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进入小学课程，曾长期被打成“伪科学” | 短史记
近日最新下发的文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应在中小学设置人工智能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以“形成我国人工智能人才高地”。
鲜为人知的是，30年前，人工智能在中国曾一度被打成了“伪科学”。
文 | 谌旭彬
人工智能研究的起步，一般被认为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则迟至80年代，才实质性进入人工智能研究领域。
之所以这样滞后，与苏联有很大关系。
在苏联，“人工智能”是一个长期未被正名的学术名词。苏联学术界一度只能在“控制论”这一名目下，进行“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苏联官方组织了针对“控制论”的批判运动，将其斥为“资产阶级的反动伪科学”，这种曲线研究的空间也消失了。至60年代赫鲁晓夫当政后，“控制论”才渐被解冻。不过，苏联学术界似乎更热衷于在哲学层面论证“控制论”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具体的“人工智能”研究仍乏善可陈——70年代北越曾向苏联转交过从南越手中缴获的美制IBM计算机，苏联官方也未组织力量进行认真的逆向工程研究。①
受苏联影响，中国在50年代几无“人工智能”研究。60、70年代，苏联虽解冻了“控制论”，但因中苏交恶，中国学术界将苏联的这种解冻斥之为“修正主义”，“人工智能”的研究继续停滞。②当时主流的论调是：
“‘人工’造得出‘智能’吗？造不出。……‘人工智能’这个说法很容易为唯心论钻空子。人工可以造‘智能’，那么，将来一定要出现具有比人还要高级的‘智能’的东西了。……苏修一些院士……大肆宣扬‘人工智能’……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叛徒嘴脸。”③
直到80年代初期，中国哲学界才作出反思，意识到“检验科学真理的标准是科学实践，而不是哲学”（林京耀）。
图注：《摘译外国自然科学哲学》1974年第2期刊文，否认可以造出“人工智能”
70年代末期，“人工智能”在中国解禁，一度掀起研究热潮。但很快又与“特异功能”汇流，走了很大一个弯路。
这种汇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许多“人工智能研究者”与“特异功能”搅在一起。第二个层面，是社会上一度将“人工智能”与特异功能”捆绑在一起进行批判，一并斥之为“伪科学”。
出现这两个层面的问题，与当时最知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有密切关系。
一方面，钱学森主张开展“人工智能”研究，并认为“人工智能”和“特异功能”，都属于“形象思维学”里的重要研究对象。④在文章与讲话中，钱学森经常性地将“人工智能”和“特异功能”相提并论。⑤许多“特异功能”圈子里的会议，当时也常邀请“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者出席。
另一方面，在“特异功能”遭到质疑时，钱学森也常常把“人工智能”搬出来为“特异功能”保驾护航。如1982年胡耀邦针对“特异功能”作出指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⑥稍后，钱学森即写信给中宣部，提出抗议。钱说：
“耳朵认字之类不是科研方向，不准在报刊上介绍和宣传……难道党对有争议的科学研究能够这样处理吗？难道前车之鉴还少吗？不是发动批判过摩尔根遗传学吗？还有批控制论、批量子化学共振论、批人工智能，还有批数量经济学、批形象思维。……我也向你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⑦
因为上述缘故，当时很多人将“人工智能”与伪科学“特异功能”等同视之。这成了正常开展人工智能研究的巨大障碍。
自然，也有一些科学界人士曾努力想要厘清二者之间的界限。如1981年，于光远在长沙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大会上演讲称：
“我来长沙之前，有人问我参加什么会，我告诉了他。他问我‘人工智能是不是人体特异功能？’我说不是。……人工智能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我们应该积极支持，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是一门伪科学，不但不应该支持，而且要坚决反对。”⑧
至1984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观看儿童与电脑下棋，指示“电脑要从娃娃抓起”⑨，人工智能研究在中国的境遇，才有所好转。大约同期，人民日报上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报道也渐渐多了起来。⑨
现如今，小学生们左手“人工智能”，右手“黄帝内经”（如下图），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时代景观。
图：中医药课本及《黄帝内经》进入小学
注释
①徐英瑾，《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人民出版社，2013，P11。②如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所编的《摘译外国自然科学哲学》1974年第2期中，转载了苏联科学家戈特钦的文章《人工智能》，这位学者认为机器可以“学习”、“进化”。编辑在转载的按语里说道：“这些论点……充分说明这些修正主义者在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多么远了！”见该刊第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③路娄，《有没有‘人工智能’？》，《摘译外国自然科学哲学》，1974年第2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P26。该刊1976年第3期刊文称：“我们要和邓小平对着干，……在批判‘图像识别’和‘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各种反动思潮的斗争中，走自己的道路”（第46页），略可管窥当时的科研与政治之间如何挂钩。④钱学森，《构筑一座宏伟的思维科学大厦》，《钱学森讲谈录 》，2009，九州出版社，P153-154。⑤如1986年的《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学术活动上的讲话》；1990年的《再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等。⑥关于不要在报刊上宣传或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通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文件（82）科协发字119号。⑦钱学森同志给郁文同志的信，1982年5月5日。另可参见：于光远，《跨越世纪门槛》，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P180-182。⑧于光远，《对待人工智能和人体特异功能用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收录于《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知识出版社，1986，P159-161。⑨1989年邓小平在上海还曾说过一句“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⑩如1983年6月30日刊文《人工智能的崛起》，1988年8月30日刊文《人工智能的研究热点》；1989年4月26日刊文《首台智能计算机在西安交大问世》；1990年11月13日刊文《人工智能新成果——“电脑打桥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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