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文研讲座173】宋念申：想象亚洲的轮廓 ——17至18世纪的国家、地图与空间表达

文研讲座173·“文明之间”系列

2020年9月14日晚，“文明之间”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七十三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举行，主题为“想象亚洲的轮廓——17至18世纪的国家、地图与空间表达”。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宋念申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主持。

想象亚洲的轮廓

17至18世纪的国家、地图与空间表达

宋念申

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副教授

宋念申老师首先指出，与美洲、澳洲不同的是，从古代“宇宙学”开始，亚洲就已存在于欧洲的已知世界内部。但中世纪欧洲对印度以东的亚洲的粗略绘制更多来自于基督教神学、古希腊的数学思想，以及马可波罗的口头记述，而非实际考察得出的结果。

进入大航海时代后，欧洲人对世界的想象和理解开始地动山摇。例如，在1498年制作的Martellus世界地图中，非洲南部地区已经突破了地图外框，难以被置于欧洲已知的地球范围内。从此时开始，一个地图学上的重要变革发生了：许多未知的地理位置和信息突破了过去的认知框架，例如，非洲的形状、以及大地由海洋包围等革命性思想。伴随产生的是对大地的理性化、科学化理解。这种理解最早从托勒密的数学思想中出发，测量出欧洲抵达想象中的亚洲海岸的距离。这是利益冲动和科学冲动双重作用下的产物。世界不仅是可知的，而且是可丈量、可到达的。更进一步，世界是可占据、可分割、可开发的。所以，16世纪以来欧洲地理学和地图学发展背后的知识假设与早期殖民帝国的形成间有着重要关联。

地图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地图和殖民帝国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宋念申老师首先援引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形象地表达了欧洲人对地图中空白、未知地区的探索心理。为什么地图上会有空白？空白并非源于欧洲人不知道当地有人居住，有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存在。而是从视觉表达上否定了在这片土地上存在着“文明”的社会结构，将其贬斥为野蛮和待开发的地区，等待着“文明人”将欧洲的理性和社会结构传播至此并取而代之。进一步，宋念申老师引用了卡尔·施密特《地球规治》中的观点。在施密特看来，“发现”本身并不构成欧洲对于非欧洲世界统治的必然基础，建立在基督教和理性权威上的智识才是殖民合法性的来源。

《寰宇大观》

进入16世纪，荷兰和英国等新兴海上强权国家纷纷加入到对亚洲的争夺中。现代地图学中非常重要的尼德兰制图学派也在此时兴起。这一学派中包括接下来讲到的奥特柳斯（Ortelius）、洪迪乌斯(Hondius)和布劳家族(Blaeu)等。尼德兰制图学派的兴起是多重条件的机缘巧合：包括印刷业的普及、地图消费市场的兴起（地图的审美性功用发展和东印度公司的需求增加）、墨卡托新型投影法的出现等。尼德兰学派的代表作之一为1570年出版的奥特柳斯的《寰宇大观》，是世界上第一部现代地图集。其中，北美洲和南美洲的轮廓形成，非洲轮廓已经相当准确，而亚洲部分还不是特别准确。尤其是中国东海岸线的来源仍然为过去概念的延伸，比如区别于中国的契丹或者阿尼安等概念仍来自于马可波罗。在1570年版《寰宇大观》中有了单独的亚洲地图“新亚洲描述”，此时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比例已经比较准确，东南亚群岛描述得较为细致，而中南半岛及其以北、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还非常模糊，甚至存在许多错误。比如由于不知道杭州（行在）和日本的具体位置，将两者放在极靠北部的地方。对欧洲，尤其是东印度公司来说，海岸线才是最具价值和吸引力的部分，而内陆的情况主要通过数学测算和传说。

1570年版的《寰宇大观》中有一副单独的“东印度”地图，而此前从未有制图师将这个范围作为单独的地理单元进行处理。为什么？宋念申老师认为这与资本主义生产链条有关。对于欧洲来说，印度和东南亚群岛是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和商路所在地。

从1584年起，《寰宇大观》开始出现了以中国为命名的单幅地图。但此时的中国地图仍是概念性的，海岸线几乎难以辨别，中国的半岛也尚未被描述。但这却是第一张欧洲人表现出了长城的地图。此图的知识来源中有马可波罗的记述，也借鉴了中国的本土知识（罗洪先的《广舆图》）。

在此后几版中，东亚的其他国家也开始陆续出现。1570年版的《亚洲新描述》中，日本被简单处理为一个大岛，也没有朝鲜。1595年版中，朝鲜被描绘成一个几乎正南正北的尖形岛屿。而日本由横向的三个大岛组成，横切于朝鲜岛。这样一种日本形状的认知也并非来自欧洲人的实测，而是日本本土的“行基图”地图传统。

洪迪乌斯时期的早期延续了奥特柳斯对中国的处理方式，但是在1619年版中，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方位已经大致出现。在日本岛的右侧放置了一张画，以表现德川幕府结束战国统治后禁天主教的运动。为什么洪迪乌斯选择在地图上突出表现某个历史事件，让地图变成了故事性的讲述？有学者猜测，因为新教国家荷兰是唯一一个允许在长崎和日本进行贸易的国家，此图可能有一种阻吓西葡两个天主教国家的意思。

洪迪乌斯家族第二代于1632年出版的亚洲地图是代表了16、17世纪早期欧洲对亚洲地理的标准认知。更有意思的是，通过巴洛克绘画的方式，地图中包含了大量民族志信息。地图上下部为亚洲的重要城市图，两边为人物图。耶路撒冷被置于中心，其他城市都是战略要地或商贸中心。所以，地图的功用除了地理指示和商品出售，也带有明显的民族志功能。

耶稣会士卫匡国所著《中国新地图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馆藏）

宋念申老师接下来聚焦于布劳家族的制图术贡献。布劳家族第二代，约翰布劳的代表作品《大地图集》是极为宏大的地图学工程。其中，耶稣会士卫匡国所著《中国新地图集》作为单独一卷出版。由此，欧洲人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地理概念有了极大更新。事实上，卫匡国未能测绘全中国，而是借用了明代罗洪先基于元代朱思本制作的《广舆图》。例如，他直接采纳了广舆图中长城和沙漠的位置，并参考了罗洪先创造的中国河流发源于西部大湖泊的概念。《中国新地图集》的独特性在于不仅有中国总图，还有15个省的分省图，于是很快成为主导了直到18世界中期欧洲对于中国地理学概念认知的权威来源。

谈到耶稣会士的地图，就无法绕过利玛窦于1602年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此图的知识来源被认为是奥特柳斯的早期《寰宇大观》。但不同的是，利玛窦把地图中心线画在了太平洋上，使得中国的士大夫更容易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由浮世绘版画家石山流宣制作的1691《日本山海图道大全》通过荷兰流传至欧洲，成为佛莱芒制图学家1701年《日本帝国》地图的蓝本。不但日本地图收到荷兰学派的影响，欧洲地图学亦受到日本本土地图的影响。

跨洲际地图学合作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清代康熙皇帝的测绘工程。在中俄竞争、清朝西征和康熙对欧洲知识予以肯定的背景下，康熙通过南怀仁及柏应理，请耶稣会增派科学人员。法国国王数学家、耶稣会士白晋，雷孝思等领衔，满藏汉测绘师参与，历时十年最终完成了《皇舆全览图》。该图取代卫匡国地图集，成为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标准地理认知。这项工程与法国卡西尼家族以全新测绘手段测量法国全图，是同时进行的。与此紧密相关，英法出于地缘争夺也展开对印度的测绘工作，大大刺激了欧洲对南亚次大陆轮廓的认知。

宋念申老师指出，地图从来不是对地理的客观表述，地图中包含着特别多的想象和虚构空间。以“鞑靼地”（Tartary）为例，鞑靼本是汉地对蒙古一部的称呼。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此名称传入欧洲。蒙古帝国衰落后，鞑靼成为欧洲对亚洲北部游牧民族的泛指，并出现了许多概念变种，如“东鞑靼”、“西鞑靼”、“俄罗斯鞑靼”、“中国鞑靼”、“独立鞑靼”等。可以看出，地理知识的产生一方面是通过实地调查、测量而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自然知识积累；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特定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地人为塑造而成的。

自15世纪以来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和地图学发展中，始终铺陈着一条主题线：对“东方”的征服。从哥伦布、麦哲伦，到英国和美国，现代殖民帝国的形成机理中，有一项历史情境至关重要，那就是对“亚洲”的想象、进取、控制和争夺。在寻找、控制“亚洲”的过程中，欧洲拓殖非洲、发现美洲和澳洲，控制太平洋、开发西伯利亚。

他认为，绘制地图既是将空间理性化、秩序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对空间重新发现、发明的过程。所谓西印度、东印度、鞑靼的命名，不但意味着发现，也同时意味着认知和掌控。正因为如此，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历史，始终是一个关于“发现”的叙事。

进一步，现代地图是一种深层隐蔽的权力。它是知识塑造，以对空间的重新组合和分割，配合着对人类社会的分类和等级化，以及对人类历史的线性排列。只有在把“亚洲”（以及其他非欧洲地区）不断对象化的过程中，“欧洲文明”的身份才得以完成。

最后，宋念申老师表示，欧洲地图中“亚洲”轮廓在18世纪的最终确认，经历了几个阶段。在几乎每个阶段，亚洲本土的地理知识、地图传统或者测绘者，都参与了关于“亚洲”的知识生产。所谓地图知识体现了欧洲人的理性、科学、自由精神，其实是为了建立文明等级叙事的刻意选择。

接下来，田耕老师对本次讲座进行评议。他总结了两个重要线索。首先，16世纪以来欧洲对君主和教会权力分野的讨论暗伏在古代制图术与现代制图术的传承关系中，构成了今天认识现代政治的关键要素。现代制图术继承了很多古代制图术中认识地球的思想基础和对世界的空间想象，例如耶稣会士所描绘的早期地图。其次，田耕老师指出，近代欧洲的制图术在开拓过程中就会遇到非欧洲起源的制图传统，二者常常呈现出交接甚至合作的形态。问题进一步演变为，这些古老但非西方源起的制图知识，以及这些知识背后的权力认知究竟与殖民帝国的扩展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今天宋念申老师的讲座实际上挑战了完整的科学史论述，即制图的传统可以按照多文明起源的方式来叙述。我们发现，制图传统的发展过程似乎并不是一个科学向着更开放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殖民权力向着更大空间进展的结果。所以，虽然看上去不同的制图传统得以在更密集的程度里进行互动，但这似乎并没有改变“文明分等”、“文明化国家”等概念。随着历史进展，我们能看到更多制图传统的并列，但这在什么程度上足以改变我们对殖民帝国扩展中“对异域知识陈列、发掘”的权力叙述？这对专攻世界史的学者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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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锐霖、周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