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北大文研讲座91】孙歌：明治维新的思想史意义

文研讲座91

2018年6月21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九十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明治维新的思想史意义”。文研院访问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孙歌主讲，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主持。

孙歌教授

孙歌教授首先在历史学意义上对明治维新的基本轮廓作一勾勒。通常，明治维新被认为是经由1867年12月宫廷政变，并在次年1月由江户德川幕府将权力交还给京都日本天皇的事件。然而在此之后，京都王宫官军与江户一部分幕府军队开始斗争，引发了为期一年多的内乱，后以幕府军队的失败告终，狭义上的明治维新正式开始。

随着殖产兴业、改革土地制度、废除武士特权等一系列重大改革的进行，近代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第一波完成，日本作为近代国家开启了其后的历史进程。

描绘1853年黑船事件的版画作品《马休·佩里一行登陆》

讲座伊始，孙歌教授在思想史意义上对明治维新进行线索梳理。

自1853年佩里来航，尊王攘夷成为江户幕府与京都宫廷的共识。但由于在攘夷方式上有倒幕攘夷与公武合体两种路线，最终引发了1864年的禁门之变——主张倒幕攘夷的长州藩军队被由萨摩藩为主的幕府军队在皇宫禁门外全歼。

黑船事件中的萨拉托加号（左）和萨斯奎哈纳号（右）

然而，作为当时实力最强、装备最现代化的萨摩藩与长州藩却在1866年签订了联合密约，由土佐藩的两个下级脱藩武士坂本龙马与中冈慎太郎作为调停人。孙歌教授介绍，实际上，在禁门之变时萨摩藩西乡隆盛已有联合的想法，他才是萨长联合的真正主导者。

坂本龙马（左）与中冈慎太郎（右）

随后，1867年，以京都为中心的日本大范围地区开始出现民众非理性、大规模的“狂欢”。老百姓涌入大街小巷，编造猥琐淫秽的歌词，吟唱小曲“那也不错啊，无所谓呀”，并配以狂乱的肢体动作。孙歌教授将其描述为“失控的广场舞”。

有日本史学家认为，这样的“失态”传递了老百姓的不满。孙歌教授则认为，民众的不满更多地体现在自黑船事件以来掀起的大大小小的“一次性”暴动中，诉诸于武力，并带有明确诉求；而“狂乱”式的情绪爆发，更可能是那个时代找不到判断标准的情绪性反映。

日本王政复古政变之后，这场狂欢才逐渐停止

当时流传的俗语“胜了就是官军，败了就是贼军”，与翻译成中文后“王”与“贼”位置相对确定的含义不同。这句日文俗语展现的是一种谁胜谁败都无所谓的态度，进一步佐证了当时判断标准丧失的情况。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他们目睹的正是打着不同旗号的两股官军厮杀又和好这样“官贼不分”的局面。

孙歌教授认为，包括公武合体与倒幕运动在内，这一时期的种种主张和后续变化也都使得整个局势富有歧义，似乎每一种选择都有可能性，但哪种是正确的却不得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治维新开始了。孙歌教授补充，明治维新成功后，表面上是权力从幕府移交给天皇，事实上是将权力交给了几个强有力的藩组成的新政权。

表现明治宪法颁布的浮世绘作品

接下来，孙歌教授重点介绍本次讲座所论及的福泽谕吉《丁丑公论》与《论人穷志不短》两篇文章中提到的三位重要人物——胜海舟、西乡隆盛与榎本武扬。

作为江户幕府重臣的胜海舟（1823-1899）是极富远见的政治家，在幕府还未衰落之时便率先建立了日本第一支现代化意义上的海军。榎本武扬（1836-1908）是海军的将军。西乡隆盛（1828-1877）是鹿儿岛下级武士出身，骁勇善战，率领的萨摩藩是江户幕府最主要的军事力量。

西乡隆盛（1828-1877年），日本幕末的萨摩藩武士

军人和政治家，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

西乡隆盛带领军队围剿幕府，与胜海舟谈判最终使江户无血开城，榎本武扬在无血开城后顽强抵抗了近一年，后被明治政府招安。以上三位成为了明治时期的重要谋臣。

孙歌教授又介绍了几个与此相关的重大事件。第一件事是1871年完成的废藩置县：废除原有261个藩，建立3府72县。之前的日本是武士所代表的士族所统治的封建社会，废藩废除的就是武士的政权，从而完成中央集权的政治建制。

完成废藩置县后，同年11月，琉球有66名渔民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牡丹社原住民所杀。为争夺对琉球的控制权，当时实际掌权者西乡隆盛向美国和英国征求琉球是日本所辖之县的证明。可见，当时日本的国事多向其征询意见，其外交权的行使对象也只限于中国和朝鲜半岛。

第二件事是1872年征兵令的发布，武士特权被取消。

幕末武士

第三件事是1873年明治政府内阁就西乡隆盛主张征韩发生分歧，导致内阁分裂，西乡隆盛率亲信下野。有趣的是，下野后，明治政府照常给西乡隆盛和其部下发放津贴，对其所在的鹿儿岛县亦给予特殊政策扶持，使得西乡隆盛的政治角色变得十分暧昧。然而，1874年明治政府便宣布出兵台湾，发动对外战争并向清朝政府索赔。孙歌教授就此评论道，这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四件事是1876年废刀令的颁布，激起武士强烈不满，加之农民负担过重，于是社会动荡，冲突不断。

第五件事是1877年西乡隆盛在西南战争中惨败后自杀，明治维新就此落幕，日本变成中央集权的强政府。

福泽谕吉（1835-1901年）肖像

摄于明治20年（1887年）

福泽谕吉于1877年写作的《丁丑公论》与1891年写作的《论人穷志不短》直到1901年才得以面世。

两篇文章在结构上采用独特的复合型，即开头先列出一个与自己主旨相反的说法，随后展开驳论。如福泽谕吉首先列出一种说法，“大凡为人，无不施行己所欲之事。此乃专制之精神也。故云专制为当今人类之性可也。为人如此，政府亦然。故政府之专制不可责问。”而后引出对文明的认识，强调抵抗专制的意义，从而认为西乡隆盛起兵乃其抵抗精神之彰显。

孙歌教授指出，在这样的论述结构中，人们常常忽略福泽谕吉的论述前提，即抵抗是发生在不可避免的情形之中，其强调的重点在于专制与抵抗两者是平衡和对抗的关系。

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也曾指出，文明是一种社会风气，核心在于有诸多相互对峙的平衡关系。同时，福泽谕吉指出社会的错误不在于他们对西乡隆盛的批评，而在于舆论的一边倒。

文久2年（1862年）的福泽谕吉

对于品行问题，福泽谕吉先列“若破坏大义名分对抗政府，学者之议论对其姑息，则人民品行一落千丈，将阻塞廉耻节义之源”之言，后展开驳论“然今之所谓大义名分，只在唯唯诺诺恭行政府之名。自身品行破廉耻之甚者，只须听从政府之命照章办事，即可成全大义名分。故大义名分不足以成衡量一身品行之准绳”。

此外，福泽谕吉对西南战争爆发时武士阶层的反抗与自由民权运动合流的现象进行分析，认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及武士阶层的一系列“不成熟”状态蕴含了“成熟”的可能性，需要在历史上准确地记录它们的状态，而非在价值观上进行简单判定。

孙歌教授总结道，《丁丑公论》的基调是福泽谕吉的“抵抗”，抵抗的是严酷的言论管制。但与此同时，福泽谕吉公开发表的文章均在强调以国家为中心，这也体现了福泽谕吉所言的对峙的平衡。立国先立人、欲使国家文明则使风气文明的逻辑也在其文中一以贯之。

福泽谕吉在著作《劝学篇》开篇第一句即“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在庆应大学东馆门口刻着这句话的拉丁文

以相对主义为出发点，福泽谕吉认为，立国本为私情，但爱国忠君却是现实之公道，这是理论上之私情变为现实上之公道的过程，并且忠君爱国只有在国事衰微之时才成其公道。

福泽谕吉对胜海舟与榎本武扬多有批评，认为胜海舟丧失了日本“人穷志不短、抵抗到底”的美德。孙歌教授认为，福泽谕吉不是在对日本政治进行现实分析，其所言人穷志不短的负隅顽抗在事实上不一定能行得通——他只是在鼓吹一种民间的抵抗精神，而这也是他在进行道德启蒙和文明观启蒙时反复坚持的论点。

福泽谕吉的著作《文明论概略》，1875年发表

该书共十章，书中阐述文明涵义

孙歌教授重点抽取了《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谕吉提出两个重要关键词，一为“积习难改”，一为“权力偏重”。

权力偏重是日本老百姓最为严重和有害的积习，该权力包括政治、社会舆论等占主导地位的势力，比如舆论的一边倒、舆论附和政权都是权力偏重的表现。要摆脱这个积习才有可能打破一元化的现实格局和思想格局，建立多元碰撞和交锋的局面，以促使社会活力涌流。福泽谕吉认为思想上的自由不会妨碍现实的秩序，只会让现实更为丰富。

孙歌教授认为，《丁丑公论》与《论人穷志不短》两篇文章看似是对三个人物的评价，事实上是文章写作策略使然。福泽谕吉用最彻底的方式，把在《文明论概略》中无法直接言明的内容道出——以否定的方式开始，再进行相对的肯定论述。

二元对立的思维对于解释日本政权转移的利害和结果已然失效，只有以福泽谕吉这种复杂的方式才能切中让老百姓无所适从的社会局面。福泽谕吉认为，弱势人的声音总会被磨灭。因此，弱势人必须彻底抵抗，才能使不同声音进行交锋。当交锋变成风气，社会就变得文明了。

孙歌教授介绍，福泽谕吉还有一个独特的判断，即不管在国内还是国与国之间，只要形成敌对就是敌我的关系，其前提就是上述所言的立国是私不是公。对于福泽谕吉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立国，而在于是否有人穷志不短的立国之本。

孙歌教授认为，今日之日本，虽不能说是徒有其名，但却不是完全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独立国家。因此，福泽谕吉在当时给出的警告对当下日本仍有意义，对中国来说亦有启发。

纪念福泽谕吉的“雪池忌”

孙歌教授总结道，福泽谕吉这两篇文章中所提及的抵抗精神本身比其词语表面意义更为丰富与复杂，是其反对一元化专制的社会理念的体现。尽管他本人没能最终坚持并完成，但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论述方式。我们从中导出了更多分析的视野与可能性，这对中国知识界恰恰是陌生而又必要的。

刘志伟教授随后表示，中国没有出现福泽谕吉这样的思想家，是否因为历史上没有人把他们变成“福泽谕吉”。

孙歌教授回应道，福泽谕吉在两个意义上彰显出了其重要性，一是他对文明论的讨论，这是日本开国至今最基本的焦虑；二是丸山真男对福泽谕吉的解读。随着丸山真男的去世，福泽谕吉又一次淡出日本思想界。重新激活福泽谕吉的方式已经不再是如何转化来自欧洲文明的价值观，而更有可能是如何转换今日所谈的福泽谕吉在这两篇文章中的微言大义。

最后，孙歌教授与在场听众就中日私德与公德等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

责任编辑：石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