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斯大林如何算计中国？ |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标榜“不干涉”立场，严禁援助中国抗日力量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将如何应对，立即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且无论中外，几乎一致认为苏联不可能放任日军在东北为所欲为。毕竟，仅仅两年前，苏联还曾为保住其在东北的特殊利益，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大打出手，酿成“中东路事件”。其强硬立场无疑令人记忆犹新。
事实上，“中东路事件”以张学良惨败落幕后，斯大林针对东北，还曾有过更激进的政策。1929年10月，在给莫洛托夫的一封密信里，斯大林指示，应该在东北扶植武装力量，以“起义”的形式，“废黜张学良，建立革命政权”：
“中国将出现麻烦……我觉得，我们该转到组织满洲起义的革命运动方面来了。为完成一些偶然性任务，我们向满洲派遣了一些队伍，这当然很好，但这不够。现在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要组建两个由两个团建制的旅，主要由中国人组成，向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武器(火炮、机枪等)，让中国人当旅长，并把它们派到满洲去，给它们的任务是：发动满洲军队起义，把其中可靠的士兵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其余士兵遣散回家，预先要解除指挥人员)，扩编成师，占领哈尔滨。积蓄力量后宣布废黜张学良，建立革命政权(搞垮地主，吸引农民，建立城乡苏维埃，等等)。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可以这样做，并且我认为也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不违背任何‘国际法’。大家都会明白，我们反对同中国作战，我们的红军战土只守卫我们的边界，不想进人中国的领土，而如果满洲内部发生起义，那在张学良所建立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事情很重要。”①
“前鉴”如此，自不难理解，何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内主流媒体，包括《中央日报》、《大公报》在内，均曾一度引颈企盼苏联的介入。
令人失望的是，虽然在事变之初，苏联发表了一些同情中国的言论，但其实际执行的，却是坚定的“不干涉政策”。非但“不干涉”，《真理报》甚至直接以社论的形式，向日本当局喊话，建议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②
对东北地区中国抗日武装力量的求援，苏联也一概拒之门外。譬如，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严厉责成外交人民委员会：“向我国驻瑷珲领事米哈伊洛夫同志指明，如果他胆敢在今后再送来马（笔者注：马占山）或者其幕僚哪怕一个请求，并且不拒绝与马进行任何谈话，他将被追究严重责任。”再如，1932年7月，斯大林指示：对前来求援的中国抗日将领，“要把他们视为挑动（苏日）战争的人，不管他们的客观情绪如何。”政治局据此做出决议：“必须把他们遣返中国，不与他们进行任何谈判。”③
1929年中东路事件，苏军展示缴获的东北军战旗
假意与国民政府温和接触，作为苏、日谈判的筹码
同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也在积极与苏联进行接触。其基本诉求，是恢复两国正常外交关系，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方对南京的用意洞若观火：
“我们认为，南京做出这一决定，基本上是因为担心我们与满洲国接近。恢复外交关系，而且还要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途径，目的在于制止我们与满洲国建立我们所需要的关系。”④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念兹在兹，想要与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对象，乃是日本，而非中国。不过，在斯大林看来，与南京的谈判，恰好可以作为向日本施压的筹码。故而，他指示莫洛托夫：
“如果日本人确实想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那么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想以此破坏我们与中国人就签约举行的谈判。看来，日本人很相信（中苏）会签约。因此，我们不应中断与中国人的谈判，而是相反，要继续并且拖延谈判，目的是以我们可能与中国人接近的前景吓唬日本人，以此迫使他们急于与苏联签订条约。”⑤
为了刺激日本人，斯大林还授计：“不妨在报纸上刊登关于王（南京政府代表王曾思）求见科兹洛夫斯基并已得到同意的简短消息。”斯大林告诫苏方谈判代表，虽然根本不可能与南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仍要注意谈判技巧：
“要做到不把南京推到日本怀抱。……如果日本靠了我们对待中国人的过分克制和失礼，把南京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那么日本对苏联的进攻将会加快并有恃无恐。所以，对待南京，……不应使他们对（中苏）接近的可能性失去希望。有鉴于此，应该尽可能给王礼遇。”⑥
斯大林最终未能如愿压迫日本人与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过，其“软弱退让”，刺激了日本在东北一再增兵，并公然制造出了伪“满洲国”。苏联对伪“满洲国”的纵容（允许伪满在其境内设立领事馆），更刺激了日本愤而退出国联（国联以44票赞成、1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否决了伪满的合法性）。战后，日本政府检讨其外交失败的起点，即是：不该让“九一八事变”发展到“满洲国独立”的程度，更不该因为“满洲国”问题而退出国联。退出国联，意味着日本自绝于欧美，走向了外交孤立。⑦在这盘大棋中，斯大林所付出的代价，是将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廉价卖给了日本人。
伪满时期，大连的日伪军
注释
①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9年10月7日。收录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八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P187。②真理报，1932年2月23日。转引自《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③维克托·乌索夫/著，赖铭传/译：《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13，P186、P191。④同上，P198。⑤⑥同上，P199。⑦谌旭彬：《日本绝密文件如何反思二战？》，短史记第2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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