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已经改变了，中国高校不应该再纵容师生恋 | 短史记
文 | 杨津涛
近日，“师生恋”再次成为热议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在学校中严禁师生恋。
在过去近百年的时间里，师生恋曾被中国文化界长期视为冲破世俗礼教、追求恋爱自由的一种表现。
是时候抛弃这种过时理念，从制度上对师生恋坚决说不了。
中国知识界宽容、支持了师生恋一百年
“师生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出现，与女性获得进入学校读书的权利大致同步。
1844年，英国修女阿尔德赛在宁波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女校，即“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中国人自己开办女学则始于1898年，当时经元善在上海创建了“经正女学”。至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新学制，给予女性平等的受教育权，从此女性除了上女校外，也能和男性一起在中学、大学里学习。
这时，刚刚从家庭束缚中脱离出来的年轻女性，因缺少社交渠道，进入学校后，很容易对男教师产生爱慕之情。同时，男教师也大多未曾经历自由恋爱，对家中妻子缺乏感情。故此，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师生恋，民国知识界对师生恋的态度也非常宽容，不少人甚至持赞许立场。
试举几例：
1、北大女生愤怒披露教授的“求爱信”，周作人讽刺“女性可畏”
1924年，北京大学教授杨栋林追求有“校花”之称的韩权华，在流言蜚语出现后，还给她写了一封“求爱信”。韩权华一怒之下，将这封信全文公布于《晨报》副刊，且称“我北大女生，我北大全校皆足引为不幸”。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大多数人从传统“天地君亲师”的伦理角度表示反对，北大学生还发起“驱杨”运动，迫使杨栋林辞职。但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普遍认为，“韩杨事件”同北大和社会公义无关，只是一场普通的自由恋爱，不应过分谴责。
比如，北大教授江绍原认为《晨报》副刊不该刊登那封情书，因此是属于私事：
“应该私下来解决；私人解决不了，再交团体里负责的人代为解决；如果仍解决不了，才可因为不得已求团体以外的社会公断。”
同在北大任教的周作人，一方面为北大辩解，认为北大在此次事件中毫无责任：
“杨先生的罪案只在以教员而向不认识的女生通信，而且发言稍有不检点之处，结果是‘不在北大教书’，这件事便完了，于学校本身有什么关系，难道北大应该因‘失察’而自清议处么？”
另一方面，还对韩权华有所非议，讽刺“女性可畏”：
“我因了这件事得到两样教训，即是多数之不可信以及女性之可畏。”
《妇女周报》的记者奚明，也将“韩杨事件”看作普通恋爱问题，认为韩权华实在太过小题大做：“师生可以结婚，结婚应有自主，以及自由结婚常须经过书信往返互通情愫，这话原是不错的”，并希望其他女性不要效仿韩权华，“对于无因而至的信，除了置之不理外，不必再有进一步的举动。”①
图：韩权华，后来嫁给了卫立煌
2、沈从文追求学生张兆和，校长胡适称“这是神圣的事”
1930年，在中国公学任教的沈从文，不断给当时还是学生的张兆和写信求爱。张兆和没有办法，遂向校长胡适求助。见面后，胡适一再夸沈从文是天才，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意思是让张兆和接受沈从文。张兆和表明不喜欢沈从文后，胡适又问张兆和“能否做沈一个朋友”。谈话结束时，胡适说：“你们把这些事找到我，我很高兴，我总以为这是神圣的事，请放心，我绝不乱说的！”可见胡适并不反对师生恋。
对于胡适用“神圣”来形容沈从文对自己的追求，张兆和当时十分生气，在日记中写道：
“神圣？放心？乱说？我没有觉得已和一位有名的学者谈了一席话，就出来了！”②
图：沈从文和张兆和，被认为是师生恋的典范
3、在中央大学，师生恋被称为“知识崇拜”，以区别于“金钱崇拜”
中央大学成立于1928年，毕业于该校的王作荣在《沙坪之恋》一文中回忆，当时师生恋不仅常见，且被看作是浪漫的情事：
“那时教授们的平均年龄约四十岁，很多三十岁上下的单身教授，师生之间便免不了罗曼史。哪位教授想追求哪位女同学而不敢表示出来，哪位教授敢在女生宿舍前面站岗，哪位道貌岸然的教授怕女生着了凉亲自为之关窗户，哪位最恨迟到的教授在女生上课迟到时亲自到隔壁教室为她搬课椅，哪位教授的情书没有学生写的好，便在同学间流传起来。而且这种罗曼史并非是单向道，而是双向行驶。”
王作荣还回忆，当时的师生恋，曾被美其名曰“知识崇拜”，以区别于“金钱崇拜”：
“好几位风姿卓越、才华出众的女同学都为她们老师的渊博学问及高雅风度所倾倒，不待老师追求便自愿托以终身，由同学升成了师母。有几位年龄相当，有几位还是白发红颜。教书而能赢得红粉知己，教书亦足千秋了。我们称这种恋爱为知识崇拜，以示有别于金钱崇拜。如前面所说的，那时去‘古’未远，知识仍有点权威。”③
综而言之，在民国，一般人反对师生恋，主要是从“天地君亲师”的传统伦理出发，认为师生相恋乃是“不伦之恋”；知识分子群体则对师生恋相当宽容，甚至持鼓励态度，视之为自由恋爱的一种形式。鲜少有人意识到师生恋所存在的权力的不对等，可能对学生造成何种伤害。
1949年后师生恋的大致情况，张大年曾有所总结：
“五六十年代比较多。我们至今还可以看到许多当年的由恋而婚的‘师生夫妻’，既有男师女生，也有女师男生。六十年代后期‘文革’到七十年代，师生关系被严重歪曲破坏，这类事情也无从谈起。到八十年代，尽管青少年的性意识表现了比五六十年代大大自由开放的环境气氛，但师生恋现象比较少”。④
80年代，伴随着大学生数量增加，有关师生恋的讨论多起来。这些讨论大多对师生恋采取了简单的两分法，既承认师生恋可能会带来种种问题，也依旧接受不存在功利目的，两厢情愿的师生恋。
比如，1991年，《这一代》杂志发表的《师生恋：“窗外”透进的风景》一文，在观点上就很有代表性。作者一方面将沈从文与张兆和、鲁迅与许广平等民国旧事，当作可以效仿的师生恋案例，表态支持师生恋的存在：
“不赞同仅以‘师生相恋，有悖传统’来简单否定这一社会现象，传统本来就是值得重新探究的东西，更何况早在几十年前，中国就有开先河，师生相恋并结合的例子。”
另一方面又告诫学生要慎重，“不要那么轻易地付出”：
“想奉劝一句（给女学生们）：不要那么轻易地付出，因为对异性的青眯，不一定就是爱情，何况生活并不仅仅只是情爱”。
直至世纪交替前后，中国人对于师生恋的观点，仍没有太大改变。
比如，2001年，《中国青年研究》发表《高校“师生恋”现象解析》一文，该文认为，只要当事人“端正恋爱动机”，师生恋是没有问题的：
“高校师生（尤其是教师）在涉足师生恋之前要端正恋爱动机，尽量去除恋爱动机中的不良因素；在师生恋过程中要自觉以高尚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对社会公众起示范作用，防止行为失范。”
图：琼瑶讲述师生恋的小说《窗外》，在八、九十年代影响了很多人
时代在进步，中国高校应全面禁止师生恋
西方高校处理师生恋的方式，曾一度让出国的中国知识分子颇不适应。
社会学学者徐国民80年代在美国留学，他听说同学西特妮要转学，曾不解地问：“我们学校在全美名列前茅，而且该专业的奥逊教授也出类拔萃，你为什么要转学呢？”另一位同学解释说：“她和奥逊教授的恋爱关系就要公开了。”徐国民还是不解，追问：“这与她转学有什么关系？”那位同学告诉他：
“你不知道我们美国大学的制度，在校师生间不能公开谈恋爱，更不能结婚。当然，这并不关系到道德或法律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公正和公平的关系问题。因为教授和他本班的学生谈恋爱，必然会影响到考核和评分公正与否的问题，所以历来校方的领导对这方面的问题是十分重视的，产生恋情的师生也是十分谨慎小心的。”⑤
徐国民将此事写成《师生恋的障碍》一文，收入了他1987年出版的《这就是美国》一书，将美国高校处理师生恋的方法，当作一种新鲜见闻，介绍给了中国读者。
作家谢宏移居新西兰后，也感受到了中西方在师生恋问题上的“文化冲突”。如他所说：
“在中国，对这个问题，许多人也许想过，但都没有太重视。再说，因为文学作品的缘故，人们常常把师生恋看作是带有浪漫色彩的事，极少人会把这个问题往操守和职业道德方面去考虑。……（但在新西兰）教师不能与学生交往过密，更不能有亲密行为，师生恋更是不可能的事，稍稍触犯红线，轻者会受到校方的警告，甚至会丢掉教职，重者则要受到法律惩处。”⑥
其实，西方高校禁止师生恋，经历过一个由宽到严的过程。
美国高校禁绝师生恋，正始于徐国民留学期间。1983年，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教务长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出师生间存在浪漫关系是错误的。一位早年同学生结婚的老教授，对公开信表示质疑。这位教务长随即回信，说时代改变了，现在人们比以往更在意权力关系，师生恋不应再被允许。1984年，哈佛大学成为第一所禁止教授及其学生恋爱的高校。
1986年，爱荷华大学出台了更具体的规定：“教授不允许与上自己课的和自己指导的学生有浪漫关系”，换言之，如果教授和学生没有直接的教学或指导关系，他们之间的恋爱不会受到限制。在90年代，美国许多高校对师生恋做出了类似规定。
2001年，威廉和玛丽学院的一位教师，在某著名杂志上撰文，披露自己和女学生的恋爱往事，在美国又一次掀起有关师生恋的讨论。此次讨论促使更多的美国高校，制定了对师生恋更为严厉的规定：在同一所学校中，教授和学生间，即使没有教学或指导关系，也禁止恋爱。⑦此后，耶鲁大学、密西根大学、加州大学各分校等相继严禁师生恋。当然，师生恋并不违反法律，禁止师生恋乃是校纪规定，一旦师生双方确定关系，其中一方须离开学校。在同一所学校中，师生维持恋爱关系，是绝对不允许的。
英国对师生恋的禁止，不如美国严厉，但也值得借鉴。一些高校规定，老师如果和学生相恋，必须向学校报告，然后由校方协调，尽量避免让该老师批阅恋人的作业等，避免“徇私”嫌疑。在以往，师生恋往往是在暗中进行，一旦恋情发生问题，双方往往各执一词，难辨真假。这项规定将师生恋公开化，也有助于在问题发生时，澄清事实，维护双方利益。⑧
近年来，在中国高校，因师生恋产生的问题，已不限于教师在教学中偏袒恋人、引发教师婚变等，许多更恶性的事件被曝光。比如，2008年中国政法大学“杀师案”，2014年厦门大学博导诱奸女学生事件等。如何避免此类案件的发生，成了讨论的重点。
北京大学教授、生物科学家饶毅，90年代留学美国加州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他建议借鉴西方经验：
“师生恋的问题，不仅因为老师对学生有一定权力而对学生方不公平，而且可能影响其他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以及整个课题组人员的关系。中国可以引进国际经验，规定发生恋爱关系的要脱离师生关系，以保护当事学生和其他学生的直接和潜在利益。”⑨
2016年，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严乙铭也公开发表文章，呼吁“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高校师生恋”，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借鉴西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必要举措。⑩
鉴于中国高校权力体系的混乱无序，是时候收起那些“民国师生恋美谈”，要求中国高校从校规等制度上无条件全面禁止“师生恋”了。
注释
①周宁：《社交公开、男女同校与师生恋：1924年北京大学教授杨栋林情书事件》，《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3期，有关“韩杨事件”资料全部引自此文；②兆和日记（1930年7月8日），《沈从文家书（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2、13页；③张宏生编：《南大，南大》，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6、47页；④张大年：《“师生恋”剖析》，《当代青年研究》1991年第5期；⑤徐国民：《这就是美国》，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第25页；⑥谢宏：《新西兰有多远》，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60、161页；⑦沈睿：《想象更好的世界》，中国商业出版社2012年，第247—255页；⑧吴志光：《性别议题与教学的专业伦理——从师生恋的权力控制vs情欲自主谈起》，作者系台湾辅仁大学法律学系教授，推动了2011年台湾师生恋禁令的出台；⑨饶毅：《饶议科学1》，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62页；⑩严乙铭：《大学师生恋 要不要封杀》，《中国青年报》201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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