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 费孝通：暮年漫谈

纪 念

延续此前的“燕京社会学专题”，我们将在11月陆续推出一系列费孝通先生的专题文章，以纪念他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领域所作的开创性工作。今日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我们选择推送《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节选）与《暮年漫谈》。

2003年6月30日开始，费孝通每隔几周便会在自己家中向学生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学术历程，每次都有不同的主题，这样的“讲述”持续了一个夏天。最后由费皖先生整理成文。可以说这也是费孝通先生晚年最后阶段所上的一堂特殊的课，以自己一生所经历、所学和所思为线索呈现了时代、知识分子与社会的互动。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费孝通先生在《暮年谈话》开篇娓娓道来的祖上家事，很多问题如童养媳、绅士、城镇、乡土社会的道德伦理、乡土工业、知识分子的培育等，早在《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等诸多著作中都有过讨论。同时，这篇漫谈也追踪了费先生和师友一起如何推进对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理解，从生物、体质到社会组织和社会心理、以及精神境界。费先生认为，在这个思考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历史对于解释这不同层次问题的重要性。

    暮年漫谈    

文 / 费孝通

费孝通先生画像（宁成春绘）

过了90岁之后，感觉得身体内部的变化似乎加快了，体力又有降低。我就想，不管今后有多少时间属于我，眼前的时光还是要把它利用起来，浪费掉总是可惜的。怎么用呢？依我现在的条件看，还是得采用老办法，那就是写点东西。

大概年纪大，睡觉少了，躺在床上阖了眼，脑筋却不肯休息，常常像小时候看过的走马灯一般，把一些往事重又放映出来。我想把这些场景记录下来，或许能为读者了解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一些素材。

最后的士绅阶层

我是研究社会学的，所以很自然地就想到要弄清楚我这个人的社会地位是怎样的，是属于哪个社会阶层的人？这个问题使我想起上个世纪40年代末我写过的一本书：《中国的士绅》。这本书里讨论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批特殊的人群，他们绝大多数是地主或是退休官僚；他们有文化，虽然不当官，却和官府关系密切，在社会上有地位，在乡里说话算数；他们不从事农业劳动，但有的人设馆教书，传授书本知识。这种人物就是我们所谓的绅士，也叫士大夫。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是一批知识分子，寻根溯源的话，应该说孔夫子是他们的老祖宗了。

我的老家吴江县同里镇，历史上是一个地主和退休官僚、也就是这些绅士居住的好地方。著名的退思园就是清代光绪年间，安徽凤颍六泗兵备道任兰生被解职后在这里建的住所。到我这一辈人，同里还有“杨柳松柏”四大户的说法。杨指的是我的外祖父杨敦颐（杨粹卿）；柳是柳亚子，著名诗人；松是金松岑，金松岑就是名噪一时的小说《孽海花》前六回的作者，1902年他在同里创办同川学堂，教授外语、数理化等新知识；柏是张伯儒（“伯”“柏”同音），曾经当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这些大户人家在乡里地位很高，也有一定的影响。

“大户人家”也有称作“世家”的，在我们家乡还有“墙门人家”的叫法。我觉得这是很形象的称呼，它表明这种人家住的房子，有高高的围墙，有气派的大门，几重院落，几道院门；而普通农民的家就没有这么讲究了，他们的房屋为了生产活动的需要，房屋的门和墙壁都是可以拆卸下来的。墙门人家的子弟被称作世家子弟、书香子弟、读书人家等等，名堂很多。这些人的出路就是念书考科举，考上了可以做官，一人当官，亲亲戚戚都沾光。小的时候邻居就叫我“阿官”。当然，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这一层人中间也有不少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中国的士绅》这本书是我的老师派克的女儿Greta Redfield来清华讲学时，记录了我口述的内容，她回美国后用英文整理出来，署了我的名字出版。对于绅权这个问题，我没有继续写下去。后来华盛顿大学有位教授曾经在一本书的序言里责问我：为什么对这个问题不再讲下去了？我明白他提出这样责问的用意，因为再讲下去，必然要涉及到政治、政权方面的问题。当时在美国有那么一些人就希望我鼓吹“民主”，成为一个所谓的“民主旗手”。可是，这时候中国的政治局面已经起了变化。

《中国士绅》英文版和中文版（三联书店）

事实上，士绅阶层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离开了士绅阶层就不容易理解中国的社会。我从小有机会接触这个阶层的人，所以对他们比较熟悉，并且在我的一生经历中看到了这一个旧中国士绅阶层最后走过的路程。

早年生活

我是1910年出生的。我们家里最长的一辈是祖母和她的妹妹（孩子们叫她三好婆），我从小是三好婆带大的，所以同她的感情很深，家里的不少事情，是从她跟我絮絮叨叨的讲话中了解到的。祖母家姓周，她在我十几岁时去世了。我对祖母家的事情知道得很少，只能从三好婆讲的故事里知道个大概。三好婆给我讲过不少关于太平天国“长毛造反”的故事。1851年，洪秀全揭竿而起，这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矛头指向了中央的皇权，在地方上，他们造反的对象则是以曾国藩为头子的地主、士绅阶级。1853年和1860年，太平军两次攻打到苏州一带。我小的时候，虽然这场革命已经过去了四五十年，但是还能经常从祖母和三好婆那里听到关于“长毛”的故事，并且知道了由于这次“长毛造反”，周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一祖母的父亲在太平军打到苏州一带时被长毛“掳”了去，从此下落不明、不知生死。在我祖母和她的妹妹心里，她们的父亲没有死，只不过是失踪了，因为我见过祖母和她的妹妹在某个日子里，会把一只鞋丢到街上去。在我们家乡这是一种“仪式”，意思是让失踪的亲人能够认得回家的路，赶快回来。不管怎样，可以说祖母家极有可能被太平天国这场风暴冲掉了，一家人四散而失去了联系。所以，在我的记忆里，除了祖母和三好婆之外，周家没有其他的亲戚了。

祖母是个小脚老太太，而且小得站都站不稳，干家务活很困难。而三好婆是个“半大脚”，就是曾经缠过脚，后来又放开了。我不知道她们姐妹之间相差多少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不过我知道，太平军是禁止妇女缠足的，三好婆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才不得不把缠过的脚又放开了？我小的时候就知道，三好婆因为不愿让人看到她的一双大脚，穿着长裙把脚遮住，没有把脚缠小，一直是她平生引以为憾的一件事。祖母也有不顺心的事，可能也是因为受到太平军的冲击，她很小的时候就到费家做童养媳，因此和祖父成亲的时候没有坐花轿进门，对于这件事祖母始终耿耿于怀，感觉抬不起头，压力很大，一生都摆脱不掉自己是“童养媳”、“小媳妇”的阴影。后来我在《中国士绅》里有一段描写“小媳妇”的文字，就是体会到祖母那时的感觉而写出来的。要知道， “裹小脚”、“坐花轿”都是那个时代表示是“墙门里的人”这种身份的标志，然而，祖母和三好婆却与之擦肩而过，她们懊恼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听祖母说我的祖父很聪明，喜欢研究算学，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生没有考过科举；膝下四儿一女，老二过继给了别人，我父亲费瑛按排行老四，大家都叫他“四阿哥”。费家除了有田产以外，还在同里开了一家典当铺。我父亲还没有成家的时候祖父就去世了，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祖父去世后，大伯伯当了家。祖母没有什么文化，管教不了大伯，大伯是个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当家以后在同里开了一家大烟馆。历史上，自19世纪中期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仅向中国倾销他们的棉纺织品、毛纺织品等商品，还别有用心地大量推销鸦片。由于清政府禁烟失败，使得许多老百姓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大伯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开了烟馆，他为了独霸市场使尽了手段，竟然逼得一个生意上的对手跑到费家的院子里吞鸦片自杀。大伯的恶行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一群人拥进我家里砸烂了不少东西。据说从这次事件以后大伯的生意一落千丈，费家逐步走向败落，在家乡站不住脚，不久全家就搬到了苏州。

我的祖父和杨敦颐是好朋友。杨家在同里是有名的大户人家，拥有不少田地，开有一家米行，在苏州十全街还开了振丰织布厂。在我父亲还小的时候，费杨两家就结下儿女亲家，杨敦颐答应把女儿嫁给我父亲并且要经常关照费家。祖父去世后，杨敦颐依照诺言，把我父亲接到他家，同他的孩子一道上学；嫁女儿的时候，又考虑到费家经济状况不好，所以在女儿的嫁妆里有一份田产，外祖父想用这份田地来保证女儿婚后的生活。

费孝通外祖父家老宅

杨敦颐曾经在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特意加试的甲辰恩科上考中了举人，被派到镇江做学台，这个官相当于现在教育厅长的职务。可是没干多久他就辞官不做，应聘到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编辑。参与了《辞海》的编纂工作。外祖父的国学底子很好，尤其在文字学方面很有造诣。记得我小时候听过他给学生讲中国文字起源、文字结构的课，还学会背诵不少口诀。

杨敦颐

虽然外祖父的国学基础深厚，却不守旧。从我母亲和几个舅舅受教育的状况可以看出，外祖父是个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大舅舅杨千里秉承父业，国学基础扎实，在书法、金石、诗词方面都有很深的功底，民国时期靠笔杆子做了官，当过相当于行政院秘书长的官职。另一个舅舅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和胡适是同班同学，并一同被送到美国留学，学机械，回国后在天津办工厂、开洋行，创下“抵羊牌”毛线这个名牌产品。还有一个杨左匋舅舅也留学美国，后来在好莱坞画动画片，参与有名的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制作。六舅舅学西医，是一名医生。最小的杨锡璆舅舅是建筑设计师，解放前在上海设计过好几处像剧场这样的大型建筑；解放后调到北京，参加了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

我的母亲杨纫兰毕业于当时最“新潮”的上海务本女学，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学生里的一个，后来她一直是站在了当时社会潮流的前边。我手头有一张1911年妈妈抱着我同哥哥、姐姐一起照的相片，有趣的是，照片上两个哥哥身穿幼儿园制服，手里拿着红十字小旗，这在90年前的中国是很少见的。原来是因为当时母亲在家乡开办了吴江县有史以来的第一家蒙养院（幼儿园）。两个哥哥是蒙养院的学生，所以穿着统一的服装（后来我也成了蒙养院的学生）。蒙养院的学生除了学识字，还做游戏、学跳舞、学唱歌，有脚踏风琴伴奏，那时候这些事都是很新鲜的。

1911年，杨纫兰怀抱刚满8个月的费孝通，其余四人左起依次为长子费振东，次子费青，女儿费达生，三子费霍。

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她是个思想开放的人，乐于接受新事物，除了在家乡办新学，她还带头剪短发，讲求男女平等，注重子女教育。记得在出版《爱我家乡》这本书的时候，我特意在卷前编入父母遗稿各一篇，从母亲写的那篇《〈女钟界〉序》里，可以体会到她的思想境界。

我的童年正处在军阀混战的时期，整个国家动荡不安，老百姓常常因为打仗而四处避难。我家也同样，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母亲就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从县城逃回同里老家。这样的逃难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不是有钱人家，但是靠父亲的工资，每天都能吃饱饭，还可以有肉吃，属于中等家庭吧。有一段时间里，大概是妈妈有意锻炼我，要我负责记家里每天支出的账目，所以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家每天可以买7个铜板的肉，花十几文钱买米，一个铜板10文钱，再加上买蔬菜，一天的伙食费大约十多个铜板。记得有一次的假期里，在苏州上学的大哥、姐姐都回来了，妈妈把我们叫到一起，要我把账本拿出来总结一下，把各项支出画在坐标纸上，其中最高最粗的线是教育费用的支出。妈妈说，在花钱的时候，她首先要把我们几个孩子上学所需要的费用留足，然后才考虑别的花销。这件事我一直记着，以至几十年以后，在一次政协会上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国家在花钱的时候，也应该先留出一笔经费来保证教育的支出，其他的钱，多就多用点，少就节约点。国家和家庭理财的道理应该是相通的。

在妈妈的安排下，我们这一代五个孩子都受到较好的教育。大哥费振东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在学校参加了共产党，是学生会的领导人之一，“五卅”运动时南洋大学学生上街游行，他是领队，走在队伍的第一排。毕业后去了印尼的一家华侨报馆当主笔，教过书。后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脱党了。他在南洋20多年，积极从事民主运动，和朋友们一道组织了苏岛民主同盟，1949年回国，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姐姐费达生从苏州女子蚕校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学成回国专攻缫丝和蚕丝业技术改革，帮助家乡农民发展养蚕业。姐姐的工作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三哥费青在东吴大学学法律，后来考取公费去德国留学。解放前他屡屡在法庭上为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辩护；解放后在中国政法大学当副教务长，是中国法律界的元老。四哥费霍受舅舅的影响，进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学土木建筑专业。哥哥姐姐们做人做事的榜样，对我起了很好的影响。我自己则是受到了从幼稚园到大学一套比较完整的教育，后来又到英国留学。留学是用清政府庚子赔款的钱，其实这是美国人用中国人的钱来资助中国的年轻人出国学习，有很强的政治性，目的是要培养出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一代人，加深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他们这样做的结果，确实在中国造就了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批人发起了五四运动，从西方引进“科学”和“民主”的思想。

我父亲曾经考中清王朝最后一届秀才，科举制废止后，吴江县把他们一批人送到日本留学，学的是教育学。我听父亲说，他们这些留学生并不懂日文，日本学校请懂得中文的老师给他们上课，又由于日文在文字上同中文有部分相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和日本人可以下围棋．可以进行笔谈。父亲回国以后在家乡创办了吴江中学，还应张謇的邀请到南通当过教员。他在南通教书的这一年我出生了，为作纪念，父亲在我的名字里用了一个“通”字。父亲一生没离开过教育工作，在当江苏省视学的时候，经常到全省各地的学校巡视，做调查。有时候他会带回一些地方志，这些书常常引起我的兴趣。

我在小学、中学的时候就喜欢写文章，我是班上办壁报和校刊的积极分子。我之所以喜欢写作，是从喜欢看书开始的。还在小学的时候，我的一位姑父，从上海为我订了一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少年》杂志，每一期杂志我都很用心地从头看到尾，时间长了就产生了给《少年》投稿的念头，而且我投的稿真的在那上面发表出来了，当时看到自己的文章用铅字印在白纸上，非常激动，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惑力，鼓励我不断地写作。从此写文章就成了我学生时代最大的爱好，影响了我一生。因为文章写得不错，高中毕业时我还获得了学校奖励的一个写着“国文猛进”的银牌。

我小的时候念过一点古文，曾经用古文体写过几篇文章，自以为古文基础还好，其实只能说是中文底子还说得过去而已。要是说“国学”，那么我的基础就差得多了。我认为所谓国学，不仅仅是懂得古文，还要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人文思想有深刻的理解才行。我在这方面没有下过工夫，基础不够扎实，研究得也不够深入。

上大学

我从东吴大学附中毕业，直接升入东吴大学，这中间曾经报考南洋大学，但是没考上。当时大学生普遍都想毕业后出国留学，不然就觉得低人一等。对我来讲这种出国留学的愿望更加强烈，为什么会这样呢？说起来也是年轻人争强好胜。小的时候，由于我家的经济条件比外祖父家差，我们几个兄弟心里不服气，暗地里跟几个舅舅比赛，不管在哪方面都想要超过他们。几个舅舅天分都很高，学习成绩很好，我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有舅舅在国外留学了，我当然不能落后，暗下决心一定要出国留学，不能落在舅舅后边。

在20世纪初，像我这样家里没有条件送出国留学的人，有几条路可走。一条是考官费。记得当时清华每年会在报上登出公告，写明这一年有哪些学科招考官费留学生，要考哪几门功课等等，一般一科只招收一个人，各校拔尖的学生都会报名，考上了就像中状元一样。据我所知人类学只招收过一次，是许烺光考上了。我二哥费青，也是考上清华大学公费留学资格，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法律。

另一条路是争取国外大学的助学金，这需要有教授推荐。那时国内的普通大学与国外联系比较少，所以推荐的机会也少；然而教会大学由于与国外的联系多，推荐学生的机会就多。有的学生为了得到推荐的机会就多方设法托关系、走门路，甚至巴结老师。那时最好的教会学校是圣约翰大学，第二是南洋大学。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都能讲一口地道的英语；东吴大学就差一点，我们讲的是“苏州味”的英文。

还有就是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先工作几年后再出去。林耀华走的就是这条路。

我在东吴大学上二年级的时候，碰到了“五卅”运动。我是学生会的干部，跟大家一起上街游行。恰巧这时医务室的一个校医与某学生发生口角，动手打了这个学生，在处理过程中，学校当局明显偏袒校医，学生们很不满意，事情越闹越大，整个校园闹起来，学生们开会声讨、罢课抗议。事情平息后，校方要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我是其中的一个，后来因为大多数老师认为我的功课好、品行也不错，就没有开除我，但是东吴大学是不能要我了，责令我转学。这样我就到了燕京大学。

费孝通在东吴大学时任学生会秘书、校刊通讯秘书，图为费孝通（右2）与校刊同事合影。

那时候燕京大学允许新入学的学生，先听课再选择专业，可以挑选先生，我就将各个系主任讲的课听了一遍。记得我听了比较有名的、教心理学的陆志伟先生的课，也听了社会学系主任许世濂的课，最后我选定了社会学系。

在社会学系我认识了吴文藻老师。我知道他是我小时候就崇拜的冰心女士的丈夫，所以从心里就认定他一定是个“不凡”的人才。后来逐渐加深了了解，吴文藻老师的确是与众不同。比如燕京的一些老师都用英文给学生上课，甚至国文课都用英文来讲，有的老师还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字。但是吴文藻不这样，他用中文给我们讲课，记得他曾经用中文给我们讲解一本英文写的西方社会思想史。用中文讲英文教本，实际上就是现场“口头翻译”；吴文藻也不给自己起外国名字，后来他更提出“社会学本土化”的口号。这是吴老师的特点，有中国味，我是很赞成的。

大学毕业出国留学，是当时大学生梦寐以求的。要出国就得有老师推荐，我就跟定了吴文藻老师。我从燕京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去美国密执根大学学习的机会，但是与我同时毕业的还有杨庆堃，为了不跟好朋友竞争，我放弃了这个机会，听从吴文藻老师的安排，报考清华研究院。其实吴老师有一个大计划，他想经过司徒雷登的同意，把英国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引进到燕京，为了实施这一计划，他在哈佛大学成立100周年的聚会上，同当时社会学界的领头人，英国的马林诺斯基教授接上了头，马氏同意了吴老师的这个设想。可惜后来因为爆发了抗日战争，这个事情没有成功。

吴文藻和冰心

为了“社会学本土化”，吴老师千方百计想通过各种渠道把他选中的学生送到国外学习，培养中国自己的社会学人才，谁去哪里，跟哪位老师学习，怎么出去，他心里都有数，他想通过清华送我去英国师从马林诺斯基。

那时，燕京校园里学术空气活跃，在社会科学这个圈子里，一些学历史学的人成立了一个“神州国光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讲中国社会史，那时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两种思想斗得厉害，双方论战激烈。他们的争论引起我很大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争论加强了我对研究中国问题的决心。在双方论战的人当中我最佩服的是顾颉刚，他写的《古史辨》我都认真读过；他用民俗资料来印证历史和他的历史地理学都影响过我，1933年我的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就是以地方志为根据，观察结婚时新郎要不要去迎接新娘这样一种民间风俗的地理分布，来看文化的变迁的。

1935年从清华研究院毕业，经过一年准备，我终于踏上去英国留学的道路。

1938年，抗日烽火己燃遍中国大地。我从英国辗转回到昆明，便立即加入吴文藻老师组建的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下乡搞实地调查研究。

1940年冬，由于日军飞机的轰炸，在昆明城里跑警报的次数越来越多，“实地调查工作站”不得不疏散到城外去。搬到什么地方去呢？经吴文藻的介绍，我们选定了呈贡县古城村外的魁星阁。魁星是“主宰文章兴衰的神”。这座破败的三层古庙的外面风景很美，内部却陈旧不堪，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墙缝里藏着小虫，叮得人浑身发痒。我们把一层作了厨房，自己开伙；二楼摆上桌子办公；三楼住人。张之毅、田汝康、谷苞、史国衡等几个人就在这里安顿下来，虽然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大家情绪很高。后来大家都把这里叫做“魁阁”。

我没有住到魁阁，因为那时候我的妻子快要生孩子了。按当地民间习俗，不是当地的人是不能把孩子生在这里的，我们不得不住到呈贡县城一个姓李的保长家里。我们住的房间下面是猪圈，住在猪圈上面，真是别有一股气味。不久孩子就降生了。

魁阁的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我在魁阁算什么脚色呢？可以说是个“小头头”或“大服务员”吧。在这里工作的人都不是在读的学生，他们是联大或清华的毕业生，是助教待遇；我在这里也不正式开课，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不满意老的那套讲课方法一一先生讲学生听。我就学马林诺斯基老师的“席明纳”那套，用讨论的办法，由学生依照自己的兴趣提出问题，想出研究的路子，然后下到实际中去观察、调查，各人做各人的题目；过一段时间再集中起来，大家一起谈感受、念论文，我谈我的看法，他们讲他们的道理，互相争论、共同研究，无拘无束。我们研究的范围很广，比如张之毅跟我搞农村调查，田汝康到一家国营机器厂调查女工情况，谷苞研究地方社区、村子的行政系统……

青年费孝通在魁阁

我们出去搞调查是打着云南大学的牌子，通过县、乡政府下去，靠了行政系统还是行得通的。当同学们选定题目，确定调查点以后，我就去跟有关单位接头，向他们讲清楚调查的内容、调查的目的、有什么意义和商量一些细节。同时我们还尽量利用一些私人关系来打开局面。田汝康去机器厂调查，就利用了跟厂里管事的人相熟，住到厂里去，能够接触到女工，后来写了《内地女工》的调查报告。我去禄村也是靠了私人的关系。那时候我刚从英国回到昆明，人地生疏，去哪儿搞调查一时还没着落。这时候我在街上偶遇在昆明工作的燕京同学王武科，他的老家在禄丰，而且是个“大户人家”，他知道我的情况后，带我去了禄丰，介绍我住到他亲戚家，这家人信奉基督教。说来也巧，我的一个信基督教的姨母杨季威这时正在这里传教，村里人都知道她，凭着同学的亲戚和姨母的关系，我很快被当地老百姓接纳，他们愿意跟我谈心、讲真话，这对调查工作大有帮助。后来张之毅参加进来，我带着他串门调查，同农民打交道，让他知道怎么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问题等等。事实上我在魁阁只带了张之毅一个人。

如果说在禄村我是靠私人关系打开了局面，那么易村这个调查点则是在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仅仅和当地政府接洽一番后就贸然闯了进去。这个地方离昆明约150公里，只有一段路通汽车，剩下的路程只能骑在运货的马背上前进，这段路整整走了6天。这次旅行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然而当年旅途上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一天马帮在滇池边的一个寨子里过夜，没地方住，我和张之毅就在一座破店的菩萨脚下搭个铺位睡下，月亮慢慢爬上屋顶，透过残垣颓壁洒在菩萨身上，四周一片寂静，望着幽幽的月光，真是别有一番情趣。我还记得，在一所村子里的小学校借宿，清晨告辞时，两位素不相识的女教师，硬要塞给我们十几个鸡蛋，说是带了路上吃。

易村是一个很少有外地人进入的偏僻小山村，我们一个人都不认识，却要硬生生地打进去。初到那里，村里安排我们住到一所无人居住、颇为宽敞的房子里，我对张之毅说，这里面一定有“道理”，后来一打听，原来这是一间经常闹鬼的“鬼屋”，没人敢住，所以借给我们，我们就住在鬼屋里开始工作。起初老百姓不知道我们来干什么，自然是不欢迎，甚至生出我们会妨碍他们生活的传言。我们就和村民拉家常，不断地向村民解释来这里的目的，说明不会影响他们的生计。那时我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讲课，不能在易村久留，十多天后就回昆明了，留下张之毅一个人。经过他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易村手工业》的调查报告。易村之后，我们又开辟了玉村的调查基地。

我的这套做法吸引了一批同学参加进来，在魁阁形成了一支大约有十几个人的小小的研究队伍，并且搞出了一批研究成果。除了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土地与商业》、《洱村小农经济》，还有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政权》；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当时物质条件很差，为了在魁阁的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我们就自己刻蜡版，用油印机印刷，此外还准备了一部分英文材料。因为我们的工作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这时许烺光来我们这里看过，太平洋学会的人也来了；还来了一些外国人，李约瑟是其中的一个，他对我们的评价还挺高；费正清（Fairbank）夫妇参观时看得很细，回国后为魁阁做了不少宣传，以至于魁阁在国外的名声比在国内响，有点“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劲头。后来太平洋学会出版了我们的一本书。这些事情促使了我能够作为云南大学教授，被派到美国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

这段时间里我一面讲课，一面写文章，还要自己动手刻蜡版、印刷、出“小报”，虽然整天忙忙碌碌，却劲道十足。

1944年我从美国访问回来，想继续在魁阁搞学术研究，但是，国内时局更加动荡了，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昆明的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李闻事件”。我也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被迫于1946年底远赴英伦暂避。

延续了6年的魁阁也在这样的局面里收场了，这个收场好像是个没有“结束”的结束。

经过了八年持久的抗战和三年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我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开始了新的生活，努力争取做到自己的步子能够合上时代的节拍，这样又过了半个多世纪。这是后话。

三位外国老师和三位国学大师

在一次纪念北京大学100周年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我讲了对小平同志提出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这一问题的认识。那么补课的问题具体到我自己，该怎样补呢？这些年来，我感到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大太快，有点跟不上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我的学术基础没有打牢。我从东吴大学医预科转学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时候，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了，可以说是半路出家，落下了不少一二年级时已经学过的社会学基础课。当我决定要补课的时候，从书架上找出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派克（E. Park）和伯吉斯合编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这本书作为我补课的入门教材。后来我把温习这本书的感受写成了《补课札记》，文章的副标题是重温派克社会学。派克就是1932年我在燕京社会学系上学时接触到的第一位外国老师。在这篇札记里我把派克老师的一生大体上都讲到了，这里就不再重复。可以说派克老师的学术思想使我终生受益。

派克、伯吉斯合编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

为了建立起“中国的社会学”，培养中国人自己的研究队伍，吴文藻老师不遗余力，费尽了心思。我是被吴老师看中的学生之一，为了通过清华公派留学生的机会把我送到英国去学习，他先是说服清华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系在1933年招收人类学研究生，然后又亲自带领我去拜见该系的史禄国（Shirokogorov）教授，得到了史氏的首肯之后，经过考试，我终于成了史禄国在中国惟一的及门弟子。

史禄国老师是俄国人，应该是属于那种因为祖国变了色被打入另册的白俄知识分子。关于这位学者的身世，我知道得不多，也搞不清楚他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只听说他来清华之前在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工作。傅胖子（私下里大家都这样称呼他）在当时的学术界里是仅次于胡适的人物，很有势力。他是搞考古、民族史出身，学术上更靠近德国传播学派那一套，不接受英美人类学的东西。据说因为史氏在研究院与同事们合不来，闹翻了，傅胖子就把他安排到清华。

我在《人不知而不恒》这篇文章里说过，在清华园里“史氏深居简出，与世隔绝”，这就使得同事们更摸不清他的底细，难以了解，以致对他“多是以礼相待，甚至于莫测高深而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其实从出身来看，他是一个真正的欧洲学者，他眼里的学术世界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他认为社会学的学生，将来是去做青年会这样一类的工作，是为人们提供服务的，他还认为像陈达研究的人口学，应该是警察局管的事，谈不上是什么“学问”。史氏所讲的“学问”，也就是现在人们讲的“学科意识”，是要研究“人”，研究中国就是研究中国的“人”。又比如考试的时候，他出了这样一个题目，问欧洲有多少种语言系统？外国语言嘛，无非有英语、法语、德语等等，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什么“系统”，我答不上来。可以说，当时在中国是没有人懂得他讲的是什么，更谈不上了解史氏在学术上有什么成就了。

我考上研究生以后，史老师根据自己的学术经历为我设计了三个学习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体质人类学，第二阶段是学语言学，第三阶段才学文化人类学，每个阶段用两年的时间。现在看来，他的教学安排是有道理的，是学习人类学的一套东西。他要我“慢慢地学”。那时候清华研究院没有规定学习年限，一直可以做下去，甚至“老死”在那里。研究院一个研究员，每月有30块钱工资。花销很少，伙食费每月7块钱、洗衣费半年交1块钱，住宿、水、电都不花钱，条件很不错。我预备“泡”它6年。

可是，第二年学校变了章程，研究生学习两年后，如果考试及格就可以毕业，不能无限期地“泡”下去。因此我完成了第一阶段课程后提前毕业了。史老师说：你的学业还没有全部学完，就到国外继续学吧。他同意我去英国师从马林诺斯基。但是作为他的学生，两手空空出去是不行的，所以要我到少数民族地区搞一年调查，积累一些资料再出去。吴文藻老师也同意这个建议。恰巧这个时候，广西省政府提出了一个关于广西省特种民族研究的课题。吴老师就去找张君劢（张跟我哥哥费青也很熟悉）商量，经张的斡旋，掌握广西大权的李宗仁，同意我和新婚的妻子王同惠进入瑶山搞调查。程思远也过问了这件事。然而调查中途出了事故，王同惠牺牲，我受重伤，调查工作被迫停止。因为跟张君劢有这层关系，所以在我整理的大瑶山调查报告《花蓝瑶社会组织》第一次出版时，在扉页上有“谨以此书送给张君劢老师”的话。

史氏这个大家眼里的“怪人”，终于在清华园里呆不下去了，在安排好我和王同惠去广西大瑶山做调查后，他也离开了清华园。

大瑶山受伤后，姐姐邀我回苏南家乡休养。我被姐姐在家乡所做的工作和农民的生活所吸引，并且对眼前看到的情况做了一些调查。1936年9月，我带了这些调查材料，奔赴伦敦求学。等我从英国回来时，日寇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由于时局动荡，自1935年分手后，我就没有机会同史老师再见面，直到抗战结束，回到北平后，听说史老师已于1939年去世了。我虽然跟随史老师只有短短的两年，但是却受到了他的严格训练，并且培养了在困难条件下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我受益终生。

随着时光的流逝，几十年过去了，我越来越体会到史老师教学上的用心。他先要我学习体质人类学，教我通过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在混合的人群里分辨出不同的类型；而且他讲的体质人类学不单单指人体的形态，还深入到人的生理现象。他认为中国广东人的骨骼小、人体瘦，是因为受到内分泌的影响，广东人的这些特征与他们的遗传和经历都有关系，同时也形成性格上的不同；他还认为人同人要来往、要交流，需要“语言”，所以学好语言是至关重要的；人的互相了解、行为的配合等等组成了社会，这不只是一般生理上的活动，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东西一一心灵的配合。史氏之所以有这样一个他还来不及深入探讨的领域，是缘于他对通古斯人社会文化中的萨满信仰的研究。通古斯人认为，萨满是能够跟神对话的巫师。人们通常把这个现象看成是迷信或原始宗教，史氏却认为这是一种在社会生活里积累形成的生理、心理的文化表现。我们知道，古代先民的生活是非常接近和亲近大自然的，所以人身上存在的一股自然的、内在的能力都能毫无保留地显示出来（这里包含着一些现在已经不再表现出来，而实际上还在发生作用的东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远离自然，这种表现能力也随之弱化了，有些现象则被归到“宗教”里去，现在人们不再把它当作“科学”来研究了。史老师要我学了体质人类学、语言学之后，最后才进入对世界上多种文化的比较研究。

记得当年史老师说过“心理学之外还应该有个东西”这样的话，那时我还不能懂得这话里的含义。如今上了年纪，脑子里经常出现一些过去没有想过的问题，近年来我写了一些文章就是讲这些问题的，比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又比如“人”所特有的所谓“心态”、“精神世界”等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将来是不是能够“捕捉”到？也许能够用什么仪器测定出来……有了这些想法，我觉得似乎跟史老师更靠近了。

史老师的理论宽阔、广博、深奥，我曾经说过：“他在理论上的贡献也许就在把生物现象接上社会和文化现象，突破人类的精神领域，再从宗教信仰进入现在所谓意识形态和精神境界。这样一以贯之地把人之所以为人，全部放进自然现象之中，作为理性思考的对象，建立一门名副其实的人类学。”同时我也知道，我这样总结史氏的理论“是很冒失和草率的”。作为他的学生，我至今还不能深入理解他的理论，不能不感到自惭自疚。

我还愿意提到的是，1986年我三访英伦期间，一位知道我是史禄国学生的英国朋友特意跑来告诉我，史禄国在苏联恢复了名誉，他的著作可以公开出版了，而且承认他是通古斯研究的权威。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我有缘去莫斯科访问，亲自证实了这位英国朋友所说不虚。我想史老师地下有知，当可含笑九泉。

1936年暑期过后，我到英国留学，进了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跟当时英国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学习人类学。关于在英国学习的情况和对马老师的了解，我在《留英记》、《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和《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等一些文章里已经写了很多，不再赘述。

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

《留英记》里写了一段马老师为我安排的一场考试，考试的“考官”是英国当时最著名的“东方学者”丹尼森·罗斯爵士。考试结束后，在和马老师一起吃晚饭时，他特意向我讲明请罗斯作考官的道理，他说罗斯是英国研究东方学的“头”，他研究的范围主要是中东这一块，远东（包括中国）虽然不是他研究的中心，但也属于他的“地盘”，别人是不好瞎闯进去的。现在我们人类学要“入侵他的领地”，不经过他点头是不行的，他能来主持并通过你的考试，是他对人类学进入“东方”这一领域的研究表示认可，不容易。接着话题一转，马老师从学科和学术的角度指出我今后努力的方向。他说，这篇论文只是你研究中国的开始，运用这种方法可以扩大研究范围，包括宗教、意识形态、语言等等。他还鼓励我说，你回去后一定要继续做下去，大有前途，你已经在你的研究事业上，砌了第一块砖。接着他当我的面，拿起电话和伦敦一家出版公司的老板商定出版我的论文，并答应为这本书写序言。放下电话后他考虑起这本书的书名，沉思了一刻说，这本书是不是叫Earthbound （土地所限制的）……但随即又改变主意说，你的第二本书用这个名字吧。马老师写的序言得到了50英镑的稿费，他把这笔稿费作为礼物送给了我。

考试一结束，我就准备启程回国。那时候规定公派的留学生回国，可以买二等舱的船票，票价70多英镑。为了省钱我买的是四等舱，只花了16英镑。这样加上马老师送的50镑，我同到昆明的时候口袋里大约还剩下100英镑。

抗战时期搞调查研究的条件十分恶劣，经费也很困难。虽然吴文藻老师从搞到的中英庚款里拨出一点钱给我们，再加上我回国时节余的那100英镑，要下乡搞调查仍然时时感到捉襟见肘。可是我们用了这点钱，首先选择了陆丰县的一个村子，开始了调查研究工作，后来又开辟了易村和玉村两个调查基地。1945年底，我把在这三个村子调查的成果结集成书出版，书名是Earthboud China （中文书名《云南三村》）。所以说，我回国后所走的路子是马老师提出来的；写的书，书名是马老师起的；甚至研究经费也有一部分是马老师送的。我在马老师指引的道路上走了好几年。

Earthboud China （《云南三村》）

前面我说过，我从小接受“新学”培养，没有上过私塾，连最普通的《三字经》、《百家姓》也没念过，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基本训练的知识分子，所以这次补课，除了补社会学基础课之外，也要补一补中国传统文化课，于是就找了陈寅恪、钱穆、梁漱溟三位国学大师的著作来读。真是开卷有益，读他们的书很有收获，不仅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还加深了我对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

以上三位先生都已作古，对于他们，应该说我心仪已久。抗战时期，陈寅恪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我也在那里教书，可以说是同事，但是一直没有什么交往。虽然没有交往，但是我知道他是位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称得上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而且生性耿直、坦荡，很有点旧知识分子那股“士可杀不可辱”的劲头。不幸的是，陈寅恪先生没能熬过“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钱穆（宾四）先生和我的关系说来倒有趣。他是我故乡邻县无锡人，1895年出生，长我15岁，他是苏州草桥中学的毕业生。草桥中学和我们家似乎有点缘分，我父亲曾经在那里教过书，大哥、二哥在那里读过书。钱穆先生后来先后在燕京、清华、西南联大任教，在这段时间里，我也正在这三个地方，但是我们两人一直没有碰头，好像被一层什么东西隔开了，相互间有距离。他没有进入潘光旦或吴文藻的圈子里。在我的印象里，他和顾颉刚一样，同学术界里的“学阀”不和。他在清华讲中国通史，观点上同范文澜唱对台戏，但是在学生中的影响并不大，也没有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什么印象。

一直到进入了21世纪我退休了，为了补课我才细细地读他的书，越读越觉得他同我近了，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我觉得在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上，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说法。读了宾四先生的书以后，发现他是个热衷于“天人合一”的历史学家，据说他在去世前曾对夫人说，他对“天人合一”有了新的体会。可惜没来得及把这个体会写下来。然而，读了钱穆先生的书，仅从他所强调的，从“天”“人”关系的认识上去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一观点，就使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

这次也补读了梁漱溟先生的书。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读过他的书，但是没有全部读懂，所以对我早年的影响不大。记得从燕京毕业后，有一段时间参加了梁先生在山东邹平县搞的乡村建设工作。梁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是当代中国卓越的思想家。

1945年我参加民主同盟的时候，梁先生是民盟的秘书长，但是我们接触不多，没什么私交。解放后交往才比较多起来，特别是出事后（指梁先生当面顶撞毛主席一事），觉得他能这样做很不简单，很同情他，可是又感到梁先生的做法有点“傻”，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这个人很“厉害”。

1988年，在香港召开过一个由香港大学主办的，主题是“中国宗教伦理和现代化”的研讨会。我们很想请梁先生亲自来参加，但那时他已九十六岁高龄，不能承担旅途之劳。为了表示支持这次会议，梁先生在家里做了一次发言，特意录了像，要我们在会上放映。在这次会上我发表了《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的讲话，讲了我学习梁先生文化体系的一些体会。会后，当我回到北京，惊悉梁先生于6月23日不幸逝世，令我倍感哀痛。

据说，梁先生去世前，有人问先生：在民主党派人士中，对谁的印象最好？他随口答道：费孝通。费孝通这个人样样通，近年来深入农村工矿，使他更通了。他的名字里就有一个“通”宇嘛。他还对另一位访问他的人说：费孝通是走江南谈江南，走江北谈江北，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也能如此。我听说以后心里想，他这样讲，也许是因为我眼他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吧。

这次再读梁先生的书，发现有两条我同梁先生连接上了，一条是对社区的研究，另一条是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一一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不能脱离中国文化来谈文化的变迁；提倡从传统的基础出发，改造一些不合时宜的传统做法来适应新的时代潮流。总的讲都不是“革命”的，是主张在承认传统的基础上，逐步的，不是激烈的变革。可以说是“改良主义”吧，但是这个词不好听。

当今世界的局势，要求中国文化能够迅速适应发生着的急剧变化；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同样应该要适应这个变化的局面，大家互相“适应”。这叫“磨合主义”，东西方文化要互相磨合，共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文化。这是我的主张。

关于民族识别工作

自从进大瑶山与瑶族同胞接触以后，“少数民族”这个概念才在我的脑筋里比较清晰起来。按道理说，像我这样一个在满清政府垮台前一年，在一个少数民族统治汉族的年代里出生的人，应该是在充满民族矛盾的环境里长大的，怎么对“少数民族”会没什么深刻的印象呢？但是，的确如此，我小的时候对于自己是汉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识，几个哥哥有过留辫子的经历，我没有；懂事以后知道有回民街、清真寺、回民不吃猪肉这样的事实，但只把它当作是一种风俗习惯、一种宗教，比如对回族，重其“教”而不重其“族”；对满族则重“旗”而不重“满”，旗人有特权，可以做大官，大家并没有把“族”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来对待。事实上，那时候住在汉族地区的汉人，一般不会感觉到所谓的“民族压迫”，不像元朝时那样（我们可以从大量历史记载和传说故事、民间习俗上看到元朝时存在着激烈的民族矛盾）。当然清朝初期为留长辫子也有过“留发”、“留头”的问题，后来这种矛盾减少了，甚至出现乾隆皇帝下江南是去找他的外婆家这样的民间传说，以此来证明满族皇帝跟汉族有血统关系，用来冲淡民族矛盾。

对清朝的历史我没有下工夫研究过。满族这样一个小民族，为什么能够打进关来，能够长久地、稳固地统治这么一个人数众多的汉族和幅员辽阔的中国？对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深刻的理解。比如曾国藩，他是汉族人，实力很强，如果他脑子里再加上一个“民族主义”，是完全可以起来推翻清王朝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遵循“忠君”的那套思想，极力巩固清政权；再看太平天国起义，也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

清朝末年，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是孙中山始终强调革命最要紧的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他认为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国民所能忍受的，“就算汉人为君，也不能不革命”。与此同时他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概念。在这之前，虽然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有“反清复明”的口号，但是，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并不十分强烈。依我看，孙中山他们提出民族划分，是受到西方思想和当时经济发展的影响。那时帝国主义势力不断入侵，洋人成了中国人要抵抗的主要对象。我想，孙中山强调的民族意识，主要还是用来对付西方帝国主义的。

其实，孙中山提出民族主义的时候，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是“自找麻烦”。到了蒋介石国民党时期，政策上是不分什么“民族”的，认为中国就是中华民族一个民族，其他的都是汉族的“宗支”。记得我刚从英国回来的时候，看到顾颉刚先生的一篇文章，他也说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顾先生是我钦佩的老师，彼此也很熟悉。那时我还年轻，没跟别人商量，也没多加考虑，就写文章反驳他。没想到文章一登出来，顾先生一连写了几篇文章反对我的观点，从而引起一场争论。后来，还因为我的看法与当时政府的政策相悖，几乎酿成一个“政治问题”。

对我来说，我从小就没有注意过自己的民族身份，直到解放后在填写各种各样表格时，因为要填写“民族”这一栏，这才特别提醒我是个汉族。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民族政策”不是从我国本土里生长出来的，而是学前苏联的那一套；也许跟我们刚刚建立新政权，想要区别于旧政权这个因素有关吧。我们知道，前苏联是非常强调“民族平等”的（苏联最多时有190多个民族，到20世纪70年代减少到一百零几个），在这点上他们走得很远，搞成联邦制，对此毛主席是坚决反对的，我曾亲耳听到毛主席在说到这个问题时坚定地说，不能样样学苏联，这样学苏联就不要革命了！当时我对毛主席把这个问题提得这么高还不理解呢。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贯彻民族政策，体现民族平等，在具体问题上碰到了许多困难，比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要有少数民族代表，这就得知道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少数民族？他们的人数有多少？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由于解放前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所以对大多数少数民族缺乏正确的了解，没有什么资料可供参考。在这样心中无数的情况下，开展“民族识别”成了当务之急。

我是1950年被拉来搞这项工作，因为是半路插进来的，所以对前面作过的准备工作并不了解。当时我们主要是遵循毛主席关于民族工作的精神和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来进行民族界定。开始的时候，全国自报上来的民族有四百多个，这明显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就按照斯大林的理论来处理。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是：一个民族要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化意识。但是实际情况是纷繁复杂的。比如要有共同的语言这一条，事实上就不那么简单，有时会出现历史和现状纠缠在一起的情况。有这样一件事：在川甘边境，居住着一种称作“平武藏人”或“白马藏族”的少数民族，1951年被暂定名为藏族。国庆15周年时，该族的一位女同志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问她是哪个民族，她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旁边的人代她回答“是四川白马藏族”。后来毛主席接见她的纪录影片在她的故乡放映，大家看了以后，感到欢欣鼓舞，但是对这个族名却产生了异议，认为自己不是藏族。为了搞清楚这个“白马藏族”，我们下了一番工夫，派人下去调查。正好这时候，我看到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位朋友写的书，书里有一段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这一地区的历史，经过他的研究，发现这里曾经被藏族征服过，这一地区的土人逐渐融合到藏族里去了，所以语言上也受到藏语的影响。后来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不论从历史还是现状上看，他们的语言和藏语之间的确有差别，这种差别超过了藏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别，同时也看到他们在宗教信仰等方面与藏族也有不同。从这些事实可以表明，“平武藏人”在历史上并非藏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又比如一个民族历史上曾经由于打冤家发生了战争，从此互不承认是同一族，这次自报的时候，要独立出来自成一族，各说各的理，争执不下，这样的问题，有的拖到今天还没解决好。还有原来的汉人，迁徙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日久天长，语言、风俗习惯都改变了，自认为一族。为了搞清楚他们的来历，我们除了可以翻阅历史古籍来了解他们祖先迁徙的路线，还可以下去到他们的宗庙，甚至墓地去调查，从那里的一些碑文上也可以找到他们祖先的来源。当然问题还很多，以上仅仅是几个例子。

从民族识别工作中，我深切地感到我们对少数民族的知识实在太少了，必须赶紧补上，于是向有关部门提了一个建议，希望能够抽调力量，对每个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整理记录下来。这个建议得到了领导的认同。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了我们民族工作者几十年来的努力，我国的几十个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有了一部简史，这项工作已经搞出个模样了。

今天，我们已经闯入了“全球化”的潮流之中，社会经济正在飞速发展，我们的民族工作如何适应新形势，这是每个民族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想，那些多年来从事民族工作的朋友，一定会对我们民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有深刻的体会，他们一定可以提出很好的改进的意见和建议。作为一个退休的老民族工作者，我始终关心着少数民族兄弟发展的状况。90岁那年，我到佳木斯同江市拜访了赫哲族同胞，并且同那里的同志讨论了“小民族，大家庭”这个问题；2001年，在兰州召开的“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我做了《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演讲，谈了一些自己对民族工作的体会和想法，希望能对今后的民族工作有所帮助。我年纪大了，已经没有机会再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拜访，只能坐在家里，祝愿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尽快地富裕起来，踏上小康之路。

晚年费孝通

应该多读点历史

历史是什么东西？它同人类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我一直想讲清楚。就从我自己讲起吧。因为老了，随时有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这种感觉使我切身体会到作为一个人，的确是时代的过客。我活着要和许许多多人生活在一起，大家分工合作、互相来往，但是人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死了能留下什么呢？这就产生了“三不朽”的思想。一个人死了，其实他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来看看生命是怎么发生的。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生命是从无到有，从一个单细胞的阿米巴变形虫经过亿万年，变成多细胞生物；从无性生殖到有性生殖，后来义有了动、植物之分……最后进化成了“人”。这个“人”逐渐进化，从原始人到现代人，他们的生活也从个体生活到群体生活。这是个大变化，这个变化引出了后来的人类学。“群体生活”并不是人类独有的。我们知道在其它动植物中也有这种现象，比如海里有一种鱼要附着在另一种鱼身上。陆地上有一种植物要攀附在另一种植物上才能生存，它们互相依赖，大家“不声不响”地进行合作，彼此之间并没有意识上的交流；后来不断地进化、升级，有了人，人是有意识的，知道互相间要合作，彼此有了交流。人还有“七情六欲”，靠了“五宫”来接受外界的刺激，并通过神经系统对刺激作出反应，产生了“行为”。人类学研究“人”，就是从研究人的行为开始的。但是，人还有一个心理活动，它远远超出了“神经反应”，而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体”。人类的“意识”的发生，应该是心理学的源头。

生命经过了亿万年的演变，历经若干个阶段，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终于进化成最高级的“人”。我们知道，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它的前后、上下之间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前面是后面、下面是上面的基础。表面上我们只看到了“升级”以后的事物，其实下一层的“性质”并没有被消灭，也就是基础虽然退化了，表面上看不到了，但它并没有消失。记得有一次，史禄国老师偶然发现我胳膊上的每个毛孔里都长出两三根汗毛，他很惊讶，说这是鱼类鱼鳞生长的特征，是一种返祖现象，表明人类进化过程中有一段像“鱼”一样的阶段。他说的意思，就是我们通常知道的，从胎儿在母体里发育成长的过程里，可以看到人类进化的各个阶段。其实是胚胎学讲的那套东西。

自然界从无机到有机、从无声到有声、从无识到有识、从无情到有情，一层一层地变，然而不是出来一个丢掉一个，而是“前面”包含在“后面”的变化里，然而变化了以后的“后面”，已经不再是“前面”了。我们要研究人，就必须从研究人的进化过程开始。当年我学习体质人类学时，就是从了解阿米巴虫开始，到解剖兔子（没有做人体解剖）。史老师是要我了解，人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有来历的。他对发现我毛孔里长两三根汗毛这件事感到非常得意，经常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生物器官的进化。因此，可以说人是从自然界里，经过一段很长很长时间进化而来的，这个漫长的古今之变就是历史。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各不相同，是见仁见智。从史禄国和马林诺斯基两位老师身上可以看出，人类学这个圈子里，对于“历史”的看法也是不相同的，比如马老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现代问题，虽然马老师也声明历史还是有它的价值，但强调说不能用它来推论、预测社会的变化，不能用它来作为研究现代问题的根据。到我这一代人的时候，这个圈子里更出现了人类社会学的研究不要混在历史里边的提法。我受了这种提法的影响，有一段时期跟了潮流走，也不很重视历史了。但是很快我就觉得从“今天”是可以推测“昨天”的，因为历史并没有“走”，它还包含在“现在”里。人们一般不去关心这个时间概念一一我们说昨天已经过去了，如果仔细想想，你会觉得“昨天”并没有走，今天里有昨天的“成分”在；就像昨天的“我”还留在今天的“我”里，可是今天的“我”已经有了变化，又不同于昨天的“我”了。这种看法，是把“事物”看作是不同时间上变化的集合体。

上个世纪40年代，我提出了“社会继替”和“差序格局”的概念。就是要说明，人类社会因为“不断地预备下新人物等着去接替旧人物死亡和退伍所发生的缺位”，所以能够不断延续下去，而且这种继替不是在同一时间发生，是参差不齐的。同样，也可以用继替和差序的概念来看待人类的文化。近年来，我把对“文化”问题的一些思考写出来，在刊物上发表了，这里我就不再啰嗦。

关于历史这个话题，这次只是开个头，以后有机会再接着谈吧。

去年在上海的一次讨论会上我说过，现在的年轻人，甚至是学社会学的年轻人，都不大知道我们国家的历史了，因此我希望大家加强历史意识（不仅仅是知识），使我们在看待眼前事物时，能联系上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我们不能丢掉历史，当然也不盲从历史。我认为不懂得历史就不会懂得文化。

我寄望于年轻人。

2003 年秋于北太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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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帅琪、王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