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梦百年：中国科幻简史 |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坐着空中飞车，在非洲尽情狩猎，乘着潜水艇，遨游南极海底，目睹同行者径直横穿鲸鱼之肚。
这是吴趼人1908年出版的幻想小说《新石头记》里的科幻情节。书中，贾宝玉离开清廷所造就的“野蛮社会”，进入了另一个“文明境界”。那里丰衣足食、和平安宁，科学文化极其发达，耕种机械化，可以人工制造雨雪，生活用具全自动，陆上有空中飞车，地下有“隧车”，海中有“水靴”，人可以在海陆空自由穿梭翱翔。
吴趼人说，中国要想复兴，中国人要想过上贾宝玉所见的“文明境界”里的好生活，就必须通过真正的“立宪”，来打破清廷治下的“野蛮社会”。
图：吴趼人之《新石头记》
这种“复兴情结”，是包括科幻小说在内的晚清幻想小说共同的主题。
比如，1910年出版的小说《电世界》中，“新中国”发明了一种电翅，只需不到三个小时就可以环绕地球一周。靠着这类技术，“新中国”轻松击溃了“西威国”的上千艘飞行战舰，然后在民族英雄“黄震球”的领导下，统一全世界，建立起了将世界各民族置于中国统治下的“大同世界”。
稍早一点，1908年出版的小说《新纪元》里，作者“碧荷馆主人”幻想，在公元1999年时，中国已是立宪政体，以前被列强强租之地已全部收回，拥有250万常备军、600万后备军，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来养兵，国家实力震慑世界各国。于是，中国政府传旨，命令黄种诸国及纳贡的附属国全部弃用公元纪年，改用黄帝纪年。以德、法为首的五大洲白种人国家遂也结成一体，部署如何抵制黄种人。世界大战爆发，两大阵营展开各种各样的科技战，最终黄种人阵营大获全胜，一直打到匈牙利，迫使白种人阵营签署和平协议，承认黄帝纪年，承认中国对匈牙利的保护权，向中国赔偿一千兆两白银，并保护中国在欧美传播孔教的权利。
图：“碧荷馆主人”《新纪元》封面
但“复兴”是困难的。1930年代，老舍的科幻小说《猫城记》里，已不再有对“复兴”的汪洋恣肆的畅想，取而代之的是浓厚的悲观。
书中，“我”和朋友从地球出发，进入火星气圈时发生了事故，飞机毁了，朋友死了，“我”在火星世界幸存了下来，被长着猫脸的猫人带入了一个火星文明古国“猫城”。一进入这个国家，“我”就意识到它即将灭亡，猫国人已经全部迷恋上了一种由外国人带来的“迷叶”，每日里沉浸在这种叶子带来的虚幻的精神焕发之中，不再致力于耕种和工作；城市脏乱不堪，到处是无所事事之人，教育腐败、文化堕落、学者无耻、政客荒唐，民众一方面恨外国人，一方面又对外国人惧怕得要命，同时非常热衷于内斗。最后，“我”亲眼目睹了猫人被凶残的“矮人”亡国灭种。
迷叶实为鸦片，猫城实为中国，矮人实为日本。《猫城记》披着科幻（火星国度）的外衣，实际上描摹的是1930年代的中国。作者让猫城亡国灭种，其实是希望中国不要亡国灭种。
图：1936年正义书局《猫城记》封面
对“复兴”的畅想，在1950年代重新启动。
迟叔昌在1956年出版了《割掉鼻子的大象》。故事的时间被放置在1975年，“我”被设定为一名新闻记者，去戈壁滩参观一座名为“绿色希望”的城市，在那里见到了一种被称为大象的巨型动物——“白猪-奇迹72号”，它是科学工作者“依靠科学”培育而成巨猪，是普通家猪体重的125倍。作者未曾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两年，就出现了“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口，足够吃半年”的公社壁画。
图：《割掉鼻子的大象》也曾出版连环画
或许是觉得仅仅在陆地上把猪培育成大象，这样的未来畅想仍属保守，1963年，迟叔昌又出版了小说《大鲸牧场》，描述未来的中国人如何在海洋中“放牧”鲸鱼。在作者设计的宰鲸车间里，鲸鱼被流水线式地分割、清洗、包装，鲸甘油、龙涎香脂、鲸须塑料凳产品源源不断被生产出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著名的科幻小说，还有肖建亨的《布克的奇遇》（1962年出版）。布克是马戏团的一条小狗，不幸被汽车碾压而死。科学家们采用最新技术，把布克的头换到了另一条狗的身上，将它重新救活了。
图：1962年《布克的奇遇》封面
这篇科幻小说，呼应的是中国科学界当时正高度迷恋的“双头狗实验”。
约自1958年起，中国医学界开始效仿苏联，尝试“狗头移植”。1959年4月、6月，《人民日报》两次刊登文章，报道了苏联医生弗拉基米尔·杰米霍夫（Vladimir Demikhov）的“双头狗试验”。这两篇报道，又让中国医学界的“双头狗试验”热潮进一步升温。同济医院、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立医院、河北医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均曾进行过这方面的试验。这些实验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支持。
图：中国造双头狗“勇献”（图片来源：《怀雄心立大志 攀登科学高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实验狗头移植术成功》，《黑龙江医药杂志》1960年第2期。）
1958年拍摄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也可以勉强算作一部科幻影片。
影片前半部分讲述了革命领袖与劳动人民如何团结奋战160个昼夜修成十三陵水库，后半部分畅想了20年后（也就是1978年）当年的建设者回到旧地，发现这里已经成为一个丰衣足食、科技高度发达的人民公社——公社中，有能够同时结出多种不同香味的硕大水果的百灵仙树，养着如同河马一般的猪，有着可以对讲的电视、有声传真书信，科学家们已经完全掌握月球的情况、正准备前往火星……
图：《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中的“有声影像传递书信”，相当于今天的视频通话。这对父母在信中鼓励女儿“要永远跃进”。影片观看地址：https://v.qq.com/x/cover/95n4goai4gozqz4.html
郑文光的科幻小说《共产主义畅想曲》，与《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的主题异曲同工，而且也同样创作于1958年。小说第一章《三十周年国庆》，借工程师吴克灵之眼，畅想了1979年中国在科技上的伟大成就，包括：火星一号宇宙航船、亩产万斤的麦子、全自动化钢铁厂模型，连结海南岛与大陆的琼州海峡大堤、火山发电站、气象学家消灭了寒潮与台风、人造太阳已将天山冰川融化、沙漠已变成良田……
1963年摄制的《小太阳》，可能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科幻电影。影片讲述了几位少先队员，为了提高祖国的粮食产量，让北方的春天提前到来，在老科学家的帮助下，研制出了一个可以在发光的“小太阳”，并亲自将其发射送入太空。
图：《小太阳》剧情截图，想提前过春天的四位少先队员。观影地址：http://www.acfun.cn/v/ac4739676
“文革”结束后，关于“科幻该描写什么”出现了分歧。部分作家认为，科幻属于文学，不必负担对儿童的科普义务，也不必一定要去预见美好的未来。但更高昂的声音坚持认为，“科幻”首先必须是“科学”，其次必须是“童话”。简言之，科幻小说必须姓“科（学）”，不许姓“文（学）”。
按照这个框框，当1977年第一部《星球大战》全球上映时（前三部未在中国上映），号称“中国科幻文学之父”的郑文光，曾猛烈批评该片对中国而言没有任何价值：
“《星球大战》象我们拍摄的功夫片，就是打斗，但它用的武器是激光剑。影片很热闹，但这没有多少科学意义，也不能说明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科幻小说是这样，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也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它有的是商业价值，这是西方所追求的东西。在我们中国，不应该只去追求这种商业价值，……应该突出革命理想主义。……科幻小说是写给少年儿童看的，……要想到对孩子们的教育意义，教育他们勇敢，不屈不挠，教育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劳动。”（郑文光，《谈儿童科学文艺》）
同样反感《星球大战》的钱学森，也站出来为中国科幻指路，呼吁作家们从太空抽身，去畅想2000年的中国农业现代化是何等模样：
“科学幻想这一类影片可以搞，但它应该是科学家头脑里的那种幻想。……应该搞那些虽然现在还没有搞出来，但能看得出苗头，肯定能够实现的东西。……现在搞科学幻想片，太长远的东西是次要的，主要应配合四化，搞2000年的嘛。文艺界的朋友对太空的东西很感兴趣，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这不是好题目。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到了2000年是个什么情况，要给农民一个远大的理想，这是个好题目。”（霍有光/编，《钱学森年谱 初编》，1981年3月26日，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P376。）
左，1977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星球大战1》；右，1980年上映的中国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
及至1983年秋，对“科幻小说”的批评，又与“清污”合流。批评的基调，也从姓“科”还是姓“文”，转变为姓“社”还是姓“资”。比如，1983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中国科协发表讲话，指责“有些人打着‘科普创作’‘科幻小说’的招牌，贩卖一些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破烂，因为它的影响面宽，我们必须十分注意”。
此后，中国的科幻小说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消亡期。科幻期刊从20余家锐减至只剩1家；作者群或搁笔或转行，也几乎消失殆尽。《三体》作者刘慈欣曾感慨，“此后整整十年，都没有找到可以发表科幻作品的地方。”（新京报，《刘慈欣：中国科幻文学的“异类”》，2008年12月10日）
《月光岛》和《温柔之乡的梦》，是80年代初颇具知名度的科幻小说。前者发表于1980年，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为科研工作者，因政治问题被下放到只有36个居民的月光岛上去看守灯塔。主人公在岛上完成了自己的研究“生命复原素”，并意外救活了跳海自杀已死的恋人。故事的末尾曝出，岛上所有居民都是来自天狼星的外星人，他们来地球考察已有十年之久。恋人选择与外星人一起离开了地球，永远不再回来，理由是“地球人还未脱离动物的状态，野蛮！愚昧！自私！偏狭！虚伪！怯懦！残暴！粗野！……”
《温柔之乡的梦》也发表于1980年，讲述了身为科学家的“我”，从环球机器人公司娶回一位高级机器人丽丽为妻后，人生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因为丽丽在设定上对“我”盲目服从，沉浸在这种被服从的权力快感中的“我”，渐渐变得蛮横自私，甚至开始作恶，成为了一个“暴君”般的角色。“我”最后醒悟过来，选择与只懂得盲目服从的机器人妻子离婚。
这两部科幻小说背后的时代寓意，不言自明。
图：《温柔之乡的梦》封面
1990年代中期，科幻小说的创作环境开始有所变化。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该怎么写，不该怎么写；……这些曾困扰诸多科幻创作者的问题，已不再成其为问题。
时代有了新的焦虑。
1997年，王晋康发表科幻小说《生死平衡》，故事的梗概是：1977年，人类彻底消灭了天花，但有不明身份的人取走了世界上最后一个天花病人的病毒样本。2031年，L国向C国发动细菌战，半个多世纪前取得的天花病毒已被他们培养成了更强大的变异体，这些变异体被投向C国，导致居民成批发病。世界各国紧急援助C国，但西医疫苗在不断更新的新病毒面前束手无策。这时候，来自中国“平衡医学学派”的民间中医皇甫林，利用几十味中药配置成一种“人体潜能激活剂”，通过激发人体免疫系统的潜力，挽救了C国民众，同时也向现代西方医学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生死平衡》里“中医拯救世界”的主题，在20余年后号称“正式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之中，又有了新的“进化”。一如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文章《果然，能拯救地球的，只有中国人》所言：
“中国的科幻，一直都有着有别于欧美科幻的不同的文化内核。……在《流浪地球》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理念，一种将全人类团结在一起‘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虽然《流浪地球》是一部中国科幻，但是丝毫没有凸显出中国的地位，可以说作者甚至在可以（刻意）弱化中国人的身份，而是把整个人类当做一个命运共同体在撰写。这就和一些好莱坞科幻很不一样了。”
科幻是一种梦想。
时代在变，中国科幻所承载的梦想，也在变。
（完）
图：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刊文赞誉《流浪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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