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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01期（总第397期）END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责任编辑：唐少奕网络编辑：吴晓敏校对审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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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本刊决定开设“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栏目，围绕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公开征集论文，组织刊发一批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投稿方式：通过《贵州社会科学》网上投稿系统邮箱投稿，请注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征稿；论文格式、体例等参见我刊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投稿须知》。截稿时间：2023年6月30日。《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2022年10月16日分享收藏点赞在看[图文编辑：吴晓敏]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作者简介：鲍成志，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城市史。摘要：在20世纪中叶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铁路交通发挥的作用十分引人注目。尤其是在一些内陆腹地城市，这一现象更为突出。以西南地区的贵阳为例，如果从铁路交通的视角来审视这座内陆区域中心城市，会发现其现代化呈现出一种渐进式状态：即没有铁路、铁路开通和铁路成网三个阶段，能大体对应出现代化曲折缓慢、促进发展和加速推进的运转轨迹。刘易斯·芒福德在其《城市发展史》中曾断言，近代以来产生新城市的力量是矿山、工厂和铁路。当工业革命在西方城市蔓延的时候，铁路的加入使得人口、货物、技术等流通更加迅速，给沿线城市发展带来新动力。中国的铁路交通于清末肇始，至20世纪40年代末，在大约半个多世纪时间里，铁路的开通促成了中东部诸多城市，如哈尔滨、石家庄、郑州、汉口乃至于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等的快速崛起。而广大西部内陆区域，尤其是群山环绕的西南地区，则受地理环境条件限制几乎无缘于铁路交通，城市发展自然也深受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的不利状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加大对西部内陆铁路建设后才开始有显著变化。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正如费正清所观察的那样，中国“总计铁路线长度翻了一番以上，几乎所有的新线都建于内地。……除宝成铁路外，这些铁路还包括连接内蒙古包头与新疆的铁路，四川省内的成渝铁路，以及甘肃、内蒙古和贵州境内的主要铁路”。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西部内陆区域的城市现代化才终于翻开了新篇章。一、铁路开通前贵阳城市发展之困境贵阳的形成与发展历史，总体而言与其独特的交通地理条件紧密相连。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尽管历代王朝统治者基于疆域控制而对贵阳所处之地一如既往地重视。战国时秦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即以“楚巴、黔中地”置黔中郡，汉代武帝在平定“南夷”后于此设牂牁郡，唐代推行“羁縻州”制而于此分建矩、清等羁縻州，宋太祖时这里被敕书为“贵州城”，元代改贵州城为“顺元城”升至八番顺元都元帅府驻地，明清两代继明洪武四年（1371年）贵州卫设立、永乐十一年（1413年）升格为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治所、隆庆三年（1569年）改新迁程番府为贵阳府之后一直作为省城建制而存在。但究其城市发展的要旨而言，在元代之前，这里因显著受制于区位偏远、山高水险、交通艰难，长期只能算是维持在一种较低的发展姿态。据《宋史·蛮夷传》记载，唐宋时期所设羁縻州“每三二百户为一州，州有长”，“无固定治所，寄治于山谷间”，“无城郭，散处村落”，“无壁垒，官府惟短垣”，严格说这种状态并不能算作城市。古代贵阳城市发展较为典型的局面出现在元明清时期。起因即在于元朝统一中国后，统治者基于管控辽阔疆土的需要而广通驿道、大兴“站赤”，始建“顺元城”且修筑了通往湖广、云南、广西、重庆等地的多条驿道。这些国家级干道的开通，大大便利了贵阳城市的交通运输，将其纳入到全国驿道交通网络，改变了这里之前的闭塞状况，为之后贵阳城市迎来较大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明清之际，贵阳正是凭借着作为“万马归槽”“东进西出、南来北往”要害地方的便利驿道交通的强力支撑，才最终实现了贵州建省和作为省城城市的全面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后，贵阳已经成为一座可以代表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多元层面影响和制约贵州全省的中心城市。然而，依托四条主要驿道汇集的有利交通条件而兴起的贵阳，城市发展到了近代却又遭遇新的问题。“1840年之后，进入近代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武力胁迫下被强行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和交通运输网络中，原有的交通与城市发展基本格局被打破，整个国家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西方先进的交通运输文明和新型交通工具大举传入中国，使中国传统交通运输的运力、运道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腹地，全国范围的交通状况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对城市的发展造成深刻影响。一方面，新型交通的广泛兴起使沿海、沿江、沿路等许多城市因其具有便捷的轮船、火车、汽车等新型交通运输条件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另一方面，新型交通逐渐取代传统交通，也使一些传统交通枢纽城市因不具备新型交通的有利条件而陷于停顿甚至走向衰落。”显然，这样的残酷现实对于深处内陆腹地的贵阳而言，无疑是相当不利的。贵阳地处内陆腹地，既不临海也不沿江，内河航运条件又极差，因而新型交通中的轮船运输不可能发展起来。陆路交通中的公路与铁路的发展，又因周边高山险阻、流水湍急而举步维艰。尤其是对近代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铁路交通，发展更是一波三折。从清末贵州省内部分绅商发起组织“贵州铁路矿务总公司”、贵州巡抚奏请兴筑贵渝铁路无果，到北洋政府时期与外国合作动议的沙兴铁路方案、钦渝铁路方案和柳渝铁路方案等的流产，再到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拟定黔桂铁路规划的无疾而终，清末民初贵阳修筑铁路始终处于水中月镜中花的境况。直至1939年，国民政府出于抗战需要方决定动工修建黔桂铁路，但进展极为缓慢，1943年6月才通车贵州独山，1944年3月勉强通车到都匀，直到近代结束时也未修通到贵阳。近代贵阳城市发展，由于始终未能修通铁路而深受影响。时至贵阳解放时，其城区面积仅比清代略有扩大，市内街道多是碎石路和沙土路，路面凹凸不平，没有完好的排水设备，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街道两旁的房屋破旧不堪，新式建筑寥寥无几，最高的楼房不过三层；街上路灯稀少，没有公共汽车。通往外地的公路仅有四条主路及两条支线，全长约273公里，全是砂石路面，坡大弯急，路面狭窄，对外经济联系和城乡经济交流十分困难。很显然，近代结束时的贵阳“整个城市仍与现代城市有很大距离”。事实上，近代不通铁路的贵阳其城市发展困境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贵阳解放，揭开了其城市发展的历史新篇章。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贵阳的城市系统尽管在公路交通的配合下得以正常运转，但无可回避的是，此时的公路交通已明显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实施中给贵阳城市发展注入强大工业化动力的情况下。在此期间，工业发展所需的“大批物资仍然不能及时运走，特别是一些大型机器、设备，汽车根本‘吃不动’”，这成了贵阳城市发展的重要阻碍。如何解决这一遗留问题，成为摆在新中国贵阳建设者面前的当务之急。针对贵阳实际而言，“恢复铁路”极其重要，实质上就是应尽快开通铁路，依托强大的铁路交通来破解当时贵阳城市发展的瓶颈。回顾贵阳城市发展与交通变迁之间紧密联系的历史，可以清楚发现，明清时期贵阳城市的兴旺发展正是得益于四通八达的驿道交通的助力，而近代以来城市现代化之所以陷入尴尬困境，本质上则与缺乏铁路开通密切相关。不通铁路的贵阳，由于得不到强有力的现代交通作支撑，难以与外界进行大规模有效的互联互通，不能将引进的技术与本地的经济社会有效衔接，无法创设安稳的空间与环境，为现代工业技术和企业人才提供扎根的土壤，自然城市现代化进程就比较艰难。二、黔桂铁路开通与贵阳城市现代化新中国之下的贵阳城，要想尽快开通铁路，破解城市发展瓶颈，一个最优的方案就是复筑国民政府时期曾部分开通、后又被毁坏殆尽的黔桂铁路。事实上，新中国的建设者们也正是这样选择的。1958年底，在现实的殷切期盼中，历经许多艰难险阻，黔桂铁路终于全线贯通，贵阳自此结束了不通火车的历史。这座矿产资源丰富的省域中心城市，开始拥有了强大的发展动力，“黔桂铁路铺轨到贵阳是件大喜事，在政治经济上都有很大的意义。没有铁路，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大机器运不进来，建筑器材也运不进来，大批农产品也不能很快运出。现在铁路通了，将大大推动贵州的建设”。事实也正是如此。在1965年贵阳其他几条铁路干线修通以前，黔桂铁路是贵州省通向华中、华南、华东的唯一铁路通道，对贵阳城市现代化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首先是推动了城市规划项目的确定和逐步完善。新中国成立之初，贵阳的城市规划因经济薄弱和城市管理系统的缺失而有所搁置。1954年，随着黔桂铁路复筑计划的起步和“一五”前期贵阳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贵阳市城市规划项目得以重新提上议事日程。重点以贵阳市绿化系统工业布置及铁路改线示意图为参考资料，形成了规划草案。1955年，贵阳铁路建设提前施工，为使规划能与铁路线和车站的布置相配合，贵阳市建设局对规划草案进行完善，并于1956

您的关注，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名誉院长，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担任教育部社科委员会委员、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农经学会理事、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主席、南方国家智库网络主席等职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在贫困研究、农村发展研究、性别与发展研究、国际发展与非洲发展研究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发表中英文论文200余篇，出版了《发展援助的未来》、《贫困的终结》、《公益的元问题》等20多部著作。2015

陈加友][图文编辑：吴晓敏]为了适应阅读，略去注释原文刊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ENTER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自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标举“境界”为诗词之“本”之后，百十年来，“境界”（“意境”）就占据了中国诗学和美学的核心地位；与此相应，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贬斥的“神韵”则坠落不名之地。从刘勰的“风骨”、经严羽的“气象”，到王士祯的“神韵”，具有一条清晰并且义理深厚的文脉，这条文脉展示的是我国诗学-美学的精神追求，是关于中国诗歌和中国艺术的本体精神建构。20世纪初，王国维撰《人间词话》标榜“境界”（“意境”）。他称：“词以境界为最上”，“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王国维将其所倡“境界”和严羽的“兴趣”、王士祯的“神韵”放在一个层面上，探论诗词本体，包含了两个误解。其一，严羽固然主张作诗从兴趣出发，推崇“盛唐诸人惟在兴趣”，但严羽论诗并不以“兴趣”为本，而是以“气象”为本。他说：“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王国维忽视严羽的气象论而否定其兴趣说，是误作针对。其二，王国维以“境界”指称诗词作品整体。所谓“有写境，有造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即是从诗词作品整体作判断。与“境界”不同，“神韵”不是对诗词整体作判断，而是指诗词内在的、亦即形而上的美学特质和感染力。王国维以“境界”否定或取代“神韵”，也失于针对。“境界”一词出现于汉代，意指“疆界”。郑玄《毛诗正义》多用“境界”一词指州国疆土。“此下八州发首言山川者，皆谓境界所及也。”“意境”一词，出现较晚，早见于隋代释吉藏《中观疏论疏》，其中说：“意境既如此，在心亦然。未曾心，未曾不心。心者为心，不心者为不心。故肇师云：‘心生于有心，像出于有像。’”因为唐代佛学兴盛，以“境界”与“意境”传译佛经成为盛事，也促发了诗论以“境”论诗，即所谓“诗境”概念的提出和建构。但值得注意的是，唐人论诗，只言“境”、偶或言“诗境”，绝少言“境界”或“意境”。几位于诗境理论建构提出了重要命题的作者，皎然、权德舆、刘禹锡、司空图诸人，论诗均只言“境”。王昌龄是史上首次以“意境”论诗的作者，但也仅在《诗格》中两次使用。即，唐人论诗，是以单字词“境”或双字词“诗境”为通例。以“境界”论诗，滥觞于宋而流行于明清之际。但是，在明清诗论中，境界、意境与气象、意象等概念是被混合使用的，无论境界、还是意境，都没有获得重要地位，实际上，明清诗论家关注并纷争的是气象、神韵、性灵和格调等诗学范畴，而境界或意境并未进入他们的焦点。王夫之的《姜斋诗话》未使用“境界”“意境”“意象”和“神韵”诸词汇，但他以“神韵”和“境界”评诗。在《古诗评选》《唐诗评选》和《明诗评选》三书中，“神韵”出现16次，“境界”出现4次。细读文意，在王夫之的诗评中，“境界”的使用，有趋同于“神韵”之义，可用后者替换前者。王夫之评赵南星《秋胡行》说：“虽云创获，要自有渊渟之度，方令咏叹者警心。汉、魏人邈远不可及者此尔……读至复叠处，居然若初见。李于鳞以声腔放《铙歌》，唯未涉此境界，遂觉无故截鹤补凫。”此处所用“境界”，是着眼于诗作的声势气度，而非诗作整体，是与王夫之以“神韵”评诗一致的。他评谢赫《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说：“谢诗亦往往分两层说。且如此诗，用‘想见’两字，不换气直下，是何等蕴藉！抑知诗无定体，存乎神韵而已。”但王夫之使用“境界”，也有明确不与“神韵”同义处。他评石珤《拟古》说：“文不弱，质不沈，韬束不迫，骀宕不奔，真古诗也。论者谓公诗出自西涯（李东阳），西涯何尝至此境界。”此处所用“境界”，是着眼于从诗作的整体品质作品评，是不可用“神韵”替换的。在20世纪初，王国维基于误解而对“兴趣”和“神韵”排斥，并且标举“境界”（“意境”）为诗词之本，开启了后世学者对“境界”（“意境”）的过度推崇。百十年来的中国诗学研究，在将“境界”（“意境”）作为诗学本体加以核心化，并以之为囊括中国诗学理论的最高范畴作体系化建构的同时，极大限度地忽视并排斥了风骨、气象和神韵三个更为根本、且更具传统意蕴的诗学范畴的研究。在经历曲折之后，我们应当从尊重历史的原则重新探讨中国诗学本体。中国诗学本体，不是一个静态的完成之物，而是一个历史运动之物。从风骨奠基，经气象深化，到神韵定型，这是中国诗学本体建构的文脉深厚的历史进程。一、“风骨”：刘勰对中国诗学本体的奠基风骨一词，出于魏晋人物品评。在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中，刘孝标注称：“《晋安帝纪》曰：‘羲之风骨清举也。’”在沈约撰《宋书》中，称南朝宋高祖刘裕：“高祖以晋哀帝兴宁元年岁次癸亥三月壬寅生。及长，身长七尺六寸，风骨奇特。”将“风骨”用作文学批评术语，当自南朝梁时刘勰撰写《文心雕龙》始。更为重要的是，刘勰是在其文学理论的整体建构中引用“风骨”概念，并且设置专章对之作系统阐释。这段话，是刘勰风骨论的总纲。它包含四层意思：第一，将“风”溯源于中国的诗教传统，认为它是一种感化教育力量，但又将之延伸为情志的表现。第二，认为情志表现要以“风”为前提，“风”对于情，犹如生气对于形体；而遣词造句则以“骨”为前提，“骨”对于文辞犹如形体的骨骼。第三，以“意气骏爽”和“结言端直”分指“风”和“骨”的表征，并且指出词藻丰繁，缺少风骨，则没有生机和活力。第四，铸造风骨的关键，是“务盈守气”，气为风骨之本，若劲飞之鸟振奋羽翼。《文心雕龙·风骨》说，“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刘勰在“风”“骨”两词之外，又提出第三个词“采”。《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称孔子之言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言”（文章），是表达和传播“志”（情意）的；没有文章（“不言”），就无法表达情意（“谁知其意”）。但是，文章（“言”）若欲得到广泛传播，需要富有文采（“文”）；没有文采，文章就不能广泛传播（“行而不远”）。《左传》这则话表达了传统儒家文质论的基本原则，即主张“质本文末”，并要求“文质相符”。刘勰在《情采》篇中称“言以文远”，在《征圣》篇中称“志足而言文”，并在《风骨》篇主张以风骨与文采既为本末关系、又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刘勰所论“风骨”与“采”的关系，是以儒家关于“言”“志”和“文”三者关系的文质论为前提的。“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文心雕龙·风骨》）“潘勖锡魏”，指汉献帝时，曹操自封魏公、加九锡，尚书郎潘勖撰《册魏公九锡文》为曹操篡夺汉室歌功颂德。潘文摹仿《尚书》典诰，文辞雅重、刚健，为九锡文之首选，刘勰将之作为文辞骨力高昂的典范（“骨髓峻”）。汉武帝思慕神仙之游，司马相如以劝阻为目的作《大人赋》，因其文对海外神仙世界的神奇描绘，“天子大说，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闲意。”（《汉书·司马相如传》）刘勰将《大人赋》作为文意风力强劲的典范（“风力遒”），称赞它文气高妙（“气号凌云”），有高度的感染力。这两个典范，潘文“其事鄙而文足称者”，司马文“赋劝而不止明矣。”潘文的内容不足称道，“其事鄙”；司马文的效果是适得其反，“劝而不止”。关于刘勰分别以《册魏公九锡文》和《大人赋》为“骨髓峻”和“风力遒”的范例，学界有不同评论。周振甫说：“刘勰是只要内容有新意，写得生动，文辞精练，就认为有风骨。至于内容的思想性高不高，可以不管。”因为这两个范例，认定刘勰以“风骨”评文章，而“至于内容的思想性高不高，可以不管”，是不符合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主旨和全书实际的。刘勰特举这两个在立意或效果上有偏失的文章做范例，并非是对文章内容的思想性“可以不管”，而是突出展示“风”与“骨”超越文章的具体思想内容和意图的本体性特征，它们赋予文意和文辞刚健飞扬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但它们并不属于具体的文意和文辞。“‘风’是对作品内容方面的美学要求”，“‘骨’是对作品文辞方面的美学要求。”这就是说，刘勰风骨论超越文体学要求，成为对文章的美学要求。因此，对风骨的研讨应当深入到中国诗学的美学层面，而不能局限于文章学。明人曹学佺评说：“风骨二字虽是分重，然毕竟以风为主，风可以包骨，而骨必待乎风也；故此篇以风发端，而归重于气，气属风也。”清人黄树琳直接指出：“‘气’是风骨之本。”而纪昀更正黄说道：“‘气’即风骨，更无本末，此评未是。”对于纪昀“气即风骨”之说，黄侃批评说：“风骨即意与辞，气即风骨，故气即意与辞，斯不可通矣。”黄侃对纪昀的批评，建立在自己“风骨即意与辞”立论之上，将“气即风骨”曲解为“气即意与辞”，明显错误。“气即风骨”包含两层意义：其一，强调“风”与“骨”的统一性；其二，揭示“风骨”的基础和前提是“气”。归而言之，黄侃的“风骨即意与辞”，是对“风骨”的分说，解释了刘勰“风骨论”的文章论的层面，或者说是“技”的层面；纪昀的“气即风骨”，申明的是刘勰“风骨论”的形而上义理，或者说是“道”的层面。在“技”的层面，刘勰说：这两则要求，一是针对文体风格的，即要求通过经典的范式学习，掌握文体风格；二是针对文辞提炼和情感表现的，即要求精炼言辞和升华情感。在“道”的层面，刘勰说：这一要求针对“缀虑裁篇”，因此“务盈守气”是论文的统率性要求。风骨论两个层面，“技”的层面是文章论，“道”的层面是美学。《风骨》开篇一段结尾说“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其全篇结尾说“赞曰：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心雕龙·风骨》）如此首尾一贯，刘勰风骨论以“气”为本，是不容置疑的。在《文心雕龙》中，风骨论并非独立成论。刘勰自谓《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章，分上下篇，上篇“原始以表末”“纲领明矣”，下篇“剖情析采”“毛目显矣”。范文澜说：“《文心》上篇剖析文体，为辨章篇制之论；下篇商榷文术，为提挈纲维之言。上篇分区别囿，恢宏而明约；下篇探幽索隐，精微而畅朗。”对风骨论的美学阐发，必须联系全书各章的论述。概括地讲，刘勰以“气”为本的“风骨论”，其美学意旨包含四个层面：自然、性情、神思和风骨。《文心雕龙》的“自然”文道观，认为文章与天地都以道为本原。天象地形是“道之文”，而人作为天地两材化育的第三材，“性灵所钟”“为五行之秀气”，必然要产生文章“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种“自然”文道观对文章创作，具有两重意义。其一，提供了一个“自然”的形而上前提，即出于共同的本原，人与物具有深刻的关联性和交互性。“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词必巧丽。”“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因此，外部世界不仅是作为文章的无限对象，而且是作为自我性情的触发和参育之无限力源存在于文章中。其二，设立了一个“自然”的文章美学理念。“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也。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秀句所以照文苑，盖以此也。”以“自然会妙”为文章的理想，赏本色而厌敷染，这是上接老庄自然哲学精神的美学理念。在“原道”的前提下，刘勰主张“征圣”“宗经”，以“陶铸性情”。“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刘勰强调从圣人和经籍接受引导和培养，根本目的是“陶铸性情”，亦即“开学养正”，而学养的旨归，则是“养气”。“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旨在宣扬“从容率情，优柔适合”，因此他不从孟子“养浩然之气”立论，而是祖述王充的养气，并归旨于庄子养气的自然态度，即“清和其心，调畅其气”，从而赋予作文者最好的感觉力和创作力，“使刃发如新，凑理无滞”。刘勰论“神思”，如郭绍虞指出“远出庄子，而近受《文赋》的影响。”陆机《文赋》论想象称：“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馨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于寸心。”这种迁想妙得（顾恺之语）、时空纵横、物我交感的想象观念，在《神思》中得到了张扬和深化。刘勰说：刘勰的阐发，不仅使陆机关于文学想象的论说更加集中和突出，而且提炼出“神与物游”“神用象通”等命题，这些命题是以庄子的“神化”论为精神前提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庄子论“神”，旨不在于文艺，刘勰将这些观念镕铸在神思论中，为文学提出了“自然神妙”的创作论和作品标准。在《文心雕龙》中，自然、性情、神思诸范畴的义理是相互交织、互为内含的，而风骨则是以三者为前提和内含的，气作为一个更高的范畴，统一了四者。刘勰提倡风骨论，直接的目的是矫正晋宋以来的绮靡文风，主张文章须要具备“刚健既实”（文明以健）的“风骨”。但是，他并不主张单一风格，而是主张风格的多样性。在《体性》中，他归纳出八大类风格，所谓“八体”，“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在《风骨》章之后，刘勰进一步阐述文风变化的必要性，“文辞气力，通变则久……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因此，文章的气势运化也是“莫不因情立体，即因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风骨论是建立在风格多样性和自然变化性基础之上的。“洞晓情变，曲昭文体……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正是在风格多样性的前提下，风骨论归结为“情与气谐，辞共体并。‘文明以健’，珪璋乃聘。”这“文明以健”（“刚健笃实”）的风骨，是镕铸了自然、性情、神思的文章才力，它深入一切风格而为文章之本，赋予文章“风清骨峻，篇体光华”的品质。包含自然、性情和神思之义，以“风清骨峻”为目标，以“文明以健”为鹄的，风骨论为中国诗学确立了形而上本体观。风骨论反对晋宋绮糜文风，主张文采须以风骨为本。因为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是本于“文明以健”的文学本体的设立，风骨论对后世文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具有深刻影响。它最直接的影响是为唐代文学复古运动提供了美学基础。陈子昂是“在齐梁文学的流风余韵未尽捐弃之时，而于诗国首先竖革命的旗帜，以复古为号召者”。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叙》中说：陈子昂追慕“汉魏风骨”，反对“采丽竞繁，兴寄都绝”的齐梁诗风，是禀承刘勰风骨论宗旨的。陈子昂的先声，赢得了盛唐诗人的呼应，终于由对汉魏风骨的追慕，缔造了诗歌创作的盛唐气象。二、“兴象”：殷璠对刘勰“兴会”论的推进殷璠编选盛唐诗集成《河岳英灵集》二卷，其自述选诗标准，“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相比陈子昂，殷璠不仅标举风骨论，而且做了系统的阐述：殷璠论文，不仅立意于“恶华好朴，去伪存真”，反对“攻异端，妄穿凿”和过重词采（贵轻艳、矫饰）的文风，而且推崇“声律风骨兼备”的文风。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以神、气、情论文章之来源，并且提出了“兴象”观念，并以之作为与风骨并行的评诗观念。“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今陶生（陶翰）实谓兼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论其体裁也。”“兴象”一词，早出于《易纬通卦验》，其称：“苍精作易，无书以尽序。验曰：矩衡神，五钤兴象，出亡徴应。”郑玄注说：“矩，法也。钤，犹要也。虙戱时质道朴，作易以为政令而不书，但以画见其事之形象而已矣。”《周易·系辞》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相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苍精、虙戱、包牺氏均指伏羲。这两则文章，讲的都是伏羲观察天地万物，拟画八卦之事。《易纬通卦验》所谓“兴象”，即是《周易·系辞》所谓“卦象”。在《文心雕龙》中，刘勰使用了“意象”一词。这个词首先出现在王充《论衡》中。“夫画布为熊糜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以《文心雕龙·养气》对《论衡》养气观念的引述可见，刘勰使用“意象”，当源自《论衡》。刘勰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以其对刘勰风骨论的标举，为何殷璠没有采用“意象”而采用“兴象”呢？尽管一出《易纬》，一出《论衡》，在文理上，“兴象”与“意象”大义是相通的。“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周易·系辞》对卦象的释义，是可通用于《易纬》的“兴象”与《论衡》的“意象”的，二者都是以“立象以尽意”为本义。但是，虽然均立意于“义”，二者相比，“兴”更着眼于情义的感发，而“意”更着眼于义理的传达。刘勰论“比”“兴”说：在《周礼·大师》正义中，关于“六诗”中的“比”“兴”，汉人郑众注说：“曰比曰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而汉人郑玄注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刘勰论“比兴”，是合两郑之说而阐说新意。“比显而兴隐”，“比”是“附理”，“兴”是“起情”，即指出“比”旨在对理（义）的表达，是直切的，“显”；“兴”旨在激发情感，是幽微的，即“隐”。此说，揭示了“比”“兴”的美学区别。

您的关注，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作者简介：王文光，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民族史；马宜果，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民族史。摘要：元朝是辽宋夏金之后统一多民族中国又一个大一统政权，元朝为了对疆域内各民族进行有效的治理，以大一统作为国家建设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强调以“汉法治国”，通过一系列祭祀活动来表达“天下一家”的民族思想，摒弃“华夷之辨”的民族思想，通过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来淡化“华夷”二元对立，上述与大一统实践有关的历史过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时代命题，为民族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从长时段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阶段性特征，具体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分为古代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近现代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认为“自在”是一种潜在的、不外显的状态，那么中国古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一种自在的状态，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理性的状态，产生于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斗争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的自我发现、外在的自我解放，是一种外显的真实存在。我们之所以要强调中华民族发展中“自在”与“自觉”的阶段性特征，是因为这两个概念可以解决历史语境中的抵牾问题，同时也试图回应中国古代是否存在中华民族的怀疑论。元朝建立之后，曾经在短时间内施行过“人分四等”的民族政策，但随着与各民族政治交往、物质文化交流、民族交融的增加，“人分四等”的民族政策开始淡化，元朝皇帝把建设大一统国家作为目的，实行以“汉法治国”的政策，通过一系列祭祀活动来表达元朝“天下一家”的民族思想，不刻意强调“华夷之辨”，通过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来淡化“华夷”二元对立。这样的大一统实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深入研究。一、大一统实践过程中的“华夷无别”民族思想1206年蒙古汗国建立，随之又先后灭亡了金、西夏、大理国、南宋等政权，1271年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元朝在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了多民族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文化遗产并且不断实践，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与发展。蒙古汗国时期和元朝建立之初，曾经把疆域内的民众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人分四等”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有民族歧视的含义，但实际上所谓的“四等人”是按照政治关系进行的政治身份划分，与“华夷之别”的民族思想是有根本性区别的，例如淮河以北的汉人，实际上还包括了大量的女真人、契丹人等等，而淮河以南的南人也不都全是汉族，据《元史·世祖本纪十》的记载：“定拟军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儿等依各官品充万户府达鲁花赤，同蒙古人，女直、契丹同汉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为了建立大一统国家，将大一统国家意志贯彻到国家政权建设中，至元二十二年（1285

您的关注，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作者简介：宋洋，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评价学、经济发展、企业创新；李先军，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创新管理、企业管理。摘要：本文基于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论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并对新发展格局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新发展格局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在“内生动力”驱动“外在表现”的机制中不断演化推进的一个动态过程，而新发展理念作为指导原则决定着这一演进过程的价值判断。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域进行测算评价，结果表明：（1）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处于引领和示范地位，中等水平地区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2）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对于改善生活质量、扩大内需产生积极作用，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优化产业结构布局相结合，是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一、引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既是对我国发展历史阶段的科学判断，又是确定经济工作目标和任务的方向指南。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下，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进一步要求“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具体要求，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运行效率，保持稳定发展，进而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顺利进行。一方面，在中长期视角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符合我国发展的基本趋势。另一方面，在中短期内，又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适应新的发展阶段，为中长期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因此，如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进而做出科学系统的评价分析，成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二、文献综述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学术界和政策界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已经形成共识，相关理论研究成为热点，其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和评价方法是最具有基础意义的关键问题，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研究主要有三个视角。一是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区别入手，强调“发展”的多元性，并在研究思路上，由对“量”的研究转向对“质”的分析。基于这个思路，魏敏和李书昊借鉴经济增长质量（钞小静和任保平）的已有研究，提出应从“发展”的视角关注经济成效的“质量等级”。类似地，袁晓玲等人通过比较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质量以及高质量发展等相近的概念，认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经济发展不再简单追求量的增加，而要实现“质”与“量”的高度统一。二是从经济发展合意性的角度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分析。金碚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性特征是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的方式满足人的需要，是否达到了高质量发展，要以能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准则。还有研究以“新发展理念”为参考依据，更具体地论述了高质量发展所包括的主要方面。三是用具体的经济发展指标对高质量发展进行量化分析。教育水平、政治稳定性、外商直接投资、信息通信技术（ICT）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为分析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提供了重要参考，还有研究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为衡量尺度，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分析。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高质量发展关键特征的归纳上，相对静态地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含义，缺乏对深层次内在逻辑和形成机制的分析，因而削弱了理论框架的系统性。随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成为政策界的关注重点，一些学者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格局的研究统一起来，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产生新的认识。有文献从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出发，提出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构成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因素；还有观点认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应通过优化需求结构、提升供给能力，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而任保平和豆渊博从自主创新能力、现代产业体系、新型消费体系、创新链产业链结合、科技体制改革等多个角度分析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路径。已有研究虽然认识到构建新发展格局对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较少从理论上系统论述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未能从新发展格局的角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理论完整性。三、新发展格局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不是静态和孤立的，而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不断呈现出新的要义。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下所做出的科学选择，体现了对经济规律和发展现实的深刻认识。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实践要求，并与之产生密切联系，从而丰富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构建新发展格局符合我国发展现实，体现了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准确把握。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17%，并且在新冠疫情蔓延的形势下，我国成为2020年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体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快速调整和产业布局的深刻变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可调和性逐渐显现，引发经济逆全球化，进而导致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对我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带来重大挑战。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通过提高内需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强化自主创新、实现共同富裕、改善生态环境等举措，进一步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以国内经济稳定有序发展为基础，提高竞争力和风险抵御能力，有利于实现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确保“双循环”持续有效运转。另外，从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视角看，我国经济进入了由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关键阶段，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既无法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又易遭受外在风险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立足于畅通国内大循环，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以持续稳定发展的国内经济为大后方，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应对各种政治经济风险，进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格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新发展理念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三方面的指导意义。一是新发展理念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即“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保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二是新发展理念精准务实地应对我国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指导原则。三是新发展理念从国内外环境的角度审视各种风险，是“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的思想保障。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对于把握经济发展方向、应对现实问题、提高风险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些方面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因此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要前提。（二）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理论逻辑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国内外新形势下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而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确定了方向。从理论上看，一方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题或内容，只有经济发展质量得到显著提升，才可能顺利构建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中蕴含着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和价值判断，为评判经济发展质量提供了客观的参考基准。因此，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在实践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两者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有机联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发展质量的提升为“双循环”的良性运转提供必要的内需环境、产业基础和竞争能力。“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指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可见，高质量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内容，在实践中应通过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顺利形成，因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积极意义。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扩大内需密切相关，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过程中将伴随着消费水平尤其是消费质量的显著提升，有利于改善消费内容、消费偏好，进而形成更高层次的消费文化，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强有力的需求拉动。二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不断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布局，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新旧产能的新陈代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激励自主创新，促进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进一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为实现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提供良好的产业条件。三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天然地需要扩大对外开放，促使我国在更高水平上参与经济全球化，从而有利于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并且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全球吸收更高质量的经济要素，并以更强的自主性参与全球贸易，这既有助于促进国内大循环的良性运转，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外部风险的冲击，提高经济韧性，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产生积极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赋予经济高质量发展丰富的理论内涵，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以“双循环”为显著标志的新发展格局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逻辑，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趋势，而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题，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在新发展格局的逻辑框架内向前推进，并在理论要义和实践路径上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保持内在一致性，因此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和实践意义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内涵。一方面，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符合“双循环”持续平稳运转所需的条件，与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保持一致。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更多关注国内的需求侧管理，既要从总量上提高内需规模，又要从需求结构和消费质量上改善内需水平，相应地，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渐提高生产体系与内需的匹配程度，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创造条件。二是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有助于提升国内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通过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在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禀赋的前提下，确保创新链产业链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降低外在不利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为积极参与全球化提供物质保障。三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同时完善体制机制，这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过程，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保障。“双循环”的持续良性运行意味着必须对已有经济体系作出调整，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将这种调整稳定下来，因此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框架下实现相应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另一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新发展理念作为基本的指导原则，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对经济发展质量作出价值判断。一是新发展理念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推动高质量发展又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题，与新发展格局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因此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框架下推动高质量发展也应贯彻新发展理念，并以此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参考基准。二是新发展理念所涉及的五大方面有利于扩大内在需求、改善生态环境、优化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抵御经济风险，对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均产生积极作用。因此，从发展路径看，新发展理念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这从实践的角度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之间的有机联系。（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特性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我国新的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中作出的重要决策，体现了根据形势发展而主动求变的方法论，新发展格局不是一个静止孤立的状态，而是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由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之间的密切联系，需从动态的视角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对其进行评价的逻辑框架。从具体的经济现实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我国的要素禀赋、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生态环境等都将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也将不断变化，这使得构建新发展格局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处于变化之中，进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和最优路径始终呈现动态演化的趋势。因此，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只能基于已有的发展条件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资源禀赋和约束条件在变化中影响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发展水平。基于这一逻辑，将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对应的禀赋和约束的集合统称为“内生动力”（Endogenous

您的关注，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作者简介：左停，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发展公共政策；原贺贺，江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基层公共管理；李世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保障。摘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中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需要。在政策衔接过程中，由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发展目标与定位的不同，二者的衔接呈现出多重差异，既有制度衔接本身的差异，亦有因为定位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同时当前衔接过程缺乏对“有效性”的指标量化，致使难以准确度量和表达有效衔接的程度。为此，本文通过凝练抽象出“位差”与“效度”概念以应用性解构“有效衔接”，“位差”即发展进程的时间位差、区域发展的空间位差、发展力量的角色位差；“效度”指时间维度上政策衔接及时不脱节，经济维度上资源配置科学不浪费，需求维度上举措公平不遗漏，即实现效率角度的及时性、效益角度的节约性、效果角度的公平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弥合位差、提升效度构建出包括宏观制定包容性公共政策、中观提升产业与劳动力市场益贫性和微观建设主体的能力的三维框架，着力细化面向社会大众普惠性的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优化面向脆弱群体特惠性的兜底性保护政策、深化以效率为导向兼顾公平的社会市场政策，以期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优化路径与有益镜鉴。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中国共产党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使命出发，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性部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脱贫攻坚无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和最重要的指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经过八年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千年的绝对贫困得到历史性地解决，全面小康的百年目标得以圆满实现，中国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脱贫故事。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以此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将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作为今后五年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关键指标。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既是新时代中国“三农”工作的重要战略部署，亦是破解我国新时代主要矛盾、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在政策叠加期和历史交汇期，中国能否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仅关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更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大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因此，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过渡衔接的关键期，立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际与乡村振兴发展要求，通盘考虑、统筹谋划，探讨如何构建有效衔接机制、完善衔接策略、优化衔接路径，恰逢其时且意义深远。一、相关文献综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问题的提出，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中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需要。当前，针对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问题引起学界广泛讨论，议题主要聚焦于衔接内涵、衔接困境与应对政策等方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并非彼此独立的两项政策，而是主体一致、内容共融和作用互构的国家战略。针对二者的逻辑关系与政策内涵，汪三贵等指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集中体现于目标相接、层次递进，前者是基础要件，后者是夯实保障，二者机制互洽、政策互融，同时在政策客体、覆盖范围与具体设计方面各具特色。具体而言，章文光从任务逻辑、范畴逻辑、时间逻辑角度分析了两大战略的逻辑内涵，任务逻辑上，脱贫攻坚是首要任务，乡村振兴是深化和保障；范畴逻辑上，脱贫攻坚解决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乡村振兴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时间逻辑上，脱贫攻坚聚焦于第一个百年目标，乡村振兴立基于第二个百年目标，二者共同致力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高强则进一步指出二者存在目标相通、内容共融、主体一致、体制互促等耦合性，本质上是共生共存共促关系，但同时在着力点上各有不同。简言之，既有研究成果表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理论依据同源、目标指引一致、政策内容贯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旨在稳定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乡村振兴着眼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两者相互建构、彼此互促。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仍面临着覆盖主体扩展难、聚焦空间延伸难、完成目标跨越难、任务时限贯通难、政策力度持续难等多方面难题，在思想衔接、政策衔接、规划衔接与工作衔接方面存在不足，特别是在体制机制衔接、产业发展升级和内生动力激发等方面衔接不畅。简言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面临政策目标难以聚焦、区域平衡差异较大、治理体系转换困难、经济发展政策衔接不畅、不同群体对社会政策的诉求难以处理等难题。基于此，学界对如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开展广泛讨论，且主要集中在政策体系、主体责任、技术要素、重点任务、理念目标、微观路径等方面的衔接。如章文光认为实现有效衔接，首先要加强两者的政策对接，从特惠政策逐步转型到普惠政策；其次要推进主体衔接，与贫困户的衔接要从政府扩展到社会各界；最后要实现技术衔接，形成纵向相连、横向相通的技术体系。刘焕等认为要加强思想衔接、政策保障衔接、规划引领衔接、工作落实衔接。张琦则进一步提出在政策交汇期坚持递度推进，并以202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于观念、规划与政策衔接，第二阶段着眼于机制衔接、绿色发展、综合提升。高强则认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微观政策的转移接续，通过政策调整、政策加强、政策转化、政策新设四个方面重塑减贫政策体系以实现衔接。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具体路径与重点方面，左停等认为梯度推进与优化升级需要协同发力，特别是要实现产业扶贫提质增量、金融服务优化升级、基层治理稳步提升、弱势群体保障有力。涂圣伟认为有效衔接关键在于实现生计系统的优化和个体的全面发展，立足于资产建设长效化、易地搬迁良治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绿色减贫持续化，尤其是着力强化内源式发展与现代化推进。邓磊等主张坚持解决脱贫问题与实现产业兴旺相统一，实现产业发展相衔接；坚持政府主导性与农民主体性相统一，实现动力机制相衔接；坚持派驻村干部与提升村干部能力相统一，实现保障体制相衔接。总体而言，学界从不同视野与角度理解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内涵逻辑以及实施路径，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特别是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二者关系的政策解读、理论探讨以及衔接路径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与此同时存在以下三点不足：一是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单一案例叙述或宏观整体概述，缺乏宏观叙事与微观实践的有机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研究中巩固有余而拓展不足，对“十四五”期间拓展的方向以及拓展的程度把握不足，而在乡村振兴的研究中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性、动态性、复杂性认识不足，二者有效衔接的系统性路径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二是现有研究多为衔接路径研究，关注于“怎么样”，而对基础性、逻辑性的“是什么”与“为什么”认识不足。对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衔接面临的问题特别是衔接中存在的差异性理解不足；三是既有研究对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有效”的概念性分析不足，多为质性描述而缺乏量化分析，“有效”指标性量化阐释的缺失则导致评判标准缺乏，难以度量衔接的有效性。为此，本文将注重弥合既有研究不足，以期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优化路径与有益镜鉴。二、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位差与效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确保脱贫攻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重要保障，亦是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内在要求。乡村振兴既是深化脱贫攻坚成果的现实必然，亦是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二者贯通于有效衔接的全过程。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其核心要旨在于明晰“有效衔接”的深层含义，在于价值统一、制度衔接、功能融合、过程互嵌中实现有效衔接。由此，本文通过凝练抽象出“位差”与“效度”概念以应用性解构“有效衔接”，进而厘清衔接中的多重位差与优化路径，助推实现有效衔接的操作化与精细化。（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位差分析“位差”即定位与差异，基于发展目标与定位的不同，有效衔接在实践中呈现出多重差异，既有制度衔接本身的差异，亦有因为定位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具体而言，中国通过脱贫攻坚实现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在战略焦点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两项战略以及与之形成的成果并不完全匹配契合，加之各地区迥异的资源禀赋、发展进程与发展定位，更进一步加深衔接的难度。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存在时间位差。中国地域辽阔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异大，即使同一区域内部小环境亦有不同，呈现出区域发展的空间位差；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过程中，不同发展力量的作用分布、调控方式各异，显现出发展力量的角色位差。简言之，中国难以形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因此通过“位差”概念对有效衔接进行类型化剖析有益于贯通二者衔接进路。1.发展进程的时间位差发展进程的时间位差既包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时间位差，亦包括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时间位差。脱贫攻坚立基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乡村振兴着眼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脱贫攻坚重在脱贫，乡村振兴重在致富，二者既存在目标指向的差异，又存在发展进程的先后之别。2021年1号文件提出脱贫县自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以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而各地脱贫时间并不一致，由此带来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实施时间的差异化。进而言之，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自治地区、陆地边境地区特别是直过民族虽然经过脱贫攻坚实现地区发展条件的显著改善，但囿于历史欠账过多、地理条件恶劣、资源开发限制，发展基础和发展条件仍然薄弱，相较于发达地区仍有较大差距。“先天不足”与“后天薄弱”双重因素叠加作用形成发展进程的时间位差，富裕农村已经迈向“农村城市化”，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还未形成“产业现代化”，在乡村振兴新的历史节点上各地并非处于同一起跑线。基于此，应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进一步细化为三个阶段，减少波动性以提升连续性。在前期阶段，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主，辅之以夯实乡村振兴的发展基础；在中期阶段，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一体推进，并相机调控发展重点；在后期阶段，将减贫治理融入乡村振兴整体战略中，以乡村振兴带动减贫。处于不同发展进程的地区应结合当地实际找准阶段定位，扎实推进平稳过渡，避免跨度过大导致根基不稳后期发展乏力。2.区域发展的空间位差区域发展的空间位差即由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异悬殊，甚至同一地区内部产业导向、资源禀赋差异也存在明显分野，形成显著的区域分隔和发展差距。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导致区域发展差距明显加剧的关键因素是优势地区以超常规速度发展，带动部分地区和部分群体率先实现富裕，而落后地区往往自身发展基础薄弱，且地理空间的不关联性又使其难以获得辐射带动，进而加剧区域发展的空间位差。具体而言，欠发达地区人均GDP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略高于全国人均GDP的三分之一，同时欠发达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欠发达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仅为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60%—70%，其中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欠发达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内部差距同样较大。此外，广大的农村地区仍处于转型分化过程中，不同的村庄发展目标不同、优化路径各异。除集聚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搬迁撤并类村庄外，还大量存在无法分置于以上四种类型的常规型村庄，尤其是以传统经验小农为主的相对欠发达地区，仍以中间类型的村庄为主（见图1）。对于集聚提升类村庄，重在强化主导产业、优化发展环境；对于城郊融合类村庄，重在强化城乡产业融合、承接城市功能外溢；对于特色保护类村庄，重在保护与发展并举，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对于搬迁撤并类村庄，重在解决村民生计、抓好生态保护；而对于中间类型的村庄，兼具上述各类村庄特征，需要因地制宜制定相应发展策略，弥合区域发展的空间位差。图1

第三，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体制机制相同。脱贫攻坚之所以成效显著，与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密不可分。这套体制机制，也被充分的运用到了乡村振兴之中。参照脱贫攻坚领导责任制，乡村振兴确立党政

④按照国家卫健委要求，全国各地城市社区和农村加强了对外来人员的管控，重点追踪来自疫情首发地武汉的人员，并按照“追踪到人、登记在册、社区管理、上门观察、规范转运、异常就医”的原则进行管理。

当前，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迅速蔓延，全国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加入到抗击新型肺炎的行动中。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一定能够取得抗击新型肺炎疫情斗争的最终胜利。此次疫情抗击，同时也是对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其间呈现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亦引发了学界的深入观察与思考。为此，本刊向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征文。

（原文刊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别现代理论研究专题”栏目。）点击上方二维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