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文明 | 对话李学勤：重写中国学术史何以可能?（上）

国家与文明

国家起源，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20世纪以来引起长久学术争论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国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等同于文明起源。这个问题对于传统文献史学而言，似乎可以是不证自明的。但对于现代史学而言，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文献记载支离破碎无法在现代史学方法论中得以自明；另一方面，因为讨论对象差异、学科背景不同、学派师承有别所造成的理解分歧，造成诸如“国家”、“文明”之类的概念与阐释理论长期以来言人人殊。因此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不同学科各自表述的阶段。自上世纪 20 年代考古学出现并介入中国上古史重建研究之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被科学地提出，并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与基础材料的积累而逐渐明晰。值此疫情期间，文研院希望延续既有的学术关怀，推出一组学者的文章，尝试梳理近年来学界在“国家与文明”议题上的重要进展。

今日我们推出该系列的最后一篇《重写中国学术史何以可能?——关于“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问题的对话》。在这篇对话中，邯郸学院文史学院吕庙军博士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学勤教授就出土文献对于古史研究的意义进行了讨论。论者认为，20世纪盛行的疑古思潮是对古书、古史的第一次大反思，这催生了古史重建的思想，也为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大量考古工作发掘的材料和出土文献则为人们走出疑古时代、摆脱疑古局限、对古书进行第二次大反思提供了基础。本文原刊于《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4期。因原文较长，分上、下两篇推送，此为上篇。

“国家与文明”是文研院今年春季推出的学术专题栏目，自3月以来每周一期，今天即将告一段落。该专题得到文研院工作委员、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的指导与支持，特此感谢。

重写中国学术史何以可能?

关于“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问题的对话

（上）

吕庙军 李学勤

李学勤教授

一、疑古思潮与古书、古史的第一次反思

吕庙军:李教授，20世纪盛行的“疑古”思潮，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书进行了第一次大的反思。它给考古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对中国古史建设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向与副作用。所以，王国维、李济等学者针对此偏向呼吁“古史重建”。尤其是您在1981年发表《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一文，90年代又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以及“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等相关命题后，推动着“走出疑古”也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产生了影响。当然，您的“走出疑古时代”理论在受到学术界关注和重视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您作为当事人，是如何看待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分歧和争论的？

李学勤：记得那是在1992年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小型学术座谈会上，我作了题为“走出疑古时代”的发言，大胆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因为，近几十年来，中国在考古方面的重要发现对于古代历史的认识有了很多新的启发，这与过去“疑古”思潮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有密切关系。尤其是从那些新发现的古代遗留典籍来看，“疑古”思潮的先辈们对中国若干古书提出的怀疑就有些不适当或者不必要了，但他们造成的偏向却一直影响着学术界。而今，当我们把历史学与考古学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就产生了与“疑古”学者不同的认识。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表达了我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对一些文献辨伪和考古成果的看法。在这次演讲后，有朋友把我的观点发表在《中国文化》杂志第7期上，结果引起了很多争论，这是我当时始料未及的。

吕庙军：疑古思潮对中国古史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疑古学者的科学求真、怀疑精神，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疑古思潮的副作用，比如将真正先秦典籍大都定为伪书，一方面造成中国早期没有信史——以致“东周以上无史”，低估中国古代文明水平的时间和程度。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可信书籍以资研究，材料缺乏，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产生。正确认识“走出疑古时代”的内涵及学术意义，强调是走出“时代”的局限性，而非全面否定疑古（积极方面因素），走出疑古更不是打倒“科学怀疑思辨”精神，而使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更加正确客观地研究中国古代文明。

李学勤：是的。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确实把信古打倒了，但疑古也过了头。凡细读过七册《古史辨》的人，都会看到这一思潮的成绩。疑古的学者不仅总结了宋、清以来这方面的成果，而且完善了辨伪的方法和理论。这一思潮的基本学说，如顾颉刚先生在1922年建立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至今仍影响着海内外的学术界。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不过在二、三十年代，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实际已经开始了。比如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可谓代表。我们看中国古史研究之所以有今天的局面，主要是由于有了新理论观点和考古发现，而这两者都可溯源到上个世纪20年代。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书影

吕庙军：这些年来，您是首倡“走出疑古时代”，积极奔走呼吁进行古史重建的主要学者之一。实际上，我国古史重建已有很久的历史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三次极为重要的古史重建活动。第一次为孔子对三代历史的重建，第二次为汉代学人对先秦历史的重建，第三次为现代学者利用出土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对先秦历史的重建。第三次重建工作，包括像过去王国维、郭沫若、傅斯年、李济以及现代包括您在内的学者积极投入到重建古史的学术实践中，至今仍在进行中。

李学勤：古史重建的工作确实有很早的渊源了。“古史重建”这一说法不是我首倡的，是我们现代考古学的最早奠基人李济先生提出来的。“重建古史”的基本思想就是以考古学为主来重建中国的古史。当然我们这里提到的“古史”一般专指中国上古史即先秦史而言，或者放宽到汉初以上。古史重建思想正是由于疑古思潮的结果。疑古思潮给考古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疑古思潮可以说是对古书、古史的第一次大反思。

二、“走出疑古时代”与古书的第二次大反思

吕庙军：冯友兰先生曾在30年代提出，中国研究古史者可分为三派：信古、疑古、释古。他是主张“释古”的，认为：“‘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既要坚持“未可全信”；又要坚持“不可一概抹杀”。将疑古、考古作为一种方法是必要的。怀疑是通向科学殿堂的钥匙。绝对的信古、疑古均不可取，但怀疑不是否定一切，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绝不迷信盲从，这样才能正确地释古。

李学勤：“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涉及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信古、疑古、释古，指的是怎样看待文献记载的古代历史文化的问题。疑古是晚清今文经学一派率先倡导的一种思潮，反对对古代文献一味尊信，要求对古史普遍作理性的审查。疑古思潮在思想史上起到过很大的进步作用，但因怀疑过度，难免造成古史的空白。这一思潮影响深远，要对古代历史文化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不摆脱有关观点的约束。冯先生提出以释古代替疑古，确具卓识。“信古”一名之生，是由于疑古思潮的兴起，在疑古出现以前并无其说；而“释古”一名的提出，又是为了与疑古有所区别。所以，“信古、疑古、释古”一说的出现，关键仍在疑古思潮的盛行。疑古思潮最盛的时期，正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冯友兰先生“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是针对当时业已充分展开的这一思潮及其影响提出来的。

吕庙军：您在《走出疑古时代》中说冯友兰先生曾讲到一个“三阶段”说，即“信古——疑古——释古”。有学者建议不如将“释古”改成“考古”。

李学勤：我所引冯兰先生的话，见于30年代后期他为《古史辨》第六册撰的序，近年已收入《三松堂学术文集》。冯先生说：“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说，他尽可作此两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任何一种的学问，对于一个人，都是太大了。一个人只能作任何事的一部分。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须如此。由此观点看，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期间无所谓孰轻孰重。”

好多年来，学者们谈起冯先生的“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总是当作三个阶段来理解的。重看上面引用的原话，冯先生只讲了三种趋势，没有说三个阶段。他提到的“阶段”，是说审查史料和融会贯通为历史研究工作的两阶段，不是以“信古、疑古、释古”为三阶段。不过，细心均为历史研究所必须，但融会贯通究竟应居审查史料之后。因此，冯先生所说的三种趋势，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带有三个阶段的意味，也可作辩证法的正、反、合来理解。

有人建议将考古代替释古，考古是释古的关键方面，不过释古的涵义比考古更为广泛。考古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对探索古史的成绩是很大的，我在前面已经讲了不少。不过，当前大家说“考古”，基本上是指田野考古，其含义恐怕不如“释古”那么宽泛。

冯友兰先生

吕庙军：释古比考古更为妥当，我也同意这个看法。上个世纪30年代，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壮大，古史学者们就开始利用考古新发现，对包括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在内的古史学研究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并认识到过分疑古客观上对中国古史研究造成了真空状态。十几年前，您基于当时学术的发展状况，以及长期以来结合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实践，独具慧眼，大胆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在当时具有怎样的学术意义或对当前学术的发展起到了什么的作用？

李学勤：这是个重要的问题。首先，它可以使一些古书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如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发现的竹简本《文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本《文子》，前人多指为伪书，以为与《汉书·艺文志》不合，系后代赝鼎。我们最初观察竹简，见《文子》多记楚平王与文子问答，同于《汉志》，似乎更足证今本之伪。后经仔细查对，才知道今本是把平王问文子改成了文子问老子，其他尚沿原本之旧。因此，今本《文子》至少一部分是真书，过去全加否定，实在是冤枉了。这仅仅是例子之一。用新的眼光重新审查古籍，会使我们对古代文明研究的凭借更为丰富和广泛。

其次，可以对一些古籍的成书时代重作估计。如1956年，信阳长台关1号大墓发掘了两批竹简，因其中一批有“先王”、“三代”、“周公”等词，儒家气较浓，所以起初大多以为是儒家作品。“文革”期间，中山大学的几位学者指出竹简的内容与《太平御览》所引《墨子》逸文相同。再经查对，传本《墨子》书里也有“三代”、“先王”、“周公”等词。因此，推断长台关这组简是《墨子》佚篇。这个《墨子》佚篇的发现的确很重要。长台关这座墓属于战国中期，《墨子》佚篇的内容与传本《墨子》中的《贵义》、《公孟》等篇相似。而《贵义》、《公孟》以前以为是很晚的作品。现据《墨子》佚篇可知，它们实际不晚，至少在战国中期以前就出现了。大家知道，墨子卒年已经到周安王时，即战国中期之初。墨子本人到过楚国，见过楚惠王，因此这个地方流行墨家作品，是很自然的。这也就是说，过去我们认为《墨子》书中很晚的一些篇，实际不晚，可能是墨子以下一、二代人写的。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墨子》意义很大。还有《墨子》最后的《城守》各篇，我们拿它和秦简一对照，就知道那确实是秦人的东西，所以一定是墨学传到秦国以后，在那个地方作的。特别是篇中有的地方称“王”，有的地方还称“公”。可见后者应该是秦还没有称王，即在秦惠文王称王以前。这和上述佚篇的年代也差不远。因此，我们对《墨子》各篇年代的估计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其三，通过对战国秦汉简帛作综合考察，可以对这一时期的学术源流作出新的判断。例如关于汉初风行一时的黄老道学的渊源问题。过去的学者多以为其源于齐学，有人认为与齐稷下一些学者有关。现在由于马王堆帛书的发现，知道黄老道家的渊源或许在楚地，齐地的道家非其主源。马王堆帛书中的黄老典籍，与《老子》并行的有《黄帝书》，其思想内容与风格，近于《国语·越语》、《文子》、《鹖冠子》等书。这些都是南方的作品，代表了南方道家一派的传统。《老子》的作者是楚国苦县人，早见于《史记》。但所谓“黄老”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地方特色，前人很难说清。现在通过对这些帛书的研究，可以知其大要。《史记》、《汉书》所述学术传流，多侧重北方，对南方楚地的文化史涉及较少。楚地黄老简帛的发现，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环。

吕庙军：近些年来简帛书籍的大量发现使我们对古书本身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如对古书原貌的亲眼目睹，对古书的长期形成及流传复杂过程的理解，以及在流传过程中的改动、修改、增补、改换文字、内容摘抄或者篇章的单行的认识等，均需要以动态的眼光来加以研索。过去的学者在古书辨伪工作中获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也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其原因与此有关。因此，对古书形成和传流的新认识，使我们获知大多数古代典籍是很难用“真”、“伪”两字来判断的，这对于摆脱辨伪工作的局限性具有很大的意义。

李学勤：最近这些年，学术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书籍。大量发现的这种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们有可能对过去古书辨的成果进行客观的检验。事实证明，辨伪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有必要予以平反。更重要的是，通过整理、研究出土佚籍，能够进一步了解古书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还体会到，汉晋时期的学者整理、传流先秦古书，会碰到怎样复杂的问题，作出多么艰辛的努力，后人所不满意的种种缺点和失误又是如何造成的。我曾经说过，“疑古思潮是对古书的一次大反思，今天我们应该摆脱疑古的若干局限，对古书进行第二次大反思。”这就是我大胆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原因。

三、出土文献、考古学与古史重建

吕庙军：谈到疑古思潮，不能不提到那个时代的王国维先生，他首先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以地下材料与地上材料相结合来研究、证明中国古史，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着特别重要的学术开创意义。

李学勤：在多种场合的讲话或发言中，我也经常提到王国维先生对重建古史的贡献。1925年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并列举殷墟甲骨、敦煌及西域简牍、藏经洞写卷、内阁档案及中国境内古外族遗文等重要考古成果。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园最后的讲义——《古史新证》中，则结合许多传世文献和新的考古成果，对先秦史进行重新考证。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因此，王国维晚年对中国上古史所作的研究，可以视为20世纪古史重建活动的滥觞。

在此之后，中研院史语所的组建，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以及《古史辨》刊出的大批研究成果，都与20世纪的古史重建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伴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一大批出土材料纷纷面世，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古史重建”一说的正式出现，见于李济先生的《中国上古史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一文，其后李济先生又写有《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这两篇文章收入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此后，不断有学者以“重建”或“重构”等相似的说法为题，强调考古成果在古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其中包括苏秉琦先生的《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重建中的“中国史学史”》，饶宗颐先生的《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包括我的小文《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及裘锡圭先生的《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重构》等等。

王国维先生

吕庙军：的确，中国作为一个文物大国，尤其是地下文物异常丰富。已经挖掘出来的和尚未挖掘出来的地下文物，数量都相当惊人。特别自1899年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问世以来，考古新发现就一直不断公布。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银雀山、马王堆、郭店等帛书竹简问世以来，国内外学术界纷纷发表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中国的现代学术研究由此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懿荣、郭沫若、董作宾、王国维、胡厚宣等前辈学者对殷墟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甲骨学殷商史已作为一门国际性显学，其学术前景正方兴未艾，不可估量。也有学者根据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加，认为中国的文学史和美术史也都应该改写。不可否认，不断涌现的出土文献确实为改写学术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王国维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现的甲骨文、西域木简、敦煌文书和清代内阁大库文书档案为“四大发现”即所谓“发现时代”。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发现大大超过了“发现时代”的发现。无论数量还是价值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发现。

李学勤：记得1994年在台北举办了一次题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研究”的研讨会，张光直先生提供论文《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他指出：“中国的先秦史，作为一门有系统的学科，需要从头一砖一瓦地盖造起来。有文字以前的传说古史，自《古史辨》的时代就已经知道是大不可靠的了。自从20世纪初期以来，考古学的发现愈积愈多，愈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更得随时改变。考古学还发掘出新的文字资料，加强了古文字学这一门学问。研究夏商周三代历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学。近百年来使用古文字学的结果，是知道了传统的三代古史有许多处被古文字学证实了，但还有更多处被古文字全部改观了。”

吕庙军：有学者认为，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将出土文献研究简单化的趋向，有些学者在批判疑古者丧失史料审查客观性的同时，未必能保障自己在研究出土文献时的客观性。“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相关之出土资料大量问世。出土文献的确为改写中国思想史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性，但出土文献材料本身存在局限性及出土文献研究的复杂性，使其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文本整理和复原，不能轻易用出土文献来改写中国思想史。何况出土文献的释读还得主要依靠传世文献为依托，未必敢说出土文献的可信性就一定超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离不开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可以激活传世文献，同样，传世文献也可激活出土文献。出土文献只有放在传世文献的长河中，才能确定其位置、意义和价值。出土文献的出现在客观上改变了许多疑古学派的结论，尤其是古书辨伪和古书年代断代上的结论，但在否定有些结论的同时，不应该否定疑古学派对文献的批判态度、怀疑精神，不应该否定“层累”学说的丰富内涵，不应该否定其对历史文本“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科学立场。“疑古”思潮在20世纪中国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疑古”学派的理论、方法、实践依然值得当代学者发扬和继承。

李学勤：总结与回顾20世纪的疑古思潮，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我个人来说，我想首先应该强调，要充分估计疑古思潮所起的进步的、正面的作用，估价它的重要贡献。大家看了我出了本书，叫《走出疑古时代》，但并没有意思要抹杀疑古思潮的进步，我在文章中首先就是肯定疑古思潮的进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20世纪，实际上在19世纪末的时候，开始出现一种对于中国传统的古史观进行怀疑和批评的态度，这是完全进步的。从我们思想史发展的角度看，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冲决罗网，打倒偶像，在当时起到了一个解放思想的作用。直到今天，疑古思潮对我们整个学术界还影响特别大。不但在我们国内的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海外、国际上的汉学影响更大。

我了解顾先生的为人，就顾先生本人而言，他胸怀极其宽广，特别能够包容。在古史辨最盛行的时候，王国维先生就有批评，这从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那个讲义《古史新证》中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印证他的几位学生是怎么转述他对古史辨的批评。1927年3月，王国维先生的学生姚名达给顾颉刚先生写信，讲到：“‘王静安（国维）先生批评先生，谓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这体现了王氏对疑古一派的态度。王氏是努力于古史的建立的，他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建立古史的方法。

吕庙军：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古史学界学者意识到疑古学者极端疑古的局限性，试图通过考古学的方法来解决古史问题，看重考古学在重建中国上古史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如正式提出“中国古史重建”口号的韩亦琦在1942年就已指出，一般认知中的上古史料可靠的已很少，古史的重建只能寄希望于科学的考古发掘，“可以利用颠扑不破的古代实物重建古史”。傅斯年是顾颉刚与古史重建之间的重要衔接，从顾颉刚到傅斯年再到古史重建，是中国古史学发展过程中一根环环相扣的链条。傅斯年与顾颉刚分道扬镳后，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辟了新史料学与比较语言学的研究道路，在“中国古史重建”口号付诸行动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考古学和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傅斯年是中国古史中“有破有立”的倡导者，一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方面主张整体的历史观念，认为考古材料是活的的材料，可以“点活”传统文献材料。这就不再简单拘泥于这些传统文献材料的真伪判断上，而是思考如何将它们盘活整合，用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傅斯年的倡导与殷墟发掘启发了李济对中国上古史的思考。李济于1934年《城子崖》序中对顾颉刚的疑古学说加以否定，认为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也只能算一种推到伪史的快乐标语，用它是建立不起来真正古史的。傅斯年为重建中国古史提供了体制保证并指明方向，李济则在理论和方法上提供了系统方案。

李学勤：李济先生是我国现代考古学最早的奠基人。他较早提出“古史重建”。李济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是学人类学的，可是他回来以后实际上做考古。他是我国第一个真正开始进行科学发掘工作的中国人，那是1926年，在夏县西阴村。我们现在从材料看，他和王国维先生是有过合作的。他刚从西阴村发掘出的材料，王国维先生就来看了，然后他们进行了很多讨论。李济先生刚到中央研究院来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的时候，就提出了“重建古史”。

吕庙军：与王国维先生批评古史辨一样，李济先生也曾经批评顾颉刚的疑古学说。他指出顾颉刚的疑古，消极的破坏多于积极的建设，疑古结果变成了无古，使得人们在古史面前四顾茫然，不知所措。

您曾在上个世纪写的一篇文章中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各地会有更多更重要的简帛书籍的发现。并指出对可能埋藏有此种书籍的墓葬，组织主动的有充分技术准备的发掘。对已获得的简帛，应予以完善的保护，尽快整理公布，提交学术界研究。这个倡议对于21世纪有关学科的发展，对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阐扬，将有很大的裨益。

十几年来，大量简帛佚籍的发现尤其最近清华简的发现充分印证了您的说法，可谓预言成真！远的姑且不论，单就最近几年里出现的中国高校回购盗掘的竹简数量就非常可观！如2007年12月的岳麓秦简入藏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08年7月清华简入藏清华大学，2009年初一批西汉竹书入藏北京大学、2010年初又一批秦代简牍入藏北京大学、2011年10月武大楚简入藏武汉大学等等，以上竹简虽不属于直接的考古发现结果，但是其对中国学术史的改写或重写的意义无疑是非常重大的。大量的简帛古书的发现为当前学术研究不仅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诸多历史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此，多数学者提出改写、重写学术史，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李学勤：在中国的历史上，新学问的产生都源于新发现，“重写学术史”正是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而提出来的。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大发现和新发现的时代，面对这些更新、更多、更重要的历史典籍的出土，中国古代学术史定会得到重新书写，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定会出现新的繁荣局面。

吕庙军：李教授，我很同意您的的看法。如王国维最先采用“二重证据法”使用甲骨卜辞印证《殷本纪》商王世系，从而使商代成为信史。前些年扶风庄白所出史墙盘，时代较早，只列举出世系前半，到穆王。逨盘则从文王历叙至厉王，均与《周本纪》相合。这可以说是甲骨文、金文印证古史朝代存在或王系具体情况的显例。

在现在或将来的出土文献中还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类似的材料和新的惊喜。此外，出土文献使我们对传世文献记载先秦学派划分的说法有了新认识。在我们使用“六家”、“九流十家”的概念去排列梳理出土文献时，出土文献的真实面貌告诉我们，那时很可能并无后代命名的、具有绝对意义的门派观念，我们只能说某一文献以某种倾向为主。如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存有墨家思想影响的痕迹，《穷达以时》的天人关系论可能有着道家天人论的思想背景，《语丛一》、《语丛三》中的许多论述将儒道术语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上博楚简《鬼神之明》可能是儒墨之间的对话，《恒先》中显然夹杂着名辨的色彩，《三德》既有和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相近似的地方，也有和《小戴礼记》、《大戴礼记》相近似的地方。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虽以道家为主干，但将儒、法、名、阴阳都包融在内。

注释从略

未完待续

延伸阅读

责任编辑：曹全友、周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