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北大文研论坛10】刘斌 V.S. 孙周勇：良渚与石峁
2016年12月3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0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地下报告厅成功举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研究员，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研究员，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之邀，分别就良渚和石峁遗址进行了主题演讲，并在之后就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本次论坛由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助理研究员担任主持人。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及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考古文博学院徐天进教授，考古文博学院党委副书记雷兴山及副院长孙庆伟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系李零教授，与近百名师生共同观摩了演讲并参与了讨论。
主持人常怀颖老师
首先，常怀颖老师开门见山地解释了本次论坛的意义。中原王朝形成之前、新石器时期最后几百年中国及东亚大陆的历史，原本仅存在于神话传说之中，后人欲窥其貌，总觉虚无缥缈。但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实物遗存的不断发现，人们对该时期的了解逐渐落到了实处。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可，新石器时期最后的五百年中，整个东亚大陆出现了新的社会状态，文明和国家兴起。而良渚和石峁遗址，无疑是这个时空中最重要的两个遗址。应文研院“涵育学术，激活思想”之宗旨，为了解最新的考古研究范式，欲一窥中国文明前进的道路，便邀来良渚和石峁遗址的主持人，为大家展现史前中国的塞北和江南。
孙周勇：《石头上的王国——石峁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
孙周勇老师曾参与或主持过神木新华遗址、华县泉护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陕北大保当汉代城址等大型考古项目的调查与发掘工作，近年来主要从事于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并担任领队，著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07期，第15-24页）、《瓮城溯源——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文物》，2016年02期，第50-56页）和《马面溯源——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考古》，2016年06期，第82-89页）等相关文章。
孙周勇研究员
在播放了展示石峁遗址的发掘现场及3D动态模型的视频之后，孙周勇老师开始了他的演讲。他表示，石峁文化距今4300年至3800年，比良渚文化年轻1000岁左右，两者相较如关公战秦琼，似无可争。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最北端的榆林市神木县，在黄土高原的最北，坐落于黄河支流秃尾河与其支流洞川沟流汇之处的梁峁山地之上，高家堡镇之北，海拔为1100米左右。
实际上，榆林出土的玉器早在二十世纪20年代及60年代，便出现在了伯希和与美籍德裔学者萨尔蒙尼的书里；但直到1976年冬，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戴应新研究员在高家堡镇收集了127件，应是从石峁村一带流散出去的玉器之后，石峁遗址才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尽管在1958年陕西省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有一支队伍已记录了石峁的“三套城”结构与范围，并建议尽快保护勘查。但由于种种限制，石峁遗址直至2011年方正式启动考古工作。经过一系列工作后，石峁考古取得了一些成果。
石峁遗址中发现了内外两道断断续续的石城墙，能与龙山遗址的分布高度吻合。出土陶片密度较高的龙山遗址，几乎全被括在内城墙中。结合石峁遗址出土的大量高等级玉器及彩绘陶器，可判定石峁必为一处高等级聚落；根据城墙的分布范围，石峁确实应为“三套城结构”，即外城、内城、内城偏西中心部位的台城——皇城台。该城为石峁的核心区域。
皇城台为金字塔形结构，台顶有2000多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和类似“池苑”的遗迹；从台顶往下，错落有致的石墙将其层层包裹。石墙上等距分布着一排排木头洞，中插木头。此种结构应为早期建筑技术“木骨墙筋”，如《营造法式》所讲“筑城时,城每高五尺,横用纴木一排”，起到防止墙体坍塌、分散横向压力的作用。石墙上饰有菱形眼饰及石雕人头像，或欲营造一种威严的仪式感，使城外之人有所敬畏。
今年，考古队清理了皇城台门道。该门道由广场、南北墩台（夯土为芯石为墙，南小北大）、挡墙和类似内外瓮城一类的设施等组成，文化层中出土了石范和残铜刀等遗物。石范基本用于生产铜刀，而铜刀由含砷的铜制成，这一发现对了解早期青铜技术的传播路线十分重要。
内外城墙长约一万米，基本沿山而建。外城的东门与皇城台门道结构相似，由内外瓮城、南北墩台和挡墙等组成。在内外城墙上发现的瓮城与成组马面引人注意。发掘石峁之前，此种城防设施最早出现于东周之后，汉代则有最早确证，而石峁将它们的出现年代提前至了龙山时代。如此，石峁的城墙应兼具防御与象征的双重功能。
另有藏玉、藏骨等特殊现象。城墙里出有玉钺、玉铲和牙璋等，有的玉器被切片塞于石缝中。其中牙璋有明确的出土层位，这为它的年代序列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证据。藏玉或因欲赋予都城神与宗教的力量，使城门具威慑力，构建石峁人的精神凝聚力，共同抵御敌人。石峁玉器又颇杂，兼有良渚、石家河等多种文化元素，或启示着石峁在其区域内拥有万邦来朝的影响力。东门处出有头骨坑，年轻女性居多，骨上有被烧和砍斫的痕迹。经鉴定，其人种最接近夏家店上层，似为石峁人的敌人来自何方提供了一些启示。大量杀人，或亦欲以宗教的力量控制周边部落的人群
东门墙体出有早期中国最大规模的壁画，与红山和陶寺文化的相似，绘有起稿线，这便又将这一技术的出现从汉代提前至了龙山时期。东门又有天文现象，其门道偏角与夏至日日出方位基本一致，日光可直直照进门道。此若有意为之，则说明石峁人对城址有了一定的规划，并掌握了“二至”的观念和立竿测影的方法。
此外，石峁内城有大型墓地，盗掘情况严重。基本为竖穴土坑墓，中有半月形腰龛，亦有石棺葬与瓮棺葬等。石峁城外则发现有预警系统，即哨所，或可说明石峁城绝不止400万平方米。
经济形态上，根据不同学科多位学者的研究，石峁遗址应为粟作农业经济，驯养有狗、马和猪，还发现了不少鳄鱼骨板。
孙周勇认为，体量甚大、保存颇佳的石峁遗址应给予我们一种中国的文化自信。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以榆林地区极高的人口密度为社会基础，中国早期最大的王国性都城——石峁城，在河套地区“一枝独大”。其完备的城防设施、发达的玉器、大规模的壁画和其他特殊现象，都使我们认识到，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石峁城已成为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而其关键的时间点，又启示着以其为核心的北方大一统格局，与中原国家的出现之间的密切联系。
石峁遗址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遗址保护亦是个大问题，孙周勇老师表示，希望更多人继续关注和参与到石峁研究中来。
刘斌：《良渚文化与中华五千年文明》
刘斌老师曾参与或主持过反山遗址、瑶山遗址和汇观山遗址等著名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近年来专注于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勘探、发掘与研究工作，著有《良渚文化玉琮初探》）（《文物》，1990年02期，第30-37页）、《良渚治玉的社会性问题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01期，第103-110页）和《2006-2013年良渚古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2014年02期，第31-38页）等相关文章。
刘斌研究员
同样在观看了虚拟复原的良渚古城3D动态模型之后，刘斌老师开始了他的演讲。
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年至4300年，分布于太湖流域，北可至江苏新沂，南可到浙江金华。遗址位于杭州北面的盆地之中，海拔约2至3米，钱塘江在其南。良渚古城位于余杭区瓶窑镇，余杭古名“禹杭”，临平镇则发现了良渚水稻田遗存。田上有一米多乃至更厚的洪水层，几乎覆盖了1000多万平方米的整个杭州盆地。因此，刘斌认为，中国史书对距今4000年前的情形的描写始终语焉不详，仅载大禹治水等，或与该洪水层所显示的持续了上百年的大洪水有关。
良渚文化于1936年被发现，1959年被正式命名；1973年，学术界对良渚玉器有了初步认识；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良渚的重要性真正被学者所了解；2007年，良渚古城被确认，学术界开始重新看待良渚。其实良渚的出土玉器很早就曾被收藏，商代的成都金沙遗址、东周的苏州吴国窖藏，皆有良渚玉琮出土；南宋官窑制有琮式瓶，乾隆则收藏有三叉形器等。
良渚作为一个文明，拥有六大特点。
一是宗教。良渚创造了一个一神教的信仰，使整个太湖流域都有了统一的信仰，雕刻统一的神像。
二是发达的玉礼器系统。冠状饰标识通神和权力，玉钺表达王权神授的理念，玉琮是通神的法器，三叉形器和玉璜分别是贵族男女的装饰，晚期的玉璧同样是神权的载体等。
三是刻画符号。良渚陶器上共发现了六百多个符号，但没有哪篇成为明确的文字。神像之眼有时会以鸟的身体来表示，因此鸟亦是神的载体。而玉璧上带台阶的鸟纹，则与古埃及王国的名字颇为神似。
四是石器。有发达的石器工具，耘田器颇有特色，石犁发达。良渚社会是稻作农业经济，临平茅山遗址发现了80多亩水稻田，田埂规整。此外，良渚古城的宫殿区等边缘还发现了几万斤烧毁的稻米。
五是严格的墓葬等级。普通人的墓葬仅葬生活用具及猪狗；“村长”“乡长”一级中小型聚落的首领的墓葬，除前述随葬品外，亦葬少量玉器，如冠状饰。高级贵族的墓葬，除上述随葬品外，葬有完备的玉礼器。
六是长条形台地基址。良渚人会在沼泽中堆筑长条形的台地用以居住，这些台地在被使用的过程中，被一次次加高和拓宽，台地之间便形成了河流。河岸以木板作为护岸，形成了人工的垂直河岸，船可直接停靠。良渚人以水路交通为主，交通工具主要是独木舟和竹排等。
自2007年以来，良渚古城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其一是古城分为宫殿区、内城和外郭城三重结构，与后世都城的三重结构类似；都城选址于两山之间的低洼之上，苕溪流经，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似亦传于后世。良渚的筑城方式为采石于沼泽地中筑基，再以山上黄泥堆筑。
其二是发现了良渚人的建筑材料——草包泥（草裹泥），即将低洼软土以草筋包裹。草包泥无需夯筑，又可计算工程量，更方便分工协作，短时间内可能便可堆起大型建筑。古城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土方量为120多万立方米，设有类城防设施，因城外环水，该设施或实际用作码头；城四面各有两个城门，唯南面中心之一为旱路，其余皆为水路城门。良渚晚期，城里或人满，便在堆满了垃圾的城外河道上修筑外郭城用以居住，亦有居于城墙上者。
其三，宫殿区，即莫角山遗址，整体由古尚顶（莫角山俗称）土台与其上的三个小土台组成，后者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与乌龟山，其三之上又布有3至7座房屋基址，较为规范。大莫角山台顶应原铺木板，或为供贵族在多雨的南方体面行走。大莫角山西南部有栈桥码头遗址，底部发现了竹编的“脚手片”。
其四，即上文所说的长条形台地基址之间的河与其护岸。护岸极为考究。木桩间距、粗细几乎均等，顶部以榫卯固定横梁等。河中淤泥里，出土了半成品木器、非正常死亡的人头骨、石玉钻芯和黑石英片等。头骨经锶同位素鉴定，大部分食稻米，唯有两个食五谷杂粮，呈北方食性。黑石英片被认为是在玉器上雕刻细纹的工具。种种工具的出土，或表示古城内外，除了宫殿区的统治者，主要居住着手工业者。
2009年以来，随着发掘工作的向外开展，外郭城的范围逐渐清晰，其中还发现了瑶山和汇观山两座祭坛，似为早期观象台。两座祭坛的结构皆为在山顶上修筑了一个回字形土框，后为墓葬所破坏。其原理为，一年四季日出日落的角度在回字形框内摆动，由其落在回字形框上的位置便可知日期，与内蒙古和洛阳出土的晷仪神似。后或因发明了可移动的观测仪器而将祭坛废弃。无论如何，此二祭坛必与农业经济所依靠的历法有关。
古城外还有大型水利系统。2009年，古城西面8公里处的水坝被发现，后逐渐发现了低坝和高坝两个水坝系统。低坝可闭合，形成水库；高坝或用于运送山沟里的木头，具体作用不明。水坝的堆筑工艺皆为草包泥，取样经碳十四测年后，知样品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左右。2015年，发掘老虎岭高坝时，发现其被良渚晚期的地层打破。如此，有了工艺、碳十四测年和地层上的三重证据，此当为良渚时期的水坝无误。
刘斌表示，良渚文化传播甚远，北至江苏花厅遗址，南至曲江石峡遗址，包括稍晚的延安卢山峁、榆林石峁和襄汾陶寺遗址等，都有良渚玉器出土；甘肃的齐家文化中，亦有大量玉琮，是良渚玉器的后续发展；再晚至前文所述的历史时期，良渚玉器的身影仍频现。因此可以说，良渚文化是传承了5000年的中华文明。
同时代的北纬30度线上，还有古埃及、苏美尔和哈拉帕等文明。他们虽然都拥有青铜器，物质上似比良渚发达，但从城址规模、社会分化和信仰体系来看，良渚不一定落后。因此，在西方学者总结的国家三要素“城市、文字、金属”之外，中国也要总结自己的文明模式。从良渚和石峁遗址来看，玉礼器有所传承，都城结构却大为不同，因此，中国文明应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多元一体化过程。
讨论
常怀颖老师首先提问刘斌老师，良渚向北扩张的动力为何。刘斌老师表示，可能是由于想要控制中国如此大的版图，中原是最好的。因此南方的良渚强大了之后，便想向外扩张，逐鹿中原，但是没有成功。常怀颖老师又问，良渚为王朝阶段的中国留下了何种遗产。刘老师表示主要有君权神授的理念、具有神性与社会地位的玉礼器系统和宫城的选址与结构这三种。
三人讨论
常怀颖老师随后向孙周勇老师提问，比良渚人晚1000年左右的石峁人，会否知道遥远的长江流域有一个良渚世界？孙老师表示应是知道的，因为他相信早期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上层奢侈品的交易网络。常怀颖老师又问其对于石峁人南下侵略了陶寺城这一观点的看法。孙老师表示赞同，因为陶寺中晚期的文化面貌来自于北方而非本地，可能是距今4000年前后被北下的石峁人所灭而导致的。
接着，常怀颖老师向二位主讲老师询问了良渚和石峁文化的政体形式及政体的维系方法。刘老师表示良渚应是联盟制的，有等级之分，以神权信仰维系统治。孙老师则表示河套区域可能存在一个大的族群，不同大小的聚落规模，象征着不同层级的政权实体。而石峁人“一枝独大”，是最高等级的政权实体，同样以神权凝聚着整个族群。
随后，徐天进老师认为良渚和石峁遗址最大的贡献是，让人们彻底改变了对距今5000至3000年时期一南一北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并揭示了南北互相交流、影响和传承的过程。清楚了南北的情况之后，中原地区的情形便会呼之欲出，良渚和石峁的意义主要在此。
之后，孙庆伟老师纠正道，良渚和石峁的年代起码是可以接上的，即目前良渚最晚的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2300年，石峁的最早测年也是公元前2300年。并且，良渚和石峁的样品不一定是各自遗址中最晚和最早的，因此，将良渚和石峁放在一起是很自然的，并非关公战秦琼。同时，良渚和石峁的衰落都伴随着中原王朝的兴起，而根据文献记载，大禹（夏代）和越人是有联系的；根据出土遗物，二里头和石峁也是有联系的。因此，良渚和石峁的衰落与中原王朝的兴起之间的关系，颇值得探讨，而这便是今次论坛主题的由来。刘斌老师补充道，陶寺的V字形石刀，连变化规律都和良渚的一模一样；二里头的很多遗物，则与马桥文化的多有相同。因此，夏代与东南地区的联系肯定是更密切的。
最后，渠敬东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总结，认为我们应该去寻找最早的国家形成的思路及其内在关系。邓小南老师则表示，本次论坛与上次的“最中国”之辨，真正让人看到了早期中国满天星斗的局面，注意到了看似隔绝的文明点之间的联系，认识到了早期中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国家的，使听众皆受益匪浅。
责任编辑：林斯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