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反对，才是袁世凯称帝失败的关键 | 假期荐书03
图：《洪宪帝制外交》，唐启华/著
文 | 杨津涛
近年来，无论学界还是民间，对袁世凯的评价都日趋正面。
即使是对“二十一条”，舆论也渐渐摆脱了一边倒的批判立场，意识到北洋政府曾经过全力交涉，是在日本最后通牒的压力下才被迫签订条约，同意接受“二十一条”中的九条。如著名历史学家陈恭禄所言：
“中日强弱悬殊，和战均不利中国，衔其轻重利害，决定大计，终乃迫而忍辱签订条约，何可厚非？”
但另一个误解仍然存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
唐启华梳理中、日、英三方外交档案后，在《洪宪帝制外交》中有力反驳了这一观点。
帝制问题本是中国内政
《洪宪帝制外交》第一章，唐启华挖掘了英国为扭转战局，急切购买中国剩余军火的史实，说明了在帝制问题上英国较为支持袁世凯的原因。
此后内容，为本书主体。时间跨度不大，主要是从袁世凯1915年7月立意称帝，到1916年6月去世这一年间发生的事。但所涉范围很广，除北洋政府在改制前后的外交举措外，还叙及日、英、法、俄、美等国不同时期的对华政策。
循着唐启华的思路，我们会发现袁世凯称帝前后一系列的外交误判，尤其是对日本的敌意和野心的错估，很可能是导致他失败的诸多原因中，最为关键的一个。
在袁世凯看来，1913年“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黄兴等流亡海外，国内已无力量能干扰其称帝，成败与否只需考虑列强态度。对袁世凯有利的是，时值“一战”，双方阵营都意图拉拢中国，只要北洋政府能确保恢复帝制不引发 49 30347 49 14986 0 0 3723 0 0:00:08 0:00:04 0:00:04 3724国内动乱，他们就不会干涉。中立国美国也持相同立场。
唯一的外交隐患就是日本。
1915年9月，时任首相大隈重信发表演说，称中国国情还不能适应共和制度，即使恢复君主制，大多数人也不会反对；他还称赞袁世凯是“中国现代一大伟人”、“其皇帝自为，任何人亦不至引以为怪”。这番话被袁世凯及帝制派视为日本政府的官方表态，备受鼓舞。当年10月，改制程序正式启动。
值得注意的是，驻日公使陆宗舆在同北京的往来电报中，一再警告袁世凯，日本各界对帝制问题意见不一，且“大隈好作无责任之密语”，称帝之事必须谨慎，可惜没有得到袁世凯的重视。
中国欲借重欧美反制日本
大隈对袁世凯示好的演讲，遭到日本军部、大陆浪人激烈反对。
他们通过既往历史经验——袁世凯驻朝期间，阻碍日本侵占朝鲜，以及“二十一条”交涉中和日本的刻意对抗——判断袁世凯不会听任日本指导，强调要控制中国，必须“倒袁”。这些人希望看到欧美各国不承认中国改行帝制的局面，引发中国动乱，使日本得到在中国扶植亲日领导人的机会。
为应对变局，中国的帝制外交转入借重欧美各国反制日本的新阶段。
在反袁势力的影响下，日本政府决定游说欧美各国，发表联合声明，劝告中国缓行帝制。英国公使朱尔典和袁世凯私交极好，认为此时干涉，不仅不能阻止帝制，反而会动摇袁世凯政府，影响中国安定，无奈在英日联盟的约束下，只能附和日本。俄国急需日本武器援助，也同意参与劝告。如书中分析的那样，日本此举，一是向欧洲各国宣示，自己才是有关中国事务的主导者；二是打击袁世凯及其政府威信，点燃中国国内动乱。
三国劝告后，中国朝野震惊，但箭在弦上已无路可退。唐启华道出此中无奈：
“袁世凯对日绝不示弱让步，日本则一定要中国屈服追随日本。”
双方矛盾不可化解。北洋政府一边宣示，恢复帝制是民意要求，并非政府推动，故政府无法中止；一边施展“以夷制夷”的手段——通过参加协约国，换取欧洲各国支持，迫使日本在帝制问题上妥协。
日本不愿中国获得参加战后和会的机会，收回被其侵占的利权，因此一贯反对中国参战。英、法、俄和中国之间的相关谈判，只能背着日本在暗中进行。
但消息仍然走漏。英国为维持和日本在远东的合作，否认曾和中国有过秘密谈判，并声明“除非与日本咨商过，否则不会与中国进行任何有政治性质的协商”，将中国置于日本保护国的地位。北洋政府也紧急“辟谣”，声明从未考虑参战。日本挟此外交大胜之势，再次联合英、法、俄、意四国，第二次发出要求中国缓行帝制的劝告。
在这一阶段，袁世凯高估了中国对协约国的重要性。协约国固然希望中国参战——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驱逐德国在华势力以解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在中国建立兵工厂为俄国生产步枪——但是在远东地区，日本才是协约国最为看重的盟友。
在中日冲突中，协约国必然倾向后者。
日本倒袁，大获全胜
发动全面“倒袁”后，日本开始援助中国境内宗社党、革命党、护国军等反袁力量。
包括护国军起义在内的各项反袁行动，影响力本身相当有限。但这些内乱的发生，给了日本介入干涉的机会，也让欧美各国对“中华帝国”的态度，从倾向于立即承认，转变为暂时观望。
袁世凯不得不推迟登基计划，帝制外交也进入第三个阶段：直接同日本交涉，以求挽回局势。
交涉中，北洋政府很担心日本重提“二十一条”中被删除的第五号条款（要求中国政府各部门聘用日本顾问等）。外交部指示陆宗舆，“承认国体为彼此利益，绝不能含有交换条件意义”；如果日本以利益交换做引诱，袁世凯要求“表示绝对不能承认之意，务持镇静，不为所动”。袁世凯为称帝出卖国权的说法，多出自反袁宣传，如唐启华所说，“护国军及革命党的宣传日后不断复制，众口铄金，坐实袁氏之罪名，流传至今”。
日本政府密议“必须让袁氏自中国势力圈脱退，何人取代袁氏，无疑要比袁氏对日本更有利”，已无回旋余地。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倡导“中日提携”，谋求妥协，但日本不为所动，在财政上坚决扼杀了袁世凯及其帝制支持者。
由此观之，无论是袁世凯自题的“敌国忌恨，讵非伟人？”，还是传说中他的自挽“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都不能算是夸张。说袁世凯“亲日”“卖国”，实是冤枉。
唐启华此书行文简洁，几无闲话，同时大量引用电报、报道全文，使读者很容易体味当时的外交情境。通过对这些外交情境的复盘，唐启华阐释了几个重要事实：
一、袁世凯称帝同签署“二十一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也拒绝用国家利益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承认。
二、中国站在协约国一方，参加“一战”，发挥的作用并不只是外派华工那么简单。
三、袁世凯延期登基，乃至失败，主要在于日本抵制，而非护国军起义的直接打击。
四、日本政府确实非常忌恨袁世凯，为“倒袁”不惜在中国制造动乱，必欲除之而后快。
袁世凯决意称帝的原因很复杂，同他的个人野心及对共和的误解都有关系。可以确认的是：袁世凯贸然称帝造成的后果很严重——日本获得了介入干涉的机会，趁机在中国制造动乱，确立了东亚霸主地位；袁本人的迅速败亡，导致中国彻底陷入割据局面，错过最后一个没有外敌入侵的发展期。无论动机如何，恢复帝制这步棋，实在是下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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