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反对瑞典与芬兰加入北约的历史原因 | 短史记

作者丨昝涛   

编辑丨吴酉仁

编者按：俄乌战争期间发生了瑞典与芬兰正式申请加入北约的事件。北约成员国土耳其随后很快就表达了反对意见，理由是两国长期反对土耳其打击库尔德激进组织（如库尔德工人党）的立场。按照北约的规定，新成员要想加入，需要现有的30个成员国达成共识。为何土耳其会在北约内部发出异议？在北约这个组织里，土耳其为何会成为一种若即若离的存在？本文摘选自北大土耳其研究中心昝涛教授的著作《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或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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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一些时事热点时，历史往往是一个有价值的切入点。

土耳其似乎是西式变革最成功的现代伊斯兰国家。作为一个地理上连接欧亚大陆、文化上又具有东西方双重色彩的特殊国家，尤其是，作为一个中东大国和伊斯兰国家，土耳其较早地进行了民主化、世俗化和现代化（主要是西化），是非西方国家中较早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土耳其还是北约成员，又积极地向欧盟靠拢，以适应全球化的世界潮流。

然而，却有西方评论家多次说，土耳其不是“合格的”北约成员，而是个“兼职盟友”，甚至有人提出，是不是该把土耳其踢出北约了。这是为什么？

一、土耳其加入北约的经过

在凯末尔时代（凯末尔是近代土耳其国父，生于1881年卒于1938年），奥斯曼帝国已经崩溃瓦解，新的国家刚刚建立，土耳其外交奉行的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孤立主义政策。直到二战期间，土耳其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种政策。

二战后期，同盟国的胜利已经是可以预期的。1943 年12 月，伊诺努（凯末尔时代的二号人物，凯末尔去世后成为土耳其的国家领袖）与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开罗会晤，土耳其被警告，如果长期不参战，战后可能会被孤立，这其实也是暗示土耳其将面临苏联的威胁。不过伊诺努还是想方设法拖延对德国宣战。

1944 年，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不只是战争的结果，也包括以后的两大阵营，土耳其自然也得做长远打算。不参加二战也就罢了，但是土耳其还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问题。20 世纪20—30 年代，土耳其和苏联的关系还算不错。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让土耳其不放心，苏联对土耳其的中立也不满意，明确表示以后不会跟土耳其再续签友好条约。更不用说苏联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要求，在二战末期对土耳其东北部领土的要求，等等，都是土耳其不能接受的。土耳其感到了苏联的巨大威胁。

土耳其不可能单独去面对像苏联这样强大的对手，它自然希望美、英能支持它。所以，土耳其的选择，首先是它一定要进入战胜国的阵营，一定要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其次是在美苏两强的格局之下，它也必须有所选择。而美国对土耳其的特殊地位也有考虑，尤其是随着苏联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之后，美国于1947 年出台了杜鲁门主义，支持土耳其和希腊与苏联抗衡。土耳其政府选择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靠拢，应该说是它精打细算的结果，是一个理性的考虑。

有了这样一个倒向美国的考虑，那土耳其就得有所表现。二战时期土耳其是“投机取巧”、保持中立的国家，对二战贡献不大，所以它得从别的方面努力，比如可以肯定美国的价值观，实行某些符合这些价值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加强与美国的关系、获得美国的援助。当时，土耳其的经济状况非常困难，土耳其还申请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人派遣代表团来考察时，肯定了共和人民党的革新政策。在这之后，土耳其“一边倒”地加入了美国阵营，部分地改变了冷战的格局，因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实在太特殊，它往东、往北、往西都是苏联及其势力范围，所以，土耳其是西方的一个前沿阵地，比希腊的地理位置重要得多。土耳其也从其立场中获利很多，比如在1947—1960 年，美国对土耳其的援助总额高达30 亿美元。

土耳其不只成了冷战中的一个特殊角色。在20 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土耳其积极地参加了所谓的“联合国军”，派了很多人到朝鲜战场上去，跟中国人民志愿军正面打过仗。土耳其军队伤亡也很惨重，但这相当于是向美国纳了“投名状”。土耳其也很快就加入了北约。今天，土耳其跟美国和北约的关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有好多说法，比如土耳其是否会被北约开除，因为它跟美国和欧洲似乎长期闹得比较僵。但实际上，土耳其和西方，特别是和美国以及北约有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关系。在评价它们当下的关系时，这些是需要综合考虑的。

♦ 土耳其总理伊斯麦特·伊诺努。伊诺努在二战中奉行消极的孤立主义，直到1945年2月才匆匆对德宣战，事实上没有派出任何军队参与任何战事。

二、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

历史上深受帝俄（沙皇俄国）戕害的国家，都留有很深的“恐俄症”，土耳其亦然。

奥斯曼帝国与帝俄的多次“俄土战争”，绝大多数是土耳其人战败，他们失去了克里米亚、巴尔干和高加索的大片领土，人员损失惨重，土耳其历史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阵亡将士是在抵抗帝俄的过程中牺牲的。土耳其人长期相信，俄国的终极目标是夺取君士坦丁堡，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这种心态一直让土对俄深怀戒惧。

二战后，苏联要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军事基地，这成为土耳其倒向西方阵营、加入北约的直接原因。当然，这不是说土俄没有建立过友好关系。历史的经验是，每当土耳其和西方的关系紧张时，土耳其就会以改善与俄关系作为平衡，这是土耳其惯用的手法。

比如，在20 世纪20 年代，土耳其在凯末尔带领下进行民族独立运动期间，它面对的是协约国及其代理人的瓜分阴谋，而苏俄曾基于自身的利益支持土耳其人。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继续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从苏联得到了不少援助，这被后人称为“列宁—凯末尔同盟”。即使是以亲美著称的曼德列斯（1950-1960年任土耳其总理），在20 世纪50 年代末美土关系恶化之时，也一度转向苏联，与赫鲁晓夫达成领导人互访的意向，只是因为曼德列斯很快被军人推翻，访问才没有成行。

当然，整体看，冷战期间的土苏关系还是从属于两大阵营的格局，土耳其是美国盟友，是遏制苏联的重要前哨。

在后冷战时代，土耳其的重要战略地位消失，土俄关系缓解，双方的经贸和能源关系加强。土耳其还是俄罗斯游客的首选目的地之一，仅2014 年前往土耳其度假的俄罗斯人就有约320 万，仅次于德国游客的数量。土耳其对俄罗斯的油气资源有较大依赖，俄罗斯也需要土耳其的市场和它作为“能源过道国”的作用，尤其是在俄能源输出因乌克兰危机而受到巨大影响的情况下，土耳其就显得更为重要。

2015 年11 月，土耳其在土叙边境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24 战机，土俄关系接下来长达半年陷入低谷。不过，埃尔多安还是主动“服软”，和莫斯科改善了关系。其背景主要还是土耳其在与西方的关系上遇到了一些问题，土又需要俄罗斯以平衡其与西方的关系。在“伊斯兰国”、库尔德人等问题上，土需要俄的支持。2016 年的“7·15”未遂政变（土耳其部分军官试图推翻埃尔多安的统治）后，土俄关系走上快车道，俄罗斯在政变发生后第一时间就表达了对埃尔多安政权的支持。有一种说法是俄罗斯向埃尔多安提供了将要发生政变的紧急情报。之后，土耳其官方将击落俄战机一事归咎于领导核心在美国的“居兰恐怖主义势力”，说其意图破坏土俄关系。

2017 年，土耳其不顾美国的反对和制裁威胁，决定购买俄罗斯的S400 防空导弹系统。在西方盟友看来，土耳其此举无异于“背叛”，这至今仍是土美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2018 年4 月，土耳其与俄罗斯合作建设的土首座核电站破土动工。2018—2020 年，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土耳其溪”的两条线路先后竣工，一线为通过黑海海底向土耳其供气的管道，二线为通过土耳其向欧洲南部供气的管道。在乌克兰危机和能源价格低迷的背景下，经济上严重依赖能源输出的俄罗斯，当然需要扩大出口，减少对途经乌克兰管道的依赖。

♦ 有“土耳其国父”之称的凯末尔。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曾一度与苏联保持亲密关系。

三、土耳其对欧美不满情绪的历史与现实

土耳其是在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建立的。

历史上，奥斯曼帝国两次兵临维也纳城下，长期统治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给欧洲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是欧洲的梦魇。直到“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被彻底肢解，这一恩怨才算告一段落。

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彻底捐弃前嫌或忘记过去。欧洲人尤其是东欧人和巴尔干人长期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没有什么好印象，现在也没有大的改观。欧洲和土耳其之间，不只是经济和政治的问题，也是文化和历史记忆的问题。尤其是土耳其试图在地中海上展示力量与野心时。

在东地中海问题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中可以观察到奥斯曼帝国元素。在勘探东地中海的土耳其海军舰船中，有一艘勘探船叫“奥鲁奇·雷斯号”（Oruç Reis），这一看就是为了纪念16 世纪的第一代“巴巴罗萨”海盗奥鲁奇（Oruç）。其实，土耳其海军还有三艘潜艇是以奥鲁奇·雷斯命名的。16 世纪，奥斯曼苏丹苏莱曼大帝启用北非海盗王“巴巴罗萨”，让其做奥斯曼人的“ 海军总司令”。“巴巴罗萨”打造了奥斯曼人强大的海上力量，击败了意大利、西班牙联合舰队。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几代“巴巴罗萨”领导的奥斯曼海军在地中海不断碾压欧洲对手，称霸一时，并帮助奥斯曼人获得了对北非地区的长期控制权。

♦ 18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

除了在地中海上展示力量与野心外，土耳其近年与西方的关系也有显着的变化。2014 年年中，中东地区开始陷入长达四五年的“伊斯兰国”所引发的乱局。在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上，土耳其最初的表态也很暧昧，让一些人捉摸不透。土耳其究竟为何采取这种态度？毕竟它是北约成员国，按理似乎应该紧密配合西方的表态与行动。有西方评论家多次说，土耳其不是“合格的”北约成员，而是个“兼职盟友”，甚至有人提出，是不是该把土耳其踢出北约了。

须知，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土耳其是紧跟欧美的。但是，正发党（正义与发展党，自2002年起一直是土耳其的执政党）上台后，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西方正在失去土耳其”，或者说土耳其正在改变其亲西方的国家定位，开始“面向东方、背对西方”。正发党被很多西方人认为是一个表面上亲西方实则反西方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一些调查数据显示，在正发党执政期间，土耳其成了中东地区最具反美情绪的国家之一。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土耳其就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种种迹象表明，土耳其似乎已经改变了其传统上“一边倒”地亲西方的对外战略定位，日益显示出一个独立自主的地区性强国的形象，亦不掩饰其谋求成为一个全球性角色的野心。

土耳其地跨欧亚，是欧盟的邻国。加入欧盟是土长期奉行的一项战略。欧盟曾经提出过“特殊成员国”的选项，土耳其人没有认领它。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欧洲不愿意接受土耳其为完全成员国，极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情绪。2004 年，欧盟接纳了塞浦路斯（1974年7月20日，土耳其军队以保护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为由侵入塞浦路斯。1983年，土耳其控制的北塞浦路斯成立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塞浦路斯就此分裂。塞浦路斯共和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北塞浦路斯政权得到土耳其承认。），激怒了正发党以及土民众，也是土耳其决心加强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塞浦路斯问题可谓一个死结。在访问布鲁塞尔期间举行的一次演讲中，欧洲议会的塞浦路斯议员马里奥斯·马特萨奇斯打断了埃尔多安的演讲，并说土耳其“入侵”了塞浦路斯。埃尔多安当时勃然大怒，他大吼道：“对你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在土耳其有很好的说法。但是，把它在这里说出来是不合适的。”

不过，就算有许多问题，土耳其官方仍然时不时借机表示其加入欧盟的既定议程不会改变，土耳其还在努力争取，并积极进行各种改革；土耳其还会适时地选择和谈而不是一味对抗。

与美国的关系也是如此。对于土耳其加入欧盟，美国长期以来是支持的。土耳其与美国是盟友，尤其是在冷战期间，土美关系基本上是密切和牢固的。冷战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价值降低了。近年来，土美之间在政治、言语和经济制裁等方面较量并不少，土耳其采取的一般都是两面态度。

比如，就2017年的S400 问题来说，一方面，土耳其坚持从俄罗斯购买，尽管依然讨价还价，但只要购买就是对俄罗斯示好，且能利用俄罗斯作为平衡其与西方关系的砝码；另一方面，土耳其还对美国表示，在S400 的部署地点、情报共享以及是否完全投入使用等方面，仍然愿意与美国协商。土耳其甚至说过，可以把自己购买的S400 视为北约敌国的武器，用以进行研究或测验，诸如此类的言论，不知俄罗斯会作何感想。

四、“库尔德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此次土耳其反对瑞典与芬兰加入北约，理由是两国长期反对土耳其打击库尔德激进组织。其实，早在冷战期间，土耳其政府就认为，其内部主要威胁之一是库尔德民族主义。

土耳其长期面临境内的库尔德分离主义挑战。库尔德人聚居于地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四国的地区，总人口达3000 多万，在土耳其的人口超过1500 万。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左翼倾向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已经给土耳其历届政府造成了严重的困扰、损失和挑战，尤其是1999 年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奥贾兰被捕后，该党日益恐怖主义化，其与正发党政府的“和解进程”在2015 年破裂。

在叙利亚，土耳其曾误判了阿萨德政权的命运，采取了激进的但又不得不回调的对叙利亚政策，恶化了库尔德分离主义问题。

土叙关系在历史上有好有坏。叙利亚曾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冷战开始后，叙利亚长期亲苏联，土耳其认为这是苏联在其背后插下的一根钉子，长期敌视叙利亚，甚至还在1957 年陈兵土叙边界。2007年土耳其开始推行“与邻国零问题政策”，与叙利亚一度交好。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改变了对叙利亚的政策，与叙利亚当局彻底决裂。

但事情并没有朝着土耳其所预期的方向发展。首先，在叙利亚境内，阿萨德政府主要依靠伊朗和俄罗斯的帮助度过了危机，基本上不会再面临被武力推翻的命运，与土耳其及其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冲突不断。其次，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得到美国人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人逐步壮大。

土耳其的关注点主要是库尔德问题。随着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崛起，库尔德工人党有了新的活动空间，而土耳其将叙利亚库尔德力量与库尔德工人党视为一体，故毫不手软地在叙利亚开展针对库尔德武装的多次军事打击行动。土耳其先后发动了多次军事行动，巩固了其对叙利亚北部地区的控制，尤其是打击了叙北部的库尔德势力，主要军事行动有：2016 年8 月到2017 年3 月的“ 幼发拉底之盾”行动、2018 年1 月到3 月的“橄榄枝”行动和2019年10 月的“ 和平之泉”行动。

土耳其与伊拉克的关系也牵涉到库尔德问题。

两国“历史宿怨”中最重要的是摩苏尔问题。这其实也跟奥斯曼帝国及对帝国的记忆有关。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摩苏尔是一个省（vilayet），大致相当于今天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自治区的大部分领土。持右翼民族主义立场的土耳其人对历史上的摩苏尔有一种特殊的记忆和情感，也就是将其视为土耳其失去的领土。从20 世纪80 年代的两伊战争到“伊斯兰国”的崛起，每逢伊拉克出现大动荡时，土耳其政府就会挑动摩苏尔问题。

但土耳其和伊拉克在遏制库尔德人的独立倾向方面，又有共同利益。最初，土耳其利用伊拉克库区在地缘上相对孤立的局面，积极开展同它的外交。但是，2017 年9 月伊拉克库尔德人举行了独立公投，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库尔德人支持库尔德自治区独立。土耳其、伊朗等国都强烈反对此次公投，主要是担心本国库尔德人会效仿。为制裁库区，伊拉克中央政府联合土耳其、伊朗等采取了一系列惩罚措施。土耳其积极参与了对伊拉克库区的封锁。而埃尔多安铁腕镇压库尔德人做法，经常被西方媒体指责。

总之，作为北约成员，土耳其曾是美国的盟友，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加入欧盟。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大大丧失了其对美国的原有战略意义，欧盟又以各种理由拖延土耳其的入盟进程，这种挫折感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情感，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民族主义倾向日益明显的国家，最终导致对欧美的反感与国内的政治伊斯兰联姻。民调显示，2005 年后，支持加入欧盟的土耳其人从80% 多下降到不足40%。但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将不再面向西方。（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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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昝涛著， 新思文化出品，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出版。原文较长，有删节，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已获出版方授权。
作者简介：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专攻土耳其近现代史、中东研究。代表作有《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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