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孙歌《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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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院自创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跨学科交叉合作，为知识积累和思想创新提供学术支撑。近年来学界不少新著出版，其中一些书的想法或在文研院萌生，或曾在文研院得到了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反复讨论。文研院微信公众号为此设立“新书推介”栏目，对和文研院有关学者的学术出版情况进行追踪和介绍。本期推介，我们选择了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孙歌的新著《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孙歌老师精心准备，为文研院公众号“新书推介”栏目录制了音频，介绍该书的结构与写作心得，敬请收听。

《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作者：孙歌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目  录

写在前面

第一章　亚洲意味着什么

两条思路：亚洲是否存在？

两条思路的接触点

京都学派的亚洲论述

《在亚洲思考》的定位与它所揭示的问题

附录

“亚洲”到底意味着什么

——《21世纪经济报道》访谈

Art Review Asia 访谈

亚洲的普遍性想象与中国的政治叙事

第二章　东亚视角的认识论意义

中国社会既定的东亚视角及其问题性

现代历史过程中东亚内部的不均衡状态

冷战历史与东亚的关系

后冷战时期的历史视野与东亚叙事的思想品格

关于后东亚论述的可能性

附录

如何思考东北亚的战后

——高句丽问题引发的思考 /188

横向思考的东亚图景

——评白乐晴《分断体制·民族文学》与白永瑞《思想东亚：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

民众视角与民众的连带

第三章　创造新普遍性

第四章　寻找亚洲原理

讨论亚洲范畴所面临的现实与理论困境

通向亚洲的理论路径

亚洲原理的历史内涵

作者介绍

孙歌老师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2015年退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思想史。曾任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客座研究员、实践女子大学文学部特别研究员、东京外国语大学地域文化研究客座教授、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科客座教授、京都大学文学部客座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中国学科、日本学科客座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韩国延世大学国学院客座教授、首尔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台湾大学高等研究院访问研究员、台湾交通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学者等。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2002）、《竹内好的悖论》（2005）、《文学的位置》（2009）、《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2010）、《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历史与政治》（2011）、《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2017）等。

写在前面

本书记录了我迄今为止“寻找亚洲”的过程。   

记得在一个以亚洲为主题的讨论会上，对于我“寻找亚洲”的说法，有位学者俏皮地反问：为什么要寻找亚洲？亚洲丢了么？ 

亚洲这个地理区域当然没有丢，不过发生在这个地理空间内的历史过程，却饱含着各种“丢失”。近代以来，亚洲经历了一个被殖民被侵略的过程，丢掉的不仅仅是领土主权、物质资源，还有精神与文化传统乃至主体尊严。曾经丢掉的，有些已经重新回归，有些却可能很难找回。

但是，这并不是我试图“寻找”的内容，虽然，这一切“丢失”都是我寻找的起点，是我作为一个亚洲人感受到的历史性屈辱所赋予我的内在动力；虽然，寻找并不是为了回到过去、恢复旧貌，也不是为了确实地占有某种对象——那样的“寻找”，并不具有思想功能。

我试图寻找的，是一个可以成立的论述范畴。亚洲被西方作为他者加以命名的起点、亚洲的多样性与开放性、亚洲在近代以来不得已接受的西方内在于自身的被殖民过程、亚洲无法以自足的逻辑整合为统一体的现实，这一切一直是困扰着人们的理由：一个不能被整合的对象，一个无法把西方置于自己外部的区域，尽管经历了反殖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但是它明显的非自足性，以及无法被整合的多样性，如何能够支持自身成为一个独立的论述范畴？

孙歌老师在“作为‘同时代史’的中国革命 ——木山英雄 《人歌人哭大旗前》研讨会”上发言

最初让我关注亚洲问题的，是我对日本思想史的阅读。而我最初感到困惑的，也正是这个亚洲无法自足性地整合的问题。在直观意义上，这是我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障碍。一个同样直观的事实是，尽管这个范畴明显地并不自足，它却在历史上承担过重要的功能，并且在今天越来越具有现实能量，这是促动我在知识上对它进行探讨的原动力；但是在进入日本思想史阅读之后，我却逐渐不再执着于这个困惑，因为有一些更吸引我的问题，开始随着阅读的扩展逐渐浮现出来。这也正是本书第一章所讨论的脉络。   

想起来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这篇最早题为《亚洲意味着什么》的论文，在发表之后得到了一些意见反馈，我后来又进一步补充和修正；说起来，这是一个老文本，我早就把它放下了。但是，在这个文本写作的过程中，有一个真实的感觉却存留了下来：我在试图汇集日本现代思想史上林林总总的亚洲论述的时候，强烈地感觉到无法用一个笼统的归类方式来表述它们，也无法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来呈现它们。为了让读者不会产生混乱，也因为我没有更为精致的分析工具，所以，在这篇最初的讨论亚洲的论文里，我试图完成的工作仅仅是对日本亚洲论述的基本类型进行整理。我把日本近代以来的亚洲论述，大致地归纳为作为符号（认同、理念、意识形态）的亚洲观念与作为实体（地域、风土、空间）的亚洲观念两种基本思路，并且特别指出了后者在建立关于亚洲一体性论述时所蕴含的否定态度。在这个整理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除非我甘愿放弃那些最为吸引人的独特性，否则，建立一个严整划一的亚洲论述或者东亚论述就是不可能的。    

从和辻哲郎的风土学到梅棹忠夫的文明生态史观，从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到当代重建亚洲论述的日本知识群体，延续了一条与作为符号的亚洲观交错而富有张力的思路，这就是亚洲概念的空间性格。所谓空间，并不仅仅是一个与时间相对的抽象概念，它是以实体为基础的；地理学研究证明，任何一个地理空间都是不同的，在地理学里寻找同质性要素，将是一个毫无趣味和鲜少发现的研究方向。有抱负的地理学家，通常是寻找那些富有个性的地理现象进行研究，而不是在研究的初级阶段止步，仅仅满足于寻找所谓普遍规律。    

不过，在写作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尚未从这个近年来才开始关注的角度入手，而是跟随着亚洲实体性的思路追问亚洲的一体性。把亚洲作为文明符号的载体，基本上可以绕开亚洲在实体空间层面的多样性和显著的差异性，也可以由于对抗西方霸权的目标而忽略亚洲与欧洲在地域上的连接、融合以及由此而来的相互渗透过程；所以从福泽谕吉、冈仓天心到竹内好，都可以在理念而非实体的意义上面对“整体性的”亚洲，并把它理解为一个可以独立论述的对象。而在另外一个论述脉络里，以人文地理空间为基础的亚洲论述，则更多地关注到了亚洲“无法整合”的特征，并试图寻找解决方案。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当年京都学派的论述，虽然处在政治不正确的时代状况中，但是宫崎市定的交通史观、高山岩男的主体与自然关系的论述，都指向了如何摆脱一般化地统合亚洲，追问不同地理空间中历史时间内涵这样一个方向，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视野，也提供了把符号化亚洲论述相对化的功能。    

时隔多年再来看我第一篇讨论亚洲范畴的论文，我开始注意到了自己在起点上无意识地追问却没有能力深入的问题，当最初把这篇论文命名为《亚洲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范畴在认识论上的自相矛盾：在潜意识里，我尚且不能摆脱关于普遍性的一元化理解，因此，并不能够在和辻哲郎的风土学、宫崎市定的交通史观和高山岩男的历史地理学视野中提取更为深入的可能性，通过对亚洲这一多元化实体空间的开放性讨论，建立对于人类历史多元性的知识感觉。    

对于普遍性的一元化理解，并不是没有价值的认识论。人类概括事物的基本能力，正是从这里起步的。只是当这种理解方式被绝对化为理解普遍性的唯一模式时，作为认识论，它发生了以偏概全的问题。更何况，通行的普遍性论述模式与近代史上西方的殖民扩张过程有着潜在却又相当直接的一致性，所以，看似抽象的哲学命题，内涵了难以化解的内在历史紧张。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以来，第三世界国家逐渐从反抗帝国主义殖民霸权的现实抗争发展到主体性地登上国际舞台，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建立新的普遍性与如何确立主体性一起成为新的历史课题。在写作上述那篇论文的时候，我面对的问题是日本在20世纪的亚洲论述变迁与传承的历史，但是其深层的问题，却是一个是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两难。日本在20世纪前半期，走了以西方为模本的武力“对抗”之路，彻底失败了。整个20世纪直到今天，从现实结果上看，日本国家仍然把自己绑在西方的战车上。但是，日本的思想界并不那么简单，姑且不谈日本社会几代人在反省战争责任方面的一贯性努力，即使是那些并未直接对日本代表亚洲的霸权性侵略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知识分子，诸如和辻哲郎和京都学派的著述，都包含了比侵略意识形态远为复杂的要素。到了1990年代初期《在亚洲思考》结集出版的阶段，思想史中这些不能被回收到侵略意识形态中去的潜在生产性要素，被新一代学者以非直接的方式转化为新的视野，并产生出新的成果。    

当年以冈仓天心和竹内好为代表的亚洲对抗西方霸权的论述，也经历了一个静悄悄的发展过程。在冈仓的亚洲论述里，亚洲的实体性得到了强调，而亚洲的符号性则以实体性为基础；到了竹内好这里，亚洲并不是符号，而是“方法”，这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飞跃。对于竹内好而言，人类是等质的，所以并不存在整体性和排他性的亚洲，存在的只是主体形成的过程。竹内好所说的“方法”，当然并非是方法论，而是主体构成的机能性。竹内好没有强调亚洲的地理空间性，他只是在主体形成过程的意义上，赋予了亚洲以西方所无法完成的功能——去除霸权政治的不平等，把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个地域的思想转变为真正属于人类的思想遗产。或许，竹内好几乎是本能地意识到，建立亚洲的主体性，不仅需要排除把亚洲视为实体的“去殖民”思路的干扰，而且需要建立新的多元普遍性论述。主体形成与新的普遍性意识的建立，是同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借助于亚洲的历史才能完成。

竹内好

冈仓天心

无论是强调历史地理学的多样空间意识，还是强调主体性形成的平等价值，“亚洲”都十分自然地成了载体。这也是我追问“亚洲意味着什么”的理由：一个明显并不自足的地理范畴，却承载了如此多重的历史和政治内涵，它是不是必要的、为何是必要的。更何况，无论亚洲这个范畴在日本历史上的政治功能，还是政治地理学本身曾经在欧洲特定历史时期被国家主义利用的经历，都使得它曾经包含了极为负面的历史性内涵，对它的使用总是会引起各种不愉快的联想乃至粗暴的批评。那么，是否需要继续讨论亚洲或者东亚？

在其后的学术思考中，我尝试着换一个角度思考亚洲的意义，因此有了本书第二章的讨论。在这篇论文里，我试图借助于冷战历史在东北亚形成的基本格局，正面面对一个在国际政治中成为常态却在东亚论述中被视而不见的基本事实，那就是东北亚的“六方会谈”结构。在关于东北亚的讨论中，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军事支配与政治操控，似乎把中日韩相加就可以构成相对自足的东亚论述，然而至少对于近代以来的历史而言，这是不准确的。东北亚内在化了欧洲与北美，它的主体性并不能够依靠直观层面的地理感觉来建构；这个事实与多重东亚论述（例如儒学的东亚、现代化的东亚、以战争记忆为纽带的东亚等等）的不同含义并行不悖，暗示了东亚论述的历史动态性格。并没有一个确定不变的东亚，也没有一个封闭自足的东亚，在历史的流转过程中，东亚论述也与承载着它的这个地理空间一样，经历着巨大的变迁。 

《东亚视角的认识论意义》是一篇完成度不高的论文。但是，作为在亚洲论述中强调冷战结构的讨论，它却是在我推进关于亚洲原理思考过程中一个必经阶段的产物。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在这篇论文中读出我的犹豫与纠结：我强调亚洲需要作为一个开放的统一体，打造自己的性格，它将体现为“开放的统合性”，即在自我内部包含他者并转化他者；但是我却无法处理“统合性”这样一个笼统的说法所隐含的问题。当时我的课题意识，仅仅在于针对那种把亚洲视为一个封闭实体加以论述的思考方式提出开放性地思考亚洲范畴的思路，但是对我而言，假如不能有效克服左右着我自身的抽象的普遍性感觉，那么，对于统一的潜在需求将构成亚洲论述无法跨越的障碍。无论在论文中我如何强调多元价值的重要性，在学理意义上，这种强调仍然缺少有力的分析，只是停留在一个笼统的愿望层面而已；而“开放”或者“沟通”乃至“共生”一类概念，如果不配合学理性的深入分析，将流于口号式的说法，对于思想生产而言，很难具有真实的意义。

假以时日，在这篇论文后来收入三联书店版《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一书中时，我已经尝试着向前推进这个问题了。在该书的序言中，我开始讨论普遍性与个别性的关系、理论与经验的关系，并且开始追问理论如何即物的问题。在追问形而下之理是否可能的时候，我尝试着提出这样的问题意识：个别性开放自身的重要标志，就是它与其他的个别性发生深度关联，并在这种关联中保持自身的个别性。 

引导我走向这个思路的，是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写作本书第二章前后，也正是我跟一群朋友一起翻译沟口雄三著作集的过程。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过程，而其中的一个意外收获，是我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理解形而下之理的路径：不依靠抽象出同质性要素来建立普遍之理，而是在充分发挥个别性的同时，在形而下的经验中深度挖掘，发现那些个别性之间不可视的关联。这种不可视的关联，是否意味着普遍性的另外一种形态呢？ 

也是在这个时期，我读到了陈嘉映关于“平移的普遍性”的论述。他的分析帮助我跨过了一个理论难点，即在理解个别性之间不可视的关联时，不依靠同质性要素，而是仅仅把同质性要素作为出发点，进而追求在不同质的个别性之间建立对于异质性的理解。在这个认识论转换过程里，最困难的程序是克服认为普遍性“高于”特殊性，从而力图在多样性中寻找同质性的潜意识。只有当认识“下降”到同质的普遍性时，换言之，当同质的普遍性只能充当理解差异的媒介的时候，它作为普遍性才能获得意义。当多样的特殊性努力建立它们之间关联的时候，同质的普遍性要素将构成这一建立关联的起点或者连接点，而不是最后到达的终点。毫无疑问，这种努力所指向的目标，正是使得多样性真正得以自我实现的多元化局面。多年前宫崎市定倡导交通史观的时候，他在经验层面把不同的多样性关联起来。但这种关联却并未摆脱对于多样性之上那个一元化普遍性的知识感觉。虽然他的《亚洲史》不仅论述了亚洲不同文明的个性，而且注意到了这些文明之间的交流所带来的变化和融会，但是他仍然是在欧洲式近代如何在亚洲缓慢进展这样一条单线进化思路上展开了他的交通史观。可以说，这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支配了那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使得他们基本上只能在关于同质普遍性理解的两极上工作：要么在强调了特殊性之间的关联之后把问题导向一元化的历史发展方向，要么则只能强调个殊性之间的差异。尽管如此，在两极上展开的这些努力仍然积累了对于个殊性本身的关注，为后人进行批判性继承奠定了重要的知识基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在日本亚洲论述富有争议却积累深厚的知识基础上，推进了思考亚洲的认识论。晚年的沟口提出，他不再使用“近代”一词。但是，这既不意味着他不承认它的功能，更不意味着他设定了“反近代”的立场。他的解释是，由于它被过于随意地使用，导致了所承载内容的宽泛，以至于无法有效地用来解释中国思想史的脉络。结合早年他对李卓吾的深度解读，不难理解，沟口是在把独领风骚的西方现代性（以及后现代等等）思路相对化的意义上追问中国历史基体的，他所提倡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并不是在谈方法论，更不是在建构“中国模式”，而是在贴近中国历史脉动解释中国思想史的同时，建构真正多元的世界史认识论。 

明末李卓吾憧憬着的“世间荡平大路，千人共由，万人共履”（《答邓石阳》，《焚书卷一》，5页）的文化理想，曾经转化为他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理念：“夫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有，不格心归化者，未之有也。”（《道古录卷上·第十五章》，《李贽文集》第七卷，365页）这也正是中国思想史为亚洲原理所贡献的思想资源。李卓吾当年极力强调，物之不齐，乃物之情也，儒家之礼本来是千变万化活泼泼之理，并非一定不可易之物；沟口则在对李卓吾的深度解读过程中，提炼出了“形而下之理”的认识论。这也就意味着，理不能脱离经验事实，亦即不能抽象；只有如此，理才能千变万化，在个别性中体现，却又不能直接等同于个别性。这正是何以不能把任何个别性的模式随便套用于其他个别性的原因所在。理亦即普遍性，并非那种可以直接套用的模式，而是开放个别性、建立个别性之间连接关系的媒介。毋庸置疑，这种媒介的不可视性格，增加了理解的难度，这也是同质的单一普遍性可以通过最为流俗的方式占领知识市场的原因所在。毕竟，直接套用某一模式来思考，不需要离开直观感觉太远，比起借助于媒介建立开放的思考领域这一做法来，一元论普遍性的认识论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安全感和易于操作的形式。 

具有同质性的普遍性感觉，在日益暴露了它与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世界霸权的共谋关系之后，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相对化。事实上，在对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上，新的一元论普遍性模式正在形成，这就是取代西方的亚洲论述乃至中国论述。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与此同时，随着亚洲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对于新的霸权可能性的警惕和对于真正多元化思考的追求，使得亚洲原理的打造正在提到日程上来。亚洲论述并不仅仅在对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上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只能在当年京都学派的交通、交流层面止步的话，那么，多元化的论述终将服从于潜藏于其间的单一价值判断。对抗各种形态的霸权思想，在政治上依然是现在时的课题，但是对支撑着霸权思想的认识论进行揭示，却不仅仅需要对抗精神，还需要真正的多元化知识感觉。亚洲原理的建构，需要建立新的价值判断。它的核心在于重新规定普遍性的功能。在经验层面，在个殊性当中，我们力求理解那些不可复制却构成个殊性核心的要素，并以经验的方式确定它们各自的边界；正如地理学家所揭示的那样，人类的好奇心主要不是用来确认已经理解了的要素如何在其他场合再现，而是用来探求那些用已知的方式无法解释的未知。 

曾经，亚洲屈辱的历史赋予了我们比发达国家的人们更强烈的好奇心；曾经，对于霸权的警惕强化了我们对于文化相对主义的坚持。这一切并不必然保证我们不会成为西方霸权思想的同谋，因为它可能被一元化的普遍性知识感觉所回收；但是与此同时，亚洲原理也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因为恰恰是这种好奇心和相对主义的态度，孕育着新的价值判断。

《普遍与特殊：为何亚洲性》

作者：酒井直树 孙歌

出版社：中间美术馆·华人作家协会

出版时间：2018年6月

本书第四章《寻找亚洲原理》，是在这一思考阶段产生的。“寻找亚洲”这一命题，本是在应广东美术馆之邀策划系列讨论时我希望确定的主题，不料后来成为我个人的思路。感谢广东美术馆提供的平台，我不仅得以与一批优秀的国内外知识分子持续讨论，而且借助于广州特有的地理空间，充实了我对于亚洲开放的交通网路的想象。正是在广州这个曾经在清朝后半叶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我感受到了地理空间与人文环境的互动功能，它促使我回过头来开始研读历史政治地理学著作，并坚定了我以亚洲原理之名探寻新的普遍性的决心。    

《寻找亚洲原理》是我讨论亚洲原理的首次尝试。从地理空间多样性出发讨论文化多样性在原理上的意义，这是我在早年处理日本思想史中亚洲论述时曾经碰到的问题。让实体性的亚洲与符号、理念性的亚洲发生接触，这是日本思想史中碰撞出的课题意识，不过，由于日本大东亚共荣意识形态臭名昭著，日本战后一代人很难有效处理这个课题。而在认识论意义上，亚洲的非自足性必须面对的论述困境，也只有当实体性的地理空间被引入理念性的论述之后，才能够呈现出来。在日本战后思想史中，体现了这种接触意图的，除了竹内好与梅棹忠夫那次对谈，就只有并未正面处理这个问题的《在亚洲思考》系列论文集了。在地理实体意义上的亚洲和理念意义上的亚洲之间建立有机联系，让前者的非自足性与后者的相对整合性在形而下之理的层面发生契合，需要进行原理层面和价值层面的重新探讨，这远不是直观层面可以完成的工作。    

从《亚洲意味着什么》到《寻找亚洲原理》，我迈出的步伐相当有限，即使是这有限的推进，也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在目前我力所能及的讨论里，有一些关键的环节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特别是建立新的普遍性理解，需要对于“媒介”的流动性与非实体性进行有效的分析，否则，所谓个殊性的开放就会仅仅成为一句口号。而抽象为同质性的普遍性与作为个殊性开放媒介的普遍性之间，如何建立进一步的联系，换言之，在哪个层面上有效地设想同质性要素的功能，如何设想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理之间的关系，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理论课题。    

需要突破的思维惰性，则是推进上述思考的障碍。在当下的学术习惯中，所谓普遍性被理解为直观意义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要素，使得学界可以满足于共享一些抽象观念而不去追问其历史内涵。所有的普遍性概念都有它的边界，当我们说某个要素是“普遍”的，其实想要说的不过是它可以被多数人作为价值共享；但对于共享的范围和内容，却似乎并不需要追问。    

亚洲原理，却是以对这种“普遍性”的边界进行追问为前提的。追问，并不等于否定。经过追问的新的普遍性，将会找到融会形而上之理和形而下之理的最佳结合点。不言而喻，那将是由历史的时空构成的。    

寻找亚洲原理是个艰难的过程，前面还有很多未知的节点。历史时间在地理空间内流动，文化是风土性的。亚洲这个最具多样性的地域，将与包括西欧和北美在内的其他各个区域重建关联，构成对于近代以来被单一化想象所覆盖的人类史的重新阐释。我相信，亚洲原理，将为这一重新阐释贡献它所特有的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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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关雪、王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