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问题和振兴路径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名誉院长，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担任教育部社科委员会委员、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农经学会理事、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主席、南方国家智库网络主席等职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在贫困研究、农村发展研究、性别与发展研究、国际发展与非洲发展研究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发表中英文论文200余篇，出版了《发展援助的未来》、《贫困的终结》、《公益的元问题》等20多部著作。
2015 年至今，他深入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进行了驻点扶贫实践，创新出了“河边脱贫模式”，后将有关模式推广至湖北恩施枫香河等地。2019年开始，他率领中国农业大学团队又陆续在昆明、临沧、怒江、昭通及酉阳、罗平等多地与当地政府合作，因地制宜开展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试验示范行动，并探索出了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小农现代化推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乡村振兴的模式和路径。他的参与式减贫及2020后中国从减贫向防贫转变的理念，以及改革中国对外援助体系的诸多建议被中国政府采纳。
2011年开始，他率团队与坦桑尼亚共同探索中非农业减贫合作，推广和传播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农业技术及政府支持农业的发展经验。在中国政府、高校、国际多双边组织及国际公益组织的支持下，其“小技术大丰收”农业减贫示范项目已从最初的2个村庄扩展至10村、千户、万亩玉米地，推动了当地农民的增收和减贫。项目多次获评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实践案例，并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力。
由于其在扶贫、农村发展、国际发展及公益等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和实践，他曾获得霍英东高等教育奖研究奖（1990）、国家科委软科学二等奖（1995）、中国消除贫困奖研究奖（2005）、全国扶贫工作先进个人（2011）、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2017）、中国公益十大人物（2018）、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20）、中国慈善家2021年度人物、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2021）等奖项和荣誉。
摘要：乡村振兴实质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中国现代化成就显著，但现代化进程仍未完成，其中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农村现代化成为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短板。乡村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基础设施、产业和人口结构等多个层面的问题，乡村振兴要在城乡融合的新型城市化过程中逐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持续推动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突出农民主体地位，确保农民和集体获益是关键。
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这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乡村发展的纲领性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这一部署将乡村振兴提高到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的位置。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建党一百周年纪念前夕发布这一意见，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入到一个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阶段。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具有长期农耕文明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离不开自清末以来中国被纳入到全球化体系中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所受到冲击的历史过程，以及中国的革命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背景。基于这三个方面的背景，乡村振兴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才是一个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2021年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自2018年以来，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呈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迫切性日益凸显。《意见》中提到，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为党和国家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发挥了“压舱石”作用，显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国家现代化战略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上，乡村振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以消除贫困改变中国落后面貌为目标，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发展都有哪些问题、乡村如何实现振兴，本文尝试从中国现代化进程脉络中把握和回答以上问题。
一、中国现代化总体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人民生活水平都大幅提高，经济现代化水平令人瞩目。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由3678.7亿元增加到1015986.2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9.6%；人均GDP也由385元增加到72000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2.9%，是世界上少有的在长达40年的时间内经济增长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水平也进入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8254.5美元，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差距，但与2018年相比，差距在缩小。总体上看，中国通过广泛的改革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已经从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计划性封闭式农业经济体转变为一个市场化的开放型城市经济体，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也已超过工业。
从工业化进程看，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工业化进程很快，基本完成由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型，正在迈向工业化的高级阶段。1978年到2020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由1621.44亿元增加到313071.15亿元，年均增长率在两位数以上。从三次产业构成看，2019年中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7.1%、38.6%和54.3%，农业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已降到10%以下，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低于第三产业，这表明中国已经基本完成由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第一、第二产业比重仍然比较高，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低，这表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仍然没有完成，正处在向高级工业化迈进的阶段。
图1 中国人均GDP和世界水平的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2 1978—201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与工业化相对应，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17.9%，到2020年，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3.89%。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城镇化不同的是，中国的城镇化一方面是大城市的发展，同时也是中小城市的发展。中小城市的发展将大城市的发展和乡村连成一个产业和劳动力流动的整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许多中小城市的发展都是围绕着农村工业的发展而形成的，也就是说，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围绕着城市中大量就业行业而形成的。随着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工资性收入成为拉动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来源，农民收入中来自打工的收入比例从1995年的33%增加到2005年的48%。
图3 2015—2019年中国三次产业构成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若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看，则呈现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特点。从人均GDP指标看，2018年中国已经接近1万美元，城镇化率为59.2%。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城镇化率显然低于其他国家。表1显示除哈萨克斯坦外，巴西、墨西哥、俄罗斯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城镇化率水平都在70%以上，高于中国。中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有其特殊性。建国初期为保障国家政治独立和国防安全以及尽快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国家采取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然而重工业创造就业机会有限，且服务业发展滞后，当城镇化就业机会有限的时候，政府不得不限制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这样，城镇化率就很难提高。改革开放后，随着户籍约束的松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事非正式部门的工作，由此产生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最突出的现象——“农民工”现象，也就是农民在实现职业转移的同时，并没有实现身份的转换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即市民化过程。因此， “农民工”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
表1 2018年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城镇化水平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网站
二、农业现代化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基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中国农业现代化方向基本上是按照替代土地发展的，物质投入不断增加，农业生产水平逐步提高。在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机耕水平由20世纪50年代末的5.8%提高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42.4%。得益于农田水利设施的大幅度提升，到1978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近4500万公顷，农业机械总动力为11795万千瓦，化肥施用量达到884万吨（见表2）。为了进一步推动农业现代化，政府部门加强了对科技的投入，其中最重要就是对良种的引进和推广。1961年，杂交玉米引入中国。1976年，杂交水稻引入农业生产。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农技站为良种的推广和产出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表2 中国不同时期粮食产量和农业生产条件状况（1952—2020）
数据来源：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国家统计局网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现代化进入迅速发展阶段。1978年率先实行农村改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农户的生产经营权，极大调动了其生产积极性，同时，随着化肥、农耕机械等现代农业技术的引入，农产品增产成效显著。（见表2）科学技术应用在农业增产中发挥显著作用，从育种到生物防治再到水利灌溉等各个农业领域，科学技术应用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共育成品种2729个，主要农作物良种化目标基本实现；20世纪90年代科技进步在农业增产中的份额已达到了35%以上。
21世纪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进入完善与深化的阶段，其发展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从2004年进行种粮直接补贴制度试点，到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再到2016年出台《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全面开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新阶段。新阶段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主线，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予以综合施策，以解决农产品供需矛盾，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功能。21世纪以来的20年，我国农业生产能力实现了新跨越。粮食总产量在2020年达到66949万吨，其他各类农产品也得到稳定增长，市场供应平衡，农产品质量也不断提升。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经营体系也不断完善。1952年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产值的比重为85.9%，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林、牧、渔业开始全面发展，农业内部生产结构日益协调合理。2019年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为56.2%，比1952年下降29.7个百分点。同时，随着国家着力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大量涌现。截至2019年底，各类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人员累计超过850万人，为农业生产引入现代科技、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推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不断完善，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新要素。农业生产中物质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逐年上升，202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
尽管中国农业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大幅提升，但相比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因其先天存在的劣势而明显滞后。仅从农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2020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为7.7%，依然高于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近年来农业增加值比重已经降至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之下，并在逐步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
从就业比重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口中的占比迅速下降，至202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不足总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2015—2020年期间年均下降幅度接近1个百分点。人口就业分布上总体呈现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步转移的趋势。有研究预测，到2035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占就业人员比重将下降至10%左右，考虑到实际中农户多为兼业化生产，故参与第一产业的实际就业人员数量可能更低。
图4 2015—2020年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在农业现代化领域，中国相比于其他国家最为突出的短板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2018年劳均农业增加值（3830美元）只比世界平均水平（3192美元）略高，显著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4926美元）和高收入国家（31541美元），尽管这种差距相比于2000年中国与上述国家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但仍十分明显。导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原因主要是农民普遍兼业、多从事小规模农业生产等。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中国农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为25.1%，同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为21.6%，高收入国家仅为3.1%。
表3 中国与主要农业强国劳均农业增加值差距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网站。
总体上看，尽管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符合世界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但是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主要表现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较低，农业就业比重较高。因此，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将是未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任务之一。
三、农村现代化进程
从狭义上看，我国农村现代化的道路正式得以探索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一阶段的农村现代化是农村、农民主动谋求农村发展道路的主动现代化的过程。这一时期，经过20多年的探索，沿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小城镇的发展轨迹，中国逐步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随着国家政策对农村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得以加快，进入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期。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九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目标是为了解决现阶段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从恩格尔系数、收入、非农就业角度基本可以判断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统计数据显示，2010—2019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上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0—2019年持续增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2014—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第一产业的经营收入的占比持续降低，第二、三产业的占比提高，其中第三产业的增速最为明显，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此外，从2009—2018年，乡镇数量从34170个减少到31550个，行政村的数量从599078个减少至542019个，乡村数量呈现出明显的减少趋势；与此同时，2010—2019年农业就业人员数从41418万人下降到33224万人，减少了8194万人，城镇就业人员数增加了9540万人。从就业情况来看，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持续降低。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伴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和外流，第一产业就业人口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农民非农化的占比持续提高。
表4 全国人均消费支出年度变化情况
注：从 2013 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表5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构成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表6 农村和城镇就业人员数及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农村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小城镇的兴盛，其内在逻辑在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各种加工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集市贸易的繁荣和农村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农村人口的流动并日益向小城镇集中，农村地区小城镇迅速发展，截至2020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3.89%。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农村已经逐步摆脱单一的农业生产状况，形成以种养业、旅游业、服务业三产融合的新格局，推动着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态势，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加快了农村社会的进步，促进了农村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加速迈进。总之，从以上指标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农村已经步入现代化路径中。
尽管我国农村现代化取得了一定进展，特别是脱贫攻坚以来，农村包括贫困地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与农业现代化相比，农村现代化仍有较大差距，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础设施建设仍有短板。农村基础设施是指为促进农村生产发展，保障农民生活需要而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设施的总称，主要包括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农村生活性基础设施两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取得明显提高，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保障水平得到长足发展，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现阶段农村的基础设施仍然较为薄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难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的发展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2.乡村产业发展面临挑战。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任务。目前农村产业结构处于调整时期，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二、三产业比重上升，农村功能开始逐步转变。乡村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农村产业的发展，其中形成完整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与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尤为重要。目前乡村产业体系的构建尚不完善，农业产业链条向前向后的延伸不够，农产品加工品的附加值不够，同时农民的主体力量和政府的主导力量发挥不够，社会化服务提供不足，基础设施保障不够，导致现代化的现代产业体系难以形成。产业结构调整在人才、资金、制度、信息流通、思想观念等多个方面存在障碍。此外，受制于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土地政策的影响，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缺乏发展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条件，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难以做到协调互动，互促共进。
3.乡村人口和社会结构发展存在问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农村在人口、劳动力结构层面面临比较突出的问题。2010—2019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从36.7%下降到25.1%，非农化程度持续提高。按农村人口居住地进行分析，2019 年底，全国按户籍地统计的农村人口为 77870 万人，而按常住地统计的乡村人口为 55162 万人，这意味着全国约有22709万人离开农村户籍所在地，占农村户籍人口的 29.2%。从农村数量来看，2009—2018年，乡镇数量从34170个减少到31550个，乡镇数量减少，人才外流严重，这一现象导致许多农村成为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为主体的空壳村。从农村人口构成来看，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从2010年的14.98%提高到2018年20.46%。65岁以上人口从10.06%上升到13.84%，这一现象表明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正在持续加深。
表7 全国城市、镇和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绝对值高于农村居民，尽管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并且增速高于城镇居民，但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差距仍然较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之后城乡收入比持续减小；到1995年，城乡收入比开始加大，之后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到2010年，城乡收入比已达到3.23。2010—2020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由6272.4元增加到17131.0元，增加了11040.6元，同时期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17286.6元，这一时期城乡收入比有所缩小但是差距仍然较高。
表8 城乡居民收入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四、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路径
乡村振兴实质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工业和农业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也就是结构转型问题。发达国家普遍完成了结构转型并处于向现代化高级阶段迈进的阶段，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往往存在未完成转型或者转型中结构失衡等问题。对于中国而言，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仍然突出，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尚未完成，这成为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实现的突出短板，也是党和国家做出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主要考量。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实现乡村振兴，作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在城乡融合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逐步实现乡村振兴。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约为63.89%，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5%，相差18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城镇率一般都超过80%，因此乡村振兴势必与城镇化同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提高社会发展整体水平，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解决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只有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发展差距，才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因此，新型城镇化战略要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推进，在实践中以城乡融合发展为目标，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特别是要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走一条城乡融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其次，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持续推动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我国农业部门仍然面临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问题，农业部门劳动力、土地要素投入的回报仍然低于第二、三产业，农业部门产业、市场体系与现代产业体系仍然存在差距。因此，仍然需要推动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从产业链、物流体系、金融服务以及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服务等方面增加供给和支持，不断提升农业部门生产要素投入回报。
再次，着眼于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现代化是由现代化城市和现代化乡村共同组成，而中国乡村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城市，二元经济特征突出。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保持城乡差距不会扩大是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现实难题。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无疑是重要的切入点。因此，我国需要建立城乡合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及进一步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为促进城市乡村等值化奠定基础。
最后，突出农民主体地位，以社区为基础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注重社会力量与乡村民众的参与是发达国家乡村发展的重要经验。以社区为基础促进乡村综合发展是发达国家在乡村建设后期所采取的主要路径，也是其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方式。中国也需要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尤其是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但在城乡差距依然突出的背景下，村庄人才流失现象严重，不仅“谁来种地”成为难题，“谁来治村”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思考。因此，应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持续流出背景下，思考基于乡村本土社会网络的人才和社会资源引入机制，通过引入机制激发乡村活力和村民积极性，不断培育村民内生动力，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责任编辑：唐少奕 陈加友]
[图文编辑：吴晓敏]
为了适应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刊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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