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五四与现代中国”分论坛】五四与新思潮 / 五四与新文学
2019年3月30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二期“五四与现代中国”第二场分论坛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科学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参会学者分别围绕“五四与新思潮”、“五四与新文学”两大议题深入探讨。
上半场
五四与新思潮
本次论坛上半场主题为“五四与新思潮”，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风主持。
瞿骏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教授
首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瞿骏发表了题为“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的报告。报告主要围绕五个问题展开。一是聚京知识分子与地方的互动问题。二是何为地方的问题。三是地方读书人如何获得新文化的问题。四是地方读书人的主体性问题。五是作为中心的北京是如何从地方被反观的问题。其中，地方读书人对新文化的获得问题主要围绕《新青年》和《新潮》这两本杂志在地方上的获取渠道与阅读人数两方面展开。
青年时期的胡适
瞿骏老师指出，探讨这一问题的目的在于揭示地方读书人获得新文化的重重限制。当时地方上的读书人，并不能轻而易举地阅读到全本杂志，而只能够通过摘要或文章汇本来阅读新文化有关的文章。正是这些摘要和汇本，构成了地方读书人眼中的新文化的中心。尽管《新青年》是从北京大学发源，后散播各地，但作为主体的读书人有丰富的前史，他们以各种状态与五四运动相接触，这些丰富的前史影响了他们对五四运动的阅读与接受，值得我们去探索与了解。同时，瞿骏老师也表示，五四运动所产生的新文化除了由中心向地方传播外，中心与地方也存在一种互缘的关系。五四运动后，地方出现了大量的学生报刊，这些学生报刊本身的内容或许并不吸引人，但正是它们塑造了胡适等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的基本观感和判断。通过对地方与中心互缘的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看清地方与中心的真正关系。
彭春凌
中国社科院
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春凌发表了题为“人与秩序之思的跨洋环流——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与章太炎的思想”的报告。彭春凌老师指出，本次报告通过对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与章太炎思想进行分析，追溯对五四运动来说极为重要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在严复、胡适等留欧美派之外的另一种进入中国的线索。1902年，广智书局刊行了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著、章太炎译的《社会学》，这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本完整的社会学著作。岸本能武太吸收了以斯宾塞、莱斯特·沃德为代表的英美社会学中关于人与秩序之思的思考，并影响了章太炎的思想。他巧妙地用“非社会性”（unsocial）来对译斯宾塞原作中的“反社会性”（anti-social），对其“社会有机体”说进行再编。此举有利于让个人主义传统不发达、珍视社会秩序的东亚儒家社会逐渐接纳斯宾塞的思想。章太炎也从岸本的《社会学》中领悟到，人类兼具乐群和非社会性两种属性。岸本提供的“非社会性”、“消极”等论说，进一步使儒学观念中不甚光彩的“废”、“隐”等逃群举动获得价值正当性，章太炎更从中升华出“以不作为为作为”的“抵抗政治”。在彭春凌老师看来，在英美中日各自饱含冲突危机的时刻，这些“社会学”理论的产生都反映了著译者通过解析“人”来再造秩序的憧憬。而在维多利亚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斯宾塞式个人主义假道明治时期的日本，曲折登陆中国，除了借由岸本能武太影响了章太炎外，还借由夏目漱石影响了鲁迅、周作人兄弟。
1906年出版《訄书重订本》卷首之章太炎像
成玮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成玮发表了题为“新旧之间：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思想结构与民国学术”的报告。1914至1919年，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后将讲义集结成册，是为《文心雕龙札记》，其思想主体是“为文之道，本乎自然”。这里的自然包括文体和修辞两个部分，二者共同合力，形成了文章的风格。
黄侃批校文心雕龙札记讲义合订本
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也与新文学对话，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其一是语法。黄侃认为，理解一篇文章只需搞懂字句的意思，语法的意义不大——这与《文心雕龙》从整体到局部阅读方法正好相反，表现出其对传统文学语法问题的批驳。二是用典。黄侃为当时认为用典不恰当的例子作了辩护：典故用之已久，但写作需推陈出新，因此会出现一些有所夸饰的典故。这与他反对过度修饰的整体文学态度有所差别，显示出面对新文化运动关于用典的批评，黄侃需要为用典寻找新的资源。三是口语的地位。正是在关于语言和文字的核心问题上，黄侃在其《札记》中未能组织起有效反击。直至黄侃离开北京南下武汉后，才在后期系统阐述了书面文字相对于口语而独立的理由。成玮老师指出，黄侃对语、文关系的积年讨论为研究黄侃后来对《札记》悔其少作的态度与其思想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实例。黄侃的思想在民国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自然之道”说。黄侃认为刘勰之“道”与儒家全然无涉，尽管这种划分过于斩截，却在当时取得广泛的影响——这为他所反对的新文学作了观念准备。尽管黄侃站在新文学的对立面，他的思想却为其所用，这也从侧面展现出了民国知识界的复杂动态。
应磊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所
博士后研究员
接下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应磊发表了题为“现代觉音：太虚法师、《觉社丛书》及其回响”的报告。应磊老师首先介绍了觉社与《觉社丛书》。五四运动同时期，汉传佛教界一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1918年觉社的创立及《觉社丛书》的出版。觉社的灵魂人物是太虚法师。应磊老师随后介绍了民国初年佛教印刷文化异军突起、大量出现的情况，并由1922年佛化青年团的建立指出，一个新的改变面目的佛教完全可以与现代社会兼容，而借助印刷文化与新兴佛学院等媒介，汉传佛教徒也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的参与者。
太虚法师
随后，她将研究上溯至佛教新青年的精神源头——太虚法师，并对佛教与五四启蒙的关系进行探讨。太虚法师将投身革命与复兴佛教同时并行，成为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员力将，并在1918年与觉社成员共同创立《觉社丛书》。最后，应磊老师提出了两点总结性的观察。一是佛教印刷文化与主流印刷文化的边界很难划定，并非明确范畴。同时，也不能单纯将太虚视为一个佛教人物，体制内和广义上的佛教徒均活跃在现代中国文化核心的前沿，参与了现代社会思想文化变革。二是不能简单说佛教徒参与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民国佛教期刊的勃兴不应仅仅被视作新文化运动的佛教版本。自晚清到民国，佛教印刷文化在根源上和整体上所凸显的“觉”的意识先于五四运动，孕育并推动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一股关键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姜涛作评议。他肯定了瞿骏打破一般意义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单向性解读，回到五四时期人的感知状况的研究方法。姜涛老师认为，除了地方上的差异性，作为中心的北京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差异，因此并不存在假象意义上的中心地带。姜涛老师充分肯定了彭春凌研究中的跨洋环流的视域和对社会与个人关系问题的讨论。对于成玮的报告，姜涛老师则充分肯定了他在研究《文心雕龙札记》内部结构上的突出性贡献，并认为，在理论的对读之外，也可以更多着眼于当时的历史场域进行研究。对于应磊的报告，姜涛老师指出，有关佛教传播与五四之间的关系的探讨，需要重构一个新的历史性的视野。
下半场
五四与新文学
本次论坛下半场主题为“五四与新文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主持。
季剑青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
研究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究员季剑青作了题为“国家与道德：民初共和危机与新文化人伦理关切的发生及展开”的报告。首先，季剑青老师讨论了民国初年关于国家道德问题的理论的发生问题。民国初年，知识阶层出于对政治动荡和社会失范的忧虑，普遍陷入道德焦虑之中，这种忧虑背后是国家有机体说的影响，即国家是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的有机的结合体，二者缺一不可。从这种观念出发，梁启超等进步党背景的知识分子发展出“国性”论述，试图以儒家传统为资源，为共和国家建立道德基础；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会，则寻求通过宪法，将孔教确立为国教。
随后，以蓝公武、吴贯因为代表的进步党知识分子也对是否应该以传统道德为立国之本的问题进行了反思，认为应该建立与共和国家相适应的新的伦理道德。共和国体能否与中国的道德传统有机结合的问题，在张东荪、章士钊等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作为理论前提的国家有机体观念也受到了挑战。张东荪将国家人格化，认为国家是人民意志的结晶。章士钊则反对国家的个人性与精神性，认为政治体制的建设最为重要。在陈独秀、高一涵、李大钊等新文化人看来，儒家道德传统则成为了与共和国体完全不相容且必须被抛弃和否定的对象。建立在国民权利基础上的国家观念也取代了国家有机体理论，成为新文化人的主流认识。高一涵在理论上对国家有机体说进行了深入讨论与批判。陈独秀则认为，孔教和共和国政体完全不相同，要想承认共和国体就必须要完全抛弃和否定孔教。季剑青老师指出，如果说在历史事实的层面上，作为伦理道德体系的孔教是传统政治的基础，是渗透到中国传统社会、礼俗和文化之中的精华，那么在价值立场上对孔教的否定就必然导向对中国传统的整体性否定。正是在这里，“五四”新文化人吹响了全面反传统的号角。
袁一丹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发表了题为“新大陆的旧文苑——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的报告。袁一丹老师指出，关于文学革命发生史，最有意识的建构者无疑是胡适。本次报告主要围绕文学革命的胡适叙事展开。报告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胡适文章《逼上梁山》背后的史观之争。《逼上梁山》实际上是胡适对陈独秀“文学革命是由产业发达、人口集中决定的”这一观点的反驳。胡适与陈独秀在1923年有过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论战中，陈独秀持唯物史观，认为经济是历史解释的最后之因；而胡适则持多元史观，他认为历史的解释并不能找到最后之因，只能从多元的部分中寻找到个别之因。报告第二部分还原了文学革命之前留美学界的整体氛围。当时留美学界，重实学、轻虚文是普遍风尚。在当时留美学生的整体氛围之下，胡适走向文学其实是一个特殊的选择，在胡适文学革命起始的宣言之前，留美学生圈中科学救国的强势话语对胡适的文学革命始终有着强烈的压迫感。在报告第三部分中，袁一丹老师考察了胡适《去国集》的修改与编订过程。通过对胡适诗歌《自杀篇》的分析，她表示，胡适的诗歌具有缺少感情、以说理取胜的特点。胡适对作为其文学革命宣言的《沁园春·誓诗》曾进行过长达十次的反复修改，却最终采用了最初的原稿。词中唯一没有改动的句子“更不伤春，更不悲秋”则反映出，胡适文学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杀掉伤春悲秋的抒情主体，将其变成“制天而用之”的科学狂奴，显示出尽管胡适的文学革命是被科学救国的强势话语催逼出来的，却处处显示着科学狂潮的痕迹。
张丽华
北京大学
中文系副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丽华作了题为“鲁迅、曼殊斐尔与文学现代主义——以《幸福的家庭》为切入点”的报告。张丽华老师指出，鲁迅《幸福的家庭》是以经过“五四”洗礼的都市青年分子生活为对象的作品。报告中，她将《幸福的家庭》与新西兰小说家曼殊斐尔（Katherine Mansfield）的一篇相似主题的作品——《一个理想的家庭》进行对读，通过对二者关系的分析来探讨鲁迅在这篇小说中首次使用的现代主义小说技巧及其在《彷徨》的后续作品中的表现。曼殊斐尔在文学史上以短篇小说而著称。1923年，徐志摩最早翻译了《一个理想的家庭》。在文章中，曼殊斐尔大量使用了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并运用了场景闪现的手法。在翻译过程中，产生了风格的偏离与文体的协商，这突出表现在徐志摩对小说中内心独白的翻译，也影响了鲁迅的写作——鲁迅阅读的文本是经过徐志摩翻译过后的。张丽华老师指出，《幸福的家庭》中具有三重对话：一是关于人物思想话语内在争辩的“微型对话”；二是通过场景闪现，主人公真实自我从与虚假自我的对峙中脱离出来的大型对话；三是人物思想“独白”与叙述者“叙述”之间的对峙和反讽的“形式对话”。其中的形式对话尤为体现了鲁迅对曼殊斐尔小说中视角转换与内心独白文体的转译与创造。
随后，张丽华老师分析了《幸福的家庭》中所使用的小说技巧在鲁迅的后五四时期的都市小说如《高老夫子》、《伤逝》、《弟兄》中的呈现。她表示，这几篇都市小说中都有鲁迅自己生活的投影，他使用现代主义方式的背后蕴含着其对自己曾经投入其中的五四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反思。最后，张丽华老师总结说，鲁迅的小说就是以文学形式介入不断进行的社会论辩，其中不仅仅有思想的对话性，也有文学形式的对话性——这样的对话不是静态的规则与式样，而是在不断流动、演变和协商中呈现出来的动态事件。
李国华
北京大学
中文系副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国华发表了题为“革命与反讽——鲁迅《在酒楼上》释读”的报告。李国华老师指出，对《在酒楼上》作品的解读是为了解答：该在五四启蒙的框架还是在辛亥革命的框架下理解鲁迅。《在酒楼上》中的主人公吕纬甫不仅仅具有以往研究者所认为的五四运动退潮后苦闷的知识分子身份，还具有辛亥革命的参与者身份。小说中出现的对吕纬甫的同情与反讽实际上来自于鲁迅对辛亥革命的记忆。随后，李国华老师探讨了《在酒楼上》一文中呈现出的革命者与知识分子的分歧问题，并认为可以分出两层：一层是吕纬甫的革命者身份无碍于其知识者身份；另一层则是，吕纬甫知识者身份有碍于其革命者身份——这是具有鲁迅特色的观点。鲁迅认为，知识者本身不是问题，他所否认或批判的是以知识者作为主体形象去重构革命者的形象，且革命者与知识者之间前后统一着。
《在酒楼上》插图：主人公在酒楼上遇故知吕纬甫，窗外是废园的几株老梅，竟在雪中开着繁密的花
接着，李国华老师讨论了《在酒楼上》这一文本所具有的反讽性质。小说开头就显示出不确定性与反讽性。作者鲁迅是居于人物之上的，有意识地控制着小说叙述，非常注重自己与人物的距离。正是在作者的控制之下，才有了故事的展开。作者将吕纬甫拉出了历史的洪流，使得这样一个本不应该出现的人物通过作者的控制打破抒情性的氛围，表现出对知识者将辛亥革命遗忘的一种深沉的反讽。小说的结尾设定在黄昏这样一个处于难以准确定义的临界时刻，表现出作者处于彷徨的状态之中。可以说，小说叙述最终指向是作者鲁迅的自我辩难。
最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进行评议。她对季剑青的报告作了补充，认为可以在谈论国家问题时加入对民国共和国家体制的研究。对于袁一丹的报告，贺桂梅老师认为，报告结尾处可将对胡适的讨论收回到新文学革命的建构层面。此外，贺桂梅老师希望张丽华能进一步阐述鲁迅《幸福的家庭》与曼殊斐尔《一个理想的家庭》这两篇小说在文本上的关联，并表达了对李国华提出的对经典的“变态读法”的浓厚兴趣。贺桂梅老师指出，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存在往后拉伸与往前追溯这两种面相，本次论坛针对的主要是前者。研究五四运动的发生学，是对其进行谱系学式的考察。发生学和谱系学是一种批判性的研究方式，有助于研究者们跳出现代主义和古典主义来研究五四运动，重新讨论新旧关系。
五四留下的精神遗产与思想资源，是一代代学人思考与对话的宝贵财富。除本场论坛外，文研院还将组织举办“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的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回顾缔造了北大黄金时代的新老两代学人，展现他们的学术建设和精神风貌。
点击下图，了解更多关于北京大学“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信息。
责任编辑：黄秋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