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邀访学者】阿伯特：学术作为理念和学术作为日常工作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Author 安德鲁·阿伯特
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男，1948年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Gustavus F and Ann M. Swift杰出贡献教授。阿伯特教授在1970年完成哈佛大学著名的“历史与文学”项目并获得学士学位，随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并于1982年毕业。之后13年阿伯特教授任教于新泽西州立大学，直至1991年返回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执教。1993-1996年，阿伯特教授任芝加哥大学学院社会科学部长。自1997年以来，阿伯特教授一直担任牛津大学努菲尔德学院(NuffieldCollege)的访问院士并每年定期在该学院进行研究工作。阿伯特教授在1999-2002期间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自2000年起担任国际社会学最顶尖的杂志之一，《美国社会学杂志》(AJS)的主编。他在2002-2003年度担任美国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会会长。2011年，阿伯特教授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2016年秋季学期，安德鲁·阿伯特教授作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特邀教授访问北大。此文为阿伯特教授2016年9月20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后的主题演讲，经阿伯特校订英文稿后授权刊载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一期。
摘要
本文意在以历史的方法分析芝加哥大学长盛不衰的学术成果之成因，其论据来自在国际学术界较为知名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以及不那么为人熟知的政治学和人类学的芝加哥传统。结构性的设置对诸芝加哥学派的延续有积极的作用，尤其体现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对上述领域具有核心地位的学术期刊的支持。然而，与之相应的跨学科研究中心起到的作用之小令人惊讶，当然部分原因在于学派本质上就是学科性的；跨学科的本科生核心课对学派的促进作用不大，同样令人惊讶。最为显著的因素是芝加哥大学将社会科学的诸学科放在同一栋楼当中，社科楼和图书馆比邻而居；而在内部空间的分配上，某一学科的学者并不凑在一起，与其他学科却又不是完全隔开的。学术之长盛不衰的核心似乎在于特定学者群体的连绵不绝，这些学者对某些思想的体系专心认同，而又自觉地投身于博士生教育。跨学科性通过竞争和挑战刺激了这些学者群体，但学术成功之最根本的源泉仍然在学科内。
芝加哥大学校徽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庆祝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下文简称“文研院”）的成立，请允许我首先对奠基和发展文研院做出杰出贡献的各位同行表达最美好的祝愿。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的校训是“让知识增长，生命因此而繁衍” (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 这是我所认同的研究院精神。我相信文研院也会秉持这个精神兴盛并繁荣。
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建立类似文研院的机构，很可能是因为学者们担心，如果只和自己学科中的同道打交道，思想会慢慢变得狭窄。这个担心或多或少体现了我们对学术工作的两种认识，从时间的角度看，两种认识一长一短。
学术工作会有深远的影响和成就，最“长期”的影响莫过于它拥有一种深入学者心中的观念的力量。与此同时，学术工作也是一个很“短期”的工作，最短的工作，莫过于它在学者手中每日每时的劳作形态，也就是学术工作的日常形态。
新的学术机构的建立，正如学派的诞生一样，实则和学术的长短方面都息息相关——在学人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所体现的学术工作以及在观念中呈现的学术工作。对后者，我们有很多对学术群体和学术组织的制度分析和历史叙述，但对前者，我们着墨不多。
但也许恰恰是学者的日常状态更为重要，那些琐碎的日常经验对于形塑学术至关重要。 我们每天看见的人、共进午餐的人以及在图书馆遇见的人，或许都很重要。 我们在哪里教书，哪里做研究，哪里反思和写作，或许都很重要。这就是像研究院、学术中心以及长期的学人项目存在的意义，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正是学者得以成功的关键所在。
然而，我们总是觉得在日常的安排和长远的成功之间相距甚远。 我们或许身处“日常”而他人正汲汲于长期的效果。但这显然是错误的。是的，我们的成功显而易见是长远的任务。一个伟大的学术生涯仍然包括那些看起来碌碌无为的日子，甚至年月。
但是“日常安排” 也是长期的任务，它是持久的、甚至看起来微末不足道的那些事。这些事持续对我们产生细微的影响，在经年累月中沉淀积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研究院这样的机构，因为我们担心学者在经年累月的专业训练中变得狭隘平庸。我想再次强调，日常互动对我们思维惯习的影响远远大过我们对此的理论思考。
从日常到长远的时间维度也适用于我们对学术生涯成果的考量。 一次讲座的成功或失败无关紧要，一门课的成功或失败也不足道。一篇文章可以在一两年内被频繁引用而最终湮没不可闻，同样一篇无人知晓的文章也可以被再度发现并被赞叹。一个前景被无限看好的年轻学者最后可能失去动力，而一个看起来毫无生气的学者有可能突然焕发灵感而创作出经典的作品。
所以，我们需要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下反思我们的学术体验，想像我们的学术成果。当我们建立起研究院这样的机构时，我们必然要有不同时间维度的眼光，问问自己在我们的日常和学术成就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对我来说，探索这一问题最好的例子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学科，因为我对它最熟悉。从1892年建校以来，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就享有持久的声誉。这是为什么？美国还有很多杰出的大学，但是就社会科学而言，芝加哥大学的位置不可替代——比如说哈佛学派从来没有出现过。芝加哥大学曾经也一度在其他领域，如英国文学和音乐研究方面，有过辉煌。但是只有它的社会科学经久不衰。
我们不由会去想，是否芝加哥大学学者的日常状态至关重要——比如说我们有较小的校园，我们本科生的核心课程需要跨学科的亲密合作，总有无比忠诚于芝加哥大学的学者源源涌现，等等。
在这样一个简短的报告中，我无法方方面面具体而周到地详述芝加哥大学为什么取得这样的成就。我只能列举一些例子，希望对各位有启发。
一、我的解释对象
让我先从解释对象说起。芝加哥学派的长久声誉尤其来自它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在政治学（尤其是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定量转向）和人类学（尤其是1960年代从社会结构向文化人类学的转向）也有显著贡献[1]。这四支芝加哥学派在其各自领域和学界都被普遍认可，并且拥有长达几十年的影响力。它们可以说代表了一种长远意义上的成功。
我们也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稍微短期的成功。比方说系科的排名，一直到1990年代，排名都是每十年由权威的社会科学家基于严肃的声望调查得出的[2] 。它告诉我们，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在1950年前无论经济学、社会学还是人类学都稳居前三或者前四（事实上它们经常位居榜首），政治学和历史学稍逊一些。同样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生来说，他们在全美精英大学的分布也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还可以从更短期来看，通常基于我们熟悉的行政指标（比如索引指数、研究生的就业前景，等等）[3]。这些指标过去并不显著，但是仍然有一些回忆录提及芝加哥大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独特的研究经验。事实上在1940至1950年代，也就是芝加哥大学身处社区最危险的时候，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对学校的忠诚也没有改变。
这些不同标准使我们看到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是独一无二的，而这种独特性从1920年代就开始了。
二、解释
要解释这些代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成功的特征，当然有不少显而易见的结构要素，在谈及学术的日常状态之前，有必要予以简短的说明。比如芝加哥大学曾经是财力雄厚的美国大学，至少到1950年都是如此。可以说，芝加哥大学后来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期的投入。又比如，直到二战之前，芝加哥大学和密西根大学是中西部仅有的两所真正的一流大学，能够和东部的大学比肩。这些早期的优势一直得到悉心的开发。
不过，比上述结构因素更长久一点的影响来自芝加哥大学拥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这样第一流的学术出版机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直跻身于全美四至五家顶级大学出版社，并且在20世纪超越了除牛津和剑桥之外大部分同级别大学的出版社。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通过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期刊，是全美乃至世界范围的一流期刊。从1925年到1942年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长达35卷的社会学系列丛书更是奠定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基本地位。
约瑟夫·熊彼得
另一个让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在长时段上获益——但未必短期获益——的因素是，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在1930年到1950年之间，并没有大量吸收从欧洲（移民或流亡）来的学者。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哈佛的经济系，基本上是由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再造的。熊彼得1932年从奥地利移民来美，他起用了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和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dron)这些学者。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从来没有经历如此的大变动，尽管物理系确实因为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和安东尼·齐格蒙特(Antoni Zgymunt)的到来产生了巨变。社会科学内部只有政治学勉强算是（因为德裔学者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加盟）。在人文系科，有像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这样的移民学者，还有一些对中东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
这些结构因素对芝加哥大学的杰出成就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的主要兴趣是去思考，我们日常同事之间的亲密互动以及在一个相对摆脱了学科限制的自由平台下跨学科的互动是如何对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产生影响的？我们更直接的问题是，芝加哥大学在何种意义上提供了一些和研究院类比的经验？
三、设置
（一）学部和学楼[4]
芝加哥大学在学术结构上的第一个创举是其学部制度(divisional form)。芝加哥大学是第一个将所谓的“艺术与科学”师资(Art and Science faculty)分别并入不同学部的大学。这个决定来自芝加哥大学历史上最传奇的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他在成为芝加哥大学第五任校长的时候只有29岁）。1929年的秋天，芝加哥大学在成立社会科学学部的同时，建起了社会科学研究楼(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uilding)。
社科楼的意义就在于日常状态下强烈的学科互通。这些不同的系科当时仅有三四十年历史，它们还没有被充分地制度化，还没有对大部分美国大学的招聘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年轻而微弱，这些系科已经形成了内在的诉求。无需详述这些诉求是什么，因为它们和我们今天对系科的认识是非常一致的：学科之间相互不理解、追求纯粹的专业化、对实践问题的漠视、狭隘的风格 (想强调学科和跨学科的张力是永恒的，就像我在此前谈到专门和普遍之间联系时强调的那样)。
社会科学研究楼中庭
但是将不同的社会科学院系放在一个社科楼里面，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显而易见的考虑是，大学希望不同的院系多了解彼此。虽然当时的专业化并不深。我们要知道，最初这个楼分配办公室的时候，并不是以系为单位进行的。为了这次讲座，我特意从芝加哥大学的历史档案里面调出了从1930年到现在的办公室分配记录。虽然我还没有完整地掌握这八十多年的分布，但是有些初步的发现 [5]。
早在1930年，这座楼里面没有哪一层楼有超过一半的办公室仅被某一个院系的教师所占据。比如，当时成立仅一年的人类学系就在二楼，五位人类学家和三位经济学家、一位政治学家和一位社会工作教授在一起。如果说楼层的空间在学术的意义上有什么集中分布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方法论。
1930年代是统计学上的奈曼皮尔逊突破(Neyman-Pearsonian revolution)时代，所以在四楼的经济学家和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做定量工作的威廉·菲尔丁·奥格本（William Feilding Ogburn，中国社会学家陈达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的导师）以及定量政治学者哈罗德·戈斯内尔(Harold Gosnell)应该有很多共同语言。五楼的格局与此相反，芝加哥大学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史学者约翰·乌尔里克·奈夫（John Ulric Nef，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的助手，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创始者之一）和通史学者路易斯·戈特沙尔克(Louis Gottschalk)以及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者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都在那里。
1930年，就在这座五层高的楼里面诞生了四本重要的学术期刊，这四本期刊从那时至今都是所在领域最重要的期刊——《美国社会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现代史杂志》(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和《社会服务评论》(The Social Service Review)。
哈珀图书馆
这座五层高的社会科学楼，和芝加哥大学当时最重要的图书馆——哈珀图书馆（Harper Library，以芝加哥大学第一任校长威廉·哈珀［William Harper］命名）比邻而建。在阅读对研究极端重要的20世纪中叶，需要强调芝加哥大学这一政策的重要性。芝加哥大学是在1910年建成这一图书馆的，只比它晚四年的哈佛大学著名的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却走上了另一个模式，它将院系图书集中在一处，这个大图书馆与院系截然分开。怀德纳图书馆建成后的二十年，几乎所有美国大学的中心图书馆都沿袭了怀德纳图书馆的模式。
但是芝加哥大学不同，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和社会科学院系以及人文学院系就是邻居。图书馆的社科读书室和人文阅读室就在社科楼的三楼旁边，芝加哥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根本不用出自己院系的楼门，从楼内就能走到图书馆读书。1969年芝加哥大学兴建的中心馆虽然和社科楼隔两条马路，但这个庞大的中心馆建立了大约240个教师的研究办公室，以确保芝加哥大学的教师能够很直接地把所需的馆藏资料拿到手边工作。
1920年到1970年，社科楼里面住着历史系、政治系、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资深教授几乎在这段时间内都在这座楼里面。我手里有1959年所有办公室的分配记录。即使到了这一年，也只有一层楼的办公室超过一半被一个系的教师使用（经济学教授占据了一层的四分之三的办公室）。在这一年，有9本学术期刊的办公室就设在社科楼里面，而哈珀图书馆仍然和社科楼比邻而居。
在这一年，社科楼里面的茶歇室(tea room)仍然提供咖啡和茶点。所谓的跨学科，在芝加哥大学是日常工作不能回避的一部分，是在楼里工作的学者的生活。奠定芝加哥大学传统的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都诞生在这座充满了学者们高声争论的楼里面，他们喝着劣质的红茶，吃着发腻的甜点。对1971年初来这座楼读博士的我来说，这座楼充满了吸引力，比起我在哈佛读本科的那座高大但被严密的院系分工有效切割的詹姆士(William James)楼，这座楼好多了。
（二）核心课
芝加哥大学的第二个特别之处是它的本科生课程 [6]。从1930年至今，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课程体系的名称改变了几次，但一些基本的要素保持不变——本科生课程强调通识教育而不是专业化的教育。本科生课程的基础是那些不以专门学科为出发点的必修课，而这些必修课都是以讲授为主，任课教授有的隶属于具体的学部，有的没有。在讲授之外，这些课程还设有不同教员主持的小型讨论班。从内容、授课人到课程背后的理念，本科生课程都堪称是跨学科的。
这一本科生课程体系中由社会科学担纲的部分稳定地由三门必修课组成的序列构成，虽然这个序列产生了不同的版本，但其特征一直维持到前几年才发生变化。这个序列的课程都由来自社会科学学部的师资主持。所有相关教学也都是由社会科学学部的师资来完成的，经济学在这个课程序列里的缺席无疑是引人注目的。但除此之外，其他的社会科学院系通常会有至少一到两名——通常是三到四名——教师常年在本科生核心课中教学。
大约在1960年之后，因为本科生院不再独立设师资，学部对核心课教学的意义变得尤为重要。学部专设一名学部长(divisional dean)主持相关的本科生教学，我本人在1990年代就曾担任过这一职务。
直到那一时段，毫无疑问，芝加哥大学所有的社会科学核心课程仍然保持了很强的通识教育色彩，而且绝大部分社会科学核心课的内容就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著作——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弗洛伊德、卢梭、黑格尔等等。
1950年代中期之后，社会科学学部的一批区域研究专家创设了“文明”课程(‘civilization’courses)，最初包括印度、中国和伊斯兰文明的课程，以中和核心课的理论部分过强的西方经典色彩。而这些创设仍然属于多学科性质的努力——超越西方文明限制的动力来自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有时也来自社会学家。
总的说来，在社会科学学部内，各学科的学者积极参与这样一个跨学科的教学项目，而这样的教学是以那些本科生关注的典型的大问题(grand question)和重要且不可回答的疑惑为导向的。显而易见，这种经验让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的学者不只关注自己的专业领域，也思考了大问题。
但坦率地说，核心课的教学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学者自己的学术研究，我没有清楚的答案。承担过芝加哥大学本科生教学任务的社会科学系很多研究生都走向了学术生涯的坦途，在本科核心课教学的老师们也获得了在研究界难以收获的那种兴奋和热情。但是当我想到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学派有没有哪位核心学者在本科生教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情况正好与之相反。我本人的导师莫里斯·詹诺维茨(Morris Janowitz)想把在本科生教学里面获得的那种兴奋带到研究生教学，但他的办法是让研究生把芝加哥学派的著作当做经典去阅读。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1930年代初期哈利·基地昂斯(Harry Gideonse)在核心课程短暂地执教之外，经济史学者之外的经济学家在核心课中的参与度可以说是极低的。热爱核心课教学的教授当然会对那些过于专业化的学问不满，还会讽刺那些专业性太强的学者对伟大的西方哲学传统知之甚少。
与此同时，1950年代中期之后“文明”课程的推动力既与芝加哥大学将其学术研究国际化的倾向有关，也无疑助了后者一臂之力。正是在这段时间，芝加哥大学横跨人文学部和社会科学学部的区域研究项目开始启动，社会科学学者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何炳棣先生
就此而论，1960年社会科学学部内的一批历史学家，包括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哈利勒·伊那齐科(Halil Inalcik)、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和何炳棣先生，他们所达成的在芝加哥大学实现一个致力于世界史的历史系而不是一个由美国史学者主宰的历史系的共识是至关重要的。
我要补充的是，自20世纪中叶开始的建设“文明”课程的动力，的确让芝加哥大学的学术研究视野扩展到了狭义的西方之外。因此，1950和196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课程——核心课和“文明”课程——成为推动芝加哥大学跨学科研究的引擎。
（三）新的委员会
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的另一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它的委员会设置 [7]。其中有两个委员会是跨学科的研究生项目。它们从各个学科的现任教授中遴选成员，偶尔也对外招聘。它们有自己的行政人员，也招收少量的研究生。
人文学部部长理查德·麦基翁(Richard McKeon)曾经是这个体系的推动者。他促成了好几个委员会，其中之一便是他自己领导的、将所有哲学凝聚成多元哲学的一项创举。
其中有两个委员会于1930—1940年间在芝加哥大学社科部落成并一直延续至今，即社会思想委员会和比较人类发展委员会。另外一个当时更出名的委员会——新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 Nations)在1960年代横空出世，但在1970年代中期便悄然陨落了。
人类发展委员会居于人类学系和心理系之间，它有一段复杂的历史，并且长期仰赖于这两个系的师资。 这个委员会见证了从1930—1980年间显赫一时的社会科学范式，即以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为代表的文化与人格研究学派。这个范式并不具备典型的芝加哥风格，而且也缺乏20世纪中叶弗洛伊德心理学那样强劲的势头和地位，现在也已经失去了其早期的活力。
相比之下，社会思想委员会重要得多。社会思想委员会创建于1942年，它的灵感来自当时三位创始人的讨论。他们不满于社会科学堕落为专门的技艺，也对现代社会因为高度科学化、世俗化而丧失伦理价值忧心忡忡。他们希望培养全新面貌的研究生，这些学生不仅擅长思考抽象的理论和道德问题，而且勇于探索现有的经验问题和经验范式，比如当时盛行的经济学的边际革命。
其中两位创始人亦是各自领域的杰出学者——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和堪称同代人中最出色的四五个经济学家之一的奈特(他是现代经济学风险理论的始祖)，第三位创始人是中世纪经济史学家奈夫。
社会思想委员会是由哈钦斯校长本人推动的。和奈夫教授一样，哈钦斯校长怀有强烈的意愿去建立一个和雷德菲尔德提倡的跨文化研究以及奈特提倡的民主化思路都非常不同的研究机构。简单来说，1950年，哈钦斯发现很难将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这样的学者安置在经济系，便将他放在社会思想委员会。
在哈耶克和奈夫的领导下，社会思想委员会迅速将其课程重心放在西方哲学经典上，并且致力于培育一种保守的、同时自由的并且甚至有点反民主化的哲学和政府观。它是现代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根基所在。
我们所熟知的倡导自由市场及政府的朝圣山学会(Monto Pelerin Society)就是由哈耶克和其他人创办的。主要的芝加哥成员有：奈特、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亚伦·迪雷克托(Aaron Director)。可以说社会思想委员会早期是孕育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主要力量之一。当然委员会后来逐渐转向其他领域，包括艺术。但它再没有像前二十年那样如此专注于某一问题核心。
哈耶克
和人类发展系一样，社会思想委员会璀璨的时间也很短暂，但在那一段时间里它的思想是深刻的。当然现在各个系科的杰出教授仍然把一部分时间放在委员会里，但社会思想委员会作为一个思想核心的地位已经不再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社科楼五楼，即奈夫和奈特办公室所在的楼层，芝加哥大学曾经把一间办公室留给了费孝通先生，那是当年他来访美国的时候。芝加哥大学的档案馆至今保留着一封费孝通致罗伯特·帕克的信，信的落款地址就是社科楼502室。
社会思想委员会的这种转型特质在短命的新兴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Comparative Study of New Nations，1959—1976)身上也能看见。与社会思想委员会及人类发展委员会不同，国家比较委员会并没有成为授予学位的研究机构，而且它是由一批年轻人创办的。
这个机构成立的时候，最年长的创始人是希尔斯(Edward Shils，时年49岁)，大卫·阿普特(David Apter)35岁，汤姆·法尔斯(Tom Fallers)34岁，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只有33岁。 除希尔斯之外，创始人都刚来芝加哥大学任教。 阿普特是1958年来的，而格尔茨、法尔斯还有大卫·施奈德(David Schneider)都是被人类学家弗雷德·埃根(Fred Eggan)招过来的。
克利福德·格尔茨
他们几位都是在斯坦福高等研究中心结识的。事实上关于这个研究机构的最初构想就是在斯坦福中心形成的。这也暗示我们，不在场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有一定风险——那一年伯克利三位最出色的人类学家就是通过斯坦福中心而转向芝加哥大学的。
新兴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组织日常性学术活动的方式也很不一样。实际上，新兴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的主要活动是每周的讨论会(seminars)，讨论会主要关注委员会成员的研究工作，也较为定期地邀请芝加哥大学之外的学者参加。
这个委员会从无资金匮乏之苦，其早期的赞助尤其丰厚。委员会的资金主要是由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提供的，这两个基金会在十五年里给该委员捐出超过650万美金的赞助；其中一半的资助用于补助教授，减轻他们的教学负担。在这一时期，参与者可以深入阅读彼此的研究成果。在委员会的最初十年，它开展的讨论会是如此活跃、针锋相对而且强度极高。但是1970年以后，它显然衰落了。
新兴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在讨论会之外的活动主要是通过设立小型的奖金来运作的。基本上该委员会设立的奖金都没有对接受者提出过什么要求。除此之外，该委员会也有针对研究生的一些零星项目，主要是支持研究生完成论文的奖金。
就成果来说，类似该委员会的设置主要的成果就是参与其中的学者所获得的兴奋和在研究工作上的进展。若以在委员会的经费支持下完成的书稿而论，新兴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的成果恐怕还赶不上以纽约为大本营的比较政治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后者是具有大学联合会性质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下设的机构，主持人又是一名产自芝加哥大学的学者加布里埃尔·奥尔蒙德(Gabriel Almond)。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该委员会很好地支持了格尔茨，也因此托起了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最富影响力的这位人类学家辉煌的学术生涯。位列该委员会成员的学者们的成果放在一起是炫目的成就，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它，新兴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非常有助于大变化的产生，但它自己在最初的兴盛之后并无硕果可言。
四、结论
下文将总结一下上述举措对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成就产生的影响。我在前面回顾了三大举措。
第一个举措是芝加哥大学建起了一座无形中贯彻了跨学科互动的社科楼，这可以说是其他若干举措的基础。这一举措在学术的日常经验这个层面上无疑取得了成功，因为它将不同学科持续地整合起来。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家同在这栋楼里面工作的四十多年里面，在其中每日发生的那些碰撞和接触也许是造就社会思想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之原因，而社会思想委员会代表的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在较长时段内的成功。
社会科学研究楼草图
在学术工作最长的时段上——我指的是芝加哥学派代表的时段——这座楼也许提供了甘土，但并没有结出果实。诸多芝加哥学派大部分都是系所的成果，部分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学派的听众是学科。作为学科意义上的学派，它们可以因为跨学科的互动而受益，但却不能作为跨学科的结构而流传下去。
事实上，很难想象跨学科论(interdisciplinarism)可以在长时段上执掌一个学派的生命。能在长时段上有效地跨越学科边界的学术组织恐怕只有区域研究，而区域研究总是因为必备的语言和历史研究能力而被整合起来。
芝加哥大学的第二个举措是一个各方共同指定的课程体系，这个课程体系推进了跨学科的互动，而且促使学者把专业领域内的研究与那些影响更为深广的政治和伦理问题联系起来。毫无疑问，这一课程体系以及与之相配合的教学使知识探索变得更令人兴奋。
这样的课程体系刺激了社会科学学部内专业学者的研究工作，即使不是确定无疑，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人类学家和区域研究学者从本科生核心课的教学中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人类学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可以说就是核心课的一个延续。
但在本科生核心课的教学中最活跃的社会学家——如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和唐纳德·莱文(Donald Levine)——却很难说得上给这个学科留下了很多学术遗产，反倒是那些在芝加哥大学本科生教学中锻炼成长的少数研究生——比如约瑟夫·古斯菲尔德(Joseph Gusfield)——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宗旨传给了下一代学术人。
长期来看，课程建设的源起正是在对专业化知识的制约上。而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和本科生的核心课并无直接的关系，与之相反，这两个学派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大体上拒绝投身于本科核心课教学的学者创造的。
我考察的第三个芝加哥大学的举措是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生项目，其中以社会思想委员会为代表——这些研究生项目培养了一类运用多元的方法进行研究但仍专注于具体问题的新型的学者。
从学术的日常状态来看，社会思想委员会总是充满了极高的学术活力，在研究生中尤其如此。但是社会思想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的学者在代际更替中完成的学科转移意味着他们实质的学术关怀在稳定地变化着。
在中间时段上看，社会思想委员会促成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起飞，但这只是个意外。社会思想委员会一度对经典自由主义文本的重视和经济学的那种具有扩张性的普遍主义比较对路，和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以及其他人代表的政治保守主义也算吻合，而正是哈耶克等人将芝加哥经济学派关于放任自由市场的福音书(gospel of laissez-faire)从经济领域运用到政治与政府中。社会思想委员会之后的主导学者并没有产生这种性质的影响。
从长时段来看，改变社会思想委员会影响力的一个因素是，社会思想委员会拒绝向现有的学科体系妥协，因而其毕业生在寻求教职上不是很顺利。与之相应的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的毕业生在美国和美国之外的教职市场上总体来说表现是比较稳定的。
最后，我们谈到了新兴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一个将教授从教学中解脱出来、将大量时间用于有效的讨论班的委员会。这一做法在日常的学术实践中无疑会提升学者的研究激情和工作效率。这一委员会的确是个令人兴奋的学术组织，它成功地吸引了那些志在研究北美和西欧之外地区的优秀的年轻学者。
从中时段的角度来看，这个委员会也搭建了将其成员与芝加哥大学的核心课体系相联系的桥梁，霍奇森关于伊斯兰社会的三卷本教科书就是一例，这套著作算得上是第一部从学术角度写作的关于伊斯兰社会的综合性历史。
从长期来看，新兴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与极具文化论色彩的人类学的兴盛有着密切的联系，格尔茨还在这个委员会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一取向的人类学努力。格尔茨后来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院，在那里的三十年，格尔茨在研究生中间打造了一个重视文本、具有阐释色彩的人类学。他深刻影响了其行当内整整一代学者，这一代学者的学术关注因而远离了影响他们上一代人类学家至深的社会结构问题。
这个有关成功和不成功的成绩单似乎显示了不同时段上的学术成功之间有着严重的脱节。所有上述举措在短时段上都获得了成功：每一个举措都让知识探究更令人兴奋，让学术工作更有激情，让学者对研究更为执着。但是这些举措并没有转化成为中时段的成功，至少没有让与某一举措直接相关的范式或者核心的理念取得中时段上的成功，许多所谓的成功都是相当有限的——新兴国家研究的范式持续了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成功地成为帕森斯式的现代化范式之外的取向；哈耶克式的保守主义变得只在政治上具有意义，不仅退出了学术领域，而且与社会思想委员会失去了直接的关联。而具有跨学科色彩的核心课实际上令投身于它的学者不再认同于他们的学科。
从长时段上看，我们也许会在两个成功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和社会学——身上看到，它们的成功是因为充满个人魅力的学者导师不间断地出现，这些学者导师将研究上的成就和指导不同背景的研究生的能力融为一体。
从奈特到弗里德曼、从斯蒂格勒到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的传承在芝加哥经济学派那里看得很清楚。自1930年代开始，芝加哥经济学派就不乏这样的学者，而和这些学者们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理念——从风险(risk)到货币主义(monetarism)，再到估算定价(imputed pricing)——无一例外都是影响了整个学科的理念。
同样，芝加哥社会学派也建立在从托马斯(W. I. Thomas)到帕克、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再到埃弗雷特·休斯(Everett Hughes)、詹诺维茨的传承，我亦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传承中的一环。在这个传承中，我们也能看到研究上的贡献和有效的教育能不间断地持续。
但社会学派的传承和经济学派的传承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着自觉的学习传统的意愿，这一传统在理论上的多样性和经验研究上的丰富性是并存的。社会学派和经济学派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芝加哥社会学派对某些学者来说意味着城市民族志（这也是帕克当年带到燕京大学的那条线索），它对另一些学者来说意味着社会心理学，对另一些学者来说还可以意味着生态学。但与此同时，有些学者致力于发现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核心，例如安塞姆·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涩谷户松(Tomatsu Shibutani)和我本人。
这么一来，真正的问题则是，如果上述级别的学者导师能够稳定地出现，那么在学术的日常活动里的那些举措，比如一栋新楼，比如一个委员会，比如一个学院，对这个目标会如何产生影响。
研究和教育的结合似乎是最重要的。在长时段上获得成功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都是因为有伟大的理念和培育了执着于这些理念的年轻学者。因此，从长期来看，只着眼于研究的措施并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
在我个人看来，芝加哥大学最成功的或许就是像社科楼这样的举措。它将诸学科的距离缩短却没有让它们走得过近，它给这些院系以支持的同时也给它们压力。而且，这个学部的规模并不大——整个学部开始的时候只有七八十人。
学者吃茶点和喝咖啡的状态乃至他们如厕的状态都是他们真实的一部分，学者们带来的竞争同样也不能无视。核心课或各种委员会就像是令人兴奋的小岛，它们都可以开启或长或短的学术刺激，但是成就了学派的那种卓越属于在一个充满期待和挑战的环境中日复一日的教学和研究。
对我来说，北大文研院迈出了这方向上的一步。我深信文研院会孕育出像芝加哥学派一样的学术群体，我和在座的各位也都希望看到他们和未来的芝加哥学派相互砥砺。谢谢大家！
[1] 对芝加哥的经济学派和社会学派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因为经济学本身是一门关注当下的学问[presentism]，鲜有严肃探究芝加哥经济学派之历史的著作。在这方面，范·霍恩[R. Van Horn]等编写的著作[Building Chicago Economics, 2013]算得上是现有的最佳著作。对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历史，拙著《系与科》[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 1999；中译本即将面世] 对1998年之前的相关研究有非常详尽的综述。1998年至今还有大量的相关研究出版，不过稍早的文献已可将读者带入这个领域了。关于芝加哥政治学派的历史，请参阅Heaney & Hansen.[2006]. Building the Chicago Schoo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 589-596。由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和施耐德[David Schneid]领导的人类学中的“文化说”革命通常不被视为“芝加哥人类学派”，部分原因在于格尔茨在芝加哥大学只教了十年书，同时也是因为文化人类学是唯一在美国学界存活的人类学形态，因此再将其认为是“学派”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文学批评可以说是在上述学科之外创建了芝加哥学派的代表，读者可在舍恩 [Shereen，1988] 和格罗克 [Groarke，1992]等书中读到有用的材料。
[2] 研究系科排名的文献汗牛充栋，请恕我不在此详细罗列。下列著作都对美国研究生院的系科从学术声誉上进行排名：休斯[R. M. Hughes]在1925和1934年的著作、凯尼斯顿[H. Keniston]的著作、卡特[A. Cartter]1966年的著作以及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于1995年发布的报告。
[3] 近年来，大量的研究是将著作索引[citation]作为数据来进行的，这类研究看似客观实则充满了偏见，因为它们所认为的索引和“知识”之间的关系是很古怪的。可以说，这类研究只不过给出了有关知识的一种表演性的定义——凡被大量援引的就是知识。
[4] 有关芝加哥大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设置”[intervention]，我们有很具体的材料来源。奥格本和格登韦塞[Ogburn & Goldenweiser，1927] 是1920年代美国的跨学科研究的代表。在社会科学楼建成之前，社区研究地方委员会 [The Local Community Research Committee ,1929]代表了芝加哥特色的跨学科学术实践。怀特[White，1930]记录了社会科学楼投入使用之时的讲演，根据这些记录，当年的跨学科情形和今日别无二致——在处理实际问题的同时，社会科学得到了革命性的变革。 十年后沃思[Wirth，1940] 的著作体现了更为清醒的观点，十年之后，沿着跨学科的方向取得的学术进展和纯粹在学科的范围内取得的学术进展已是确凿无疑的两回事情了。最无可置疑的基本后果就是一种新的数量化研究[quantification]从中获得了发展的动力，正如我们现在正目睹社会科学突生了“大数据”趋势一样。
[5] 有关不同学者的办公室在社会科学楼内的分布数据系我本人收集而成，这是我用于研究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楼内的跨学科研究实践的项目的一部分。我对社科楼的办公室从1929年至今的归属以五年为一期，逐期比较。芝加哥大学并没有这方面的正式档案可用，我们必须从芝加哥大学的出版物和电话簿中收集此类信息[感谢助研李天骄在这个项目中的工作]。我曾详细讨论了图书馆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意义，尤其是指出了将图书馆和社会科学研究分割开来之通行做法的负面影响 [参见Library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for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tific Scholarship in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2011]。
[6] 关于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核心课，请读者参阅芝加哥大学现任和前任教职员所著的《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General Education, 1950] 和马克·阿隆 [J. MacAloon] 的著作《社会科学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1992]。
[7] 目前还没有人严肃探究过人类发展委员会的历史，但关于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研究可参阅艾美特[R. B. Emmett] 的著述[例如2013 & n.d.] 以及托马斯[R. S. Thomas] 的博士论文[Enlightenment and Authority：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 and the Ideology of Postwar Conservatism，1927—1950, 2010]。我的学生沃纳[Bijan Warner] 极为细致地爬梳了档案材料，并由此写出了有关“新兴民族委员会”的出色研究[Intellectual Excitement and Inquiry at the Committee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 Nations, 1959—1976, 2009]。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 王利平译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责任编辑 李春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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