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谈“不抵抗政策”，言辞反复无常 | 短史记
晚年张学良夫妇，摄于1991年
文 | 谌旭彬
“九一八”事变，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甚巨。东北军之“不抵抗”乃是事实，然80余年来，针对“不抵抗命令”从何而来，却众口纷纭，莫衷一是。即便是张学良本人，晚年之言辞，亦予人“反复无常”之感。
张学良晚年回顾往事，常予人一种“反复无常”之感
如1990年，张接受日本NHK采访时，曾明言：“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稍后，张又对媒体说道：“九一八事变，我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①
张的这种“反复无常”，实际上反映的是“不抵抗”一节的错综复杂。按：日本外务省及关东厅情报档案中，收有蒋介石7月12日致张学良之密电，内有“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之语；还收有同期张学良致荣臻密电，内称：“此时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要求割地赔款，东北万劫不复，宜力避冲突，以公理相周旋。”换言之，事变之前，南京及张学良方面，已意识到关东军可能在东北生事；关东军方面，亦已侦测到中方应付其生事的退让立场。②
关于“不抵抗政策”，最接近事变的指示，是9月6日张学良致电东北军方及东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③
不难看出，“不抵抗”实际上是事变前南京与张学良方面的“共识”。该“共识”之基础，乃是认为日本政府有能力控制日本军方，使冲突不致扩大。故而，事变前夕，宋子文已与重光葵商定，将于9月20日同赴东北，对中日悬案做通盘商讨。此前之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也已打开僵局，结案似已指日可待。
如南京之所料，日本外务省确曾阻挠过事变。在获悉“关东少壮军官图迫中国军队使其冲突”之密报后，外相币原喜重郎曾电训驻奉天总领事，命其取缔企图寻事之浪人，时为9月5日。电报称：“近来关东军坂垣大佐，在贵处储备相当丰厚之资金，策动国粹会浪人，制造中日事变。闻将……在九月中旬作具体之行动。希对浪人，切实取缔。”④但这种阻挠未能发生实际效果，南京显然错估了日本政府对军方的约束能力。
1920年代，蒋介石(左一)与胡汉民(左三)等合影
这种“反复无常”，恰是对“不抵抗政策”之历史的完整反映
及至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展开外交运作，对东北局势仍有挽救余地。“特种外交委员会”（专为解决事变而设）之最机密报告，对形势判断非常准确：“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其外交当局……已逐渐追随军部行动。”“国联……此次决不对日作战，因此不能采取任何有力之制裁。”至于中方对策，虽“决不先对日本宣战”，但“军事牺牲，亦所不恤”，尤其是“对于锦州方面，如日本来攻，只有尽力抵抗，以树立政府在人民间之信仰……俾中国不至瓦解而亡。”⑤
换言之，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之“不抵抗政策”，实以锦州为最后底线。蒋介石亦曾多次致电张学良，望其务必坚守锦州。但张最终仍以“要玉碎不要瓦碎”为由，不放一枪一弹弃守锦州。⑥张之所以如此，军阀心态，固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国民政府之分裂、内斗愈演愈烈，且严重波及张，亦是其心怀疑惧不愿抵抗的根源。
事变发生前，宁（蒋介石）、粤（胡汉民）分裂，武力相向。粤方甚至曾三次派密使赴东京会见外相币原，谋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之“既得权益”，作为购买日本武器的交换条件。事变发生后，蒋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欲谋统一，然粤方志在倒蒋去张，并无共赴国难之念，如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对日方所言：“日本除蒋去张之主张，与粤府毫无二致”，且谓倒蒋成功后，粤府可按“大亚洲主义”与日本谋妥协。⑥
故而，当锦州告急之日，恰是粤方激烈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之时。蒋乃张学良之政治靠山，蒋下野，势必牵动锦州战局，粤方绝非不知，然胡汉民恨蒋已深，坚持蒋下野乃和解统一的不可妥协条件，蒋遂于1931年12月15日通电辞去本兼各职，南京政府随之陷入运作真空；1932年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⑦锦州既失，东北局势遂无可挽救。此后，张学良审时度势，转与胡汉民愈走愈近，却亦屡遭胡之算计。
综上，即不难理解，张学良晚年对“不抵抗政策”的讲述，何以呈现出一种“反复无常”——所谓“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乃是事实；“九一八事变，我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亦非无因，南京方面确实高估了日本政府对军方的制约能力；而张对唐德刚称：放弃锦州，与蒋无关，“那个时候，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也是事实。今人重新审视“不抵抗”，须深切体察当日内政之芜杂，而不能仅将目光聚焦于蒋、张二人。
注释
①（日）臼井胜美：《昭和史的最后证言——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P72-73。《张学良口述历史——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台)联合报2001年10月28日。②蒋指示，收录于日本外务省纪录密电情报关系卷；张指示，见关东厅7月15日上外务省次官电。转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P114。至晚在8月25日，关东军还曾破译过沈阳市公安局对下属秘密传达的“容忍自重、力避发枪”的指示。③中央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P67。④东京审判纪录，P30343。⑤《特种外交委员会呈送中央政治会议之报告》，收录于《戴季陶文存》。⑥日本外务省纪录（中国内乱关系卷），转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P140。⑦《张学良为何不放一枪一弹弃守锦州？》，今日话题历史版第2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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