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云端论坛06】鸦片战争之前的新教东来、西学传入与本土化

鸦片战争之前的新教东来、西学传入与本土化

2020年6月19日，“云端论坛”第六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主题为“鸦片战争之前的新教东来、西学传入与本土化”。本次论坛由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姚达兑主持，参与者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周伟驰、德国图宾根大学亚洲与东方学院博士后李骛哲。三位老师分别做了主题报告，并有热烈的讨论。本次活动也是“西学知识形态在中国”系列论坛的第一场论坛。

周伟驰老师带来第一场报告，题为“梁发与南洋神学”。周老师首先对南洋神学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南洋”指的是东南亚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一带，“南洋神学”则是泛指近代以来，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在东南亚的中文传教著作，特指十九世纪上半叶新教中文传教著作中所体现的神学观念（1815-1842）。

随后，周伟驰老师阐述了在新教传教士在东南亚进行传教的概况与原因。东南亚有着非常丰富的华人移民的历史，广东、福建等地的华人移民甚至在东南亚建立了小的国家。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和欧洲殖民者在当时是并存的关系。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到达广州，开始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但由于当时清廷的禁教限商政策，他在中国本土的传教和出版受到了限制。随后，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等人到东南亚发展，由于东南亚地区大多被西方控制，因此传教较为自由，米怜、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等人在东南亚学习了潮州话、广东话等等，并集中出版了许多中文读物。从1815年起，新教传教士在马六甲、槟城、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华人当中传教，并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出版了众多著作。到1842年，约有160余种书籍出版，主要是在马六甲、槟城和巴达维亚三地出版，广州、澳门两地仅出版了约20种著作。这些中文著作可分为了两类，宗教类的著作占80%，主要内容是圣经、释经和宗教伦理等；世俗文化类的书占20%。

周伟驰老师指出，新教在南洋借助其出版与传教的自由进行传播，但南洋实际上是向中国传教的一个跳板。传教士所创办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其实是在做西学东渐的工作。他们将西学中的科技著作翻译成中文，主要是为了破除当时中国人的一些迷信观念，如黄道吉日、祭祖、风水等，并破除中国人传统的华夷之辩的观念，向中国人展示西方的科技与政治制度。除此之外，传教士在南洋传教还有其背后的神学观念，主要是英美新教的“大觉醒运动”。他们相信基督复临在即，因此急于传播福音，以拯救异教徒灵魂。由于新教传教士多来自英国和美国等新教国家，因此，其传教士在南洋传教的时候，其神学动机与其世俗身份是交杂纠缠在一起的。

最后，周伟驰老师结合其校注梁发著作的工作，揭示了其思想与“南洋神学”的密切关系。《劝世良言》受到马礼逊、米怜、高大卫（David Collie）、修德（Samuel Kidd）、麦都思等人在南洋出版的中文著作的形式和内容的影响。比如，米怜重视“灵魂”的概念，认为它是道德行为和受报的主体，梁发也接受了这样的观念。

基督教新教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所著《劝世良言》。插图为马六甲英华书院版本（1832）。

接下来，李骛哲老师发表了题为“郭实猎为何选择中国”的报告，主要围绕郭实猎（Karl F. A. Gützlaff，1803-1851）的日记以及相关研究资料展开讨论。郭实猎在近代史上是一名非常重要的传教士，在十九世纪30和40年代，他几乎参与了中西方碰撞过程中的所有重大事件。

李骛哲老师结合了郭实猎的人生经历讨论了其成为传教士并到华传教的原因与经过。郭实猎出生在普鲁士的一个贫寒家庭，仅上了五年小学，且个性极端。他原本计划前往希腊参加独立战争，后迫于荷兰传道会的压力才前往东南亚传教。来到东南亚后，郭实猎又因马来人过于落后，无法抚平心理落差，加之麦都思等人的影响，遂转向对文明程度更高的华人传教，并最终脱离荷兰传道会，远走暹罗（泰国）。李骛哲老师指出，郭实猎对华人的传教并不是出自于对东方的长久兴趣，而是出于他与母会的矛盾、个人的野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总之，郭实猎是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出身社会底层，是非界限模糊，行事极端偏执，夸张求功。相比后人评价更高的马礼逊、米怜等人，郭实猎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的来华新教传教士中，似乎更具代表性。郭实猎在荷印群岛期间的经历，反映出1834年以前，新教来华初期筚路蓝缕的状况。由于报名充当传教士者寥寥，使得“贩夫走卒，耕田拉车者”均可入选来华，最终导致各大差会在东南亚各地的传教活动不同程度地遭到挫折，即所谓“人谋不臧”所致。这一现象，与学界印象中，1840年以后，大量教育程度较高的传教士来华并陆续取得的业绩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以郭实猎为代表的一批传教士，在对华态度上的矛盾心态。相当一批早期来华传教士，除希望在华传播福音、造福华人之外，却希望中国内乱，甚至对鸦片贸易、战争等行为始终保持着一种虽反对却又若即若离的暧昧态度，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清政府的海禁和排外政策，使西人无法通过正常管道踏入中国的大门。总之，研究1830年代之前的来华传教士群体，特别是研究他们选择来华传教的原因，将有助于学界厘清西人在鸦片战争以前对华态度的变化过程及成因，并呈现出中西交往、新教入华过程，在政治、经济之外的更多复杂面相。

郭实猎画像

姚达兑老师发表了题为“晚清传教士如何翻译和理解《神仙通鉴》中的耶稣传 ”的报告，讨论为什么《耶稣传》会出现在清初道教神仙文献中，晚清西来传教士又是如何看待这些文献的问题。

姚达兑副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神仙通鉴》这本书，它是清初三教合一的产物，是以道教为本位的中国神谱，收编各个教派的教主或圣贤，从而构成了一个可以无限添加的开放体系。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仙真衍派”；第二部分是“佛祖传灯”，其中就收录了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相关内容；第三部分是“圣贤贯脉”。

随后，他围绕着传教士对于《神仙通鉴》中《耶稣传》的三种译介进行了讨论。分别是1818年刊于《印中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1817-1822)上一封匿名来信上的介绍文，1839年刊于《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1)上的对《神仙通鉴》一书的详细讨论，其中也涉及《耶稣传》的翻译，以及1849年刊于《中国丛报》上对于这篇《耶稣传》的讨论。第一种译介，其实是一篇刊印在《印中搜闻》上的信件，该信的作者很有可能是马礼逊或米怜。作者借读者来信的方式对《耶稣传》进行了介绍和讨论，指出了该传应该是来自在华天主教的汉语出版物。经过一番考证，姚老师认为该传应该是来自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出版的一部《玫瑰经》，后来被改编进了道教的故事集《神仙通鉴》当中。此信还提及了玛利亚被当时中国人看作是妈祖一类的人物。这显示出强烈的澳门与东南亚的传教背景。

第二个译本为刊于《中国丛报》上的评介，据姚老师考证，作者是为郭实猎。郭实猎在译介和评论中国神话、文学（比如其译介的《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等），乃至评论当时的社会状况时，使用了许多极其负面的、贬义的，带有嘲弄意味或强烈抨击意味的词汇。然而，郭氏也认为，由于他和他们的传教士同伴对中国宗教的理解并不充分，因此有必要仔细研读《神仙通鉴》这一类书，以此来了解中国信仰状况。郭氏要求同僚理解中国信仰的状况，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传教的行为。同时，姚达兑老师还指出，郭实猎运用线性时间观念，串起了整部《神仙通鉴》中的各类故事，这种做法本身有着一种线性史观、一种历史目的论在支撑，即人类所有的知识、教义和行为，都必须朝向一个伟大的目标——在郭实猎这里即是一个千禧年将要到来。此外，郭实猎对这本书的评介除了知己知彼达到传教的目的外，还有一些世俗的目的，这本书撰写为鸦片战争前夕，郭实猎写作此文，是为了向西方人寻求支持和资助，传教的诉求在郭实猎那里变成了帝国主义行动的合理证明。

《神仙通鉴》书影

第三个译本为斯皮尔（W.Speer）创作的，较之前两位的文章，斯皮尔的文章是一篇学术论文。其写作的目的，便是以学术论证的方式证明早期基督教在东亚乃至中国传播的种种痕迹，以此证明他们这些来传教士在华活动乃是延续神启之旨意，有其“正当性”。斯皮尔的论述，颇多牵强附会之处，有些说法根本就没有实质的证据。斯皮尔认为，过去经由陆地进入东亚或中国的商贸往来，带来了基督教传教的可能，这表明了上帝有改造东亚的宗旨，说明了现在传教的正当性。商贸往来进一步的发展，促使了英国和美国一起在全世界到处传播福音，他们的传教事业也将会在他们帮助下取得胜利。在郭实腊和斯皮尔同时代的英文杂志上，其实还有不少选自《神仙通鉴》的单篇故事（主要涉及民间宗教、至高神、奇异的神灵等）也被翻译出版，这些译文帮助传教士加深了对中国宗教的理解，进一步地理解中国民间信仰和底层社会的复杂状况。

云端论坛直播现场

讨论环节，三位学者围绕着麦都思的《神理总论》、梁发《劝世良言》和《言行日记》，以及梁发和郭实猎等人及其著作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三位学者还就在线观众所提出的相关问题，诸如关于“南洋神学”体系化定义、欧美传教士在南洋传教的目的、郭实猎研究的相关议题的延伸等方面问题，一一作出详细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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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敏萱、周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