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文研读书17】万志英：经济史的写法——《剑桥中国经济史》研读会

文研读书 ｜第17期 

2019年4月24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经济史的写法——《剑桥中国经济史》研读会”。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作引言，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主持。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明孔，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颜色出席并参与讨论。

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教授作引言

中国经济史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心的热点，该领域的成果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俯拾皆是，然而既具可读性又不失学术品味的著作并不多见。万志英教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一书是对中国经济史研究范式和写作体例的全新探索和尝试。该书叙事视野宏大，横跨自青铜时代至20世纪初近3000年的历史，融合了作者本人在中国经济史领域长期深耕的经验和成果，因此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万志英教授首先对本书的写作动机和主要观点作以介绍。他指出，目前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还存在不少偏见和空白。第一是西方学界对中国经济史本身的忽视。西方学者虽然对中国政治制度、法律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经济史的贡献并不显著，甚至没有一本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综合研究。近年来的许多量化历史研究，往往基于中国文献中支离破碎的历史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欧洲学者对中国经济史缺乏基本常识和理念框架，因而也无法评估所用量化资料的质量。第二是断代史研究方法的缺陷。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史的发展趋向与朝代更迭、政治历史的转变并不完全匹配。因此，利用断代史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就存在偏差。与此同时，断代史学者很自然地对自己所研究的时期有所偏重，认为这一时期必定出现了经济革新和商业繁荣，进而造成了结论的局限性。要研究中国经济演变的真正内涵，必须打破朝代史的束缚，根据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加以判断。第三是对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不足。西方经济通史往往过分强调近代和现代的经济发展，而仅用很少的篇幅介绍古代史，也即“现时偏见”（Present Bias）。本书力图从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弥补上述缺憾。

万志英教授着重明晰了加州学派在中国经济史和国民经济学中的意义。自彭慕兰《大分流》一书问世后，学界就基于中西比较的视野，在全球经济史领域展开激烈辩论，也因此促成了很多新研究的诞生。对此，万志英教授指出，加州学派的真正贡献并不在于提出某一种具体的历史解释（如彭慕兰的“大分流”观点），而在于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加州学派的基本原则是，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规律同历史的时间资料结合起来，承认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也尊重历史的鲜活性，从中发现新的视角和结论。

《剑桥中国经济史》书影

万志英教授的介绍引起了与会嘉宾的广泛共鸣。刘志伟教授首先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剑桥中国经济史》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启发很大。首先，该书是一部真正“打通”了通史脉络的著作。以往有关经济史的研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经常从近现代的经济发展向前追溯，却很少关心中国经济的基本原理和长期发展规律。而该书在前三章着墨甚多，重点讲述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经济状况，勾勒出了中国经济理论、经济制度和经济观念的基本逻辑，有助于读者对中国经济史产生基础性、结构性的思考。其次，该书着重强调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史发展的影响。例如，在第七章“江南经济的全盛期”中，作者从财政政策入手论述南宋时期的经济状况，这是一个极具创新性的尝试；第八章“市场经济的成熟”也谈到了诸多社会制度和文化的问题，而非就经济谈经济，对于经济史领域研究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此外，万志英教授还擅长以小见大，借助具体的历史案例讲述宏观经济的面貌。这一写法也是难能可贵的。

刘志伟教授对《剑桥中国经济史》一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本书在讲述明代经济史的过程中，漏掉了明代正统至正德年间的百年历史，而这恰恰是一个打通明代经济史脉络的关键时期。明代经历了从“洪武体制”到嘉靖年间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深刻转变，但以往对此问题的研究要么习惯性地从近代历史向前追溯，要么着眼于南宋至明代的经济逆转，都忽视了这一百年的历史。这是不足取的。此外，作者虽然明确表示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认为市场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推动力这一观点，但在讨论明清经济史的过程中，仍不自觉地将市场作为主要动力，这似乎是明清经济史学者不可摆脱的一大“惯性”。

明代经历了从“洪武体制”到嘉靖年间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深刻转变。

接着，魏明孔研究员发言。他认为，当前有关中国经济通史的著作并不少见，但以300多页的篇幅写成一本中国经济通史，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其中蕴含着作者高屋建瓴的学术框架和扎实的学术底蕴。正如李伯重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所说：“今天的中国是过去的中国的延续，这种联系是割不断的，要真正认识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必须回看过去，从历史中发现今天中国经济奇迹的内在根源。”因此，本书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问世，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与已有的经济通史著作迥乎不同的是，本书采用了专题式的写法重构中国经济史。全书分为九章，每章的题目都是对于所述时代特征的高度概括，读者仅看题目即可描绘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致脉络与核心，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追求。此外，在每章的写作中，作者还根据研究需要，采用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等多种研究方法，展现出吴承明“史无定法”的方法论特征。作者还将欧洲经济史研究的观点和案例与中国经济史的论述巧妙结合起来，令读者耳目一新。魏明孔研究员还就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起点、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路线等具体问题与万志英教授进行了商榷。

何平教授则就《剑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主题和方法进行了讨论。目前有关中国经济史的汉语文本已经非常丰富，那么如何对这本西方学者的著作给予客观公正的定位？何平教授认为，本书的最大亮点在于对已有史学研究方法的突破，即一方面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的过分强调，另一方面也突破了传统的断代史研究方法，还创造性地引入了熊彼特式创新的解读视角，使得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更为丰满而多元化。

在何平教授看来，西方学者的最大优势在于，他们往往在本科期间就接受了全面的通识教育，这对其在后续专门领域的研究大有裨益。而这又恰恰是国内学者的欠缺之处。例如，在研究17世纪白银问题时，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白银短缺引发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进而导致了明代的灭亡。何平教授坚决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这是将现代经济观点粗糙地套用到了历史上，以为货币可以引导经济的走向。事实上，中国古代长期实行双轨制货币体制，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与市场、与白银货币并不发生关联，因而以通货紧缩解释明代灭亡未免牵强附会。这说明经济学出身的学者对中国历史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和了解。而另一方面，历史学出身的学者在研究货币、金融等专业问题时也不免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由此不难看出，通识性的知识结构和思维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格外重要。

清四川“荣兴楼”十两银锭

随后，周建波教授发言。他指出，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和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中国学者的史料丰富，侧重于对史料本身来龙去脉的分析；而西方学者的理论框架性、概括性强，侧重于用很短的篇幅讲述宏大的历史场景和深刻的结论。万志英教授的著作看似引证史料并不丰富，实际上是从大量文献中抽象出极为精辟的论述，给中国学者以很大启发。

周建波教授还结合自己近年来的研究兴趣，与万志英教授就本书第四、五章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首先，本书批评了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的观点，即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促成了豪强与依附民之间的相互扶持。周建波教授认为，谷川道雄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社会愈是动荡，人们的危机感就愈强，也就更加需要关心、帮助别人，由此形成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命运共同体，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也有所反映。其次，本书认为在隋朝时，均田制在南方并没有广泛展开。则其实不然，均田制至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这是因为，均田制是一个实行了三百余年的大型土地改革，与屯田制仅仅着眼于荒地和流民不同，均田制将现有土地也纳入到管理体系之中，这背后是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因此在隋唐国家力量日益壮大的背景下，均田制理应得到了大范围推广。再次，在本书第四章“豪强社会与庄园经济”中，作者重点描绘了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状况，即“贵族庄园经济”；而周建波教授认为，无论是王室庄园、贵族庄园、寺院庄园，其管理原则和运营方式都是一致的，即人身依附关系强、自然经济色彩浓。因此应将这些经济形式统一于“庄园经济”概念之下，不应割裂开来。

颜色副教授也发表了对《剑桥中国经济史》一书的看法和思考。经济史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宏观来看，包括人口、资源、生产力等；从中观来看，包括农业、工业、贸易等；此外还有很多微观和具象的主体。如此庞大的研究范畴，本身就给学者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万志英教授的这本新作进一步延拓了古代经济史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即不仅关注于财政、货币、土地这三个热点领域，而将更多的因素考虑进来；其中关于生产率、市场经济等问题的探讨，涉及了近年来学界的许多前沿研究，具有极强的学术创新性和开拓性。

颜色副教授也对本书的后续更新和补充提出了建议。第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应当具备较强的问题导向，这其中既包括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等大问题，也包括许多具象的小问题。倘若能够在书中的每个阶段、每个专题中介绍与之相关的问题或讨论，那么在叙事逻辑上将更为浑然一体。第二，本书对于明清时期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介绍较多，而对此前历史时期的联系则着墨较少。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尝试从青铜时代开始，简要勾勒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特别是对人口、可耕地面积、经济规模等进行估测和衡量。第三，本书虽然涉及了与经济生活相关的制度因素，但主要关注正式制度，缺乏对非正式制度的描述，而后者对于明清经济转型具有关键性影响。第四，本书将1900年作为历史叙事的终点，但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等事件与20世纪的近代化、工业化紧密相连。因此，以1900年结尾似有不合理之处，选取19世纪中期作为结尾可能更为适当。

研读会现场

与会嘉宾逐一发言后，万志英教授还与在场师生就重商主义的内涵、明清时期的非正式制度、货币在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他指出，《剑桥中国经济史》的出版并不代表这一领域通史研究的结束，而恰恰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希望后继学者能够从此书中获得有关中国经济史的有益启示，并完成更多富有创新性的研究工作。

最后，李伯重教授总结发言。他提出，现有的经济史著作，要么是专业写作，内容力求精深，只有同行能产生共鸣；要么是教学写作，内容力求面面俱到，提供给学生全面的知识体系，但可读性并不强。彭慕兰教授的《大分流》之所以引起广泛讨论，就在于其内容不仅能够获得史学界同行的关注，也引起了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的高度热忱。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必须兼顾论述的学术底蕴和可读性。万志英教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一书正是一个成功的尝试，并将带给中国学术界更多、更新的思考和启发。

责任编辑：王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