一带。一方面让牲畜享受这里丰美的草场，另一方面也防止东胡部落死灰复燃。
假如在漠北之战伊始，霍去病的目标是左贤王部，而左贤王部主力又身处呼伦贝尔的话。那么汉军的攻击线路，就应该是出定襄之后，沿燕山——大兴安岭西麓，东北方向攻击前进，然后再从呼伦——贝尔湖转向，溯克鲁伦河而上，一路向西扫荡至肯特山麓的图拉河谷。
然而，事实上汉军并没有采取这样的攻击线路。一方面这条反C型的攻击线路，距离长达3000公里，难度过大；另一方面，这样折向攻击的话，汉军在大兴安岭与燕山相接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就有可能先受到乌桓部阻击了。而作为东胡后裔的乌桓人，此战并非是汉军的目标。
当然，对于霍去病来说，他是绝对不会担心，在碰到匈奴主力之前，会先要清理一下乌桓人的。以他在河西之战所树立的口碑来看，估计在汉军到达之时，乌桓人就会抢先一步示好，表明自己在此战中愿作壁上观，礼送汉军前往漠北。真正决定东路军攻击线路的，还是霍去病此战的目标。
帝国交给霍去病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单于本人，为了让他完成这个不世之功，汉武帝甚至根据错误的情报，对调了两支汉军的攻击方向。而匈奴方面不管是不是有意在迷惑对手，在汉军大兵压境之时，即使在这个季节，左贤王本应驻牧于呼伦贝尔草原，也绝对会囤兵于肯特山下的。
尽管克鲁伦河下游的草原应该更为肥美，但在匈奴左翼的地缘政治结构中，克鲁伦河上游的地位肯定要高于下游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呼伦贝尔地区过于边缘，在蒙古高原游牧体系中，更象是世外桃源般的存在。
在后来蒙古部落内部整合过程中，游牧于此的弘吉剌部就是一个中立的角色。这个远离地缘政治中心的部落，并不是以勇士和战力强悍出名，而是以多美女和智者闻名于草原。
凭借这一优势，以及超然的地缘位置，弘吉剌部也成为了事实上的中立部落。每一个蒙古部落的男子都以能娶到弘吉剌部的美女为荣（成吉思汗的父亲，就是在前往弘吉剌部，为他提亲之时，在克鲁伦河畔，被宿敌塔塔尔人毒死的）。
如果盘据草原东部的游牧部落，不想成为政治的旁观者，那么靠近肯特山的上游河谷，就是最为重要的地缘板块了。在成吉思汗崛起的时代，黄金家族所最重要的核心地区，也就是鄂嫩河、克鲁伦河、图拉河三河的上游河谷，也就是所谓的“三河源”地区。
由于蒙古部落崛起于东部，成吉思汗及其所属的蒙古乞颜部，在崛起之前又游牧于鄂嫩河上游，因此这条位置偏北，下游甚至为俄国人所占据的河流，在蒙古帝国的地缘政治结构中，地位得以提升。
然而对于崛起于色楞格河流域南部的匈奴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必要特别重视鄂嫩河。上游河谷与图拉河谷相邻，下游又直接对接大兴安岭中部的克鲁伦河谷，才是匈奴左翼的经营重心。
换句话说，如果左贤王即希望保持对东胡余部的威慑（这是他的重要任务），又不希望自己远离草原政治中心的话。他最可能做的就是，根据季节、形势的不同，在克鲁伦河上、下游之间，转换自己的王庭所在。
好了，现在我们该明白了，当霍去病部以肯特山西南角的图拉河谷这目标攻击前进时，匈奴左翼部落的主力，也正集中于肯特山东南部的“克鲁伦河上游河谷”一带，准备随时迎战汉军。而除非霍去病部准备横穿戈壁腹地，直接插入到姑衍山北，否则东路汉军势必会在克鲁伦河上游河谷，先与左贤王部接战，然后才能完成封狼居胥山的壮举。
在克鲁伦河所流经的地区中，温都尔汗应该是中国人最为熟知的了。从不尔罕山南流下的雨水，一开始并没有向东流向大举安岭，而是一路向南穿透肯特山东部山地，前行了差不多250公里后，再转而向东流向了温都尔汗。
不过温都尔汗应该并不是霍支病部与左贤王部决战的地方，因为之于图拉河谷这个目的地来说，它的位置有些过于偏东了。另外，最有可能设立左贤王部王庭的地点，也要更靠近肯特山区。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游牧民族选择常驻政治中心所需要考量的地理因素，与喜欢筑城以自守的农耕民族并没有区别，紧邻高大山脉，有河流穿过，并且丘陵环绕的小盆地是他们的首选。
从山形水势来看，克鲁伦河谷南出肯特山区，开始向东转向的这个河曲地带，应该是克鲁伦河上游的枢纽点。如果左贤王部希望选择一个即靠近图拉河谷，又处山地、草原、戈壁接合的点设立王庭的话，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这克鲁伦河上游河曲地区，也的确因此而成为高原东部，甚至整个高原的地缘政治中心。在铁木真击败中、东部的克烈、乃蛮部统一高原之后，他就是在这个点上建立了蒙古帝国的第一个都城：大斡耳朵，并开始以 “成吉思汗”自称的（公元1206年）。
不过，后来随着蒙古帝国版图的扩大，以及稳定中西部的需要，再因为眷恋故土，将政治中心放在克鲁伦河流域就有些保守了。公元1235年，蒙古帝国的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将帝国的政治中心迁往了杭爱山麓的哈拉和林。在此之前，统治草原的匈奴、突厥、回鹘等族，都曾经设庭、驻城于哈拉和林河畔，以完成他们对蒙古高原的统治。
鉴于匈奴帝国能够为我们留下的资料少之又少，参考后世诸游牧国家在蒙古高原的地缘布局，对我们了解当年匈奴帝国的结构非常重要。正如我们一直所说的，地理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时，古典时期的族群，在地缘选择上很少会有变化。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对霍去病穿越戈壁，进入漠北草原之后的攻击线路有所了解了。现在是时候回到起点，去看看东路汉军是从何处离开漠南草原的。根据帝国最初的设定，东路军主力的集结点是在代郡。也就是说，霍去病和他的部队，应该先向北进入“坝上草原”的西部，然后再寻路穿越戈壁进入漠北。
今天如果我们沿此线路，进入坝上草原的话，接下来可以西北向切入208国道，经由二连浩特出境。而连接二连浩特——乌兰巴托的，是一条近乎直线的公路线。如果当年霍去病是沿此线路出击的话，理论上无疑是最为便捷的。
问题在于，作为和平时期双方都有意经营的商路或者驿路，经营者自然有能力沿途布设补给点。但对于第一次深入蒙古戈壁的霍去病部来说，横穿戈壁腹地的方案却是有些过于冒险。就这一点来说，李广刚刚在西路军那里，已经得到了深刻教训。
比较稳妥的方案，是在进入坝上草原之后，向东北方向移动，先行扫荡有可能渗透至此的匈奴人。在进入锡林郭勒草原后，再折向西北方向，以克鲁伦河上游河谷为目标攻击前进。这种看似绕了一点远的方案，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有机会借助植被覆盖率更高的草原地带，攻入克鲁伦河谷。
我们知道，两种地貌相接总是会有缓冲地带的。就象撒哈拉沙漠与非洲中部草原之间，有一条半荒漠的“萨赫勒”地带一样。蒙古戈壁东部的情况也是如此，越靠近大兴安岭，植被覆盖状况就越好。整个地区自西向东呈现：荒漠——半荒漠草原——荒漠草原渐变的地貌特点。
霍去病部越晚转向，面临的困难也就越小。至于草原地带可能会集结更多的敌人，倒完全不会让他感到担心。这甚至是霍去病所希望见到的，毕竟取食于敌是他一贯的打法。对手的数量越多，也就意味着汉军所获取的补给会更多。那么霍去病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转向，向克鲁伦河进发的呢？我们再接着解读。
在离开坝上草原，进入锡林郭勒草原后，霍去病从河套地区所带出的汉军主力，很快将会与另一支从华北平原北上的汉军会和。这支汉军的出发地，是管辖燕山东部的右北平郡，领军的则是十年之后，扬名于南越之地的“伏波将军”路博德。
以右北平郡的位置，以及境内河谷通道的流向来看，帮助华北汉军进入锡林锡勒草原的，应该是今天天津人民的母亲河“滦水”（汉称“濡水”）。在经由滦水及其上游河流“伊逊河”谷之后。这支汉军最终与霍支病位会师于滦河正源的闪电河畔。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定位的话，大致就是由蓟县出发，经由承德、隆化、围场，西北方向穿越燕山山脉，进入燕山西麓的多伦县境内。
当我们在地图上，沿霍去病、路博德两路的行军路线，画出两军的相会点时，会突然发现，这个点正是之前卫青首战扬名的，匈奴左翼祭天的“龙城”所在地（多伦之西的正蓝旗）。这个地点，也就是后来元朝承接草原地带与农耕区的“上都”所在位置。
在汉帝国已经能够将战火烧向漠北之时，卫青曾经建功立业之地，很有可能已经成为汉军在燕山北麓的据点了。在汉书和史记的记载中，两军会师的地点被记录为了“兴城”“与城”。能够在燕山之麓，就安排与主力会师，对于路博德来说是相当幸运的。尤其是对比独自穿越戈壁，并迷失道路的李广部来说。
实际上，对于霍去病来说，并不会太在意又给他补给了多少人员。帝国安排他沿燕山北麓东行至此的原因，是因为东路军将由此出发，正式开始向漠北进发。而作为一直据守燕山一线，防备匈奴左翼的汉军，他们参与的价值在于情报的收集、路线的先期考察，以及向导的寻找工作上。
现在我们需要研究一下，今天中蒙边境的对面，也就蒙古境内的地缘结构了，这关系到汉军如何在环境与距离之间，找到一个条平衡线，以帮助他们最快速、安全的到达克鲁伦河谷。在蒙古的行政规划中，有好几个以戈壁为后缀的省份。位置最靠东南，与锡林郭勒相连的为“东戈壁省”。而在这个以戈壁地貌为主的省份东部，则是一个能看到连片干草原的省份“苏赫巴托尔省”。
一直以来，中国的版图轮廓都被形容为一只雄鸡。在这只“雄鸡”的脖子上有一个明显n形突起，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今天中国通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交通线，就是从这个突起的西南角——二连浩特出境，在横穿蒙古境内的东戈壁省后，直线接入图拉河谷的。不过，很多关注过民国乃至清朝地图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内、外蒙的交界线上固然也有一个n形突起，但这个突起的位置却比今日这个，更偏东北方向一些，面积也要大上二倍有余。
这片原来属于内蒙，后在外蒙独立之后，被划入蒙古国苏赫巴托省境内的草原，被称之为“达里冈爱”。在清朝的时候，达里冈爱牧场也曾经是最大的皇家牧场。曾经有不少朋友，希望我能够系统详解一下中蒙边境的那些恩怨。只是按现在的主线，这种要求很难得到满足了。当然，如果我们正在参照的历史，恰好会涉及到这些“争议”板块，自然也没有理由刻意回避了。达里冈爱牧场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清帝国在内外蒙交界之处设立一个皇家牧场，本身就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因为定都燕山之南的满洲人，一般更倾向于把皇家牧场选定于离都城更近的燕山北麓。将行政力，直接延伸到这样一个靠近戈壁的地区，更多应该是出于地缘方面的因素。也就是说，达里冈爱牧场是由锡林郭勒草原，通往克鲁伦河流域的跳板。
这一点从蒙古帝国的驿道建设中也可以看出，在蒙古帝国连接中央之国核心区，与漠北草原的三条驿道中，由元上都通往克鲁伦河谷、图拉河谷，并最终以哈拉和林为终点的驿道，被称之为“帖里干道”。而达里冈牧场就是这条驿路上的重要一环。也是漠北蒙古部落，从高原东部通往漠南的最后一站。
在明帝国将蒙古人逐出中原，并北伐蒙古高原之时，达里冈爱地区就曾经数次成为明军北攻漠北的跳板。后来成为明成祖的燕王朱棣，还在他第一次领军北伐时，在达里冈爱地区成功的逼降了北元太尉“乃尔不花”，俘敌数万。也正是自这次胜利以后，朱棣在明军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为后来君临天下奠定了基础。
现在我们清楚了，霍支病所率领的东部军，应该是在燕山西麓、滦河上游的“元上都”（今内蒙锡林郭勒正蓝旗县），与来自右北平郡的路博德部会和，然后在后者的引领下，西北方向经达里冈地区，沿今天蒙古苏赫巴托尔省西境，向克鲁伦河上游攻击前进。由于这条攻击线身处草原地带的边缘，比起穿越戈壁腹地来，汉军所面临的难度要低一些。
当汉军沿着蒙古戈壁与东部草原的边缘，攻击前进至克鲁伦河之南的丘陵地带时。按照今天蒙古国的行政区划来说，他们已经进入以温都尔汗为首府的肯特省境内。对于霍去病来说，这意味着他已经踏上了漠北草原的土地。接下来，这支强悍的汉军将要做的就是，寻找匈奴主力决战，尽量多的消耗匈奴人的有生力量。
霍去病部并非是在渡过克鲁伦河（弓卢水）之后，再与匈奴左翼部队接战的。汉军在步入克鲁伦河之南的丘陵地带时，就已经进入了匈奴人的攻击范围。若以今日的行政区划来看，大致就是在由苏赫巴托尔省境内，北入肯特省境内就与匈奴人接战了。
汉军在弓卢水之南大致应该是从东南向西北方向，攻击前进的。最终让汉军止步，并准确渡河攻击匈奴左翼主力的，是一座叫做“难侯”的山丘。难侯山之所以被史书记录下来，并非是它本身的地形特别复杂，而是因为它的位置正处在克鲁伦河河曲之南，比周边的丘陵相对又高些，容易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地理特征罢了。
今天身处难侯山下的城市名叫“达尔汗”，这座山也被称之为“达尔汗山”。需要注意的是，在乌兰巴托西北部，靠近蒙俄边境处还有一个城市规模仅次于乌兰巴托的城市“达尔汗”。至于它们为什么取了一样的名字，就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了。我们此时应该关注的，是肯特省的这个达尔汗，拥有什么样特殊的地缘位置。
无论是攻击至达尔汗山的汉军，还是往来于戈壁两端的匈奴人，在北行至达尔汗山下时，都会面临两个选择：或者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行，进入图拉河谷；或向北渡河，进入到克鲁伦河北部。就东路汉军来说，他们的选择是后者。
因为攻击至此的霍去病，已经能够从俘虏口中获知，匈奴单于并不在图拉河谷，而是阴错阳差的成为了西部军的正面之敌。对于他来说，此时最现实的目标就是向北攻击左贤王部的主力，最终凭借斩获来弥补未能斩首匈奴单于的遗憾。
汉军渡过克鲁伦河，与匈奴左翼决战的战场中心，被称之为“梼余山”。与姑衍山、难侯山一样，这座山也只是肯特山南的一个海拔16、700米的小丘陵。在成吉思汗设帐于克鲁伦河之北时，它被称之为“朵栾盘陀山”。而在今天，我们也可以沿用它清朝的名称“巴彦乌兰山”。
梼余山和弓卢水之间的草原，也就是蒙古高原左翼的地缘中心了。这样一个位置，即可让匈奴右贤王保持与图拉河谷密切的地缘关系，又容易控制整条克鲁伦河谷。当然，匈奴左翼的主力囤积于此，也对单于本部所辖的图拉河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换句话说，如果不渡河解决掉左翼主力的话，即使单于本人在图拉河谷，霍去病部直接去斩首的风险也是很大的。
将难侯山——梼余山——姑衍山——狼居胥山连接起来，就是霍去病部在漠北草原的攻击线路了。在这场战争中，东路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总计斩俘了包括匈奴左贤王部、单于本部（留守）人口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匈奴贵族共计八十三人。而东路军的人员损失仅仅是二成。
能够取得数倍于西部军的战果，与霍去病恩威并施的战法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在此次出征中，霍去病除了选取了汉军中最为精良敢战的战士之外，部队中还包含了大批在河西之战中归降的匈奴人。在那场战争中，归降的数万匈奴部落，被汉武帝安置于河南地，帮助帝国防御南侵的匈奴人。这些以“属国”名义存在的匈奴部落，史称“五属国”。
很显然，这些匈奴人归降汉帝国的直接原因，是慑服于霍去病本人。即使霍去病本人不要求，他们当中希望为新主建功、获得封赏之人，也会志愿从军，并甘为先锋部队的（汉军中的精锐，基本也是自愿归于霍去病麾下的）。
这些成建制加入的匈奴人，对于西部军的贡献最起码有两个：一是熟悉地理环境的他们，能带领汉军更快速安全的攻击至漠北（没有匈奴人帮助的李广就迷路了）；二是可以现身说法，从政治上瓦解阻击汉军的匈奴部落。
历史并没有为我们记录下，到底有多少匈奴人是望风而降成为汉军俘虏的。参照河西之战，这个数量肯定不会低于直接被汉军斩杀的匈奴人。不过这个数量比已经不重要了。在东、西两路汉军的攻击之下，匈奴损失了将近十万的人口（其中大部分是战士），以及数以十万计的牲畜却是肯定的了。对于人口本来就有限，恢复能力又不足的匈奴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损失。
尽管此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汉帝国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这个代价更多体现在经济上。仅仅是马匹的损失，就需要汉帝国休养生息一段时间了。根据战后的统计，在这次漠北之战中出塞的十四万匹战马中，最终能够回到帝国土地上的不满三万之数。也就是说，有超过十万的战马损失在了戈壁和漠北的土地上。至于这次战争所消耗的粮草物资，更不是一个小数了。
正因为如此，漠北之战后汉、匈双方出现了一段超过十年的相持阶段。双方都需要休养生息，此时的戈壁真正成为了汉匈两国的屏障。当然，相比匈奴人，汉帝国的恢复能力要强的多。真正让汉帝国不再北出漠北的直接原因，是霍去病的英年早逝。公元前117年，也就是漠北之战结束后的第三年，这位让匈奴人闻风丧胆的少年将军因病去世，时年仅仅24岁。
汉军之所以能够在十年战争（龙城——漠北）中取得战略性的胜利，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力上的储备。不过河西之战、漠北之战能够进行的如此顺利，也与霍去病那种不循兵法的战法有着直接关系。
换句话说，霍去病的出现加快了战争进程，使得战争的天平更快的倒向了汉帝国一边。失去了霍去病的汉帝国，固然还是非常有信心使匈奴人不敢在漠南设立王庭，但说到再一次进击漠北，却还是缺乏些底气的。
实际上，漠北之战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战果，与匈奴人的判断失误有关。如果他们能够正确判断汉军的攻击力与补给能力，就会不集结主力，试图在漠北草原与戈壁相接之地，与汉军决战了。
从战术上来说，远涉对方腹地的一方，最希望见到的就是马上遇到对方主力，并与之决战。而如果匈奴人放弃与对手决战的想法，凭借自己的大纵深与汉军周旋的话，汉军即使不被拖垮（此时的匈奴人可以乘机发起攻击），也会主动放弃攻击撤退了。
现在，匈奴人已经完全相信汉军有在漠北与之决战的实力了，如果汉军再集结类似规模的兵力出击漠北的话，很有可能会无功而返。基于这些因素的综合考虑，加上匈奴人暂时也不再主动南下了。汉帝国也暂时将匈奴问题放在了一边，利用北方边境难得的安宁期，着手解决其它方向的问题了。
在汉武帝着手战略反击匈奴时，身处中央之国东南、南方的“二越”，也就是闽越、南越两国，虽然名义上成为了帝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还保持着独立状态。在匈奴人不再为祸中原时，汉武帝也得以腾出手来解决这两个遗留问题。具体的过程，我们在之前南越部分也已经提前解读过了。简单点说，就是在公元前112年——公元前111年，帝国得以将领土真正扩张到南海之滨了。
对于汉帝国来说，解决掉“二越”只能算是恢复了秦帝国所扩张出的中央之国版图。真正让汉武帝感到不安的，还是那个在北方暂时蛰伏的匈奴帝国。很显然，富庶的农业区对这些游牧者，永远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一旦他们的力量得以恢复，汉朝的边郡势必会再一次的受到攻击
汉帝国攻灭闽越、南越两国时候，距离漠北之战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这个时间间隔，意味着新一代的匈奴战士得以长成，而他们的畜群也同样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在南线战事结束之后，帝国此时所需要考虑的，是再一次主动出击漠北，还是坐等匈奴人又一次南下。
最终汉武帝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公元前111年派两路汉军，分别从五原、令居两个方向出塞（前者一万五千骑，后者万余骑），向北穿越戈壁阿尔泰山，进入湖谷，以探知匈奴人是否还老老实实的呆在漠北草原休养生息。最终的结果是，匈奴人的确还没有南下的企图，出击的汉军在未与匈奴接战的情况下，回到了漠南。
尽管收集到的情报，证明了匈奴人暂时还没有南下的企图，但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头上的滋味也并不好受。问题是，基于我们之前所分析的理由，汉武帝和他的将领们，也没有勇气再发动一次漠北之战。有鉴于此，汉武帝试图将匈奴主力引至漠南与之决战。
再一次以“马邑之围”的方式引蛇出洞，显然并不现实。已经完全处于守势的匈奴人，是绝不会再为点小利，就轻易冒险南下了。因此这一次，汉武帝决心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集结了十八万的骑兵（几乎是汉军全部主力了），由汉武帝亲自领军集结于朔方；另一方面，派出使者至漠北，告知匈奴单于：要么南下与汉军决战；要么向汉帝国称臣，彻底结束这场战争。不要只是躲在这寒冷凄苦，缺水少草的漠北。
对于汉帝国的这种挑衅，匈奴人当然是十分愤怒的。然而这种愤怒却不也至于让他们敢于南下，与汉军决战。因此匈奴人的应对策略是，一方面在漠北草原积蓄力量；另一方面派出使者示好，试图以和亲的方式将汉匈关系恢复到最初的状态。
当然，此时匈奴人所希望的“和亲”，已经和汉初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完全不同了。他们所希望的，只是以这种方式，来保持与汉帝国的平等关系。
对于匈奴人的和亲要求，汉武帝并没有答应。也就是说，正处于强势期的汉帝国，并不希望就此与匈奴罢兵。然而问题是，大漠戈壁成为了一道现实的屏障，如果匈奴人一直不肯南下的话，汉军再一次远征漠北的难度也实在太大。正因为如此，在汉武帝朔方阅兵之后数年，汉匈两国除了不断互派使节，以试探对方虚实以外，军事上面并没有太大动作。
这一阶段的外交战并没有什么特别收获。反而对于双方，尤其是汉朝使者来说，却无疑于一场灾难。由于自认为没有得到汉朝的尊重，匈奴方面扣留了每一批出使匈奴的汉使。
而出于对等原则，汉朝方面也扣留了相同数量的匈奴使者。当然，这些使者本身并不会有性命之忧。不过由于双方生存环境的差异，那些被扣留在长安的使者，在生活上其实算是在度假了。至于汉使的待遇，看看苏武（公元前100年被扣）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暂时无法再一次与匈奴主力决战，并不代表汉帝国就此马放南山了。借北方压力的减小，除了两越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外，云贵高原的“西南夷”，也通过两次战役（公元前111年/前109年）得以纳入帝国版图。
需要说明的是，云贵高原的“夜郎”等国，对帝国的边境安全其实并没有什么威胁。经营这片土地，在经济上对于汉帝国来说也没有太大收益。帝国之所以对这片土地感兴趣，很大程度却还是源于万里之外的匈奴。
我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解读张骞出使西域对汉匈地缘关系的战略意义。这次凿空西域之举，无论对于汉帝国还是整个中央之国西北版图的形成，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张骞带回来的诸多地缘信息中，有一条就是他在吐火罗盆地的大夏，发现了来自蜀地的特产。加上收集关于南亚次大陆的信息，使得张骞相信在帝国的西南，有一条始自四川盆地，经由云贵高原，穿越南亚次大陆，并最终抵达中亚的战略通道。
如果帝国此时已经相信，联合天山南北诸国能够压缩匈奴人的生存空间，那么能够拥有一条完全不受匈奴人影响的，连通“西域”的战略通道，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了。鉴于秦帝国在云贵高原已经试探性的扩张过了，汉帝国在攻灭南越的同时，顺势将云贵高原纳入版图的理由也就更加的充分了。
事实上，早在张骞回到长安后不久（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希望完成打通西南通道的梦想了。他甚至同时派出四路使者，试图从西南方向进入传说中富庶的“身毒”。虽然这些尝试，最终都受阻于西南那些土著（夜郎自大的典故就源于这些探路之举），但因此而收集来的情报，却为后来的征服西南夷奠定了基础。
要是张骞不在公元前114年去世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会在汉帝国征服西南之后，马上请命亲自打通这条“南方丝绸之路”的。当然，就最终的结果来看，不管张骞有没有机会亲身开通这条新路，汉帝国终究会发现，这条理论上沟连西域的战略通道，圈子实在绕得有些太大了。换句话说，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固然有可能为帝国带来额外的商业利益，但于北方汉、匈之战的进程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要想对压缩匈奴人的外交空间，汉帝国还是需要把注意力，放在匈奴人可以够得着的那些板块中。很显然，将西域那些绿洲国家，包括乌孙这样的游牧国家纳入帝国的势力范围，将是帝国下一步的经略重心。
这一战略，被称之为“断匈奴右臂”。然而从地缘结构上看，西域并非是唯一有可能成为汉、匈外交争夺的方向。在匈奴的东面、帝国的东北，还有三个位于大兴安岭以东的板块有可能威胁到帝国的安全。以部落（国家）名来标示的话，我们可以将这三个地缘板块标定为：乌桓、扶余、朝鲜。
与西北战略相对应的话，我们也可以将帝国在东北方向的外交、军事行动，定位为“断匈奴左臂”。在针对这三个板块的动作中，乌桓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作为东胡遗族，被压缩于大兴安岭南部的他们，本身就已经是匈奴人的附庸，并成为帝国东北防线的现实威胁了。
不过作为被匈奴征服的边缘部族，乌桓人很显然只是一个“胁从犯”。漠北之战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摆脱匈奴人的控制。在汉帝国的扶植之下，这支原本在森林当中，被迫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东胡部落，开始放心游牧于大兴安岭与燕山之间的草原地带，也就是西拉木伦河——辽河流域（今天的科尔沁草原）
乌桓人借漠北之战得以扩张的森林草原地带，相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的边缘。实际上，这些地区也正是当年燕国所征服的东胡故地。如果东胡人还像当年那样强大的话，汉武帝当然不会放心让他们重回故土的。但现在扶植他们，却为帝国的燕山防线，设立了一个很好的缓冲区。而为了管理这些乌桓人，帝国也设置了“护乌桓校尉”的军事机构。
从地缘结构上看，乌桓人被纳入汉朝的势力范围，匈奴方面的直接受害者就是左贤王部了。因为这相当于切割了匈奴左翼部落南下攻掠的草原通道。而乌桓人之所以敢于在此时摆脱匈奴人的直接控制，除了汉帝国的强势以外，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匈奴左翼势力，在漠北之战中损失惨重。
由于霍去病部这次直接攻击了匈奴左翼在漠北的王庭，东路军的斩获中应当有相当成份，是隶属于左贤王本部的。换句话说，在这一系列战争中，最后受到直接攻击的匈奴左翼，反而是损失最重的。
匈奴左翼在漠北之战中所遭受的重大损失，也直接影响到了匈奴内部的地缘政治结构。在之后的岁月里，匈奴右翼的政治地位逐渐上升，开始取代左翼贵族在匈奴帝国中的政治地位了。另一个更为明显的地缘影响是匈奴帝国的重心开始向西方倾斜，西域开始成为汉、匈两国的争夺重点。
由于乌桓人逐渐脱离了匈奴人的控制，之前经常受到匈奴左贤王部所侵扰的燕山防线，也基本不再成为匈奴人的攻击目标了。而之前由匈奴单于本部所负责攻击的云中、代郡、雁门等中部边郡，则成为了左贤王部南下的方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上谷、渔阳、右北平等以燕山为依托，护卫华北平原的边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在“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中，如何将第三方势力的实力维持在可控状态中，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简单点说，作为第三方势力存在的乌桓，如果你不给他足够的空间，他的实力就不足以帮你缓冲匈奴；而如果放任其做大的话，又有可能尾大不掉，威胁到自身安全。
尽管名义上选择了接受汉朝的节制，但乌桓也并没有马上选择与匈奴为敌。通常情况下，居于这种地缘位置上的“国家”，会选择左右逢源，为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直至东汉初期，匈奴方面都还试图按惯例，向乌桓人征收兽皮、布匹以为税贡。
不过今时不同往日，由于匈奴人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乌桓人也越来越没有耐心，保持这种表面的臣服关系了。牧地的扩张所带来的人口增长，让乌桓人不仅敢于对匈奴人说不，更在公元前78年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举动，那就是挖掘匈奴单于的墓地。
这座被挖掘的单于墓地，很可能就是当年在白登围困刘邦的冒顿单于。由于东胡实际上就是亡于这位单于之手，乌桓人在坐大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向他报复了。
如果仅仅是断了税贡，匈奴人可能还能忍，毕竟现在已经有大把边缘部落，不再象当初那样顺服匈奴了。但挖坟掘墓这件事，无论对于哪个民族来说，都是犯了大忌的。乌桓人这样做，无异于向匈奴宣战。因此在事件发生后，匈奴方面调集了左翼两万骑兵南下，征讨乌桓。
当匈奴、乌桓之间的战事一触即发时，作为第三方的汉帝国此时的态度就非常微妙了。如果将匈奴视为最大对手的话，帝国应当出兵帮助乌桓人，以避免匈奴的势力借机迫近燕山。然而坐大之后的乌桓人，也并不让汉朝省心。游牧民族的本性，使得他们在开罪匈奴的同时，同样也曾数次袭扰汉朝边郡。假使借匈奴之手，教训一下这些尾大不掉的乌桓人，倒也是个不错的机会。
帮还是不帮，看起来都有自己的道理。不过战机稍纵即逝，时间已经不容许帝国中央再做过多考虑了。因此在匈奴南下的同时，帝国还是派出了两万骑兵出辽东，暂时以匈奴为攻击目标向乌桓境内进发。
之所以说是“暂时”，是因为汉军领军的将领（赵充国）被授权见机行事。说穿了，就是准备坐山观虎斗，以收渔翁之利，最重要的是不要空手而回。
对于汉军来说，最好的局面应该是匈奴与乌桓斗的两败俱伤之时，出面收拾残局，一举削弱两个对手。只是匈奴人并没有给汉军选择机会，他们在听闻汉军出征之后，便识时务的退了回去。如果汉军不想徒费钱粮的话，就只能对乌桓人下手了。
在与匈奴接战中已经遭受损失的乌桓人，并不是汉军的对手。这场战役让乌桓人损失了三“王”以及六千多人口。当然，对于汉军来说，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准备上，都没有想过要攻灭乌桓。这次带有惩戒性质的攻击，更多的是让乌桓人明白自己的位置。
汉、匈、乌三方的这场三国杀游戏，在后来的岁月里也曾多次上演。以汉帝国的实力，以及乌桓的地缘位置。汉军如果想攻灭乌桓是完全做得到的。不过由于匈奴人的存在，将乌桓人的实力控制在可控规模内，成为了汉帝国“断匈奴左臂”的战略指导思想。
这也就是说，只要匈奴人的威胁一天还存在，中央之国就不会想到去消灭乌桓人。而如果匈奴帝国不复存在，草原再一次分裂成各自为战的部落状态，乌桓也就不再有存在的价值了。
乌桓人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是在三国时期。此时的匈奴人（北匈奴）已经放弃漠北草原，向西干草原迁徙。失去了这个最大对手，诸如乌桓、南匈奴这些为中央之国拱卫边疆的部落，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统治北方的曹魏，在击破乌桓之后，将其部落整建制的内迁（也包括南匈奴）。一方面根绝边患，另一方面增强己方的实力。
游牧民族内迁之后，对中央之国历史的影响，是很久以后的话题了。今天我们梳理乌桓的历史，是为了清楚汉匈东线战场的变化。除了乌桓以外，大兴安岭以东，还有两支潜在的力量，有可能影响到帝国东北边境的安全。这两支地缘力量就是东北平原以及朝鲜半岛。在汉朝的记录中，他们被称之为“夫余”和“朝鲜”
在中央之国开始结束战国之乱时，东北渔猎民族中的一部分，开始在松江——嫩江流域南部，进入国家状态，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中所记载的“扶余国”。
对于渔猎民族来说，农、牧两种生产方式，都是增强自身实力，提升生产力的重要补充。然而，基于纬度的原因，这些渔猎出身的部落国家，如果不能够南下进驻辽河流域。农业生产、人口数量上始终是不会有大的提升的。
早在国际部分，辽河平原的地缘价值我们就做过详细分析了。在后来的历史中，东北渔猎民族也曾经多次借由中央之国以及游牧政权的衰弱，渗透这片土地，甚至以之为跳板入主中原。但在汉匈博弈期间，他们暂时还没有这种机会。
真正有机会挑战帝国在辽河平原存在的，是来自朝鲜半岛的威胁。由于纬度的关系，朝鲜半岛要比东北地区，更容易进入农业时代。在中国历史的记录中，早在商、周相交时期，朝鲜半岛就成为了商族（箕子朝鲜）退出中原之后的选择。当中央之国的历史推进到西汉时，朝鲜也由箕子朝鲜时代，更迭到了“卫满朝鲜”时代。
这段历史我们在之前的内容中，也曾经解读过。对于我们来说，统治朝鲜半岛的政权是哪个，又与中央之国有什么样的血缘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起码在西汉时期，朝鲜半岛已经作为一个成熟的农业板块，对辽河平原形成了威胁。
当汉帝国还得把全部精力，放在与匈奴的战事时。朝鲜自然可以作为藩属，纳入帝国的朝贡体系了。而当匈奴人回缩于漠北，不再对帝国边境构成致命威胁时，朝鲜“进阶”成帝国的“汉四郡”也就再所难免了。
汉军攻灭朝鲜的战争，发生于公元前109年。在此前后，闽越、南越、西南夷等边缘板块，都相继被纳入了帝国版图。我们当然可以在史官记录的历史中，找到这些夷狄的种种不是，以证明汉帝国这些战争的发起是多么的无奈。但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他们的存亡，都决定于汉匈之战的进程。一旦帝国能够腾出手来，这些边缘板块被纳入中央帝国的集权体系，都只在旦夕之间。
对于汉帝国来说，真正的对手只有匈奴。只要匈奴人还能够完整的统治漠北草原，帝国的北方边境在战略上，就不会有安全可言。当然，如果你能够有办法把他们彻底屏蔽于漠北，不再进入漠南草原的话，汉帝国也会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基于这一战略需求，乌桓人在锡林郭勒草原一线获得了生存空间，成为阻挡匈奴左翼南下的缓冲。
问题是，让汉帝国倍感压力的，并不只是燕山一线。之前同时承受匈奴单于本部，以及右翼压迫的阴山一线，才是最让汉武帝头疼的地方。那么，是不是也要在此引入一股第三方势力，以为帝国的防火墙呢？
纵观历史，这的确也是一个办法，后来历代中原王朝，也多采取此法分化游牧势力。而除了乌桓以外，汉武帝在西线也曾经试图劝说乌孙人回到河西走廊，承担类似角色。那么在阴北草原，帝国有没有机会也这样做呢？
尽管将阴北草原交给一个与匈奴敌对的游牧部落打理，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也符合中央之国一贯秉承的“以夷制夷”原则。但现在的问题是，暂时并没有合适的羁縻对象，来帮助汉帝国完成这一战略。
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生活于阴山南北的游牧部落还不是匈奴人。在先秦的史书中，他们被称之为白羊、楼烦等部。不过，早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前，匈奴的势力就已经南下整合这些漠南的游牧部落了。
虽然匈奴人还保留了这些部落之名，甚至有可能还保留他们之前的贵族体系（攻灭东胡之后，也设有“东胡王”），但经过长时间的融合之后，这些部落无疑已经成为完完全全的匈奴人了。换句话说，汉帝国已经不可能在阴山南北找到游牧土著，来帮助他们防御匈奴人了。
既然匈奴之外，没有合适的“统战”对象，那么能够挖掘潜力的就只有匈奴内部了。作为一个游牧部落集合体，匈奴人也并非铁板一块，尤其大漠戈壁本身成为了一道地缘分割线。
一旦匈奴内部因为政治、经济原因陷入分裂，帝国自然便有机会吸引到反叛者入驻漠南草原。并因为地理分割，以及与汉帝国的地缘距离，自然与漠北匈奴分割为对立的两部分。
在后来的历史中，匈奴也的确如我们从地缘结构中所推导出的那样，分裂成为了南、北匈奴，而为了对抗自己的同门兄弟，南匈奴也的确成为了依附汉帝国的反叛者。不过，正式开启南、北匈奴时代，要等到东汉建立了，匈奴衰弱到这个程度也还需要一个过程。在汉武帝时代，一切都还在试错之中。
机会最先出现在漠北之战后的第十五个年头，也就是公元前105年。在此之前，汉、匈两国之间算是渡过了一段和平期。在这段时间里，也并非完全没有战事。除了汉帝国曾经派出两支部队（公元前111年），前行至湖谷寻找匈奴人踪迹以外。匈奴人也曾经在公元前107年秋，试探性的侵扰过河套地区。
不过，这些试探之举，都未能改变汉、匈两国隔戈壁而治的地缘格局。换句话说，如果双方内部没有什么大事件发生的话，这种僵局也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最先有大事件发生的，是匈奴方面。导火索便是匈奴乌维单于去世（公元前114年——公元前105年），匈奴方面的政治体系面临重新洗牌了。政权交替并不总意味着会有内乱发生，但如果政权交替正处于社会、经济结构不稳定的时期，就很有可能成为内乱的导火索了。
十年战争对匈奴帝国的伤害，除了生存空间压缩，损失大量精壮人口外，还有一个致命问题，就是无法在遭受大的灾难之后，从善于储备的农耕区获得补充。而在气候更为恶劣的漠北，长达十几年时间中，不出现极端气候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在匈奴完成政权交替的第二年冬天（公元前104年冬），漠北就遭遇了一场大雪灾。也就是说，在漠北之战后，战略收缩的匈奴人，在经济上面临崩溃的边缘了。
匈奴政权所面临的内部问题，在微观历史中体现于两个人身上，一个是刚刚上位的新单于，由于年仅15岁，时称“儿单于”；另一位则是匈奴左翼的一位重要军事将领，史称“左大都尉”。简单点说，这位儿单于的作为，符合了中央之国史书中，对于末代君主的诸多描述：喜怒无常，动辄杀人，以至国中不安。而这位左大都尉就被描述为一个不堪忍受其统治的反叛者。
其实这些表面因素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如果仔细研读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史所渲染的那些“昏君”的作为，在很多“明君”身上也同样存在。他们之所以被订上耻辱柱，更多只是生不逢时或者政治上的失误罢了。
至于匈奴人这次所面临的危机，我们刚才所分析过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经济面的恶化。那些各自经营一片草原的游牧部落，之所以愿意集合在一面大旗之下，是因为这面大旗能够帮助大家合力争取更大的利益。
基于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基本算上靠天吃饭，游牧体系在经济上本身并没有多少内部潜力可挖。人为的增加管理层级，只会增加基层部落的负担。如果大家发现，一个游牧帝国现在只具有内部管理功能，而不能帮助大家额外获得利益的话，那么这个帝国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作为后世的旁观者，我们总是有更宽的视角，来解读一些历史事件的背景。不过对于时刻警惕北方威胁的汉武帝来说，他此时为之一震的，是匈奴内部终于出现分裂的迹象了。这实际上也是汉武帝也一直期待的局面，在此之前，他甚至借吊唁匈奴单于之名，分别向单于本部及匈奴左翼同时派出两批使者，以探查有没有分化对手的机会。
相信这位“左大都尉”，就是从中看到机会的。为了迎接他，帝国决定在戈壁阿尔泰山的南端，也就是我们之前定位的，漠南之战攻击右贤王处兴建一处城堡——受降城，以接应这位“弃暗投明”匈奴贵族。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在匈奴右翼南下阴北草原的跳板地区，兴建一座城堡并不仅仅是迎接一位反叛者那么简单。更深的含义在于，如果汉帝国的军事力量，能够延伸至此的话，那么匈奴右翼南下攻击阴山的路线也就被切断了。
事实上，汉帝国开始修筑受降城的时间，应该比得到左大都尉叛逃的消息还要早几个月（都在公元前104年）。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受降城并不仅仅是一座“受降城”。当然，你永远不可能只靠一个军事据点，来阻断对手的进攻。更有可能的战略设想，应该是将左大都尉所带来的叛逃者（也包括以后的叛逃部落），安置于阴北草原（并设立属国），以为受降城的支撑。
类似的战略设想，也体现在了对于河西匈奴的安置上。这些属国最终也是安置在帝国前沿军事据点与腹地之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最大限制的监控这些依附者，毕竟要是让他们自由与匈奴帝国沟通信息、无缝对接的话，谁也不能保证他们有一天，会不会重新成为帝国的威胁。
如果仅仅是率部叛逃，问题可能会简单一些。然而为了在叛逃之后获得更多的封赏，叛逃者决心在暗杀儿单于之后，再率部南下。对于汉帝国方面来说，当然是乐见其成了。不过，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反叛者基本没有可能悄悄的向南移动，进入汉军的势力范围了。
为此，在收到左大都尉准备叛逃的消息后（公元前103年春），汉武帝派出了一支两万人的骑兵部队，北出刚刚筑就的受降城，进至湖谷南面的浚稽山，以随时接应刺杀匈奴单于成功的左大都尉部。
然而再完美的计划，在执行当中都可能会遇到突发状况。汉军这次所遇到的状况，并不是那位反叛者“良心”发现中止了计划，而是他行事不周，被他的暗杀对象发现了。其结果就是，不仅左大都尉本人被诛，汉军的接应计划也被匈奴方面获知了。
汉军此次的接应计划，是在预设左大都尉斩首成功，匈奴群龙无首的背景下设定的。由于并非是一次攻击行动，汉军在后援和补给方面并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当匈奴方面集结主力围剿这支孤军时，这支两万人的汉军部队，所面临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围剿汉军，匈奴方面集结了超过八万的骑兵。在最初的遭遇战中，汉军还是体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斩杀了数千匈奴人。然而在没有准备后援的情况下，沿来路向南穿越夫羊句山，退至受降城，成为他们顶住对手第一波进攻后的唯一选择。
当汉军从有备而来的接应者，变身成为匈奴主力的袭击对象时，他们能够逃出生天的机会就很小了。很显然，匈奴方面并不会只从正面攻击汉军，熟悉地形的他们，一定在发起攻击之前，从侧面插入至夫羊句山的峡谷通道处，以阻断汉军的退路。
最终，向南撤退的汉军被围困在了夫羊句山的南端，距离受降城约四百里处。在戈壁环境当中，最为重要的补给物资就是“淡水”了。不幸的是，匆忙后撤的汉军并没有时间为自己选择一处有泉水的地方据守。更为不幸的是，率领这支汉军的指挥官是曾经在河西之战中跟随霍去病建功的浞野侯赵破奴，在外出寻找淡水时被匈奴方面所俘获。
我们时常说，在草原作战中，基于地形特点和对手的机动性，汉军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很难全歼对手。今天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准备围歼汉军的匈奴人。如果集中兵力强行突围的话，汉军虽然会遭受很大伤亡，但一定还会有相当部分的骑兵回到漠南。要知道，在后来战况更为惨烈的浚稽山之战中，完全由步兵组成的李陵部，尚有400士兵逃回了居延塞（总兵力5000）。
然而汉军严格的赏罚制度，在此时却起到了反作用。损失主将的后果，将由赵破奴手下的那些校、吏所承担。如果回到汉军，他们所面临的将是斩首之刑。在这种情况下，这支孤军深入的汉军最后全数投降了匈奴。
这次损失，是汉军自战略反击以来，所承受的最大损失。相信事情的结果，也对汉武帝本人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震动。没有制度是完美的，一个曾经令汉军奋勇杀敌的赏罚制度，此时却成为了全军覆没的直接原因。为此，当十年之后，赵破奴携子逃回汉朝时，汉武帝并没有惩罚他，而是重新委以重任。
汉军军功赏罚制度的利弊，并非是我们重点讨论的方向。我们所关心的，还是这次失败战役所导致的，汉、匈地缘结构上的变化。在尽没汉军两万精骑之后，匈奴方面的欣喜之情是可想而知了，如果不乘势南下，这位新任单于估计都会觉得对不起自己。
要知道，刚刚过去的冬天，匈奴方面遭受了巨大损失。面对已经出现分裂迹象的草原帝国，新接任的单于，也需要向他的臣民证明，帝国还是能够帮助大家获得额外补给的。
当围歼汉军的匈奴主力迅速南下时，他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阻碍就是汉军刚刚筑就的“受降城”了。而拔除这个横亘在南下道路上的眼中钉，也就成为了匈奴主力接下来的任务。
不过，围攻一个设施完备的军事据点，并非是草原轻骑兵的特长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孤悬塞外的据点，汉军很显然已经为之准备的充足的军资、给养（并且选址的地方不会缺水）。在这种情况下，匈奴方面想在短时间内攻破受降城，是很难做到的。
事实上，汉帝国也并没有指望一个受降城就能阻挡住匈奴，这个军事据点的价值更多在于预警。如果能够迟滞匈奴人南下的速度，当然就更好了。有鉴于此，匈奴人也并不愿意在受降城下纠缠过久，以给汉朝方面集结主力出击的时间。
快速南下，劫掠那些农业区才是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因此在围攻受降城受阻之后，匈奴主力很快便暂时放弃了排除这颗钉子的想法，而是快速南下劫掠汉朝的边郡。
匈奴人这次南下，到底给汉朝边郡造成了多大损失，并没有被明确记录下来。对于双方来说，这并不是重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受降城成为了双方博弈的焦点。围绕这个突出部，汉、匈两国也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并对汉匈战争的走向造成了深远影响。只不过，这些要等到下一节再呈现在大家面前了。
精彩回顾
“备份小号”请关注：大国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