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友：“十四五”中国要纠正服务业历史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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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月友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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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将整体进入服务经济社会

伴随中国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和服务业产值在总产出中占据“半壁江山”（按照增加值比重，中国服务业在2012年成为第一大产业，在2015年首次超过50%。按照就业比重，中国服务业在2011年成为第一大产业），有关中国是否进入了经济服务化社会的争论较多。但是，十四五以后，关于中国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将不再有争论。因为，即使根据较严苛的服务经济衡量标准，中国在十四五期间，也会整体进入服务经济社会。

较严苛的服务经济衡量标准是指综合了包括国际著名的库兹涅兹结构模式、钱纳里等标准产业结构模型、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富克斯服务经济理论、饭盛信男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理论以及国内理论界主要观点的标准。归纳起来，大致分为核心标准和次要标准。核心标准有三条：在产业发展水平上，服务业的 GDP 和就业比重均超过50%；在收入水平上，要求人均 GDP 达到 1万美元；在城市化水平上，要求城市化率超过 50%，严格标准为 65% 以上。次要标准主要有两条：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超过60%，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全部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在50%以上。

对照核心标准，2019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53.9%，就业比重为47.4%。人均GDP为1.03万美元，首次超过1万美元。而城市化水平，我国有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两个城市化率，前者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大。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5%，户籍城市化率现在是44.38%。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推进，十四五期间，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和户籍城市化率都将突破50%的临界水平。对照次要标准，2018年，中国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全部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9.5%，十四五期间也将稳定突破50% 。只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在30%左右，距离服务化社会的标准要求差距较大。但不可否认，由于统计落后和价格管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存在漏统和低估。

综上可见，十四五期间，中国社会呈现整体进入服务经济阶段的趋势将成为共识。这一重大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为它不仅表明世界进入服务化社会的人口将一举增加18%以上，从而向世界展现中国经济发展伟大成就，也对中国所处经济阶段的划分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美国率先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服务化社会，其他发达国家全部在20世纪80年代步入服务化社会，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也在21世纪20年代左右整体迈入服务经济阶段。

二、解放思想，纠正服务业历史歧视

中国产业结构呈现加快的服务化趋势是一回事，能否因势利导，顺利跨入服务经济社会是另一回事。当前阻碍这一趋势成为现实的最大问题是，过去歧视服务业增长的思想正在蔓延。具体表现有二，其一是在理论界，其二是在实务界。

先说理论界，近几年伴随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包括“服务业具有腐朽的地下经济成分”“结构性减速论”“不能过快去工业化”“警惕服务业过快增长的负面影响”“服务业是虚拟经济”等不支持继续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呼声较多。其实，这不是新鲜事。因为歧视服务业的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它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也具有悠久的制度设计基础。前者主要指，马克思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本人，西方经济学经典作者包括斯密，都认为服务业是非生产性部门。后者体现为，1985年之前，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长期使用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The 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s，简称MPS），这种核算体系是前苏联体制遗留下来的，在苏联、东欧等计划经济国家广泛使用。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主要是社会总产品（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只统计物质生产，不统计非物质生产的服务业产出（统计了部分流通服务业，如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1985开始国内生产总值生产核算，1989 年开始试行、1993 年正式开始国内生产总值使用核算，服务业使用核算也是这时才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使用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直到2002年以后，中国统计局才制定完成《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取消了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核算内容，正式采用统计服务业产出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也就是现在西方国家广泛使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方法。也即在1986-2001年，中国的国民核算体系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和国民经济账户体系并存，也称为“中国式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如此，基于服务业活动是非生产性活动价值观和不纳入服务业产出的经济统计方法，在中国的主要矛盾还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经济旧时代，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便不能大力发展服务业，甚至抑制服务业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因此，中国产业政策长期倾向于 “重工农、抑服务”便不难理解。但需要注意的是，认为发展服务业导致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思想，早已被证明是一种落后和过时的观点。萨伊说过，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从这个角度看，服务同样创造效用，也应该被视为生产性活动。而认为经济服务化是中国自2010年以来发生结构性减速的产业成因的思想，本质是一种抱守上世纪60、70年代鲍莫尔对服务业成本病的研究不放的教条，忽视了服务业的技术性质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经济服务化过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率差距趋于收敛的事实。观察中国这几年的经济表现也可知，恰恰不是工业，而是服务业被屡屡提起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亮点，而且已成为在经济增长换挡期中国进行调结构和稳就业的重要抓手。因此，应正确认识服务业的行业性质。

再说实务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第一次在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后，全国一些地方根据此要求，相继在各自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制造业占比的具体要求。有些地方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制造业占比具体要求，也纷纷提出“重振制造业”口号。实际上，《建议》除明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外，还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其传递的信息应该不是服务业不再重要，而是要正确处理好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关系，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而将“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提到“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前，其语境是“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背景是2018年至今，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世界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必须正确评估其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可能影响，从而出台应对举措。其中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要区别对待。如果是早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就开始发生的，因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内外资不公平待遇逐步取消和供给侧改革压缩落后产能，导致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转移到周边国家，要认识到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但如果是因一些制造业外资出于安全考虑，被迫迁出中国，更甚的是，因某些发达国家不正常的实施经济禁运、封锁和制裁导致相关企业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可能导致制造业供应链断链和产业链大规模转移出中国，就要加大预期引导和针对性干预。可见，《建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并将其前置予以突出强调，出发点是要求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防止或者减少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出于政治目的打压，对我国制造业造成损害。根本意涵也并非要求在处理二三产业比例关系时优先制造业比重。

更重要的是，十九大以后，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之后，过去歧视服务业发展的错误做法必须得到纠正。这主要因为，解决这个经济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只有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才能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民生、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不仅包含了过去的物质文化需要，还包含了政治、文化、精神和生态文明的需要，增加的部分主要体现为服务业发展诉求。也即随着中国进入高质量时代的服务化社会，服务消费将引领消费结构升级。正如“后工业社会”的提出者贝尔所言，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消费构成和生活方式不同：如果工业社会是由标志着生活水平的商品数量来界定，那么后工业社会是由服务和舒适所计量的生活质量来界定，比如健康、教育、娱乐和艺术。当然，如果根据马斯洛五需求理论来理解这个主要矛盾，除了最低层次的需求主要靠农业满足，第二层次的安全需求主要靠工业满足，其他诸如交往、尊重、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也主要都靠发展服务业满足。比如满足交往的需求，涉及到的酒店娱乐业供给，这是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到的交通运输物流仓储业供给，是分销服务业；涉及到的通信信息服务业供给，是生产性服务业。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紧密联系，其正向反馈的关键环节就在于产业结构适应需求变化调整和升级。具体逻辑为：经济增长导致收入水平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引致需求和需求结构变化，需求变化能否得到供给满足取决于产业结构能否调整，如果产业结构具有适应需求变化的能力，能够及时得到调整和升级，便会推动经济增长进入更高平台。反之，如果产业结构不能顺利调整和升级，便会造成供需错配的重大结构性失衡，这是过去中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源。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中国参与的经济全球化，迫切需要扬弃出口导向的工业全球化，加速启动基于内需的服务业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简单认为，如果说过去实施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是国家层面的工业化战略，现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中国从国家层面制定的服务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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