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名纳粹士兵没有开枪 | 短史记

作者丨 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忽然想起二战中的德国士兵约瑟夫·舒尔茨（Josef Schulz）。

舒尔茨生于1909年，是占领塞尔维亚的德军第714步兵师的一名普通士兵。1941年7月20日，在位于贝尔格莱德东南一个叫做斯梅代雷夫斯卡·帕兰卡（Smederevska Palanka）的小镇，德军行刑队处决了16名涉嫌同情和支持游击队的当地人；前一天，这支德军刚刚与游击队有过交锋。

德军对南斯拉夫的入侵发生在该年四月，仅用十余天就迫使当局签订了投降协定。随之而来的是针对抵抗者的屠杀。仅截至1942年12月，德军便屠杀了约2-3万名塞尔维亚人。这场处决，只是这场大屠杀中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

没人知道当天具体发生了什么。

有传言称，舒尔茨被选中成为了行刑队的一员。还有传言说，战争结束后，当地政府挖掘遇难者遗体重新安置，发现了一具身着德军军服的遗体，可惜发掘者没有在意，将能够证明遗体身份的东西弄丢了。然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西德刊物Neue Illustrierte与Quick先后刊登了一张日期为1941年7月20日的照片（见下图）。照片显示，德军行刑队正要对一群被蒙上了双眼的民众执行枪决，其中还有一名没有头盔与腰带的德军士兵，正面向受害者队伍站立。提供者称，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德军摄影师，拍摄地点正是塞尔维亚的帕兰卡。再然后，有人宣称认出了照片中这名没带头盔与腰带的士兵，说他正是约瑟夫·舒尔茨；还有人找到了他的兄长沃尔特·舒尔茨（Walter Schulz）。沃尔特说，照片里的人确实是他的弟弟。

这些杂乱的信息交织在一起，催生出了这样一个故事：士兵约瑟夫·舒尔茨虽身在纳粹军队之中，却未全然泯灭内心的正义。得知须参与针对16名塞尔维亚人的屠杀后，他放下枪脱下头盔，向上级明确表示拒绝：“不，我不能开枪，这些人是无辜的”。于是，丧心病狂的纳粹军队将他与16名塞尔维亚人一起杀害，然后草草埋葬在了一起。

人们很愿意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愿意相信即便是在纳粹统治时期，也仍有人留存着人性的光辉，能够坚守住自己的良心，不去随波逐流作恶。所以，这个史料证据非常薄弱的故事很快便在南斯拉夫流传开来。1973年，南斯拉夫人拍摄一部十三分钟时长的小电影《约瑟夫·舒尔茨》，在荧幕上再现了他们愿意相信的这个故事。1980年代，他们又在屠杀的发生地树立起了纪念碑。

遗憾的是，德国的史料档案并不支持这个温暖人心的故事。

位于路德维希堡、负责调查纳粹统治期间所犯罪行的机构“侦办国家社会主义犯罪案件办公室”，在1972年的一份报告里否定了约瑟夫·舒尔茨的故事——尽管这样的故事有助于减轻普通德国人在战后的负罪感。他们说，根据官方档案，约瑟夫·舒尔茨死于1941年的7月19日，也就是那次屠杀发生的前一天，他的死因是与游击队交战。7月20日凌晨两点，当地军队向陆军指挥部提供了约瑟夫·舒尔茨阵亡的消息，该消息随后被传递给了他的亲属。此外，沃尔特·舒尔茨对照片的辨认也不能作准，与约瑟夫·舒尔茨同部队的一些幸存者有不同意见，他们说，照片中不戴头盔的那个士兵并不是舒尔茨。

究竟是被游击队击毙的入侵者，还是不愿参与屠杀的良知英雄？舒尔茨的故事陷入了迷雾之中。历史研究者的立场是“基于史料能够相信什么”，一些民众的立场是“基于现实愿意相信什么”。所以，即便德国方面给出了令人失望的史料档案，也还有许多人愿意相信舒尔茨是一位英雄。他们辩护说：处决了舒尔茨之后，前线德军很快就意识到了这种做法不妥当，会严重影响士气，所以他们在向上级部门汇报时撒了谎，说舒尔茨死于对游击队的作战。

1981年，西德驻南斯拉夫大使霍斯特·格拉伯特（Horst Grabert）参加了纪念舒尔茨的活动——尽管事先他已经收到了路德维希堡提供的档案，知道此事存在争议。格拉伯特解释说，自己选择出席是不愿挑战当地人的“愿意相信”。人们希望在黑暗时代里仍有人坚守良心不去作恶，这种希望应该得到尊重。

关于舒尔茨，最新的研究成果，是《法兰克福汇报》记者迈克尔·马滕斯（Michael Martens）2011年出版的《搜寻英雄：不想杀人的士兵的故事》（Heldensuche: Die Geschichte des Soldaten）一书。马滕斯在书中说，经过多年的史料收集和访问调查，他相信真正的舒尔茨是死于游击队的子弹，那个拒绝开枪作恶的士兵舒尔茨只是后世的建构。

他还说，这种建构反映了人们在回看纳粹那些惨不忍睹的极端暴行时，亟欲获得安慰的渴望——当年主持占领塞尔维亚的纳粹将领弗朗茨·伯梅（Franz Böhme）曾说过：每有一名德国士兵或德国人被杀死，他就要枪杀一百名塞尔维亚人质作为报复。可见其残暴程度。

人们支持舒尔茨的英雄故事，是因为人们需要从这样的故事里得到安慰和救赎，得到继续相信现实世界的力量。所以无独有偶，在荷兰也流传着一个情节高度相似的故事：1945年3月，荷兰的警察与党卫军部队指挥官劳特（Hanns Rauter）遭到游击部队伏击后身受重伤，纳粹随后启动报复，枪杀了116名人质，其中一名叫做赫尔穆特·塞法兹（Oberwachtmeister Helmut Seijffards）的警察，因拒绝参与屠杀行动而遭党卫军处决。

其实，舒尔茨的故事是假的，也是真的。假，指这个故事本身缺乏史料支撑；真，则是指依据史料记载，确有一些纳粹士兵曾拒绝参与屠杀。

比如1942年7月13日在波兰发生的“约瑟夫乌大屠杀”（针对上千名犹太老人、妇女与儿童）中，纳粹后备警察一0一营的500名成员中，就有12人拒绝开枪。其中，38岁的海因茨·布赫曼（Heinz Buchmann）第一时间向上级军官表态，自己“绝不会参与一场枪杀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的行动”。四十岁的汉斯·戴托曼（Hans Dettelmann）被编入行刑队，在执行第一轮行刑时，因“无法对着犯人开枪”而离开，他以“性格非常脆弱”为由要求退出，得到了上级军官的同意。还有人故意“没离开下车点，一直在那里忙东忙西，……根本不打算去行刑点对者犯人开枪”。

此外，还有四十余名警察在屠杀过程中以各种理由离开，如瓦尔特·尼豪斯（Walter Niehaus）在被迫开完第一枪、射杀了一名老年犹太妇女后“精神就垮了”，以身心崩溃为由退出了行刑队。

遗憾的是，档案里的这类记载，远不如舒尔茨的虚构故事受欢迎。真实的纳粹警察虽然拒绝开枪，但他们无须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行为的内核里有勇敢的元素，但外在的表现形式更接近怯懦。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这不是英雄坚守内心道德律毫不动摇的壮举，而是普通人在兽性时代力求保住一点残存人性的挣扎。在这种故事里，人们看到的是自己，而非横空出世的救赎，也就很难感受到抚慰。

更何况，“12人拒绝开枪”这个事实的另一面，是一0一营的绝大多数士兵都参与了屠杀。

历史学者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在他研究约瑟夫乌大屠杀的专著中说，之所以一0一营的绝大多数士兵都参与了屠杀，首先是因为“后备警察一0一营的成员，和德国社会里的其他人一样，被淹没在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宣传的洪流之中”；其次是“对群体的从众”，虽然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被指派去执行大屠杀，但相比不开枪，开枪反而是更容易的事情，因为走出队列不开枪，意味着“把‘脏活’留给了他们的战友，……相当于拒绝在一项令人不快的职责面前，拒绝承担自己的那一份。这对战友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自私的行为。没有开枪的人面临着孤立、拒绝和排斥”，而且“出列也会被视为对战友的道德谴责”，作为反制，其他战友会一致将出列不开枪视为懦夫行径。

这是很真实、也很有说服力的分析。唯一的缺陷是它不提供英雄，无法给人们带来安慰。（来源：腾讯新闻）

①https://www.tagesspiegel.de/kultur/wehrmachtsverbrechen-geisel-der-geschichte/4628452.html

②https://www.derstandard.at/story/1317018975119/sehnsucht-nach-schoenen-luegen-heldensuche---die-geschichte-vom-soldaten-der-nicht-toeten-wollte

③https://www.wienerzeitung.at/nachrichten/wissen/geschichte/387481_Der-falsche-Mythos-des-edlen-Soldaten.html

④（美）克里斯托弗·R·布朗宁：《平民如何变成屠夫？  一○一后备警察营的屠杀案真相》，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63-188页。

⑤Carl Bethke:Das Bild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es gegen Hitler In (ex-) Jugoslaw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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