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少还背锅，实习怎么这么难？

作者：夏冰青

来源：全球传媒学刊

实习生现象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些新闻报道的焦点，但是相对较少的学术文献关注到中国媒介产业中的实习生现象。因此，本研究聚焦于中国互联网内容生产行业的实习生，以S和X两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为案例，旨在探究中国互联网行业实习生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从数字劳工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中国媒介产业中的实习生制度进行批判性思考。

今日分享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夏冰青老师的文章《中国媒介产业中实习生的困境研究：以S和X两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例》，原载于《全球传媒学刊》。

导言

实习生问题在学术界引起广泛讨论大抵可以追溯到2011年罗斯·佩林(Ross Perlin)的《实习生国度：如何在美丽新经济中毫无所获》(Intern Nation：How to Earn Nothing and Learn Little in the Brave New Economy)一书。在该书中，佩林进行了一项为时4年的关于实习生的调查，他发现实习越来越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大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佩林关注了实习生对特定产业和总体经济的贡献和影响、实习经历对年轻人生活的作用，以及实习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性，并批判了由实习生制度所引发的美国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

批判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期刊《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理论》(TripleC: Communication，Capitalism and Critique)在其2015年第13卷第2号的刊物上刊登了一组围绕实习话题的文章。话题包含了对实习概念的厘清(Corrigan，2015；Frenette，2015；Hope & Figiel，2015)，将实习制度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联系在一起(Boulton，2015；Ciccarelli，2015；Mirrlees，2015)，从高等教育发展来讨论实习制度(Einstein, 2015；Ip, 2015；Smeltzer, 2015)，以及从劳工运动角度来讨论实习问题(Cohen & de Peuter，2015；Webb，2015)。其中科里根(Corrigan，2015)在整理现有关于媒体和文化产业实习生经验的文献基础上，提出用数字劳工研究中的部分理论概念，诸如自我剥削和自我推销等，来解读实习生经验。罗迪诺—克劳希罗和贝伯里克(Rodino-Colocino & Berberick，2015)提出高等教育在实习生制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高等院校不仅鼓励学生从事实习工作，更提供学分制实习项目，以帮助雇主转嫁劳动力成本，实习生恰恰体现了学生与工人之间界限的日渐模糊。康帕特斯埃瑞斯(Kompatsiaris，2015)通过分析“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中出现的维护“实习生劳工权利”的案例，强调实习生与就业不稳定的工人之间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这些研究无一不向我们展示了在数字劳工领域讨论实习生制度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与这些辐射各大行业、融合高等教育和社会体制等话题、从多个角度分析实习生现状与未来发展可能性的研究相比，中国关于实习生的讨论大多集中于以富士康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中的廉价“学生工”(Chan & Pun，2010；Su，2010；Pun & Chan，2013)。布朗和迪康特(Brown & deCant，2014)指出，工业实习生(industrial intern)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发展中重要且廉价的劳动力，大量实习生在各个行业中以低于最低工资的薪酬从事着正规工厂工人的工作。史密斯和陈慧玲(Smith & Chan，2015)认为，中国目前的实习与高等教育试图提供的就业前经验相悖，这些实习经验往往只涉及简单的工作，与学生的学术专长几乎毫无关系。这些研究往往缺乏对大学生群体更为云集的互联网行业中实习生现象的讨论。

事实上，实习生在当前的中国媒介产业内几乎比比皆是，他们大多在媒体公司的社交媒体推广部门或小型APP创业公司内从事新媒体内容的生产。例如，根据新华网报道指出，在《中国青年报》2018年的一项社会调查中，2004名受访大学生中有78.2%在暑假参与了实习项目，其中不乏在各大互联网公司任职的实习生。①一方面，媒体公司雇用了大量在校实习生替代正式员工，以此来节约企业的用工成本；另一方面，实习生出于学校要求和就业压力不得不屈从低薪酬、低保障和高压力的专业性工作。本文基于现有的数字劳工理论框架，旨在探究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中国互联网内容生产行业中的实习生在工作和生活方面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其二，如何从数字劳工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中国媒介产业中的实习生制度进行批判性思考？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两家分别位于上海与北京的大型互联网公司，S和X。2011年，S公司以在线娱乐为主营业务，曾一度垄断中国在线游戏和网络小说的生产领域；X公司以社交媒体为主营业务，曾一度在中国的社交媒体行业居于垄断地位。笔者在S公司和X公司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在两家公司，笔者进行了三个阶段的访谈：2010年2月的7次访谈，2011年8月的9次访谈，以及2011年12月的5次访谈。除此之外，笔者在2011年8-11月，以实习生身份进入S公司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同时，笔者还邀请X公司的一位员工(小原[匿名])进行了自我观察。小原一直有撰写工作日志的习惯，他非常慷慨地提供给笔者他在2009年9-12月的所有工作日志进行研究。通过这些混合的定性研究方法，笔者对中国媒介产业中的实习生参与中国互联网内容生产的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分析。

在此，笔者要特别说明，在S公司的参与式观察属于隐蔽式研究(covert research)。这里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在2011年左右，中国互联网公司倾向于拒绝参与学术类研究，除非该研究能为他们带来切实的商业利益，显然笔者批判取向的实证研究并不符合这一倾向。事实上，在成功进入S公司之前，笔者曾采用个人投递简历和朋友推荐这两种方式尝试进入几家大型互联网内容生产公司，最终都因笔者明确表示自己的申请动机——为研究进行数据收集而遭到拒绝。其次，因为笔者的研究不仅关注进行互联网内容生产的专业数字劳工的工作和生活质量，而且还关注这些数字劳工的能动性。笔者相信只有通过隐蔽式的观察，才能在不影响这些数字劳工日常动态的情况下，尽可能真实地观察到他们“真正的”能动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隐蔽式研究必然带来一系列伦理问题。比如，笔者在观察过程中不止一次感觉到自己在“欺骗”参与者：很多参与者与笔者分享他们的个人故事，是因为他们将笔者视为朋友；然而笔者很难准确地辨析在聆听这些故事的时候，自己是研究者还是他们的私人朋友，这让笔者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尽管时至今日，这种“欺骗感”依然不可避免地折磨着笔者，最终笔者决定在相关的研究中有选择性地使用这些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有助于理解中国互联网内容专业生产者的经历以及他们给产业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当然，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该研究的参与者，在下面的文本中，笔者尽可能地隐去所有涉及研究参与者隐私的信息，包括他们所在的公司、就读的学校、所处的职位以及姓名等。在本文发表之前，笔者也征求了文中涉及的主要参与者的同意，以便在这篇论文中分享这些故事。笔者希望，该研究的参与者能够理解笔者进行隐蔽式研究的动机及其可能带来的益处，而原谅笔者当初的“欺骗”。

实习生的喜乐与哀愁

单从工作时间来看，大多数互联网内容生产公司的实习生应被视为全职员工。布朗和迪康特(Brown & deCant，2014)发现，Wintek公司(向苹果和诺基亚提供产品的公司)的实习生通常每天工作11小时，每周工作7天。在S公司，实习生被要求像全职员工一样连续工作。S和X两家公司的实习生很少有机会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大多数实习生遵循着全职员工的工作模式。很多实习生和全职员工一样，经常被要求加班。

我在正式入职(X公司)前实习了5个月。所有在毕业前拿到offer的新员工……都必须实习。我的头儿希望我多干点活，就让我比其他人再早一点实习。(小原，X公司技术类职位，2011年8月24日，北京访谈)

我在实习生的时候干的活更多。我们当时3个实习生被要求做7个人的工作……(威廉，X公司技术类职位，2011年8月26日，北京访谈)

因为实习生往往是在校生，需要兼顾学校课业，从基本逻辑来说，实习生比全职员工更需要灵活的工作时间。然而事实却是，很多实习生的假期都得不到团队组长的批准，因为有时候他们的工作关系到公司的日常运作。比如，笔者在S公司实习时的同事小珍，她当时已经临近硕士毕业，所以需要经常请假写论文和参加正式工作的面试，但由于她的工作是负责新员工入职，不定期的新员工入职导致她的假期经常得不到团队组长的批准。最终她决定辞掉实习生工作专心完成论文，然而当时的公司要求她必须找到新实习生接替她的工作后才允许离开。这一无理的要求体现出公司将寻找新员工的责任转嫁给小珍这个实习生，同时还表明，实习生不仅没有所谓的“灵活的工作时间”，甚至连退出实习这一基本的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

S公司和X公司的实习生尽管从事着和全职员工一模一样的工作，甚至在工作时间的灵活程度上受到更不公平的待遇，但是他们从来都无法得到同等的报酬，他们的工资比全职员工要低很多。比如，S公司的实习生日薪是120元，没有任何加班费，与之相比，全职员工的平均月薪大概是1万元。总体来说，实习生的工资低于全职员工的一半。S公司和X公司都将实习生视为替代全职员工的廉价劳动力。例如，据小珍说，当时公司人事部门需要为技术部门招聘一些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的翻译人员，但是在询问了一些面试者的理想薪酬以后，她的组长决定招聘主修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的实习生来完成这项工作，原因是全职翻译要求的薪水远远超出了公司的预算。显然，实习生在这种情况下被视为替代全职员工的最理想的廉价劳动力。而在结束实习之后的一个月，笔者联系S公司的一位同事，她告诉笔者，人力资源部门的40名全职员工中已有30人被解雇，包括她在内。相比之下，所有实习生都被留下，用来顶替全职员工。正如佩林(Perlin，2011)所揭示的，实习生成为雇主“以低成本或零成本考验年轻员工”的理想替代方案。然而，实习生与全职员工类似的工作量并不能保证他们和全职员工拥有一样的地位。相反，实习生往往是公司中的弱势群体。

大多数实习生都按我们说的做。他们做我们给的(工作)……他们和我们是两个群体，(毕竟)他们还是学生，不是专业人士……他们是……二等公民。(小原，X公司技术类职位，2011年12月20日，北京访谈)

根据小原这一类全职员工的说法，他们才是真正控制生产过程的人，而实习生更多的只是“机械的”执行者。这种全职员工与实习生之间的矛盾在笔者的观察过程中时有发生。比如，当时在S公司实习生群体中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在S公司工作了3个多月的实习生本来已经收到公司正式工作的offer，但最终被拒绝，仅仅是因为她实习时期的团队组长不喜欢她。当她收到这一消息的时候，大部分的校园招聘都已结束，这就意味着她在那一年并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必须再等一年。在这种情况下，一名全职员工甚至拥有对实习生的“生杀大权”。

有时候，实习生需要为全职员工的“失误”而负责。例如，小珍有一次被她的团队组长责骂，原因是在小珍休假期间一名新员工找不到负责人办理入职。尽管小珍和组长争辩说当时她在休假，这不属于她的工作失误，但因为她是组里唯一的实习生，所以最终的责任归咎于她。正如小珍所述，凡是出错就一定是实习生的错。笔者在S公司还发现，实习生、全职员工和团队领导分别有自己的“午餐用餐区域”：团队领导经常一起开车去上海市中心的餐厅，全职员工通常会去软件园中心的餐厅，而实习生通常会去地铁站附近的廉价小吃店。大多数员工会自动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用餐区域”，很少有全职员工或实习生和团队领导一起去吃饭。

实习结束以后，大多数实习生都希望得到转为正式员工的机会，但是转正往往由“人情关系”决定。在边燕杰看来，关系在中国社会中贯穿了从进入工作到工作内部流动的各个环节，有关系的人能够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关系网络往往会约束那些“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Bian，2002，p.107)。戈尔德等同样指出，关系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基本要素，与中国社会的一些重要问题关联密切，如“感情用事”“人情”“面子”“礼尚往来”等(Gold et al.，2002，p.4)。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要想在一家公司获得晋升，与上级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必要条件。同样的，“关系”在短期内帮助毕业生摆脱激烈竞争从而找到好工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且积极的作用。

在互联网内容生产行业中，这种“关系”法则依然生效，比如，笔者在S公司观察到的4名实习生的最终去留问题恰恰对应了这一法则。小珍、小莉、小溪和小雪是笔者在S公司最为亲近的4名实习生，她们都是来自于上海各大名校的硕士研究生，也都希望在毕业后能留在S公司成为全职员工。但是在四轮面试结束后，只有小溪和小雪获得了正式职位。尽管小珍得分最高，但因为她与上级的不良人际关系而导致落选。小溪在第一轮面试中就遭到拒绝，但是因为她与团队组长有着良好的关系，而新上任的组长急需一名忠于她的新人，使得她被破格录取。小雪在第三轮面试中也被刷下来，但因为她与一位高管关系较为紧密，最终人事部门还是选择录取她。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样，拥有强大人际关系网络的求职者往往比那些关系薄弱的求职者有更多获得好工作的机会，无论后者拥有多么优秀的技能。而在上述案例中，笔者还想补充，所谓的“人际关系”不仅包含实习生与上级之间的私人关系，还包含“职场政治”，比如，小溪获得职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来的团队组长需要拉拢下属来确保自己的利益。

以上种种看似不公平的工作待遇引发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两个问题：为什么仍有大批学生涌入实习市场？即便实习市场存在着诸多不公平的工作待遇，学生为何仍对这一市场前赴后继？

谁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无酬劳工”?

目前关于数字劳工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研究议题：针对专业劳工被剥削的讨论(Gill, 2002; Ross, 2008; Qiu, 2009; Hesmondhalgh, 2010；Kennedy, 2012；Xia, 2014)以及将受众视作被剥削的劳工的讨论(Barbrook，1998；Hills，2002；Fuchs，2015)。前者多集中于批判资本对不同数字领域中专业劳工的剥削，后者则多集中于批判数字资本主义对受众从时间到数据方面的不同程度的剥削。将受众视作被剥削的劳工的讨论源自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的受众商品论，巴布鲁克(Barbrook，1998)关于礼物经济(gift economy)和特拉诺瓦(Terranova，2004)关于无酬劳工(free labour)的讨论正式将受众能动性纳入数字劳工的讨论范畴。意大利的自治马克思主义学派(autonomist Marxist)更是将无酬劳工和非物质劳工(immaterial labour)的概念发扬光大。福克斯近些年致力于将这类非专业劳工与专业数字劳工融合在一起，倡导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批判性地解读资本对上述劳动力的剥削(Fuchs，2014)。

区别于“受众劳工论”对数字时代普通用户的研究，关注专业数字劳工的讨论首先涉及对不同类型数字劳工的定义。从佛罗里达(Florida，2002)的创意阶级(creative class)到麦克切尔和莫斯可(McKercher & Mosco，2007)的知识劳工(knowledge labour)再到赫斯蒙德夫(Hesmondhalgh，2010)的创意劳工(creative labour)，尽管学者们的定义各不相同，但都将这些专业数字劳工的工作生活与批判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赫斯蒙德夫提出，现有关于无酬劳工的辩论只是将注意力停留在相关行业的就业与职业问题，而未能关注专业劳工对抗压迫性工作条件的潜能(Hesmondhalgh，2010)。他进一步质疑“无酬劳工”这个概念的批判有效性：无酬劳工关注的受众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剥削这一概念？在数字时代，免费提供个人使用时间和数据以供资本积累是否是最值得研究者关注的议题？

在赫斯蒙德夫看来，与饱含争议的受众被资本剥削的论断相对应，媒介产业中真正体现不公正的是实习生体制。他指出，年轻人愿意接受相当长时间的无酬工作完全是因为对创意劳动的过分推崇导致的“供过于求”的结果。而无酬实习生制度的普遍化降低了全职员工的待遇，同时也使媒介产业加深了社会的不平等性：只有来自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才能在没有工资的情况下从事实习。而越来越多的高校媒体教育将实习列为获取学位的必要课程也使年轻人迫切希望从事这一无酬工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赫斯蒙德夫认为这种将年轻人作为媒介产业中无酬劳动力的做法实际上牺牲了他们可能花在探索创意和拓宽知识视野上的时间。而这种对未来创意与发展的探索过早地被行业日常化、琐碎化的工作所侵蚀，最终将无法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笔者认同赫斯蒙德夫的观点，认为现有关于数字劳工，尤其是无酬劳工的研究过多地关注了受众群体，如互联网用户。相较于这些因为花费大量时间在互联网上而为资本累积与再生产提供无酬劳动力的互联网用户而言，那些承受着低薪酬、高工作强度与压力、不公正待遇的高校实习生更值得研究者关注。

邱林川描绘了中国自汉代以来的教育系统发展的历史图景，重点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体制改革。这一改革政策倡导将国家义务教育扩大到“农民和工人无产阶级”中(Qiu，2009，p.35)。尤其是1999年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和“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两项政策，极大地扩展了大学教育的覆盖范围。这一教育改革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问题：大学学位质量因大量毕业生而受到冲击；大学学位质量的下降造成就业困难，以及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孕育了廉价的实习生等。

2011年的毕业生就业问题使该年再度被贴上“最难就业年”的标签，小珍所在的上海重点院校在这一年也无法幸免。据小珍所在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一名老师透露，该校2011年的毕业生起薪已经降至3000元，甚至低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即便如此，小珍的朋友所在的德语班当年毕业生中只有1名学生收到安利销售员的offer。而小珍从她数百次工作面试经历中发现，每10位应聘者中几乎有7位拥有硕士学历，且大多是“海归”。因此，就业困难对毕业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毕业生不仅需要有良好的学习成绩，更需要在毕业前积累大量工作经验，比如实习经验。换言之，教育贬值导致的就业竞争激烈迫使这些学生即便在知道自己的劳动力免费或是以最低成本被资本征用的情况下，仍旧义无反顾地投入资本市场的怀抱，成为一名实习生。

赫斯蒙德夫指出的实习生制度加深了媒介产业中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在中国语境下，这一问题与城乡不平等问题是紧密相关的。诚如赫斯蒙德夫所述，只有来自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才能承担没有工资，甚至需要自己支付高昂生活费用的媒体实习工作。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农村学生为此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小珍的朋友小雅来自西安的一个农村家庭，为了筹措她的大学学费，家人向所有亲戚借钱；而为了支付在上海的高昂生活费用，她将本科至研究生阶段的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实习上，无论这些实习是否与她的专业技能有关。即便拥有这6年半间形形色色的实习经历，2011年临近毕业的时候，小雅还是没能找到工作。而当小珍告诉笔者小雅因为缺乏生活费而向她要一些自己煮的粥当做午餐的时候，那种夹杂着悲哀、同情、沮丧的复杂感受，时至今日在笔者写下这篇文章之时，仍然记忆犹新。

除此之外，新媒体行业中的实习生在遭受公司“宰制”的同时，他们在校园中学习和生活的境况又何如？实习生的导师是否给予他们最大的支持来帮助他们摆脱上述困境，抑或是运用校园中导师制度所赋予他们的“生杀大权”对学生劳动力进行免费的征用？师生权力的高度不平等性问题与数字劳工研究，尤其是无酬劳工研究相关联，这是否能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实习生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

大学作为社会的缩影，其中不乏来自经济水平和教育资源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学生，而付出与收获极为不平等的实习生制度让这些原本已挣扎在基本生存线边缘的学生丧失了基本的拒绝机会，更遑论思考实习制度是否合理。而作为学者，当我们批判性地用数字劳工这一理论资源解读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时，是否忽视了我们身边这群近在咫尺的、更值得用数字劳工框架去批判性解读的群体呢？这一问题也值得当下关注数字劳工议题的研究者时时扪心自问。

夏冰青：华东师范大学晨晖学者，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英国利兹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

本文为华东师范大学2018年青年高层次项目(项目编号：41300-0101-22231)成果之一。

注 释

① 新华网(2018年9月2日):《实习是为了刷简历? 高成长实习机制如何构建》,获取自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9/02/c_1123366095.htm。

《全球传媒学刊》由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学术支持的学术季刊，c刊扩展版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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