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文明 | 李零：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读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上）

国家与文明

国家起源，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20世纪以来引起长久学术争论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国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等同于文明起源。这个问题对于传统文献史学而言，似乎可以是不证自明的。但对于现代史学而言，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文献记载支离破碎无法在现代史学方法论中得以自明；另一方面，因为讨论对象差异、学科背景不同、学派师承有别所造成的理解分歧，造成诸如“国家”、“文明”之类的概念与阐释理论长期以来人言言殊。因此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不同学科各自表述的阶段。自上世纪 20 年代考古学出现并介入中国上古史重建研究之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被科学地提出，并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与基础材料的积累而逐渐明晰。值此疫情期间，文研院希望延续既有的学术关怀，推出一组学者的文章，尝试梳理近年来学界在“国家与文明”议题上的重要进展。

今天我们推出该系列的第十二篇，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的《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读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古史传说是个长期困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问题，本文试以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作为厘清这一问题的突破口。首先，笔者回顾了疑古运动后为何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全都把目光聚焦于“族团说”，指出此说乃应运而生，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原因和学术机缘。其次，笔者讨论族姓，把两周常见的20个族姓分别归入黄帝集团、炎帝集团、二昊集团和祝融集团，指出族姓制度是发明于两周时期。再次次，笔者把先秦帝系分为两种“五帝说”，一种属周帝系，一种属秦帝系，指出前者是西周大一统的总结，后者是秦代大一统的预告。最后，笔者对上述讨论进行总结，涉及古史传说的层次，帝系和族姓的关系，以及“二重史证”在考古研究上的分寸把握。本文为李零教授在“北大文研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文章，后发表于《文史》2017年第3辑。因原文较长，分上、下两篇推送，此为上篇。

帝繫、族姓的歷史還原

讀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

文 / 李零

文天祥有句話，“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中國正史，《史記》是第一部；《史記》，《五帝本紀》是第一篇。

司馬遷作史，十二本紀下有三十世家，三十世家下有七十列傳，列傳隸屬世家，世家隸屬本紀，有如參天大樹，樹根在下，枝葉在上。本紀之本，原指樹根。世家之世，乃葉之本字。這是一種族譜式的框架。《五帝本紀》是它的根。

作史，年代、世系很重要。《史記》十表，包括世表一，年表八，月表一。《十二諸侯年表》始於共和，即公元前841年；共和以上，有世無年，只有《三代世表》；三代以上，既無年，也無世，只有帝繫。《五帝本紀》是本《大戴禮》的《五帝德》《帝繫》而作，就是講帝繫。《帝繫》也叫《帝繫姓》，本來是講族姓的來源。

帝繫和族姓到底是什麼關係？這是討論中國古史傳說的基礎。

一、序说

何謂傳說時代

我想推薦一本書，徐旭生的代表作《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1]。我想從這本書引出我的話題。

徐旭生（1888—1976）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元老。徐氏去世前，只有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是1977年才從中國科學院分出。

1949年以前，南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北有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考古組。商文化的探索由前者揭開序幕，周文化的探索由後者揭開序幕。三代考古，兩個系統各有貢獻。

1950年，中國科學院接收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和史語所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建考古研究所。這個所的老前輩，梁思永、夏鼐、郭寶鈞、尹達來自前中研院，徐旭生、黃文弼、蘇秉琦、白萬玉來自前北平研究院。徐氏當過北平研究院史學所的所長和代副院長。

此書前有徐氏門生黃石林（考古所內，人稱小黃老）寫的徐氏傳、著譯目和介紹此書的序言，可參看。徐氏留學法國，本來學哲學。他的考古生涯以西北考察（1927年）、鬭雞臺發掘（1933年）和夏墟調查（1959年）最著名。西北考察，他是中瑞西北考察團的中方團長。鬭雞臺發掘，他是主持人。夏文化研究，他是拓荒者。

此書是徐氏的代表作（下簡稱“徐書”），1939—1941年寫於昆明黑龍潭。他在此書叙言中講得很清楚，他的寫作初衷是為了回應1923年前後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思潮[2]。

顧頡剛是開風氣之先的人物。他把中國古史一分為二，神話歸神話，歷史歸歷史，對中國現代史學的重建影響非常大[3]。其學上承中國的辨偽學傳統（如姚際恒、崔東壁），下受近代思潮（如康有為、胡適）影響，畢生致力於古書辨偽和古史辨偽。古史辨偽是基於古書辨偽。

早在1926年，王國維在《古史新證》第一、二章就對顧氏的古史觀有所批評[4]。1929年，錢穆作《劉向歆父子年譜》，也對顧氏的辨偽方法有所商榷[5]。

徐氏認為，顧頡剛的最大貢獻是把《尚書》前三篇即舊之所謂《虞夏書》拉下來，還原到春秋戰國時期[6]，不足之處是破壞有餘而建設不足，在方法論上有四點值得商榷（22—28頁）[7]。

徐氏以華夏、東夷、苗蠻三大族團重構“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與蒙文通《周秦民族史》（1927—1935年）和傅斯年《夷夏東西說》（1931年）可謂不約而同。他們都對疑古思潮有所反思[8]，寧肯撇開年代早晚，把問題還原為族系的空間分佈。

蒙書動手最早，着眼點是民族遷徙，特别是周秦少數民族（舊之所謂“蠻夷戎狄”）的遷徙。他把周秦時代的部族分為江漢、海岱、河洛三系[9]。徐書增訂本說，他是從1939年開始研究古史傳說，把古代氏族分為三大族團，以後才聽說蒙氏、傅氏先他已有類似說法，可見並非一己私見。他說，他和蒙氏的分歧主要是，蒙氏把炎帝、共工、蚩尤、祝融歸入江漢系（即徐書的苗蠻集團），他把炎帝、共工歸入華夏集團（即蒙書的河洛集團），蚩尤歸入東夷集團（即蒙書的海岱集團），祝融雖屬苗蠻集團，但本來卻屬華夏集團（第121頁）。蒙氏是四川鹽亭人，對兩湖雲貴川格外重視。徐氏是河南唐河人，考古經歷與西北和中原有關，他更強調中原和西北。徐氏把秦歸入二皞集團的東夷，蒙氏把秦歸入西戎，意見也不同[10]。

傅斯年的文章也比較早。他是山東聊城人，他領導的史語所，主要工作是挖商代遺址。他把黃河流域的先秦部族分為東西二系，以夏、周為西系，商、夷為東系，認為商文化起源於中國東北，與東夷為一系[11]。傅氏說此文“原為‘九一八’之前所作《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中的三章”。1932年，傅氏作《東北史綱》第一卷，論證東北是中國領土。他對東北和山東更關注。1949年，傅氏去了臺灣，成為敏感人物，徐書增訂本稱之為“反動學者”，但仍然承認，他的“夷夏東西說”，除部分細節可商，“大致可靠”（第109頁）。

上述族團說各有偏重，但時代背景相同。時局危機讓學者不由自主聯想到歷史上的夷狄交侵、不絕如縷[12]。民族問題和地理問題不光是歷史問題，也是現實問題。當時，誰都不能容忍截斷中國古史，分裂中國國土，坐貽侵略者以口實[13]。

他們的學術判斷還跟當時的考古發現有關。如傅氏的夷夏東西說受仰韶、龍山二分法影響[14]，徐氏認為黃炎二族來自昆侖丘，東進中原（第43頁注1），也受安特生彩陶文化西來說影響。當時，很多人都相信，仰韶、龍山是東西並峙、彼此平行，文化傳播是仰韶西來而龍山東去，這些說法已被後來的考古發現推翻[15]。

上述三書，不約而同，都很關注中國早期族群的譜系構成和地理布局。這預示了中國學術的風向轉變，從疑古到考古的轉變。

研究族團說，徐書後出，對中國考古學影響很大，如蘇秉琦的“區系類型說”就留下了它的影子[16]。

现代著名史学家徐旭生的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時代》

各國古史都有傳說時代

凡事都有起源，天地有起源，萬物有起源，人類有起源。古人對這類問題很着迷，今人也很着迷。《聖經》講這三大起源，有《創世紀》。

天地之間人為貴。人類歷史，早期都有講聖王或英雄的一段。如兩河流域的《吉爾伽美什》，這是世界最古老的英雄史詩。吉爾伽美什在這部史詩中亦人亦神，頗具文學色彩，但此人見於《蘇美爾王表》，約當公元前27世紀前期，是個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文本形成於公元前21世紀末期到公元前13世紀，也相當早。波斯史詩《阿維斯塔》，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奧德賽》，還有我國各少數民族的史詩，也都有本民族的族源傳說和發明傳說。

古史傳說很複雜，神話與傳說，傳說與歷史，歷史與文學、宗教、哲學，纏繞糾結，很難分清，但歷史學家總是希望把它分清。

我國，史字本指史官，史官是會寫字的人。他們把歷史上的大事寫下來就是歷史。立史記事，在中國是文明標志。《千字文》說“乃製文字，乃服衣裳”，有没有文字，那可是跟穿不穿衣服一樣重要。

西人治史，有史前時期和歷史時期之分。歷史時期有文字，靠文字史料；史前時期無文字，只能靠考古，兩者分得很清楚。但傳說形之文字，可能跨着兩頭。我國歷史，書寫傳統太發達，傳說當然有，但根本不靠史詩。

徐氏說，西人把摻雜神話的傳說叫legend，同純粹的神話即myth應該有所區別（第20—21頁），試圖為上述二分法找到一個中間地帶[17]。他所謂“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指盤庚遷殷（約公元前1300年）前約“一千餘年”（第20—21頁），大體相當龍山、二里頭和商代早中期。在他看來，這麼長的一段歷史，不應該是空白，文獻中的傳說時代，對這“一千餘年”還是有參考價值。

西方，考古自考古，歷史自歷史，完全是兩碼事。但徐氏卻有意把逐出歷史之門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重新納入考古學的視野。

《摩诃婆罗多史诗》中记载了库鲁卡什特拉的天空之战（手稿图）

中國古史，基礎是兩周史

中國古史，我們的文獻知識主要來自兩周。夏、商，除司馬遷提供的世表，我們幾乎一無所知。我們對古代世系、年代、官制、地理多少有點兒了解，主要是兩周以來。兩周以前的古史，確實是個混沌。

司馬遷講史，他是從《五帝本紀》講起。《五帝本紀》的性質是什麼？這是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都很關心的問題。

五帝傳說見《大戴禮》的《五帝德》《帝繫》。《五帝德》記宰予請教孔子，問黃帝是不是人。孔子的回答是：“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盛觀也。夫黃帝尚矣，女（汝）何以為？先生難言之。”司馬遷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訓，薦紳先生難言之”，就是撮述《五帝德》。他說“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前書即《五帝德》，後書即《帝繫》，二書都是古文本，“儒者或不傳”是今文家不傳。

孔子承認，夏商之禮，文獻不足徵（《論語·八佾》）。孔子說的“文獻”，“文”是文字史料，“獻”是故老傳聞（屬於口述史）。早期歷史，無論司馬遷的《史記》，還是希羅多德的《歷史》，都是靠這兩樣。孔子的意思是說，夏、商兩代，他說不大清，原因是史料不夠，可以採訪的遺老遺少找不到，證據明顯不足。

我們能夠讀到的古書，年代最早的古書，都是孔子讀過的書。《詩》《書》《易》是孔子時代的經典。這三大經典，主體是兩周時期的東西。王國維作《殷周制度論》，十分強調西周制度的重要性，固然是為復辟帝制張本，有政治立場和文化立場方面的原因，但他看得很準，中國歷史，兩周確實是關鍵期。

《詩經》是兩周時期周、魯、宋的廟堂樂歌和兩周採風的作品。除個别作品談到點兒先周的事情，主要是兩周時期的詩歌，特別是東周時期的詩歌。

《尚書》是兩周時期貴族教育的古代史課本，有别於講當代史的《春秋》類作品，《虞夏書》《商書》只有不多幾篇，主體是《周書》，《周書》以外有《逸周書》，都是講周代的故事[18]。

《易經》本是占卜書，號稱《周易》，從書中提到的人物看，當是西周時期的東西。

我們的文獻知識有局限性，兩周以上的事，還是要求助於考古。

中國的古史傳說是靠帝繫而傳，帝繫的基礎是兩周族姓

中國古史，西周共和以下有年表，三代有世表[19]，略同埃及、亞述、波斯等古國留下的王表。《舊約聖經》也有這種王表。五帝傳說是三代世表以前的東西，它是以帝繫的形式傳下來。帝繫的基礎是什麼？是兩周族姓。兩者關係很密切。帝繫，按司馬遷的說法，原來也叫帝繫姓。

什麼是帝繫？

帝繫的帝，與根蒂之蒂、嫡庶之嫡和禘祫之禮的禘是同源字，本指宗神而非天神，特别是血緣所出和族源所出的老祖宗。不僅同一族姓有共同的老祖宗，而且不同族姓，通過聯姻和結盟，也有共同的老祖宗（其實只是强族即盟主的老祖宗）。因此，一個帝下可以有很多族姓。這種老祖宗的譜系，就是所謂帝繫。如《大戴禮》的《五帝德》《帝繫》就是講這種譜系。

什麼是族姓？

族姓是兩周時期的特殊制度。王國維指出，族姓制度是周人的一大發明[20]，古文字材料可以證明，他的說法一點兒没錯[21]。兩周時期的姓是“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左傳》隱公八年）。它是周人初建天下，為了統治大地域國家下的不同族群，即所謂“百姓”，用以認同識别的一套制度。

兩周族姓，特點是帶女字旁。姓本作生，與出生有關，人是女人所生，加女為姓。姓與婚姻生育有關，屬於血緣關係。氏與封土授官有關，屬於地緣關係。族姓制度下，氏是姓的分支，男人稱氏，女人稱姓，用以别婚姻。兩周時期，通婚是聯繫族群的主要紐帶，後世叫和親，親戚套親戚，可以串連一大片。當時，凡與周人通婚關係密切者多賜以這樣的姓。但也有一些族，没有納入這一系統，只有氏，没有姓，屬於以氏為姓。比如萊夷之萊，金文作釐，古書說萊夷是釐姓，就是以氏為姓[22]。可見帶女旁的姓並非全覆蓋。

古書講族姓、帝繫有什麼材料？

徐書把有關文獻分為三等。

（一）“以見於金文，今文《尚書·虞夏書》的《甘誓》一篇、《商書》、《周書》，《周易》的卦爻辭，《詩經》，《左傳》，《國語》，及其他的先秦的著作為第一等。《山海經》雖《大荒經》以下為東漢人所增益，但因其所述古事絕非東漢所能作偽，仍列入第一等。”

（二）“《尚書》中的三篇（零案：指《堯典》《皋陶謨》《禹貢》）、《大戴禮記》中的兩篇（零案：指《五帝德》《帝繫》）的綜合材料雖也屬先秦著作，但因為它們的特殊性質，只能同西漢人著作中所保存的有關材料同列第二等（《禮記》各篇有些不很容易斷定它的寫定究竟是在戰國時，或在西漢時的，只好隨時研究和推定）。”

（三）“新綜合材料，《世經》為第三等。譙周、皇甫謐、酈道元書中所載有關材料也備參考。”

這些史料，基礎材料可分兩大類，一類以講族姓為主，一類以講帝繫為主。前者，《左傳》《國語》最重要。後者，《大戴禮》的《五帝德》《帝繫》最重要。《史記·五帝本紀》就是利用這幾種材料。徐氏認為，“綜合材料比未經系統化的材料價值低”，因而把前一類材料列為第一等，後一類材料列為第二等，這是很有眼光的。

徐氏不用《路史》，比較慎重，但考古帝王，多引用《山海經》。古帝王，頭緒紛亂，很多不在帝繫中。《山海經》，性質複雜，引用要慎重[23]。

徐氏也未述及《世本》。《世本》只有輯本，没有完書，各種輯本，體例不一，引文不盡可靠，需要核對甄别，特别是《路史》的引文，尤須慎重。《世本》對《左傳》《國語》《五帝德》《帝繫》在細節上有補充，但没有框架上的修正。

古書所記族姓很多，多與兩周金文合。兩周金文涉及帝繫，材料有一點兒，但比較少。

這裡只把跟帝繫、族姓直接有關的基礎材料分析一下。

下面先談族姓，後談帝繫。

《大戴礼记•五帝德》中记载颛顼乘龙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砺。”

二、族姓

黃帝集團：黃帝十二姓（姬、祁、任、姞等姓）

徐書所說“古代部族三集團”是華夏集團、東夷集團和苗蠻集團。他說的華夏集團是指奉黃炎二帝為共祖的集團。我們先談黃帝集團的族姓。

古書講黃帝集團的族姓，關鍵材料是《國語·晉語四》載司空季子語。司空季子即晉臣胥臣，也叫臼季，其官職為司空。《晉語四》說“胥臣多聞”，是個熟悉掌故的人物。

他說：

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别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

這段話，大意是說，黃帝四妃[24]，與四族通婚，生子25人，分為25宗，14人有姓，11人無姓[25]，得姓的14人，己姓有二，姬姓有二，實際只有12姓。徐書說“這些姓也不全可考，古書中常見的，除姬姓外，僅有任、姞、巳、祁數姓”（第46頁）。

上述12姓，以姬姓為首，其說出自晉人之口，應屬周帝繫。這12姓，姬為周姓，其他11姓，應是與周人通婚的氏族，《潛夫論·志氏姓》箴作蕆，荀作拘，僖作釐，儇作嬛，依作衣。

周人與誰通婚？第一是姜姓，第二是姞姓[26]。這兩個姓最重要。

周人的女始祖是姜嫄，姜嫄傳出有邰氏，有邰氏在陝西武功。但姜姓不在黃帝十二姓之中，屬於下一系統。姞姓，《左傳》宣公三年石癸語：“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太王遷岐前，周人居涇水上游，與密須鄰近。密須在甘肅靈臺，就是姞姓。夷王后也是姞姓。這兩個姓有金文為證，毫無問題。

其次，祁為唐姓，金文从女从·。昭王后曰房后，房后就是祁姓。房亦作防，傳為堯子丹朱的封國，在河南遂平。任，金文作妊，王季后為摯任。摯為商代古國，在河南平輿。這兩個姓也有金文為證，毫無問題。

上引《晉語四》，謂己姓出自青陽、夷鼓。己、已、巳形近易混，徐氏作巳。此姓恐非祝融八姓的己姓，亦非己姓之莒的己姓[27]。戰國文字，已、巳是同一字，與己不同。巳可讀以，或許相當姒姓。周人與姒姓通婚，文王后曰太姒。太姒娶自莘，莘在陝西合陽。幽王寵褒姒而廢申后，褒在陝西勉縣，褒姒也是姒姓。

其他七姓無可考，有些也許是以氏為姓。

炎帝集團：姜姓之戎和允姓之戎（姜、允二姓）

《國語·晉語四》，接着上面那段話，胥臣還提到：

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

這段話是說，黃、炎二帝有共同祖先，男祖先是少典氏，女祖先是有蟜氏。黃帝與姬水有關，姬姓；炎帝與姜水有關，姜姓。《國語·鄭語》說：“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見《堯典》，是舜的禮官。

黃帝傳說是個大雜燴。舊說，黃帝生於壽丘（在山東曲阜），居於軒轅之丘（在河南新鄭），鑄鼎荊山之陽（在河南靈寶），葬於陽周橋山（陽周在陝西靖邊，而非陝西子長）[28]，問道廣成子於崆峒山（在甘肅平涼），並與炎帝戰於阪泉（在今河北涿鹿），與蚩尤戰於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司馬遷遊歷過這些地方，訪之故老，聽到過許多傳說（見《史記·五帝本紀》太史公曰）。黃帝的活動範圍為什麼這麼大，原因很簡單，它是以周人的關係網為背景，內含12個姓，25個氏，顯然是個地域聯盟。

與黃帝集團相比，炎帝集團好像比較單純。所謂單純，並非真正單純，那只是說，我們對它知之甚少，印象太籠統。姜姓是氐羌從甘青進入陝西者，最初只有申、呂兩支，僻處雍州，周初封建，移民東方，才從呂分出齊、許。申、呂、齊、許，號稱四嶽。四嶽是以嶽山即吴山得名。吴山在今寶雞西北。

黃帝十二姓，姬姓是核心。姬、姜密邇相處，世代通婚，關係最密切。西周十二王，至少有一半是娶姜姓女子為王后。徐書把黃炎兩個集團統稱為華夏集團，但姜姓不在黃帝十二姓之中，是個與它平行的集團。後世所謂炎黃子孫，正是以漢藏語系的漢語族和藏、羌語族為背景。漢與藏、羌關係最密切[29]。

上文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水是哪條水，其說不一，難以確定，但《水經注》說姜水在寶雞，大致不差。1935年，徐氏到過寶雞，訪過姜城堡、清姜河和相傳太公垂釣的磻溪，認為姜水就是寶雞的清姜河（第41—43頁）。今寶雞市有一批年代相當西周早中期的墓地，如紙坊頭、竹園溝、茹家莊、鬬雞臺、石鼓山的發現，它們恰好都在渭水兩岸和清姜河上。這些墓地，學者多認為與姜戎有關。我估計，西周早中期的申、呂大概就在寶雞地區。

商代以前，周人的活動範圍主要在隴山以東、涇渭之間、岐山南北。文、武二王時，周人的勢力才擴大到豐、鎬和豐、鎬以東。姬、姜通婚主要是周人與西戎通婚。西戎分姜姓之戎和允姓之戎。王國維說，姜姓之戎即氐羌，允姓之戎即獫狁[30]。前者來自青藏高原和甘肅東部，後者來自中亞、新疆和河西走廊。兩者分布在隴山兩側和寶雞地區以北，跟周人是老鄰居。周人是通過申、呂控制獫狁。我們不妨把允姓之戎也視為炎帝集團的一部分。

西北地區的青銅文化分很多支，如河西走廊的四垻，隴東的齊家，以及辛店、寺窪、卡約、沙井等，姜姓之戎和允姓之戎怎麼分，現在仍是問題。

姜姓，銅器銘文多見。但允姓，至今尚未發現。

徐氏說：“黃帝氏族的發祥地大約在今陝西的北部。它與發祥在陝西西部偏南的炎帝氏族的居住地相距並不很遠。”（第43頁）如果這是指周人崛起於涇水上游和岐山南北，申、呂崛起於吳山、渭濱和清姜河一帶，跟我們對考古的認識倒是比較吻合。

郭沫若先生曾依据《国语·周语》指出，铜器铭文中被他释为“天鼋”的族徽就是古轩辕（上图为轩辕黄帝像）。

二皞集團：風姓之夷、嬴姓之夷（風、嬴二姓）

二皞是太皞、少皞。太皞、少皞亦作太昊、少昊。皞、昊有光明之義，其名可能與日出東方有關[31]，《大戴禮·帝繫》不講這兩位，把東夷排除在外。

太皞風姓，金文从女从凡。風姓四國見《左傳》僖公二十一年：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

少皞嬴姓。少皞是秦人之祖。《史記·秦本紀》提到嬴姓的源流：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諮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遊。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禹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伯翳，舜賜姓嬴氏。

……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族姓是西周制度。“舜賜姓嬴氏”是後出之說。《國語·鄭語》：“嬴，伯翳之後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伯翳即舜臣伯益，即上文大費。伯益見《書·堯典》，司馬遷作伯翳，與《鄭語》同。

嬴姓十四氏，郯、莒、運奄、菟裘在山東，江、黃、修魚在河南，徐在江蘇，終黎（即鍾離）在安徽，分布甚廣。蜚廉是秦、趙、少梁（即上文將梁氏）之祖。嬴姓西遷，據清華楚簡《繫年》，最遠的一支，最初在甘肅甘谷朱圉山一帶，即甘肅禮縣以北。司馬遷說，秦是周孝王時從這一支分出而定居汧渭之會。少梁在陝西韓城，趙在山西洪洞趙城鎮，都在嬴姓西遷的路上。

夷，字本作人。夷是周人對東方部族的統稱。商周時期，東夷以山東半島為中心，北面有萊夷和嵎夷，可能來自遼東半島，南面和西面有淮水流域的南淮夷和群舒。南淮夷是南夷和淮夷的統稱，嬴姓。群舒是皋陶之後，偃姓（偃从匽，含女旁）。兩周以降，山東和淮水流域的諸夷最先被周人同化。東漢時期，東夷變為中國東北和朝鮮、日本的統稱。

當年，傅斯年寫《夷夏東西說》，剛好在城子崖發現之後，“九一八”發生之前，因而對東北和山東特别重視。他認為，中國歷史，南北對峙是東漢以來，早期是東西對峙，夷、商屬東系，夏、周屬西系，商人起源東北。

現在，考古學家認為，商起源於邯鄲附近的漳河流域，沿太行山東麓向南北擴展。向北的一路，先與夏家店下層、後與圍坊三期會合；向南的一路，形成安陽、鶴壁、濮陽一帶的晚商核心區（即《詩經》的邶、雍、衛）；新鄉、焦作和鄭州一帶是其前沿。鄭州商城是這個前沿的中心，向西與二里頭文化會合，向東與嶽石文化會合，向南可達湖北黃陂的盤龍城。

祝融集團：祝融八姓（己、妘、曹、羋四姓）

古書講祝融集團，材料有二：

1.《國語·鄭語》史伯語：

（祝融）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當周未有。

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

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

秃姓舟人，則周滅之矣。

妘姓鄔、鄶、路、偪陽。

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

斟姓無後。

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芈蠻矣，惟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

2.《大戴禮·帝繫》

顓頊娶於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老童娶於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緺氏，產重黎及吴回。吴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啟其左脅，六人出焉。

其一曰樊，是為昆吾；其二惠連，是為參胡；其三曰籛，是為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為云（妘）鄶人；其五曰安，是為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為芈姓。季連產什祖氏，什祖氏產內〈穴〉熊，九世至於渠婁鯀出。

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無康，為句亶王；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疵，為戚章王。

昆吾者，衛氏（是）也。參胡者，韓氏（是）也。彭祖者，彭氏（是）也。云（妘）鄶人者，鄭氏（是）也。曹姓者，邾氏（是）也。季連者，楚氏（是）也。

祝融八姓，董姓是己姓的分支，斟姓是曹姓的分支，無後，《帝繫》去掉這兩個姓，只講六姓。

己姓是夏代古國昆吾、顧、董的後代，蘇（即溫）是周代的己姓國。己，金文作妃。

彭姓是商代古國大彭、豕韋、諸稽的後代，商滅之。所謂彭姓，其實是以氏為姓。

秃姓是商代古國舟的後代。上博楚簡《容成氏》說舟是文王伐滅的九邦之一。文王伐九邦時還沒有賜姓制度。所謂秃姓，也是以氏為姓。

妘姓是周代鄔、鄶、路、偪陽四國的姓。妘，金文从女从員。

曹姓是周代邾、莒二國的姓。曹，金文从女从棗。

羋姓是周代夔越、蠻羋和荊楚的姓。夔越即夔，夔是熊摯之後，在湖北秭歸。蠻芈是逃到濮地的叔熊（即叔堪）之後。濮在鄂西。荊楚即楚國，楚是熊繹之後[32]。芈，金文从女从爾。

如此說來，周代屬於這一集團，真正帶女旁的姓，其實只有己、妘、曹、芈四姓。

“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国语·郑语》

姚、媯、姒、弋、子、媿、偃、曼八姓，不在上述族姓中

虞人姚姓，或即黃帝十二姓的酉姓（這只是從讀音推測。酉是喻母幽部字，姚是喻母宵部字，古音相近）。陳人媯姓，媯姓可能分自姚姓，周人封於陳。

夏人姒姓，或即黃帝十二姓的己姓（見上“黃帝集團”節）。《詩·鄘風·桑中》“美孟弋矣”。魯襄公母，《左傳》作定姒，《公羊》、《穀梁》二傳作定弋。弋姓見金文，有女旁，可能分自姒姓。

商人，貴族男子多稱子，猶如周代的小子。殷人子姓，是周代的說法，估計就是沿用這一稱呼。東周以來，子是尊稱，先秦諸子的子就是尊稱。商人稱子，西周金文未見。東周銅器宋公欒瑚，銘文作“有殷天乙唐孫宋公欒作其妹勾吴夫人季子媵瑚”[33]，是宋女嫁吴的媵器。宋為殷後，宋女而稱季子，學者以為宋人子姓之證[34]，但這個子字沒有女旁。

兩周時期，北狄南下，活躍於河北、山西、陝西三省。赤狄媿姓，先在晉西南，後在晉東南，滅於晉；白狄姬姓，主要在滹沱河流域，滅於趙。夏、商、周皆鄰近北方，與狄關係很密切。姬姓，陝西還有驪戎，山西還有大戎。它們全都可能來自北方草原，周只是偏西的一支。

群舒偃姓。偃从匽，含女旁，但金文未見。

鄧國曼姓。曼通蠻，金文作嫚，曼、芈可能類似嬴、偃，關係很密切。

以上八姓，或為古國之後，或為邊遠之族，皆不見於上述族團。

族姓制度的考古依據

夏、商、周三分歸一統，最後收功於周。商代，青銅文化已經分布甚廣。周代，分布更廣，北至內蒙，南至廣東，東至遼東和山東，西至甘青，幾乎可以覆蓋秦三十六郡和清本部十八省。族姓制度行於兩周，最好的證明就是兩周銅器。

兩周族姓，主要的姓有20個。這些姓，多見於兩周金文。如周、魯、晉、衛、燕、吴為姬姓，申、呂、齊、許為姜姓，杜為祁姓，微為姚姓，陳、邿為媯姓，莘為姒姓，鄂為姞姓，薛、祝（鑄）為任姓，宋為子姓，宿為風姓，秦為嬴姓，蘇為己姓，鄶為妘姓，邾為曹姓，楚為芈姓，倗（馮）為媿姓，鄧為曼姓，此外，金文還有弋姓。金文未見，只有允姓和偃姓。[35]

這些族姓，功用有二，一是同姓認同，二是異姓通婚，等於當時的民族識別。

《國語·晉語四》司空季子語，就是講這種功用：

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故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方）。

同姓認同和異姓通婚，是西周大一統的基礎。《國語·鄭語》：“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姬、姜、嬴、芈是兩周四大姓。姬姓有魯、晉、衛、燕，姜姓有齊，嬴姓有秦，芈姓有楚，都是東周大國，它們代相沉浮，決定了後來的歷史走向。

注释：

[1]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初印本，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1943年；《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年。本文引用此書，頁碼是據1985年文物出版社重印的增訂本。

[2]《古史辨》，第一冊（上編論辨偽，中、下編論古史和禹是否真有其人），顧頡剛編，北京：樸社，1926年；第二冊（上編論古史，中編論孔子，下編含若干古史論文和《古史辨》第一冊的書評），顧頡剛編，北京：樸社，1930年；第三冊（上編論《易》，下編論《詩》），顧頡剛編，北京：樸社，1931年；第四冊（諸子叢考），羅根澤編，北京：樸社，1933年；第五冊（上編論今古文，下編論陰陽五行說），顧頡剛編，北京：樸社，1935年；第六冊（諸子續考），羅根澤編，上海：開明書店，1938年；第七冊（上編為古史傳說統論，中編為三皇五帝考，下編為唐虞夏史考），呂思勉、童書業編，上海：開明書店，1941年。此書新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上海書店1992年《民國叢書》影印本和海南出版社2005年排印本。

[3]中國的神話研究是模仿西方（如《聖經·創世紀》），材料多取自《山海經》。參看茅盾《中國神話研究ABC》，上海：世界書局，1929年（1978年再版，易名《中國神話研究初探》，收入《茅盾評論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下冊，239—333頁）；聞一多《神話與詩》和《古典新義》，北京：中華書局，1958和1959年。袁珂《中國古代神話》，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古神話選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

[4]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1—6頁。又見《古史辨》，第一冊，下編，264—267頁。

[5]《古史辨》，第五冊，上編，101—249頁（原刊《燕京學報》第七期，1929年）。案：錢穆《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617—630頁）也很重要。該文指出，顧氏的層累作偽說當以歷史演進說化解之，即“復先秦七國之古來解放西漢，再復東周春秋之古來解放七國，復西周之古來解放東周，復殷商之古來解放西周，復虞夏之古來解放殷商”（618頁）如果說，顧氏的層層剝筍說是個解構過程，錢氏的復古解放說就是反向校正。如《唐六典》含唐以前的律令，我們只有發現其背景線索，才能剝離更早的律令。

[6]《虞夏書》前三篇是全書的引子。傳統認為，《尚書》全書，這三篇最早，顧氏定為戰國作品，王國維定為周初作品，差距很大。顧氏去世後，劉起釪折衷眾說，以《堯典》為孔子作，《皋陶謨》年代相近，《禹貢》九州反映龍山時期的人文地理區系（採邵望平《禹貢九州風土考古學叢考》之說），係西周史官據商代藍本而作，並有春秋時期的補綴。參看顧頡剛、劉起釪合作，劉起釪整理的《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一冊，1—520頁；第二冊，521—853頁。

[7]參看孫慶偉《追跡三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45頁。

[8]參看蒙氏《治學雜語》，蒙默編《蒙文通學記》，北京：三聯書店，1993年，29—30頁；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新史學之路》，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98年，上冊，第三節（17—22頁）；徐書，第一章（19—36頁）。

[9]蒙氏早期講義《周秦民族史》，見蒙默整理《蒙文通中國古代民族史講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據蒙默《讀蒙文通先生遺著〈周秦民族史〉》（《蜀學》第三輯，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12月，57—65頁），這一講義着筆於1927年，完成於1935年。其中《犬戎東侵考》、《秦為犬戎考》、《赤狄白狄東侵考》三篇曾刊於《禹貢》第六卷第七期和第六卷第一、二、三期合刊。1958年，該書定稿始以《周秦少數民族研究》為名，在龍門聯合書局出版。蒙氏《治學雜語》云“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是一部好書，我寫《周秦少數民族研究》，基礎就是這部書”，見蒙默編《蒙文通學記》，5頁。

[10]考古材料證明，秦人的貴族墓和平民墓截然不同，前者出自東夷，後者出自西戎。徐氏比蒙氏的看法更正確。

[11]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收入氏著《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3—60頁（原刊《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1093—1134頁，1934年）。

[12]蒙默《讀蒙文通先生遺著〈周秦民族史〉》說：“這部講義基本定稿是在1935—1937年間，其時正值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我國方殷之際，先君‘痛國是之日非，憫淪亡之慘酷，遂乃發其憤激之情於戎狄，呵斥訾謷，幾於滿紙。’且改易舊日‘民族移住’的篇名為‘侵略’，嚴夷夏之防是《春秋》大義之一，結合當時局勢，是一種拳拳愛國之心的表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64頁）。1934年，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是“九一八”事變以前，為《民族與古代中國史》而作，其研究思路與《東北史綱》直接有關。徐書寫於抗戰中的大西南，具有同樣的時代關懷。

[13]抗戰期間，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祭黃帝，誰都不會接受中華文明史只有兩三千年。同樣，為了反對日本鼓吹的“民族自決”（如建“滿洲國”、“大元國”、“回回國”），傅斯年主張慎用“邊疆”，不討論“民族”，強調中華民族只有一個，參看王炳根《吳文藻與民國時期“民族問題”論戰》（《中華讀書報》2013年5月1日）。1934—1937年，顧頡剛、譚其驤創辦《禹貢》半月刊，也主張廢棄“中國本部”一名（即清朝所謂的“本部十八省”）。這些都是時局危機的反映。

[14]傅斯年《城子崖》序，歷史語言研究所編《中國考古報告集》第一種：《城子崖——山東歷城縣龍山鎮之黑陶文化遺址》，1934年11月。

[15]增訂本43頁注1有1959年1月補記。在這條補記中，他指出，甘肅仰韶（馬家窯文化）晚於中原仰韶，齊家更晚，舊說應修正。

[16]蘇氏把中國的考古文化分為六個區系或條塊。參看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33—99頁；蘇氏之子蘇愷之《我的父親蘇秉琦——一個考古學家和他的時代》，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71頁和226—229頁。案：蘇氏與夏鼐不同，特別喜歡對考古現象做提煉、概括和總結。他所用的“區系”一詞是借鑒植物學和動物學。1983年10月26日，蘇秉琦致信俞德浚，向俞氏請教“區系”一詞的西文用法，俞氏覆信說，植物區系是flora，動物區系是fauna。

[17]李學勤說：“當年蘇聯的學者反對用‘史前史’這個詞，說‘史前’怎麼還有歷史呢？實際上這個詞在英文中就是‘prehistory’。‘prehistory’和‘history’兩者怎麼區別？有一個很簡單的說法：有文字記載的是‘history’；沒有文字記載，主要用考古學、人類學或語言學等方法探測的是‘prehistory’。20世紀中葉以後，國際上認為這樣劃分不夠清晰，因為中間有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既有文獻記載，又需要用大量考古學、人類學的方法進行補充。現在國際上將這段時期稱為‘protohistory’，我們一般將其譯為‘原史時期’。在這個時期，文獻記載和考古學並重，越往前考古學的比例越大，越往後則文獻記載的比例越大。”參看氏著《〈史記·五帝本紀〉講稿》，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7頁。

[18]王國維認為，《虞夏書》四篇和《商書·湯誓》“或係後世重編，然至少亦必為周初人所作”。至《商書·盤庚》以下“皆當時所作也”，見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1—6頁。

[19]《史記·太史公自序》：“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於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漢書·藝文志·數術略》曆譜類有《黃帝五家曆》、《夏殷周魯曆》、《漢元殷周諜曆》、《帝王諸侯世譜》、《古來帝王年譜》等。

[20]王國維《殷周制度論》，收入《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二冊，《觀堂集林》卷十：1—15頁；陳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48—50頁。

[21]李零《兩周族姓考》，收入氏著《我們的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6年，第一編：《茫茫禹跡——中國的兩次大一統》，77—135頁。

[22]同上，114—115頁。

[23]《山海經》是神仙家尋仙訪藥的指南，糅地理、本草、博物、神仙諸說於一書。書中多悠謬之談，難以一一落實。

[24]《帝繫》說青陽、昌意俱出嫘祖。這裡只說“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沒有提到昌意、蒼林為何氏之甥。四母之名未詳，《漢書·古今人表》、《帝王世紀》以方雷氏、嫘祖氏、彤魚氏、嫫母為四母，未必可靠。

[25]上文，青陽、夷鼓同為己姓，青陽、蒼林同為姬姓，青陽兩出，必有一誤，《帝繫》既言“黃帝產玄囂”，帝嚳、帝堯出自玄囂，“黃帝產昌意”，帝顓頊、帝舜出自昌意，又說“黃帝居軒轅之丘，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可見《五帝本紀》說玄囂就是青陽是對的。這裡的第二個“青陽”當是“昌意”之誤。

[26]姬、姞、媿是北方三大姓，如商代有名的西伯、鄂侯、鬼侯，就跟這三大姓有關。

[27]武王所封之莒為嬴姓之莒，另有己姓之莒。《春秋》隱公二年“莒人入向”，孔疏兩引《世本》，一作“莒，己姓”，一作“自紀公以下為己姓”，謂己姓之莒“不知誰賜之姓者”。《左傳》昭公十七年“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杜注以少昊為黃帝之子、己姓之祖。孔疏非之：“黃帝之子十四姓，其十二有姬有已。青陽既為姬姓，則已姓非青陽之後，而《世本》己姓出自少皞，非青陽也。事遠書亡，不可委悉耳。”

[28]徐書43頁已經指出，橋山不在今黃陵縣，而在漢陽周縣境內，但他說漢陽周縣在今子長縣境內也還不夠準確，漢陽周縣當在今靖邊縣楊橋畔一帶，詳下“帝墟和帝陵”節。

[29]漢族稱漢始於漢代，漢代是以劉邦“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得名（見《史記》的《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巴、蜀、漢中屬於古梁州，與雍州為鄰，正是周秦與氐羌來往密切的地方。

[30]王國維《鬼方昆夷獫狁考》，收入《王國維遺書》，第二冊，《觀堂集林》卷十三：1—12頁。

[31]大汶口陶符有一種日出山、海的符號。

[32]李零《楚國族源世系的文字學證明》，收入氏著《待兔軒文存》（讀史卷），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193—208頁。

[3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四冊，2956—2957頁：04589、04590。

[34]參看陳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47—111頁。

[35]李零《兩周族姓考》。

延伸阅读

责任编辑：周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