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八国联军议和之后，慈禧如何迫害义和团？ | 短史记

问：能不能介绍一下慈禧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是如何处置义和团的？

以前的文章里谈过这个问题。这里重新整理一下。

慈禧对义和团的迫害，是其获取列强谅解、重回北京城执掌权力的重要“善后手段”。这种迫害，在1901年，深入到了整个北中国。

山西太原乡绅刘大鹏，义和团运动前后在太谷县南席村私塾任教，撰有《退想斋日记》。这部日记，真实记录下了辛丑年清廷对拳民们的迫害。

迫害的形式多种多样。试举两例说明：

（1）山西春荒，地方政府重点赈济教民，不管那些不入教的平民。

1901年4月16日，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

“各州县之教民，官皆赈济，大口银三两，小口半之，而不入教之穷民，饥饿而死者枕藉於野，未闻官开仓赈济，以救民于水火之中；人事如此，安望天之普降甘霖乎。” (1901年4月16日)

（2）地方官员到处捉拿拳民，一味听从教民的指控，并不细查被捉者是否真参加过义和团。

1901年5月21日，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有徐沟及太谷差役来南席村，锁拿去年练习义和拳者。其指名之人且系在京为商者，现不在家，并非拳民。此系清源教民捏造者也。嗟夫！教民现恃洋夷之强，控告邻里及诸拳民，缧泄满狱，官不能保民，惟听教民之言以肆毒。成何世界乎?殊令人心意俱酸。”

5月22日，刘大鹏又写道：

“太原一郡之州县官无他政之办，唯是办理教案，听教民之指挥而已。当此之时，差役四出，恫吓乡民，乡民恐惧；贿役求免，而役遂生无厌之求，闾巷何以能安乎?新抚到晋之初，即发帑金十万赈济教民(每人月五两)。其未奉教之民，饥饿垂毙，置之不问，此固离散民之一端也。”

这种捉拿，并非走形式。1901年5月，榆次、太谷两县差役四出，还在太谷县衙门前的照壁上贴上了悬赏告示，向官府告密谁是拳民、躲在哪里者可得“十金”，直接捉了拳民送来官府，可得“五十金”。

5月29日，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

“现在捉拿去岁习拳之命十分吃紧，太谷捉获水秀村一名到案，笞一千下狱。凡练过拳者莫不遁逃。”

在刘大鹏看来，当局如此做法，一方面可能逼迫民众铤而走险，“去年练习义和拳者，城镇村庄处处皆有，今日听洋夷教民之言，差役锁拿以治其罪，是迫之使变也”；另一方面，相当于驱赶民众加入洋教（入教就可以避免来自官府的追究和迫害），可谓极大的玩忽职守。刘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州牧县令唯是袒庇教民，唬吓百姓，以求事之了结而已。教民虽曲，而刑罚不加，百姓虽直，而箠楚不免。州牧县令如此待民，而蚩蚩者氓有不忿然兴起接踵入教者乎?故曰：为渊驱鱼者，獭也，……为洋教驱民者，州牧县令也。”

为逃避官府的迫害、或寻求在官司中占据有利地位而入教，是庚子年之前就有的现象。比如，1889年山东单县李集人被卷入讼事，他们“听此消息后非常害怕，就从刘庄请来一个范神父，大家都请求在教，求教会保护”。1901年，这种现象变得更加常见了——拳民固然是被官府锁拿的对象，非拳民也常常被地方官吏和教民指为“拳民”而横加勒索。于是，许多曾经做过反洋教先锋的义和团拳民，许多安分守己的普通民众，最后不得不加入洋教，以求保全身家性命。

比如，据《拳时北京教友致命》记载，京郊下营村的刘广来，“曾当团头，为逃避官府追究而奉教”——所谓“官府追究”，指的正是1901年慈禧为取媚洋人，而调转刀锋迫害拳民。

再如，在义和拳的发源地直隶，拳民变教民的现象也非常普遍。著名的教案发生地红桃园，当地民众“大部分就入了耶稣教”，缘由则是为了“不受辱，不受气”——所谓“辱”与“气”，也是指来自地方官府的迫害。

有资料统计，从1901年到1910年，仅十年功夫，清朝的天主教徒从70万人激增至130万人；从1901年到1904年，只不过3年，清朝的基督教徒从8万人增加到了13万人。这种激增，与逃避朝廷的迫害有直接关系。

1905年，周作人北游京城，整整五年过去了，“拳匪”二字带来的恐惧，仍笼罩着这座城市。周氏写道：

“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庚子事变后的第五年，当时人民创痛犹新，大家有点谈虎色变的样子，我们却是好奇，偏喜欢打听拳匪的事情。我们问客栈的伙计，他们便急忙的分辩说：‘我们不是拳匪，不知道拳匪的事。’其实是并没有问他当不当过拳匪，只是问他那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罢了。可是他们恰如惊弓之鸟，害怕提起这件事来……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有一个包车夫，他自己承认做过拳匪，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里供有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问他什么缘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截了当道：‘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这句话至少去今已有四十多年了。”

从义和团拳民的口中，说出了“我们的菩萨不灵”这样的话，确实是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