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麒 | 走近袁复礼——展览背后的故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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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复礼旧藏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新疆”专题展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西北考查团研究会主办，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朱玉麒教授担任学术顾问。
朱玉麒老师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西域文史》主编，并兼任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主任，近年来致力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在朱老师的推动下，文研院于2017年12月举办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进疆90周年纪念展”，今年春季我们接续推出了袁复礼先生旧藏西北科考摄影展。策划之余，朱老师回忆起五段袁复礼先生少为人知的往事，为呈现一个丰富立体的袁先生增添了令人回味的掌故。
在西北考察的路途上，袁复礼发现的不仅是地下的中国，由化石、古物构成的早期世界，也发现了地上的生民所构成的中国。对西北人民生活习俗的注视，意外打开了袁复礼学术的另一扇门。朱玉麒老师在此前文章中介绍，1923年袁复礼陪同农商部的矿政顾问也是瑞典人的安特生去甘肃考察的时候，采集了当地30多首花儿，在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发表，被歌谣界称作了“花儿研究第一人”。今天，在另外三则故事开始讲述之前，我们邀请爱好民间音乐的朋友为我们录制了由袁复礼先生采集的两首花儿，以飨读者。或许可以想象一下，当年袁复礼先生正是在这样鲜活有力的唱腔里，走进了西北。感谢宁二，黄志庆，王焰等朋友。
袁复礼采集花儿两首
“花儿”是流传于中国西北高原多民族群体的一种民歌，广泛流行于西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区，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高原风格，在中国民间歌谣中别具一格，被研究者称为“西北地区亘古以来的天籁之音”。
（演唱者：黄志庆，王焰）
白牡丹白者耀人哩，
红牡丹红者破哩；
尕妹的半个里有人哩，
没有是我陪者坐哩。
首刊于袁复礼《甘肃歌谣》
（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北大《歌谣周刊》第八十二号）
（演唱者：黄志庆）
焦赞孟良火葫芦 ,
活化了穆柯寨了;
错是我两个人都错了,
不是再不要怪了 。
首刊于袁复礼《甘肃歌谣》
（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北大《歌谣周刊》第八十二号）
编者按：“活化”当为“火化”
走近袁复礼
展览背后的故事（下）
文 | 朱玉麒
掌故（三）
三台是一个令人沉醉的地方。我不知道袁复礼先生是否解得酒中真趣，是否喝过三台大曲。至少，因为恐龙的发现，他已经醉倒三台！
新疆叫三台的地方有好几处，是清代新疆军府制度时期军台建置留下的地名化石。从伊犁将军府所在的惠远城出发到鄂博勒齐尔，是第三个军台；从莎车出发到迈那特，也是第三个军台。这些地方都叫三台，连鄂博勒齐尔跟前大名鼎鼎的旅游胜地赛里木湖，也被称作了三台海子。出乌鲁木齐往东二百多里地，过去叫惠来堡，又唤作“三台塘”、“三台驿”。据说未必是因为从迪化出发的第三个台，而是本身就有上台、中台、下台三台。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充军伊犁，经过此地，如是说。
我在新疆接触最多的三台，就是吉木萨尔的三台镇。之前不说了，进入21世纪有20年了，我经过那个地方不下20次，虽然从来没有去游览过。我的目的地常常是三台东边的县城，带着内地的学者从乌鲁木齐去看北庭都护府遗址。往返一天的行程非常紧张，在经过三台的时候，我会在车里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是三台，出产有名的“三台老窖”。过去的牌子是“北庭大曲”，吉木萨尔县最有名的酒厂就在三台，虽然北庭在县城那边，“北庭大曲”却是在三台，这个专利还没有谁能争。全真教徒丘处机到过当时叫“别失八里”的北庭，他后来被金庸写到了《射雕英雄传》中，以“牛鼻子老道”名闻天下，酒厂最近还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全蒸窖”的品牌。不过我从来不建议大家在这里停留，因为三台人好客，他们有一句名言是“三台人民欢迎你，三台老窖喝死你”！
北庭都护府遗址
这么直截了当的祝酒词，硬核程度远远超越了古往今来从“醉卧沙场”到“不醉不归”的好汉歌！这个时候，我的解说会成为大家见到北庭之前的一个小高潮，连从来不苟言笑的莫砺锋教授，也被我忽悠得激发了文学的多巴胺，说了一句让我吓个半死的豪言：“那我今天一定要喝个半死！”
如果不是关注袁复礼，三台在我的印象里，也就是这样了！
等我最近几年开始关注西北科学考查团，特别是袁复礼的考察成果时，才发现，正是在三台境内的大龙口周边，袁复礼第一次发现了东部天山地区的恐龙化石。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让他延长了在三台的考察期，人手不够，连本来只是驼夫的库尔班也上阵投入到了采掘之中。虽然一些基本的数据还没有出来，完整的三迭纪爬行动物骨架和硕大的恐龙蛋刚刚编号装箱，听到这个消息的斯文赫定欣喜若狂。那个节骨眼，正是新疆政府拒绝了开放空中航线而汉莎航空撤回了对考查团的资助，斯文赫定需要另觅经费完成他的“探险”之旅的当口。
袁复礼在三台红土坡发现的全架化石
探险家的使命就是要发现“楼兰”这样的地方、或者“游移的湖”这样的自然现象，只有发现，才能获得资助。这次，当严谨的科学家袁复礼只是在通信中向中方团长徐旭生提交“请假条”，说明在三台延期工作的原因时，西方的报导经由赫定的渲染而名声大噪。袁复礼后来追忆说：赫、徐二位团长通电国内外，要求作为科学上的一项重要发现进行报道。北京《晨报》和天津《大公报》都以头条位置登出，一时国内外报纸争相登载。法国的一家报纸更渲染为：“七个活的恐龙在中国新疆发现。”瑞典一家报纸的标题是“沙漠中发现大如驴的恐龙蛋”，则更是极尽了夸大与想象之能事，消息一时轰动了全世界的学术界。
三台的发现后来经过地质学家杨钟健、戈定邦等参与修复研究，得出了“所有的各种爬行类化石皆产于晚二迭世到早三迭世地层中，属连续沉积，没有间断，总厚为260米”的结论。按照学术界的命名法则，两个新的恐龙品种冠以袁复礼的姓氏，而称为“袁氏阔口龙”, “袁氏三台龙”；后来的一个水龙兽新种命名，也分给了团长赫定老儿一个，唤作“赫氏水龙兽”。
三台的发现是决定性的，此后袁复礼对准噶尔盆地东部的地质、古生物调查才得以有目的地全面展开，甚至也直接改变了袁复礼的返程线路：当所有的考察团员沿着苏联的铁路各奔东西的时候——黄文弼、丁道衡等往东返回到满洲里入境南下去北平，李宪之、刘衍淮往西穿越立陶宛、拉脱维亚去了柏林攻读气象学——袁复礼一个人组织了驼队，经过甘肃、宁夏、内蒙古，一步步推轮记里，八千里路云和月，回到了呼和浩特。他的返程重新考察塞上地貌，在这里发现了“宁夏结节绘龙”等其他大型爬行类动物，为此次西北科考团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考察作了完美收官。
三台是一个令人沉醉的地方。我不知道袁复礼先生是否解得酒中真趣，是否喝过三台大曲。至少，因为恐龙的发现，他已经醉倒三台！
三台古塔
袁复礼确实对三台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说：三台是一条商业街，熙熙攘攘，殷实商店林立，百货齐全，足以供应附近四周农牧民们的需要。他还说：自三台向南延伸5公里多的广阔平原，是五谷丰登的富裕农业区。……他还用相机记录了地质考察之外的三台民俗风情，其中有一张“三台快乐的一对”，是三台的年轻夫妇抱着一个婴儿的合影。《黄文弼中心通讯》
三台快乐的一对
第一次登出这张照片的时候，好多人眼睛一亮，跟我说：“哟，这个小媳妇就是放到现在，也是个美人！”是的，除了裹着的小脚已经迈不进新时代的门槛之外，在洋溢着幸福的眼光里，这张全家福让我们穿越时空，看到了九十年前三台岁月静好的模样！
即使没到三台，我也是醉了。
2020年3月
掌故（四）
袁复礼旧藏的照片逐一被整理出来的去年冬天，我却经常会在朗润园脱了我的老棉袄，因为看到一些照片，我会浑身发烫，进入高烧状态——“发烧友”这个词可能是这么来的，也幸亏我不是在目前这个档期来整理这些照片。
19世纪中叶掀开帷幕的西域探险热潮，由于照相机的发明而为历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文献类别。开始近现代新疆研究之后，我也疯狂地积攒所有的照片资料。从斯坦因、伯希和、马达汉、奥登堡、莫理循，当然还有斯文赫定、大谷探险队等等，只要有可能，他们镜头里的照片都会成为我扫描的对象。这样疯狂的人，我记得还有新疆大学的周轩教授，我们在乌鲁木齐的日子，经常交换这些图片。
袁复礼西北考察途中使用的相机
毫无疑问，外国探险家在中亚探险中领尽风骚的身影，使我面对这些收集品，总是有点说不出的惆怅。直到袁复礼旧藏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作品的出现，才彻底地改变了这种观感。他留下的这些资料，不是作为一本探险游记的插图，作为文字的配料附加给读者一些视觉体验，而是把他在新疆五年的感受，用相机记录下来，全部呈现给了我们。这些反映了从晚清以来延续到民国的新疆风情摄影，我敢说，所有外国探险家的图片加起来，也不如袁复礼旧照给我的震撼！摄氏十四五度，是我们中古史中心办公室冬季办公室内的常温。荣新江老师总是裹着一件老棉袄在他的“莫高窟”里工作，每次看到他从后院来报告厅冲咖啡的时候，觉得腰里再杀上一捆草绳，就是李庄的教授了。袁复礼旧藏的照片逐一被整理出来的去年冬天，我却经常会在朗润园脱了我的老棉袄，因为看到一些照片，我会浑身发烫，进入高烧状态——“发烧友”这个词可能是这么来的，也幸亏我不是在目前这个档期来整理这些照片。
迪化城西公园
展览的“西域风情”部分，分成了上下篇，这些正是袁复礼旧藏图片最能够表达的主题。先说说“迪化风情”的部分，这里边的许多图片都是第一次看到。“鉴湖”就在乌鲁木齐的西公园，《辞海》上说中国有两个鉴湖，一个在绍兴，一个在乌鲁木齐。如你所知，一个是鉴湖女侠秋瑾的出生地；一个是倡导戊戌变法的张荫桓被赐死的流放地。——两位烈士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以身殉国，所以两个鉴湖都值得你珍藏。在迪化，外国探险家也留下了西公园湖面的游船、岸上的亭台，可是有哪一位能像袁复礼这样的一个中国摄影师，特别地给鉴湖的榜书和对联留下一个特写，用图像中的文字来说明迪化“鉴湖”毋庸置疑的存在呢？网络话语怎么说：“老袁，他get到鉴湖的点上了！”
袁复礼摄鉴湖的榜书和对联
其他再看看：乌鲁木齐的迪化城，留下了东南西北所有的门的称呼，但都早已拆除；袁复礼的照片却给了我们可以重组的城圈。还有大小十字的牌楼、西大桥迎来送往的匾额、乌鲁木齐河滩上硝皮子的维吾尔老乡、工业化的碾路机、东门外的无线电、道胜银行旧址中的气象台、各种宗教徒、第一批留学生……一个让你烧脑的不今不古、不中不西的乌鲁木齐，袁复礼都“get到点上”了。
迪化城门楼（乌鲁木齐新南门）
其实我最想告诉你“一炮成功”的照片，先让我吃一片降压药。
前面说过，我在乌鲁木齐工作过很多年，也组织过很多次学术会议，会议间隙会带着专家穿越到历史时期的乌鲁木齐。旅游的大巴前往水磨沟，惊奇的游客盯着前面的立交桥问：教授、教授，桥上的招牌是“成功桥”哎，跟我们台湾的成功大学有没有关系？我说没有关系，那是“一炮成功”的简称。但是也有点关系：新疆收复是“一炮成功”的功劳，台湾收复是郑成功的功劳。新疆建省在光绪十年，是左宗棠的功劳；台湾建省在光绪十一年，是刘铭传的功劳。新疆和台湾建省一先一后，新疆建省就是靠了“一炮成功”奠定的基础。我的解读对于台湾学者迅速贴近新疆，还是很有效的。现在因为西北科考团的研究，我也涨姿势了，下次台湾朋友来，我会告诉他/她：台湾气象学很发达，您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台湾气象学的一代宗师刘衍淮参加西北科考团，20岁就到了新疆，他“看云识天气”的本领，是三年里在风云变幻最为莫测的天山打下的基础。
一炮成功
旅游的大巴继续前往大巴扎，惊奇的游客盯着前面的533路公交问：教授、教授，前面的公车确实写着“一炮成功”，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呀？
其实很简单：同治民变之后，新疆被阿古柏占领，直到光绪二年（1876）夏秋之交，刘锦棠攻克乌鲁木齐。这个时候距离新疆沦陷已经十年以上，虽然全部的复原还要到五年之后收复伊犁才大功告成，而乌鲁木齐一役是战争的拐点，据说当时在城外的六道湾山梁上朝着北门城墙轰了一炮，叛军便纷纷逃窜，留下了“箪食壶浆”迎候六军的各族百姓。为了纪念这一胜利，在放炮的地点修建了一个炮台。那个制高点，就被命名为“一炮成功”。
这一炮打了没有？打在哪里？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的象征性。后来炮台坍塌，左宗棠也在一段时间里人设崩塌，那个地方又成了自来水厂的水源地，此事便不再有人问津。一直到新疆进入了新时代，左宗棠的评价也回到了历史应有的位置上，在原址东边的水塔山上，一个更加宏伟的雕像和碉堡被建立起来，这就是各位现在看到的533或者531路公交的终点“一炮成功”。
因此，外国的探险家在西域见过太多的碉堡，经过乌鲁木齐的时候，他们不会为了这个难看的近代建筑专门爬到山梁上去拍摄。但是袁复礼去了，因为他知道：“一炮成功”是走进新疆近代史的风暴眼。
掌故（五）
他眼中的景象聚焦到了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所有的照片，今天看起来都饱含着历史的余温。
袁复礼旧藏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作品给予我的震撼，不仅因为数量之多，更重要的原因，是较之外国探险家，袁复礼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长期驻足，与新疆的脉搏跳在了一起。他为了考查团的事业，周旋于官场、出入于民间，他的科学知识提高了当地民众炼铁的技术、帮助他们寻找了水源，老百姓为他建生祠供养；而他出色的西学修养，又使其在乌鲁木齐这个比现在更为国际化的都市里深入到形形色色的社交圈中。他眼中的景象聚焦到了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所有的照片，今天看起来都饱含着历史的余温。
看官会问：这里面的建筑、这里面的人物，都已经百年，有你认得的吗？你说这历史的温度，是从哪根筋脉上号出来的？
好的，我们聚焦一下“三忠祠”。
三忠祠也是前面提及的“一炮成功”之后，为祭奠在奇、乌、吐东疆三城保卫战中殉职的办事大臣保恒、都统平瑞、领队大臣惠庆及所有阵亡官兵修建的祠堂。我在2008年知道三忠祠这个名称。
奇台古城三忠祠牌坊，牌坊下左一为袁复礼，右一为奇台县长博孝昌
此前一年，国家图书馆的张燕婴博士转给我一份刚刚影印出版的《行程日记》，说封面上写的是“同治三年自叶尔羌由草地至归化城”，也许我有兴趣。于是我开始阅读，根据行年事迹，认定是叶尔羌参赞大臣景廉的日记稿本。景廉在南疆的莎车任职，得了重病，希望回到内地就医，内心的恐惧是哪怕不治也要死在正黄旗的家中。于是他一路遄行，走了八个月，经过蒙古草原，到达了呼和浩特。此期，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蔓延全疆的同治民变如星火燎原，追着他的脚步，将沿途接待过他的地方官员逐一赶尽杀绝。《行程日记》竟然成了新疆军府制度最后时期的“录鬼簿”，景廉本人因病得福，在历史的时间差里捡回一条老命。
景廉在奇台休整的时间最长，每天来看望他的，就是古城办事大臣保恒和他的儿子锡老三锡纶。锡纶是《行程日记》中少数没有被杀戮的幸存者，奇台沦陷时，他正好被派去巴里坤搬救兵。家国情仇，使锡纶誓死坚守在收复新疆第一线，成为左宗棠的得力助手，官至署理伊犁将军。奇台收复后，由他出面请旨，建立了三忠祠。因病离职的景廉此刻也被重新起用，担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直到光绪元年左宗棠前来接替。他们与新疆的缘分，都成了命中注定的事情。
关于保恒之死，历史档案和现在的《奇台县志》记载不一，后者注明保恒阵亡的信息是保恒曾孙博大诚提供。博大诚是奇台县广播局退休干部，现在昌吉颐养天年。我找在昌吉的学生邵建华帮我向当地文体局打听能否联系博大诚，邵建华回复说不用打听，博大诚的女儿就是她原来阜康中学的同事。
很快，我就和当年85岁的博大诚在昌吉见了面。博大诚告诉我：他们家不是现在填写的满族，而是孝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人，在元朝就是孛儿只斤氏，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蒙古人，老家在科尔沁草原上。曾祖父保恒任官新疆，就在这里落了户。祖父是锡纶，锡纶的哥哥是锡缜，当过林则徐的幕僚，做到驻藏大臣。父亲博孝昌，担任过绥定、奇台县长。在奇台任上，与包尔汉修过新疆的第一条公路——乌奇公路，包尔汉的回忆录中有记载。后来马仲英进疆，他不肯出仕，被盛世才作为叛逆整死。博大诚兄弟四人，老大是新疆第一批留苏学生，归来担任过包尔汉的行政科长、彭德怀解放新疆的俄文翻译；老三解放后就读北京大学东语系，后来在中央民院工作；他是老二；还有老四，担任过温宿公安局长。三忠祠在他父亲任县长的时候还在，有他祖父写的对联：“万里显三忠自应万古，孤城经百战尚有孤儿。”了解当时的历史场景，再看下联里饱含的忠愤之气，真的是令人发指。
2008年，我写完《〈行程日记〉作者及相关人事考》发表后，就把近现代史上博孝昌这一新疆的功臣家族放到了记忆深处。
没有想到的是，十多年之后，袁复礼旧照中的三忠祠、博孝昌赫然在目！三忠祠的牌楼下，最左边站着的是袁复礼先生，右边的是博孝昌县长。三忠祠的匾额，是光绪三年锡纶的手笔。此外，你还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在不同场合的合影。1937年，袁复礼写《蒙新五年行程纪》，深情回忆：“（1931年）十二月十七日午时，自古城启程，在东郊水磨沟由孝虞臣县长祖饯，攀谈甚久。咏：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二时始就道。白雪遍地，深皆没足。”到了1982年，他再写《三十年代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再次回忆说：“在古城子（奇台县）备齐了骆驼、帐房和食品后，12月17日启程，县长孝昌（字虞臣，满族）送行十里，吟诵古诗‘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感情诚挚，又情景洽合，至今记忆犹新。”贯穿了半个世纪的记忆，真是历久弥新。今年专题展的预告片中，袁刚老师说她小的时候，父亲不止一次地提起那次送行，都情不自禁吟诵“正是天山雪下时”的句子，让她也留下了深刻印象。
袁复礼（右一）在奇台县长（博孝昌）家中
“正是天山雪下时”是岑参担任北庭节度判官时的诗句。同样的场景下，博孝昌用它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最后离开新疆的袁复礼送行。慷慨的诗句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温暖着袁复礼走过了八千里路的冰雪荒寒，也让我在朗润园的冬季里，感受到“熊熊火焰温暖着我的心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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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秋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