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H.E.雅各布编辑丨吴酉仁“二战”爆发后，柏林农业部长立即开始宣传黑麦。这次宣传运动经过了精心准备，宣传海报的显著位置写着“吃黑麦面包吧。颜色不代表营养。黑麦面包让人气色好”。德国政府不知道这场世界大战会持续多久。但它从上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中得知，国内产的小麦是不够的，而且如今再也无法进口美国小麦了。因此，政府让民众做好吃黑面包的准备——早在1935年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最近热播的古偶剧《梦华录》，用了元曲大家关汉卿的杂剧《救风尘》里的人物名，讲了一套与《救风尘》关系不大的新故事，大体可以将之总结为：“赵盼儿、宋引章和孙三娘等女子携手北漂，前往东京开封搞事业，这里没人在意出身，只要努力奋斗就可以有一席之地，于是三个女人将一间小茶楼经营成了东京最大的酒楼，收获了事业，也收获了爱情。”其实，觉得北宋的京城开封，适合当时的底层人追梦，适合搞事业，是一个极大的幻象。在开封城内做买卖，“行会”这一关就非常麻烦。北宋的开封城内，大概有一两百个行会。这些行会不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商业自治组织，而是普遍受到官府的强力主导与控制。其存在的首要目的，不是维护商人利益，而是满足官府需要。用宋人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的话说就是：“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宋代制度，行户须按官方定价向官府提供商品与劳役服务（比如吹拉弹唱，比如木工瓦匠）。扼要来说，“官府科索”的一般方式是：先强制要求商人无论经营什么，都必须成立在官府注册的行会，当官府需要某种商品或者劳役服务时，便通过相应行会，去强迫会内成员承担采购义务，或直接提供劳役服务。所谓“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就是这个意思——不管卖的东西是什么，不管价值如何，只要官府用得上，就得成立行会，以方便官府来“科索”。北宋的开封城，是行会管控最严厉的地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初，京师供百物有行，虽与外州军等，而官司上下须索，无虑十倍以上，凡诸行陪纳猥多，而赍操输送之费复不在是。下逮稗贩、贫民，亦多以故失职。”大意是：开封城与地方州军一样，所有商品皆有行会，官府需要什么，就责令相应行会提供。不同的是，开封城内府衙众多，对行会的科敛勒索规模是地方州军的十倍以上，很多人因此赔得很惨。连最底层的小贩和贫民也很难幸免。赔得惨的主因，是官府的采购价通常远低于市场价，也就是“贵价令作贱价，上等令作下等”。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皆是如此。南宋理宗年间，“官司以官价买物，行铺以时值计，十不得二三”，官府的采买价格还不到市场价的十分之二三，且“迁延岁月而不偿”，一年两年五年十年拖欠着不给，最后商人们只能“迁居以避其扰，改业以逃其害”。拖欠采购款也是两宋的常态，知开封府蔡襄曾上奏宋仁宗说，官府向“内东门市行”的商人采购，却“累年未偿价钱”，这些商人完成了采购，却长期拿不到官府的采购款。所以，在宋神宗熙宁六年，开封城肉行里的徐中正等二十六户屠户，联名向朝廷请愿，“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他们愿意直接给朝廷缴纳一笔“免行役钱”，只求朝廷别再让他们给各个官府衙门供肉了。宋神宗召集相关部门讨论此事，也承认这套行会制度确实非常扰民，皇帝还举了个例子：“近三司副使有以买靴皮不良决行人二十者”——近靴行里有二十名商人被官府严惩，原因是官府认为他们采购的靴皮不好。靴子的质量标准，全由官员张嘴说，行会商人没法反驳，当然只能认栽。肉行的商人们，大概率也会遭遇相似的问题。试想，他们给衙门送肉，肉价已经很低了，又不能拿到现钱，还很容易被衙门里的官员、胥吏刁难，或者说送来的肉变质了不新鲜，或者说送来的肉短斤少两。这种要命的采买生意，谁会愿意做呢？但皇权无远弗届，不做又不行，所以这些肉行商人宁愿直接给官府交“免行役钱”。不止是肉行。在熙宁年间，开封城内的米行和麦行也曾向朝廷诉苦，说“岁供稌禾、荞麦等荐新，皆有陪费”，他们要负责给朝廷的各类祠祭活动提供最新鲜的粮食，每次接这种生意都要亏本。在熙宁七年，还发生了米行商人自杀事件：“米行有当旬头曹赟者，以须索糯米五百石不能供，至雉经以死”——旬头大概是指当时的米行实施了按旬轮流的行头制度，也就是每过十天就轮到下一个人做米行的行头，这期间官府有采买需求，会去找当值的行头，由他来组织行内商人完成采买工作。这位米商曹赟很不幸，在轮值期间接到了官府采购五百石糯米的要求，他搞不定这件事情，于是上吊自杀了。有些时候，会发生官府需要某种稀有的货物或服务，而开封城内又没有相应行会的情况。官府的常规做法，是强迫经营其他货物的商人，去成立新行会，然后再将采购任务摊派到他们头上。这种做法常闹得开封城内商户怨声载道。熙宁六年，朝廷终于出台规定：“官司下行买物，如时估所无，不得创立行户”——官府有采购需求，而无商人经营该货物时，禁止官府强行设立行会。也不止是采购。有时候，行会还得替官府卖东西。用什么价格卖，当然也是官府说了算。至于按这个价格卖不卖得掉，那就不是官府愿意操心的事情了。比如宋真宗曾命人将宫内的一批“无字号、不及色额”（非品牌货、质量不怎么样）的器物首饰拿出来，交给开封城内的相应行会出售。可想而知，给皇帝卖东西，卖价只能高不敢低。宋神宗时，河北路要筹措青苗法的本钱，于是将朝廷调拨给河北的绢，摊派给下属各州、军城市里的行户，要他们在半年之内卖掉，然后将钱交上来。官府的定价是每匹绢“一贯五百三十文至一贯六百文”，远高于当时的市场价。于是，整个河北路的行户们就都倒了大霉。高于市场价本就难卖，绢的数量多限时紧，又意味着会有大批的绢同时进入市场，会进一步拉低绢的市场价。资产雄厚的大商人（其实河北路没啥资产雄厚的大商人），自然可以先垫款给官府，然后将绢放在仓库里等时机。资产很有限的“近下等第人户”，就只能咬紧牙关低价将绢卖掉，然后“破卖家财方能贴赔送纳了当”，哪怕破产也要用自己的家产将缺额补足，只求免遭到官府的严惩。既然行会存在的首要目的是便利官府的科敛盘剥，那么，在北宋官府的立场，自然是很希望保持行会内商户的数量和规模。毕竟，商户减少即意味着可供科敛盘剥的对象与规模也在变少。在行会商户的立场，也希望将尽可能多的商人纳入行会。毕竟，会内商户越多，分担科敛盘剥的人就越多。故此，王安石曾对宋神宗说，开封城内“每年行人为供官不给，辄走却数家，每纠一人入行，辄诉讼不已”——每年都有行会内的商户因承担不起官府的盘剥，破产关店离开行会；每年也都有行会强迫商户入行，为此还经常闹纠纷。这两方面的力量加起来，开封就成了一座不允许商人游离在行会之外的城市。王安石告诉宋神宗，在未实施“免行役钱”改革之前，开封城内的行会要向所有从事本行业的商人收取“行例钱”。他举了一个亲身所知的例子：“臣曾雇一洗濯妇人，自言有儿能作饼，缘行例重，无钱赔费，开张不得”——这洗衣妇人的儿子，只因为交不起饼行的“行例钱”，就没法在开封城内做饼卖。洗衣妇人觉得自己的儿子很可怜，但饼行却会觉得自己收“行例钱”天经地义。官府的科敛盘剥是直接摊派到饼行的，由行里的饼贩集体承担，如果放任其他饼贩不入行而在开封城卖饼，那饼行商贩的利润就会下降，就会承担不起官府的科敛盘剥——只要不破产，官府通常不允许商户退出行会。实施“免行役钱”改革之后，小商贩游离在行会之外的空间就更小了。以前，监督小商小贩、强迫他们进入行会交“行例钱”的，主要是对应行会的商户。商户的力量有限，没法覆盖到开封城的每个角落，尤其是很难监管到那些走街串巷、没有固定摊位的小买卖人。“免行役钱”改革实施之后则不然。这笔钱是上交给官府的，每个在开封城内做生意的人都得交。交了钱的商户看到没交钱的同行走街串巷卖东西，会认为损害到了自己的利益，会积极举报；官府接到举报，会认为自己少了一笔收入，也会积极出动严厉处理。所以，时人郑侠在给宋神宗的奏章里说：“元不系行之人，不得在街市卖易与纳免行钱人争利。仰各自诣官投充行人，纳免税钱，方得在市卖易。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有赏。此指挥行凡十余日之间，京师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负水担粥以至麻鞋头髮之属，无敢不投行者。”意思是，“免行役钱”改革启动后，以前不在行会里的人，现在不能上街做生意了，法律不允许他们与缴纳了“免行役钱”的商户争利。除非他们前往官府登记加入行会，把免税钱给交了，才可以在街市上做生意。不去官府登记加入行会而擅自做生意者有罪，举报者有赏。所以现在开封城的情况是：提着瓶子走街串巷卖茶水的，必须加入茶行；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粥的，必须加入粥行；卖麻鞋的、梳洗头发的，都得加入相应的行会。否则就不能营业，就是犯罪。《梦华录》的赵盼儿们，要想在开封城里开茶馆、经营酒楼，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加入茶行、酒行，来承接官府的种种科敛盘剥。而且，开封城内的行会内部是有等级制度的。以茶行为例，王安石曾对宋神宗说：“兼并之家，如茶一行，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此十余户所买茶更不敢取利，但得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意思是：开封城内的茶行，长期控制在十余家大商人手里。外地茶商带着茶叶来到京城，必须先设宴与这十余户大商人搞好关系（否则茶叶会卖不掉），请他们给自己的茶叶定个价格。当然了，卖给这十余户大商人的茶叶是特别的低价，是绝对不敢奢求有利润的。外地茶商的诉求是剩余的茶叶可以被定一个高价，然后再从茶行的“下户”们那里，将利润赚回来。也就是说，赵盼儿这些底层人来到开封，要开茶馆就必须先入茶行——连提瓶子走街串巷卖茶都得入茶行，更不用说坐地开茶馆了。入了茶行，也只能是里面的“下户”。她们只能从茶行的渠道买茶叶，买到的又一定是高价茶叶。茶叶成本高了，她们的茶馆也就很难与那些有背景的大商人的茶馆竞争。开酒楼的情况更复杂。宋朝政府为了谋利，在开封城推行了“榷曲法”，对酒的生产与买卖实施了垄断政策。简单说来就是搞酒水专卖，所有酿酒者必须向政府购买酒曲配额。购买酒曲配额的这笔钱叫做“曲钱”。只有买了配额，才可以酿酒和卖酒。为便于监管，北宋中期的开封城大约只有70家酒楼可以酿酒，这类酒楼在当时被称作“正店”。没有酿酒资格、只能向官府或正店买酒的小酒馆，则被称作“脚店”。赵盼儿这类底层人开酒楼，显然只能从“脚店”做起。脚店没有酿酒资格，只能去正店购买，其酒的品质和价格自然也就没有了优势。而且，开封城内的正店酒楼通常走的是“近亲繁殖”的路线，也就是正店会用自己的人去开设多家脚店。这种模式对新入行的从业者来说，显然是很不友好的。开封城内老牌正店对新入行酒馆的敌意，不仅仅源于行业竞争，更多来自畸形的商业环境。为了尽可能谋取更多的利润，北宋政府在酒类专卖这件事情上的一贯做法，是多造酒曲强行摊派给酒户，根本不管酒户是否能把这些酒卖掉，根本不管开封城内的酒类消费力上限是多少。宋神宗时代官员周直儒的话说就是：“曲数过多，酒数亦因而多。多则价贱，贱则人户折其利”——官府只求大量摊派酒曲，然后收曲钱，酒户只好大量酿酒。市场上的酒太多卖不掉，就只好降低酒的价格。更要命的是，北宋政府还制定有“月输不及数，计所负倍罚”的惩罚措施，意思是这个月通过卖酒给官府提供的收入如果没达到指定目标，欠多少就要加倍罚款。在京城之外的淮南、两浙、荆湖地区，甚至发生了“因民有吉凶事，辄出引目，抑配沽酒”的事情，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负责酒类专卖的官员就会出动，强行向百姓摊派买酒配额。长期这样搞的结果，自然是酒户们普遍亏本，经常出现“蹶产以偿”的现象。许多正店酒楼的经营者，将家产全卖了也交不上政府摊派的曲钱。比如，宋仁宗年间，“京城富民刘保衡开酒场，负官曲钱百余万，三司遣吏督之，保衡卖产以偿”。这位刘保衡本来是位有钱人，只因误入了开封城的酒行，欠下官府百余万，最后被官府逼着将家产全卖了来还账。元丰三年，因为开封城的酒户们长期亏损，实在还不上欠朝廷“旧曲钱及倍罚钱”，宋神宗只好下诏“展限半年”，将还款的最后期限再延长半年。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畸形的商业环境下，开封城实际上长期处于酒类生产严重过剩的状态。多一家酒楼，便意味着其他酒楼的销售额要被摊薄，众酒楼的生存状态会进一步恶化。综上。赵盼儿这些底层人来到开封搞事业，要应对行会、应对官府，应对这种畸形的商业环境，其结局大概率好不了。当然，如果有雄厚的官场背景，又另当别论。（来源：腾讯新闻）（本文史料主要来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与《宋史》，不再逐一详注）相关阅读宋仁宗向百姓「借钱」然后赖账有个作恶多端的小人物叫杜公才北宋皇帝都是些「御赐阵图癖」患者

蒙军西路主力入川；十二月，

作者丨林汣琰编辑丨吴酉仁相信这两天，很多人都被下图这段“高考祝福语”给雷到了。按广为流传的“常识”，“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题为《不第后赋菊》，是唐朝人黄巢参加科举考试落榜后抒发内心郁闷所作。黄巢的科举之路始终没能走通，他后来成了唐末的民变领袖，残忍嗜杀，让许多人闻风丧胆。显而易见，这首诗不适合用来祝福高考。具体说说这首诗——其实，这首诗并不是黄巢写的。今人认定此诗为黄巢所写的依据，是《全唐诗》收录了此诗并说它的作者是黄巢。但《全唐诗》乃清代人所编，因汇编时缺乏考据，非唐与五代之人所写而误收入其中者甚多。据陈尚君先生的《〈全唐诗〉误收诗考》，该书有许多诗作或是唐代以前之人所写而被误收在唐代人的名下，如曹植的诗作被当成了李商隐的作品。或是宋代人及宋代以后之人所写，也被误收在了唐与五代之人名下。这类误收情况，仅陈先生考据出来的，便有六七百首之多。《全唐诗》共收有三首半所谓的“黄巢诗”。据陈尚君先生的考据，其中一首《自题像》“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是绝对的伪作，乃后人将唐人元稹的《智度师》一诗略作改动缝合而成，然后挂在了黄巢名下。另半首《菊花联句》只有两句：“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最早见于南宋后期文人张端义的《贵耳集》，书中说这是黄巢五岁时所做，据此评价黄巢说他“跋扈之意，已见于婴孩之时”，其父见了这两句诗甚至想要揍儿子一顿。问题是这两句诗和这段故事，在宋元两代几乎找不到其他记载，而张端义自己又说，他所记之事皆来自耳闻传说，而非爬梳史料。南宋后期之人自市井江湖中耳闻所得的黄巢故事，自然不能当真。后世最有名、流传最广的《不第后赋菊》，也就是“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最早的出处也在南宋末年。据明朝人的说法，是载于俞文豹的《清夜录》。问题是，“一位曾领导席卷南北并建立金统王朝的起义领袖，如此成熟且具开创气象的诗篇，为何经历唐末五代、北宋及南宋前期之三百多年，从未有人道及，至南宋末突然出现？”故此，陈先生的看法是：南宋市井之中流行讲史说书，而讲五代故事又是比讲三国故事更热门的话题，黄巢正是讲五代故事绕不过去的开篇，现存史料也显示南宋的说书艺人给黄巢附会了很多故事，也替黄巢写了很多诗作。所以，《不第后赋菊》这首诗，很可能是“南宋讲史说书艺人所编造”，编造这种诗作的目的，是为了向听众展示黄巢自青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充满了野心之人。相同的看法，也见于更早的闻一多先生的《全唐诗辨证》。闻先生认为，《全唐诗》所收黄巢的三首诗里，《自题像》是后世的好事之人“以元微之《智度师》诗，窜易磔裂，合二为一”，是妥妥的伪作。另两首《题菊花》和《不第后赋菊》“殆亦此类”，大体也是一样。《题菊花》说是黄巢五岁所作，“尤不可信”。有意思的是，朱元璋后来也写了一首《咏菊花》：“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该诗被朱元璋收录到了自己的《御制文集补》中，显见是得意之作。这大概说明，在朱元璋生活的元末，由南宋说书艺人替黄巢编的那首《不第后赋菊》，仍在市井中流传。朱元璋听过这类说书，脑子里有点印象，于是东施效颦自己也来了这么一首。可惜朱的文才有限，这东施效颦的水准，反远不如原作。此外，黄巢参加过科举考试这件事情，也很可疑。在五代编成的《旧唐书》里，留下了很多关于黄巢出身的记载。其中的《黄巢传》里说，黄巢“本以贩盐为事”，属于“阘（小门）葺（小草）微人，萑（芦苇）蒲（蒲草）贱类”，意思是黄巢的出身非常低微，是很底层卖私盐的。《郑馀庆传》里记载了唐僖宗的一份诏书，称黄巢为“草贼”，由这个“草”字也可见黄巢的出身很低。《郑畋传》里则记载，黄巢攻陷京师后，大臣郑畋与诸镇将校在岐阳盟誓匡扶李唐，传檄天下，檄文提及黄巢的出身时，是这样说的：“草贼黄巢，奴仆下才，豺狼丑类。寒耕热耨，不励力于田畴；媮（同偷）食靡衣，务偷生于剽夺。”摒弃檄文里那些强烈的道德批判，大致也是在说黄巢出身很底层的农民，但他不肯安安分分种地，反而做起了“剽夺”的营生。这个营生就是冒险贩卖私盐。同书《张濬传》里交待得也很明白。当时，张濬奉命去游说军阀王敬武支持李唐，他对众军官说，“黄巢前日贩盐虏耳”，不过是一个“贩盐白丁”。“贩盐虏”三字，足见黄巢并不是与官府合作、得到朝廷认可的大盐商。“贩盐白丁”四字，也说明除了私盐贩子外，黄巢没有别的体面的社会身份。总之，《旧唐书》里无一字提及黄巢曾参加过科举考试。此外，当时在唐的韩国人崔致远，在为高骈起草的《檄黄巢书》里，也说黄巢“出自闾阎之末，起于垄亩之间”，是个农民出身的底层人。到了北宋，在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里，黄巢的出身略有了一些变化。该书《黄巢传》中说，黄巢“世鬻盐，富于赀。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辩给，喜养亡命。”——意思是黄巢他们家世代都是盐商，很有钱。黄巢这个人擅长击剑、骑射，略读过一些书，且能言善辩，家中养着很多亡命之徒。虽然出身较之《旧唐书》高了一些，但《新唐书》也没说黄巢参加过科举考试。明确说黄巢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且未得中的史书，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书中说：“巢少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这段文字抛弃了《新唐书》里“世鬻盐，富于赀”的记载，只说黄巢从青少年时代就与王仙芝等人贩卖私盐为生。然后说他擅长骑射，为人任侠，粗读过一点书，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里的进士科，因为屡考屡败，最后做了盗贼，与王仙芝等人一起袭击掳掠州县。那些被朝廷的沉重汲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百姓都去依附他们。司马光说黄巢“屡举进士不第”，今人已无法知晓他究竟是依据了什么材料这样写。但就这段文本而言，实在是颇为古怪——很难想象一个自青少年时代就在违法贩卖私盐的“江湖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放下手中的弓马刀剑，跑去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参加的还是最最难考中的“进士科”。唐代的科举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三史、一史、童子等许多科目。其中最受读书人看重的是明经和进士两科。其中进士又远比明经要难，录取率一般只有考试人数的百分之一二。唐朝中后期每年的平均录取额度只有大约三十人。黄巢活跃的唐僖宗时代，十四年里只录取了进士347人，平均每年只录取了24.79人。因为进士最难考，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思是三十岁考中明经算年纪老，五十岁考中进士算年纪轻。理解了这一点，便能看出“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这句话很有问题。黄巢只是个粗读过一点书的江湖人，即便真想要通过科举改变阶层，也不应该狂妄自大到去考难如登天的进士科。更何况，在唐朝，要想去京师参加进士科考试，一般是需要获得“乡贡”保送资格的，也就是先在县级政府报名，经县与州府考试合格后给予解状，才可以去京城参加科举。像白居易就是“宣城所贡”。黄巢是个私盐贩子，干的是违法营生，又只是粗读过一些书，这样的人要想获得“乡贡”资格，实在很难。综而言之，说黄巢是一个出身底层的私盐贩子应该可信。唐代中晚期，朝廷为了敛财，实施了食盐国家专卖政策，盐价随之暴涨，底层百姓吃不起官盐，私盐贩子应运而生。许多私盐贩子来自底层穷人，甚至有女性参与其中。有些做大了的盐枭，后来凭着财力和人力资源，在唐朝末年成了风云人物。除黄巢与王仙芝外，南唐的奠基者徐温、前蜀的开国君主王建、吴越王钱镠，早年都贩卖过私盐。但是，说黄巢“屡举进士不第”，就很可疑了。《旧唐书》与《新唐书》皆无此说，仅见于更晚的《资治通鉴》。说黄巢科举落第后写过《赋菊》诗，则不止是可疑，而是不可信——如此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和作品，唐代史料里见不到，五代史料里见不到，北宋史料里也见不到，要到黄巢死了三百多年后的南宋末年才出现，显见是出自后人附会。黄巢后来成了人人闻之色变的杀人魔王不假，但“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真不是他写的。（来源：腾讯新闻）参考资料①陈尚君：《〈全唐诗〉误收诗考》，收入氏著《唐诗求是》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8-78页。②陈尚君：《黄巢诗献疑》，《文汇读书周报》2019年12月30日。③《全唐诗辨证》。收入《闻一多全集》第七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8-569页。④施宝义：《黄巢〈自题像〉诗辨伪》，《读书》1981年第10期。⑤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60页。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27-528页。⑦《旧唐书》之《黄巢传》《郑馀庆传》《郑畋传》《张濬传》。《新唐书》之《黄巢传》。《资治通鉴》之卷第二百五十二唐纪六十八。⑧俞兆鹏：《黄巢生平事迹考异》，《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1年第2期。推荐阅读唐玄宗非要自己骗自己唐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搞错了「唐代女性以胖为美」是个大误解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前文《给北宋与辽国的「金钱换和平」算笔账》的留言里，有好几位朋友提议“说一说契丹的打草谷”。那就说一说“打草谷”这个事情。当代人知晓“打草谷”这个名词，很大程度上须归功于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相关电视剧集。书中第二十章，描写了萧峰在雁门关见到宋军前往辽国境内打草谷，“驱赶着数百头牛羊和十余名契丹妇女”。第二十七章，又描写了辽军前往北宋境内打草谷，“马后缚着许多俘虏，似是打了胜仗回来一般”。书中还说，“他（萧峰）在辽国多时，已约略知道辽国的军情。辽国朝廷对军队不供粮秣，也无饷银，官兵一应所需，都是向敌人抢而来，每日派出部队去向大宋、西夏、女真、高丽各邻各国百姓抢劫，名之为‘打草谷’，其实与强盗无异。宋朝官兵便向辽人‘打草谷’，以资报复。是以边界百姓，困苦异常，每日里提心吊胆，朝不保夕。萧峰一直觉得这种法子残忍无道……”♦

作者丨范学辉编辑丨吴酉仁一、宋太祖原本计划用金钱赎买燕云各州宋朝开国的时候，中原王朝与契丹辽国之间，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宋太祖的陈桥兵变，就是以北上抗辽的名义而成功发动的。得知宋太祖上台的消息后，契丹辽国主动退兵，算是给了宋太祖一个顺水人情。建隆二年（961），宋太祖专门下令：不得再鼓励边民前往契丹辽国境内偷盗和抢劫契丹平民的马匹，算是回报契丹的善意。建隆三年（962），宋太祖明确把幽州城排除在用兵范围之外，对契丹辽国改取“保境息民”的积极防御政策，只允许边境将领对契丹的骚扰针锋相对进行报复，不准主动地向契丹挑衅。此后，双方小的摩擦和冲突频繁，但没有爆发大的战争。宋朝出兵平定南方各国，契丹辽国都没有借机发难，南唐与契丹辽国有同盟关系，宋灭南唐的时候，契丹辽国也没有进行干涉。只有当宋朝围攻北汉太原城之时，契丹辽国才出兵增援北汉，宋与契丹两军在石岭关（今山西阳曲）和定州（今河北定州）同时交战，双方都比较克制，没有转化成大战。这说明契丹辽国方面也有同宋朝改善关系、结束战争状态的强烈愿望。正因为双方都有实现和平的愿望，开宝七年（974），契丹、宋进行了正式的议和活动。按照宋朝方面史书的记载，和议是由契丹辽国最先提出来的，而契丹辽国方面的记载，则认为是宋朝首先派使者提出和议的。这年十一月，宋太祖收到了辽涿州刺史耶律琮的议和信，这封信流畅明白，不卑不亢，把战争的责任，完全归之于后晋君臣对契丹辽国的背信弃义，从而撇清了契丹、宋两家。所以宋方欣然接受，同意以这封信作为双方外交交涉的基调，并把它作为重要的外交文书，郑重其事地收到了《宋会要》当中。同年底，宋朝派出的议和使者来到了契丹辽国，契丹辽国方面为了表示议和的诚意，专门派人前往北汉，约束北汉不得骚扰宋朝边境。次年三月二十六日，契丹的“讲和”使团抵达开封，宋太祖亲自接见，加以盛情款待。七月，宋朝派使团回访，契丹辽国也在八月再派团出使宋朝，赠送给了宋朝五十匹战马。宋、契丹由此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每逢新年和皇帝的生日，彼此都要派遣使团进行外交活动。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双方也同时予以开放。双方确立了和平的外交关系之后，宋太祖还要不要收回燕云十六州？开宝九年（976）二月的时候，群臣给宋太祖上了个“一统太平”的尊号，但宋太祖以“幽燕未定，何谓一统”为理由拒绝了。这说明，宋太祖直到晚年，还是想尽量收回燕云的。问题是，宋朝既然同意以耶律琮的信作为双方外交交涉的基础，接受了信中把战争责任归于后晋的看法，那么，同时也就只能承认契丹依据同后晋之间的条约，拥有燕云十六州是合法又合理的，中原王朝用武力加以夺回反而是背信弃义，师出无名。这才是耶律琮这封信真正厉害的地方。耶律琮的说法能否站住脚呢？应该说，大致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天福八年（943）后晋和辽国关系破裂的时候，后晋多数文武大臣就表示反对，因为契丹对后晋“有大功，不可负”。这也是燕云十六州问题特别复杂的地方。不管怎么说，燕云十六州都是石敬瑭通过契约主动地割让给契丹的而非契丹出兵攻占。契丹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动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对此，宋朝也很难完全否认。一般说来，要收回领土，不外武力夺取和外交交涉两种办法，宋太祖既不想轻易对幽州城用兵，又承认了契丹对燕云的占领有其合法性，外交交涉同样不占上风，还有什么收回燕云的锦囊妙计吗？♦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宋徽宗政和年间，开封城内有个机构叫后苑作，后苑作里有个小人物叫杜公才。后苑作的全称是后苑造作所。按《宋会要辑稿·职官》的记载，这个机构在正常状态下，应该负责宫中及皇族婚娶物品的制造。它的下面共设有“七十四作”，包括缕金作、腰带作、琥珀作、雕木作、乐器作、裁缝作等等。皆是为皇宫及皇族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然而，在宋徽宗时代，后苑作的工作范围扩大了。因宋徽宗穷奢极欲导致“内外之费浸以不给”，后苑作也开始承担起了给皇帝搞钱的任务。当时，后苑作的头目是宦官杨戬，杜公才是后苑作里的一个小小“使臣”，地位大体相当于胥吏。♦

问题来说，一方面，土耳其坚持从俄罗斯购买，尽管依然讨价还价，但只要购买就是对俄罗斯示好，且能利用俄罗斯作为平衡其与西方关系的砝码；另一方面，土耳其还对美国表示，在S400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这是个伪问题。因为元朝并不禁止百姓拥有日常刀具，也没有搞过“十户一刀”这种制度。元朝政府确实严厉禁止民间百姓拥有武器。翻开《元史·刑法四·禁令》可以看到，元代是不允许民间“擅造军器”的（其他朝代如宋明清也不允许），连神庙的仪仗都只允许用土木纸彩制造，“用真兵器者禁”。各都城中的百姓不许造弹弓也不许玩弹弓，抓到会被杖责七十七，外地郡县不管。只有给官府做事的巡逻者、捕盗者可以持有弓箭，其他人都不行。只有从军的汉人（指居住在原金国汉地及四川云贵一带的百姓）可以持有兵器，其他人也都不行。民间百姓私藏全副甲，要被处死，不成一副要鞭笞五十七后徒刑一年，哪怕只是零散甲片无法穿着，被发现了也要鞭笞三十七。枪刀弩私藏十件者处死，五件以上者杖责九十七后徒刑三年，四件以下者杖责七十七后徒刑两年；所藏不堪使用者也要鞭笞五十七。私藏弓箭十副者处死，五副以上者杖责九十七后徒刑三年，四副以下者杖责七十七后徒刑两年；不成副也要鞭笞五十七。一副按一张弓加三十支箭算。具体到刀具，其规定是：“诸民间有藏铁尺、铁骨朵，及含刀铁柱杖者，禁之。”显而易见，铁尺、铁骨朵是武器，不是日用器具。“含刀铁柱杖”应该释读为“含刀的铁柱杖”，也是含有刀刃的铁制柱杖，自然也是武器，不是日用器具。♦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略看了一下昨天引爆的奥迪汽车广告与“北大满哥”之间的文案抄袭风波，差点笑破肚皮。广告里说：“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小满，但是有一样事情挺奇怪的，你知道吗？有小暑一定有大暑，有小寒一定有大寒，但是小满一定没有大满。……小满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完美的路上，但并不要求一定要十全十美。”自称遭到抄袭的“北大满哥”则在视频里说：“就比如说小满这一天吧，确实挺怪的。有小暑就一定有大暑，有小寒就一定有大寒，但是小满一定没有大满，因为大满实际上不符合古人的智慧，小满其实是一年中最好的一个节气。”抄袭与否交给法律去裁断。笔者只想吐个槽：拜托，别再动不动就给古人脑补大智慧，造出“小满”这个节气词的古人，真没我们这般油腻。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包括“小满”在内的二十四气名称，最早见于西汉的《淮南子·天文训》。而在《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成书于战国末期）和《礼记·月令》（成书于西汉中晚期）里，只明确记载了立春、日夜分、立夏、日长至、立秋、日夜分、立冬、日短至八个节气，此外还有“始雨水”、“白露降”等描述自然征候变化的句子，其中没有小满，也没有芒种、寒露等。换言之，二十四节气实际上成型于西汉初年至《淮南子》成书这段时期，“小满”这个名称也是这个时期才出现的。当然，我们已无法知晓具体究竟是谁创造了“小满”这个名称。对当时的人来讲，“小满”这个词的涵义是很明确的。《逸周书》里讲得很清楚：“凡四时成岁，岁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有中气以著时应，春三月中气，惊蛰、春分、清明，夏三月中气，小满、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气，处暑、秋分、霜降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说一说宋仁宗强行向开封富户借钱之事。此事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六。是官员梁焘在呈给宋哲宗的奏章中披露的。时为元祐二年（1087）。梁焘上奏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宋哲宗对开封百姓实施财产清查与收入管控。此事须追溯到王安石变法。变法中有一项“市易法”，由名为“市易务”的新机构主持，专职负责以略低于民间高利贷的利息给商户贷款，商户须以房屋等固定资产做贷款抵押。这项政策推行之后，很快便变成了一场强制摊派。朝廷对市易务的考核标准是贷出多少钱，收到多少利息；市易务拥有各种“合法伤害”商户的权力，于是各种强迫需要钱的商户贷款，也强迫不需要钱的商户贷款。这种强制贷款行为与王安石变法中其他破坏商业环境（主要是政府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的政策的合在一起，导致包括开封城在内的北宋大小城市皆百业萧条。百业萧条后商户们普遍还不起钱也交不起利息，于是市易务贷出去的许多款项就都成了烂账。宋神宗没有办法，只好允许这些商户将还款期限延长三年，每月定时向朝廷还一笔钱。可是即便如此，到了宋哲宗时代，烂账仍然还是烂账。于是宋哲宗决定通过财产清查和收入管控来对付这些欠朝廷钱的商户，直到他们将钱和利息全部还上。梁焘反对宋哲宗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只会进一步恶化开封城的商业环境。为了增强反对的说服力，他提到了宋仁宗时代的一段往事：“祖宗之朝，京师之民被德泽最深，居常无毫发之扰，故大姓数百家。庆历中，西鄙用兵，急于财用，三司患不足者数十万，议者请呼数十大姓计之，一日而足，曾不扰民，而国家事办，祖宗养此京师之民无所动摇者，正为如此。”所谓“庆历中，西鄙用兵”，指的是宋仁宗时代与西夏的战事。李焘披露说，当时朝廷没钱支撑战事了，有数十万贯钱的缺口，有人建议将开封城里有钱的数十户大姓召集起来，结果在一天之内就把军费缺口给补上了。李焘讲这段往事，是想提醒宋哲宗：优待京城百姓，让他们发育成富户，对大宋政权本身是有好处的，朝廷紧急需要钱的时候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取。搞财产清查和收入管控，将开封城的商户都逼破产，是得不偿失的。♦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说一说《扬州十日记》的真伪。《扬州十日记》记载了清军入关对扬州民众的残酷屠戮。该书全文约八千字。作者王秀楚当时身在扬州（有说法称他是史可法的幕僚），亲身经历了这一惨剧，遂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了南明弘光元年（1645）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五的所见所闻。因日记共十天，故名《扬州十日记》。关于大屠杀的记载，主要集中在日记的前五天。这五天字数约占到了日记字数的八成，主体内容是王秀楚与家人竭尽全力躲避屠刀却徒劳无功的悲惨经历。当大屠杀结束时，王秀楚失去了半数以上的亲人，“兄弟嫂侄妇子亲共八人，今仅存三人，其内外姨又不复论”。在整个清代，无人怀疑《扬州十日记》的真实性。该书在清代属于禁书，相当长一段时期只在民间秘密流传，并无刻本。1998年出版的《四库禁毁书丛刊》是“依据各种四库禁毁书目的著录”来做的一场典籍还原工程，其中就有《扬州十日记》。该《丛刊》收录了一份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清钞本，其面貌见下图。为了躲避文字狱，该钞本中没有留下关于抄写者的任何资料，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抄写于哪个年代。♦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说一说甲午战争前夕荒唐的“报效运动”。所谓“报效”，直白说来就是臣子向君王送钱送物。甲午战争前夕之所以会有“报效运动”，是因为1894年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之年。为了营造一种普天同庆的效果，1893年7月17日，礼亲王世铎牵头上奏说，参考乾隆时代的旧例，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应该降下“天恩”，给中外大小臣工恩赐一个“祝嘏输忱共襄盛典”[1]的机会。具体来说，就是世铎等人按照朝廷内外大小官员的等级情况，制定了一份给慈禧太后送钱的标准清单，请求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恩准”。按该“报效”清单，京官们共需给慈禧太后进呈白银26.39万两。具体包括：（1）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共银四万三千六百两。（2）宗人府、内阁、各部院寺满、汉文职各官，共银九万四千八百两。（3）侍卫处、銮仪卫、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前锋、护军、圆明园八旗、内务府三旗、健锐营、火器、领绿、步各营,满、汉武职各官，共银六万八千四百两。（4）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卫,满、汉袭荫各官，共银五万七千一百两。♦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说一说三国时代的情报机关。近期播出的以三国时代为背景的古装谍战剧《风起陇西》里，给蜀汉政权虚构了一个情报机关，叫做“司闻曹”，专职收集曹魏的军政情报；也给曹魏政权虚构了一个情报机关，叫做“间军司”，专职收集敌国的军政情报。两国之间的谍战，便围绕着这两个机构展开。电视剧的情节，自然是不必较真的。但三国时代也确实有情报机关，只不过与电视剧的情节不同，这些真实存在的情报机关，其主要职责是对内监控百官和百姓，而非对外搜集敌国情报。♦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说一说“秦始皇每天读三十万字公文”这件事情。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担任过原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的段清波先生，题为《真实的秦始皇》。文章认为“从汉承秦制以及对比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把秦定位为一个暴政的时代，其实是证据不足的”，秦始皇也被妖魔化了。在作者看来，秦始皇其实是一个极度勤政的好皇帝：“通过对秦始皇陵的考古以及对相关文献的理解，可以做出这么一个判断。首先秦始皇是一个特别勤政的人，文献上记载，说秦始皇在工作的时候，每天要读一担书，即一担各地向他报写的报告，一担竹简重120斤，合下来是30公斤。有历史学家计算过，按照正常的书写规范格式，大概是20万字。这仅仅是他每天阅读20万字，他还要对这些各地上报的奏章做出批示、研究并作出决策，说明他的工作量很大，而且秦始皇每天不读完不睡觉。”[1]这里提到的“有历史学家计算过”，指的是先秦史学者王子今的《秦始皇的阅读速度》一文的考据。王先生在文章中，先介绍了台湾学者邢义田的研究成果——邢先生测算认为，如果《史记》按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的方式书写，每支竹（木）简写38个字，则全书130篇近53万字，共需要竹（木）简13855枚。如果是木简，其重量将达43.7-48.1

作者丨马佳秦编辑丨吴酉仁说一说北宋皇帝的“御赐阵图癖”。这种癖好最早始于宋太宗。其兄宋太祖赵匡胤戎马出身，知道战场形势多变，遥控指挥无法及时应对，须给予前线将领相当程度的自主决策权，故基本不干这种事。如赵匡胤命曹彬担任主帅进攻南唐时，不但没有赐授阵图，还赋予了曹彬处分包括副帅潘美在内所有将校的权力。现存史料中，可以说完全找不到宋太祖向前线将领赐阵图的记载。宋太宗则不然。按常理来说，宋太宗缺乏战争指挥经验，本应更加倚重将领的专业素养，减少对前线指挥的干预。事实却恰好相反，宋太宗极为喜欢干预前线指挥，干预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向前线将领“赐阵图”，也就是将自己制作好的作战阵型交给前线将领，命他们与敌军交战时须依指示排兵布阵。据史料记载，最晚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就已经开始玩“以阵图授诸将”的游戏。到雍熙四年（987），这场游戏达到了巅峰，其标志性事件是宋太宗制作出了一张空前绝后的“平戎万全阵图”。他将潘美、田重进、崔翰等将领召来，“亲授以进退攻击之略”，搞了一次规模庞大的纸上谈兵。所谓“平戎万全阵图”，顾名思义是要用来对付辽国军队。《武经总要》里记载有该阵图的样式，如下图所示：♦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忽然想起唐宋时代的几则历史故事。第一则发生在唐宪宗时代。河南洛阳人卢坦被任命为宣歙观察使，也就是去宣州、歙州等地（皆在今安徽境内）做最高行政长官。卢坦到任后，发现当地正深陷在因旱灾带来的饥荒之中，粮价不断上涨，许多百姓吃不上饭。有人大声疾呼，要新任行政长官采取措施抑制粮价。卢坦拒绝这样做。理由是“宣州地狭谷不足，皆他州来。若制其价则商不来矣。价虽贱则无谷奈何？”——宣州是耕地有限产粮不足之地，吃饭问题主要靠周边地区的粮食输入；如果官府实施了抑制粮价的政策，那周边地区的粮商就会裹足不前。没有粮食进来，粮价再低又有何用呢？百姓的日子只会更苦。卢坦的判断是对的。“后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于市以平其价，人赖以生”，当宣歙地区的米价上涨到两百文铜钱一斗时，周边地区的粮商蜂拥而至。粮食总体量上来后，卢坦再借用军粮对市场实施刺激，米价很快便落了下去。王夫之后来在《读通鉴论》里评价说，如果卢坦为了邀取个人名声，响应民意呼吁做了强制管控粮价的事情，便相当于“拒商贩于千里之外”，只会给本地那些坐拥大批粮食的“豪民”提供发灾难财的好机会。市场被摧毁后，这些豪民可以“挟持人之死命以坐收踊贵之利”，结果将是更多的百姓被饿死。卢坦不追求虚名，是宣歙百姓的幸运。♦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忽然想起晚清的天花与牛痘。众所周知，天花是一种曾让人类极为头疼的传染病。最早的预防办法是“人痘接种术”，简单说来就是从天花病患者身上的脓包里抽取“痘浆”，然后用小刀之类的工具移拭到接种者的皮肤上，也有做法是先抽取浆苗，待其干燥后再吹入接种者的鼻子。目的都是为了让接种者产生免疫力。大约在宋朝时，中国已有关于“人痘接种术”的记载。至明清两代，种人痘术已流传颇广，给人种痘的医生有个专门的称呼“痘师”。据说在康熙年间，俄罗斯还曾派人来华专门学习“痘医”。♦

Schulz）。舒尔茨生于1909年，是占领塞尔维亚的德军第714步兵师的一名普通士兵。1941年7月20日，在位于贝尔格莱德东南一个叫做斯梅代雷夫斯卡·帕兰卡（Smederevska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说一说唐玄宗的“改年为载”。自秦汉时代至今，中国人始终以“年”来总括十二个月的四季循环，帝制时代用的是年号，如建安三年、洪武十年、康熙二十年之类；帝制崩溃后与世界接轨，用的是公元纪年。这当中的例外，是唐玄宗在天宝三年正月突然宣布：自该年起，唐王朝弃年用载，天宝某年统统改为天宝某载。上千年的用法，唐玄宗说改就改。如此这般折腾的原因，唐玄宗委婉地写在了诏书里。内中说：“（朕）未明求衣，日昃忘食，励精为理，思致離和。历观载籍，详求前制。而唐虞之际，焕乎可述，用是钦若旧典，以协惟新，可改天宝三年为载。”——意思是：朕这些年来，天没亮就穿衣起床，太阳要落山了还顾不上吃饭，废寝忘食兢兢业业，只为励精图治。朕翻遍了典籍，详细参考前代的治国经验，觉得上古唐虞时代（即尧舜时代）是最棒的。所以，为了向唐虞时代的尧舜学习，朕决定此后不再用“年”，天宝三年改称天宝三载。为什么向尧舜学习，就要将年改成载？因为按古书《尔雅》的说法，“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一岁两岁是夏朝的用法，一祀两祀是商朝的用法，一年两年是周朝的用法。一载两载，据说是尧舜时代的用法。♦

Immerwahr）。1915年5月1日晚，这位女科学家在位于柏林郊区的自家花园里，用丈夫的手枪终结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对她的丈夫弗里茨·哈伯（Fritz

Hoyer），德英双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研究方向为现代德国历史。推荐阅读杀害数百万犹太人之事为何会发生在德国？甲午年，媒体造了个巨大的「信息茧房」乌克兰独立后与俄罗斯的恩怨及内部问题

英里以内的地方，步行一天便能到达海岸。早期的希腊人住在数百个相互独立的小型自治社区里，周围环境决定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希腊半岛和群岛上的可耕地大多被山脉、海洋，或是山脉加海洋隔开。希腊有不下

1814-1871》，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374页。推荐阅读六十年前，瓦西里·阿尔希波夫拯救了世界乌克兰史学者：乌独立后与俄罗斯的恩怨及内部问题

Fokin）寻求一份明确的指示：“上将同志，我们不清楚如何使用核武器。我们应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使用它？”但他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当时装备在B-59潜艇上的那颗核鱼雷，其15公斤的爆炸当量接近

年秋，反对派领袖亚历山大·莫罗兹公开了库奇马的一名卫士在其办公室取得的秘密录音，让库奇马走上了下坡路。这份录音记录了库奇马与地方官员之间的交易、他的受贿行为和他压制反对派媒体的企图。录音中提到了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最近看到一种赞颂秦始皇的流行说法：“秦始皇给了女性一项特权：‘夫为寄豭，杀之无罪。’意思就是说：丈夫如果去别家女子那里厮混的话，那么妻子有权杀之，并且无罪。不得不说，这条法律实在是太先进了。”《史记·秦始皇本纪》里，确实记载有“夫为寄豭，杀之无罪”这样一句话。当时，秦始皇带着丞相李斯、儿子胡亥等人，浩浩荡荡巡行天下，来到会稽，搞了一场刻石歌颂秦德的活动，也就是将经由秦始皇亲自审定、歌颂秦帝国与秦始皇本人的文章刻在石头上。他希望这些颂词能永恒地流传下去，能让每一代天下人都看到（之前在之罘与琅琊等地，秦始皇也干了相同的事情）。会稽刻石的颂文里，便有“夫为寄豭，杀之无罪”这八个字。♦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说一说蜀汉政权“国不置史”的问题。此说见于《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末尾的评语。陈寿说，诸葛亮治蜀有方，但也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刘备章武三年去世，刘禅即位，当年就改元建兴，这不符合“逾年改元”的礼数。另一个例子就是：“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这句话的后半段容易理解，意思是蜀汉政权历史人物的许多行为事迹都遗失了，与蜀汉政权有关的许多灾异天象也没有记录下来。需要揣摩的是前半句“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这八个字，究竟是在说蜀汉政权没有设置史官？还是在说蜀汉政权没有修史、没有留下档案材料？答案恐怕是后者。♦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说一说文景之治与“三十税一”。关于二者的关系，常见表述是：“汉文帝和汉景帝注重农业生产，提倡以农为本，要求各级官吏关心农桑，并进一步减轻赋税和徭役，把田赋降到了三十税一。文帝和景帝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废除了一些严刑峻法……这一时期的统治局面，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这类表述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三十税一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百姓们在文景时代可以过上较为轻松的生活。这是一种误解。♦

年的光景。科潘丘陵人口最多时约占全科潘人口的41%，然后这一占比逐渐减少，最后人口又集中在河谷土地。人口从丘陵回流到河谷的原因为何？科学家对谷底建筑的地基进行考古挖掘，发现这里的土壤在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有一段记载称：建安五年底，曹操在官渡击败袁绍，袁军退回了黄河北岸，曹军“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这当中有一批缴获的资料，乃是“许下及军中人书”，也就是曹操阵营的文武官员写给袁绍的书信，曹操的解决办法是“皆焚之”。据裴松之注引的《魏氏春秋》（东晋人孙盛撰），曹操在焚毁这批书信时，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袁绍曾经那么强大，连我自己都没有保全性命的把握，何况众人呢？给袁绍写信留后路可以理解。故此将信全烧了，不再追究。此事常被用来赞誉曹操，说他有雄略之主的气质，有容人的政治家风度。但在裴松之注引的另一部史书《魏略》里，此事还有一段后续：“太祖北拒袁绍，时远近无不私遗笺记，通意于绍者。（赵）俨与领阳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俨为陈绍必败意，通乃止。及绍破走，太祖使人搜阅绍记室，惟不见通书疏，阴知俨必为之计，乃曰：‘此必赵伯然也。’”《魏略》是一本私撰巨著，共计五十卷，专记曹魏史实。作者鱼豢做过曹魏的郎中，可谓当代人记当代事。按《魏略》的记载，曹操虽然当众焚毁了本阵营文武官员与袁绍的往来信函，私下却整理了黑名单——正因为整理了黑名单，才会对没搜出李通与袁绍的书信往来感到惊讶。♦

活动介绍黄鹤楼头，秦淮河畔，大雁塔下，赤壁泛舟……我们在许多许多的地方拍照打卡，某种意义上，是让今天的我们，与千年前的历史建立联结。所以，以穿越为名，我们发出邀请——寻找街角历史家。小区花园里的残碑、某位历史人物的居所、跨越时空的家庭账本、故乡村庄里的老戏台、某次战争的发生地……你自己身边的历史，或者你在行走中见证的历史，不妨记录下来，讲给所有人听？你的家乡又有哪些奇妙的历史穿越点？过年返乡期间抓紧机会记录分享，还能瓜分大奖。腾讯新闻将为优秀的讲述者提供高优推荐和最高单条3000元的奖励金。优秀作品还有机会登上腾讯新闻《短史记》《谷雨影像》栏目，创作者亦有可能成为栏目常驻作者，并获邀参与主题沙龙活动。活动时间投稿时间：即日起至2022年3月2日结果公布：2022年3月10日创作方向参考1.历史事件发生地。如“鸿门宴”的所在地。实地重走+历史解说。2.历史遗迹及其细节。如某个古墓的现状、“冷宫”的真实情状，结合史料做介绍。3.文物探访。如拍摄郑和宝船的复原品，古人的真实衣物。4.身边的历史。如跨越时空的家庭账本，祖父、父亲、兄长读过的课本。老雕塑、老建筑、老相片等，皆属于此类。总而言之，选题可以从四个维度入手：回归历史现场、回归历史细节、回归历史原貌、回归身边的历史。投稿要求1.内容形式：制作60秒以上的原创视频，或1500字以上的原创图文。图文至少有1张以上高清原创图片。不接受纯文字内容。不接受搬运或抄袭内容。2.作品需与主题相关，内容制作完整。最好有真人出镜，并点出具体的地点，便于查证。视频或图文内无其他平台LOGO水印。3.投稿内容必须勾选参与“寻找街角历史家”活动。4.平台将根据综合数据及内容质量最终确定奖励金获得者。评奖规则1.金牌街角历史家：1名。获得奖励金3000元。2.优秀街角历史家：2名。各获得奖励金1500元。3.潜力街角历史家：5名。各获得奖励金500元。4.特别奖项：【关心】大奖。此项奖励给予首次发现某不为人知的古迹、或首次找到经过历史学专家认可的历史材料、或首次经过亲自考证证实某个历史谜题、或首次亲手复原某种老物件的制作过程……这一奖项无保底奖励人数，也无上限奖励。符合某一【首次】条件并经过专家确证认可的，可获得奖励金5000+。5.参与奖：10名。各送出腾讯QQ虎年特制礼盒一份。6、以上奖项不可叠加。参与方式①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说一说宋育仁在甲午年的“奇袭日本本土计划”。宋是四川人，生于1857年，卒于1931年，是光绪十二年（1886）的进士，1894年被派往英国，担任清廷驻英使馆二等参赞。宋抵达伦敦，是该年旧历五月。稍后，中日甲午之战便爆发了。甫闻中日战事爆发，宋便自伦敦上书军机大臣翁同龢与孙毓汶，提出过一套御敌主张。稍后，听闻日军兵锋已进逼鸭绿江，宋又给在南书房工作、有机会与皇帝日常接触的张百熙写信，希望张想办法将自己从伦敦召回京城，以便更迅捷地向朝廷贡献自己的御敌之策。友人王闿运说，宋是一个性格“狷介”之人，“有忧生之嗟，忤时之虑，多所谋画，视人太高”。就宋在甲午年的忧思与行动而言，这个评价可谓中肯。◆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说一说“慈禧让人跪着开车”这个传言。此说流传甚广，基本情节是：“1902年，袁世凯为了讨好慈禧，给她送了一辆小汽车。不料，慈禧仅坐了一次便弃之不用了。原来，汽车解决不了尊卑问题，慈禧太后发现原来的马车夫孙富龄成了汽车司机，不仅坐着还坐在了自己的前面，心里非常恼火，当即责令他跪着开车。孙富龄只能奉懿旨跪着开车，但手不能代替脚踩油门和刹车，险些酿成大祸，这可吓坏了当时的王公大臣，他们纷纷下跪祈求慈禧太后不要冒这个险。因为不能容忍司机坐前面开车，慈禧对汽车失去了兴趣，这辆车被长期弃置。”♦

作者丨林屋公子编辑丨吴酉仁古代诗词中，经常会出现“吴钩”一词。李贺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辛弃疾说“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样看，“吴钩”应该就是一种兵器了。《封神演义》说得更明显：“木吒背上宝剑两口，名曰：‘吴钩’，此剑乃‘干将’‘镆耶’之流，分有雌雄。”那么，吴钩就是一对宝剑。宝剑为何会被叫“钩”？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说一说安史之乱前，唐朝百姓的逃亡藏匿问题。“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这是唐朝人杜佑在其著作《通典》中写的一段话。大意是：本朝从唐高祖李渊时代算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太平时光持续了138年，本该是一个人口盛世，结果统计在册的户口，却只堪堪与隋朝相近。究其原因，全是因为负责户口统计的各级部门不好好工作，不按朝廷法令行事，导致许多户口隐匿漏算。究竟有多少唐朝百姓隐匿了户口呢？杜佑的估计是：“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才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于西汉，约计天下编户合逾元始之间，名籍所少三百余万。”“自贞观以后，加五百九十万，其时天下户都有八百九十余万也。汉武黩兵，人户减半，末年追悔，方息征伐。其后至平帝元始二年，经七十余载，有户千二百二十余万。大唐百三十余年中，虽时起兵戎，都不至减耗，而浮浪日众，版图不收。若比量汉时，实合有加数，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杜佑这两段话，提供了推算方式，也提供了推算结论。♦

作者丨隋林编辑丨吴酉仁说一说晚清海军的人才培养问题。人才培养是海军建设至关重要的一环。所以，自1860年代开始，清廷先后设立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旅顺口鱼雷学堂、海军枪炮学堂、天津海军西医学堂等学校。英国海军军官寿尔访问过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一所让学生“在上教练舰以前在这里学习数学和航海术”的学校。寿尔到校那天，见到了大约五十名学生，分作两班：“第一班在作代数作业，简单的方程式，第二班正在一位本校训练出来的教师的指导下，研习欧几里几何学。两班都用英文进行教学。”寿尔说，他翻阅了学生们抄写例题的课本，“它们的整洁给我很深刻的印象”。让寿尔不满意的，是这所培养海军人才的学校，居然没有设置体育课程。他说：“从智力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这自然是由抚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来说，在佛龛里呆着，要比在海上作警戒工作更适合他们的脾胃。”这些人毕业后，将有机会成为海军的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和炮位人员。但没有体育课程，未接受过严格的体能训练，他们算不上是合格的军人。♦

作者丨马佳秦编辑丨吴酉仁说一说“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这个事情。对多数中国人而言，“李白生于碎叶”之说，乃是一项文史常识。不过，该常识被传播开来的时间很短，是最近半个世纪才发生的事情——1971年，郭沫若出版《李白与杜甫》一书，书中第一章第一节称“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之后，此说进入历史教科书、文学史专著和各种辞典之中，遂成为一种影响力极大的说法。♦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说一说“海瑞饿死亲生女儿”这件事。此事流传甚广，坊间常见的说法是：某日，海瑞见到五岁小女在吃糕饼，遂问她糕饼是谁给的。女儿回答“僮某”。海瑞大怒，训斥道：“女子怎可随便接受男仆的糕饼！你不是我女儿，除非你能饿死，才能算我女儿。”小女自此便不再饮食，家人千方百计劝说也无效，七天后终于饿死了。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姚士麟（字叔祥）的《见只编》。姚是明末浙江海盐人，生卒年不详。《海盐县志》说他与胡震亨（1569-1645）同学，可大致推断他成年之时海瑞（1514-1587）已经去世，二人当无交集。关于“海瑞杀女”之事，《见只编》里如此写道：“海忠介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此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谓非忠介不生此女”。这段记载，便是坊间流传的海瑞杀女故事的源头。后来又被清初学者周亮工（1612-1672）载入其著作《书影》之中。晚清学者俞樾（1821-1907）没能读到《见只编》的记载，遂将周亮工的《书影》当成了“海瑞杀女”之说的源头。♦

作者丨刘子健编辑丨吴酉仁今年是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和行动，远远超出法律和政府政策的变革，实际指向了制度变革。“役法（职役）改革”便是一个值得分析的个案。一、变法之前役法沉重，百姓不敢求富职役经常被误解成力役/

孙述宇著，后浪出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1年出版，已获出品方授权。原文较长，有删减。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这两天文史圈最大的新闻，是汉文帝刘恒的霸陵被找到了。今天的短史记，简单说一说汉文帝这个人。公元前180年，在吕后尸骨未寒的情况下，以周勃和陈平为首的军功集团，联合刘姓诸侯王势力，猝然发动政变，血洗了吕氏家族，以相国吕产为首的诸吕被集体诛杀。次年，即公元前179年，军功集团迎接代王刘恒入京，奉之为帝，史称汉文帝。刘恒是汉高帝刘邦的第四个儿字。此前为了躲避吕后的迫害，一直刻意隐匿自己的存在感。政变之后立何人为帝，当时有很多选择。齐王刘襄是刘邦的长孙，参与了诛吕政变；淮南王刘长是刘邦的小儿子，也有资格。但齐王刘襄与淮南王刘长皆拥有力量不俗的外戚，这让刚刚血洗了吕氏的军功集团颇为犹豫。最后由周勃与陈平联合提名，迎立存在感很低的代王刘恒继承帝位，理由是“代王乃高帝活着的儿子中年纪最长者（高帝八子，当时只有刘恒与刘长在世），素来仁孝宽厚；太后薄氏家族也素来谨良”——所谓“谨良”，实际上是指薄氏家族势力薄弱，不足以对军功集团构成威胁。周勃、陈平等人自以为此举得计，殊不知他们选中的代王刘恒，是一个比齐王刘襄、淮南王刘长更危险的人物。军功集团迎回了自己的掘墓人。♦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说一说清末最有名的假照片事件。此事发生在袁世凯与岑春煊身上，时间是1907年。当时朝中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是瞿鸿禨与岑春煊，另一派是庆亲王奕劻与袁世凯。两派互相对抗，都想要将对方逐出中枢。据岑春煊自述，他入京的核心目的，就是要扳倒奕劻与袁世凯。在被慈禧召见时，他便明言：“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皆由庆亲王奕劻贪庸误国，引用非人”，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奕劻和奕劻所倚重的袁世凯。岑还宣称，正因为中枢里有奕劻与袁世凯这类人物，所以太后的真改革才会执行不下去，被他们弄成了假改革，政治“不惟不能刷新，反较从前更加腐败”。为了扳倒庆、袁，岑甚至对慈禧说出了“欲留在都中为皇太后、皇上作一看家恶犬”这样的话。岑的这些话打动了慈禧，被留在京城，获授邮传部尚书之职。甫一上任，岑就驱逐了与庆亲王关系密切的邮传部侍郎朱宝奎。①庆亲王与袁世凯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于是就发生了针对岑春煊的假照片事件——常见描述里，其大致情节是：康有为与梁启超在戊戌维新期间策划过“围园杀后”，欲置慈禧于死地。袁世凯也知道慈禧平生最恨康、梁。于是他暗地里搜罗到岑春煊的照片，将之与康、梁的照片合成为一张（另有说法称合成照里还有康党中人麦孟华），背景地则是上海的《时报》馆。该馆正是康党出资所办。慈禧被假照片欺骗，认为岑春煊有勾结康党作乱的嫌疑，遂将其逐出了朝堂。♦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说一说“袁世凯1906年被人拿枪指着脑袋”这件事。《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收录有民国人张国淦的《北洋军阀的起源》一文。文中载有一封袁世凯致其兄长袁世勋的书信。里面提到，1906年清廷启动官制改革时，醇亲王载沣针对袁世凯掏出了手枪。书信原文如下：“本月初六奉诏入京，在政务处共议立宪，弟主张立宪必先改组责任内阁，设立总理，举办选举，分建上下议院，则君主端拱于上，可不劳而治。不料醇王大起反对，不辨是非，出口谩骂。弟云：‘此乃君主立宪国之法制，非余信心妄议也。’振贝子亦云，他曾出洋考察立宪国，政治井然，皆由内阁负责任所致。醇王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射放，幸其邸中长史深恐肇祸，紧随其后，见其袖出手枪，即夺去云。就此罢议而散。弟即匆匆反津。”①按这封家书的描述，袁世凯与醇亲王载沣等人在政务处商议改革事务，袁世凯主张设立责任内阁，实际上是要分割皇帝的权力，即所谓的让“君主端拱于上”。载沣则持激烈的反对意见。二人争论到激烈处，载沣恼羞成怒拔出手枪，想要直接给袁世凯一击。好在载沣被人拉住，袁也在冲突过后匆匆离开京城返回了自己的老巢天津。♦

作者丨陶晋生编辑丨吴酉仁关于北宋灭亡，历代反思甚多。本文主要集中于梳理北宋在处理辽、金关系时的种种失误。一、联金灭辽的成功很侥幸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九月，郑允中、宦官童贯使辽，有燕人马植见童贯，说辽朝必亡，可以联女真取燕地，得到童贯的赏识。政和五年（1115），马植从辽境归宋，更名李良嗣，献策联金灭辽。徽宗召见，赐李良嗣姓赵。当时太宰郑居中反对联女真的策略，谴责太师蔡京不守宋辽两国和约。蔡京把责任推给徽宗：“上意已决，岂可沮乎？”郑居中怒道：“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公实使之，未知公异日如何也！”政和七年（1117）秋，辽人高药师自海道至登州，报告女真已经占领大半辽地。次年五月，童贯上平燕策。八月，宋廷派人出使金国。十二月，完颜阿骨打派人带国书及礼物前来宋廷。宣和二年（1120）三月，宋廷派人约阿骨打夹攻辽。阿骨打对宋使说：“契丹无道，我已杀败，应系契丹州域，全是我家田地。为感南朝皇帝好意，及燕京本是汉地，特许燕云与南朝。”阿骨打要求岁币五十万。此外，双方约定夹攻辽朝，宋军攻燕京，金军自平州松林往古北口，若不能做到，则难依约执行。同时，双方出兵，以古北松亭及平州东榆关为界，以免两军相见，引起冲突。七月，阿骨打又派使者带国书至宋廷，许诺将燕地让与宋朝，要求宋廷将输辽的岁币转给金人，不可对辽许和，并须依约夹攻，否则不能执行原约。宣和四年（1122）年初，金军攻占辽中京。辽天祚帝逃往西京。耶律淳在燕京自立为帝。四月，金军取西京，天祚帝西奔西夏。童贯派人入燕京招降失败。耶律淳命人拿出宋真宗、宋仁宗画像，责备宋人违约，但愿意为宋朝藩属。童贯因与女真有约，不可与辽和，命宋军攻打燕京，但被辽军打败。稍后，辽涿州守将郭药师率常胜军精兵八千降宋。宋军占领了涿、易两州。此时宋廷的政策是：如宋军乘胜入燕京，即不让金军入关；如不能取燕，则请金人入关。多次出使金国的马扩认为不可让金人入关，而赵良嗣认为宋没有能力取燕，主张以岁币诱金人替宋取燕京。十月下旬，童贯命宋军再攻燕，再败。十二月，金国完颜阿骨打攻燕。燕京辽国君臣逃亡，守臣开门投降。宣和五年（1123），宋金两国签订条约。金人让燕京及六州地，宋人基本上将输辽的岁币转交金国，另加燕京代税钱，其他条文与宋辽誓书大致相同。誓书还约定不许“密约间谍，诱扰边人”。同年四月，童贯、蔡攸领军入燕京。汴京朝野大肆庆祝，认为太祖、太宗没有达成的目标，如今已达到。联金灭辽的外交，至此告一段落。宋与金合力夹攻辽朝，宋完全没有功劳，却仍然得到燕京和六州，这是宋自开国以来从未获得的巨大成就。不过，没有建功而获得利益，是相当侥幸的事。而且宋人看到金人的军事力量，也应当反省检讨，自此努力充实军备，完善国防设施。尤其重要的是，对金的平等条约得来不易，宋应该像列祖列宗对辽朝一样对金绝对谨守誓言，尊重两国间的和平关系。但宋徽宗没有做到这一点。♦

日，各王公大臣官绅的宅邸中所有银库及各式珍宝均被洗劫一空，而且宅邸本身也被霸占。只有恭亲王府和庆亲王府安然无恙。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御史蒋式瑆弹劾庆亲王，说他将个人财产120

年，它穿过北大西洋，抵达冰岛和格陵兰，摧毁了那里日渐没落的维京人定居点。两年后，它又来到了俄国。疾病造成的死亡非常迅速。经历过佛罗伦萨黑死病爆发的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说一说甲午战争前后的电报问题。众所周知，甲午之战及马关议和的困窘，皆与清廷电报泄密有直接关系。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回忆录《蹇蹇录》里，便披露了汪凤藻（清廷驻日公使）、李鸿章（北洋统帅、赴日和谈代表）与总理衙门之间的诸多往来密电。陆奥宗光写成《蹇蹇录》一书的时间，是1895年底，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此时的清廷，绝无可能对外界公布与战争、和谈有关的密电。陆奥宗光能够看到清廷的内部密电，只能说明这些密电已经泄露了。♦

作者丨崔铭编辑丨吴酉仁一、乞斩臣宣德门外北宋熙宁七年（1074）三月二十六日，一封紧急密报，经快马递送到银台司。（银台司负责接收全国奏状、案牍，抄写条目经通进司上送皇帝，及发付有关部门，督促及时处理。）午后，宋神宗收到密报，打开一看，是一幅《流民图》和一封奏状。《流民图》的背景是汴京城安上门外！只见图中风沙霾曀，成群的灾民，扶老携幼，塞满大道。有的挖野草、剥树皮，掺一点米糠、麦麸，聊以裹腹；有的披枷带锁，拆屋卖房，偿付官债……个个瘦骨嶙峋，愁容满面，衣衫褴褛。神宗大惊失色，连忙翻开奏状，几乎字字椎心：臣伏睹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于今，经春不雨，麦苗枯焦，黍粟麻豆，粒不及种。旬日以来，街市米价暴贵，群情忧惶，十九惧死……天下之民，质妻卖儿，流离逃散；斩桑伐枣，拆坏庐舍，而卖于城市，输官籴粟，遑遑不给……谨以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文章指出，汴京安上门在天子脚下，百姓生活已如此艰难，令人咨嗟涕泣，“而况数千里之外，有甚于此者哉”？造成这一悲惨现实的根本原因，“皆由中外之臣，辅相陛下不以道”，施政不以“爱养黎庶”“人人富寿”为旨归，而以“充满府库，盈溢仓廪，终以富衍强大胜天下”为目标。文章抨击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劓割（残害）生民”；指责台谏“不敢言事”；痛斥其余辅弼之臣“皆贪猥近利”之人；批评神宗“以爵禄驾驭天下忠贤”。并大声疾呼：“臣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诸有司敛掠不道之政，一切罢去。”最后，作者慨然表示：“如陛下观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谩天之罪！”上书人是监汴京安上门郑侠。（监门：监当官名，负责守门或收门税。安上门，是汴京西南城门）♦

老师您好，我是一名初一历史老师。在讲夏商周的更替时，教材上说是禹建立夏王朝，但读到这段文字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启建立的。有的学生提出来也说应该是启。怎么理解教科书的这个逻辑？谢谢。作者丨林汣琰编辑丨吴酉仁先补充一下信息。提问所附图片，来自初中历史教材七年级上册，2016年第1版，2021年7月第6次印刷。也就是说，这是目前正在使用的最新版。再扼要介绍一下源流。“禹建立了夏朝”这种说法正式进入人教版教科书，是在2001年。下图截取自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2001年6月第1版）。右侧的两处内文截图，分别来自该教材的第15页与第18页。一处称“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朝”，一处称“禹死后，启继承父位，成为夏朝第二代国王”。可见，当时的教材已将禹确定为夏朝的开国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