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仓：一桩兜兜转转六百年的悲剧 | 短史记
公元585年，隋文帝的“度支尚书”，负责管控朝廷财政收支的长孙平，给隋文帝出了一个主意。
长孙平说，天下州县常遭受水旱灾害，老百姓常陷入饥荒。如果可以在每年秋收的时候，以户为单位，让每户人家按贫富等级，拿出一些粮食来，最高额度为一石，储存在设于基层乡村的仓库之中，到了灾年再拿出来赈济灾民，岂不是好？国家设在州郡、用来向老百姓征收税粮的仓库叫“常平仓”；这个设在基层乡村、用来储存老百姓所交饥荒保障粮的仓库，可以叫“义仓”。（《隋书.长孙平传》）
隋文帝没理由不喜欢这个建议：第一，它不需要官府多出一分钱；第二，它还有望在饥荒年份减轻常平仓的赈灾支出。不过，他给新制度定下的正式名称，不是“义仓”，而是“社仓”——在这个制度当中，官府只是一个倡导者，出粮的是里社的普通民众，负责管理粮库的是基层“社司”，粮仓也建在基层里社之中，叫“社仓”似乎也没什么不妥。
图：隋文帝像
不过，“社仓”这个名称中，很可能还隐藏着隋文帝的另一重隐秘思量，那也是他喜欢长孙平建议的第三个原因：朝廷可以借此向民众变相再征一次税粮。公元595年，也就是长孙平的建议提出十年之后，借着上一年的关中大旱，隋文帝下旨：北境各州社仓转交各地州县掌管，解除社司收贮粮食的职权；民众向社仓交粮的方式，也由带有自愿性质的“劝募”，变更为按官定标准统一缴纳。在确立缴纳标准的诏书中，隋文帝已公开将给“社仓”交粮称作交税：
较之“义仓”这个明确指向民间保障机构的名称，自然还是“社仓”与“税”更搭。隋文帝既以“社仓”为税粮，继位的隋炀帝大兴土木，开支更为浩大，也是有样学样，史载“大业（隋炀帝年号）中年，国用之物，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途，无以支给”——钱不够花，就直接把社仓里的东西卖掉，直到把社仓卖空。（戴胄《请建义仓疏》）
隋灭唐兴，政权虽然鼎革，但“社仓”这桩变相之税却被继承了下来，仓库由官府掌控，设在州郡而非里社，但正式名称换回了“义仓”——按官方说法，征收这笔税粮的目的，是为了“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也就是防备灾荒，给唐朝民众提供一种生存保障。
唐太宗时代，“义仓税”的征收方式是按田亩的多少来算，每亩须缴纳两升土地上的粮食出产。唐高宗觉得这种征收方式太麻烦了，每年秋收都得派人去基层查验土地的亩数（比如土地交易会使纳税者拥有的土地发生变化）、确认种的具体是什么，于是又恢复了隋文帝的老办法——按户纳税，最富有的上上户纳粮五石，依次递减；而且不管有田没田，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得交。武则天时代，“义仓”政策再改，变回按田亩多少收税。唐玄宗登基后，又变更为农户与大宗土地拥有者按田亩征税、商人按户征税……如此这般变来变去，核心动力全在于想要以最小的征收成本，得到最大的征收成果。
遗憾的是，有唐一代，“义仓税”在征收上不遗余力，在使用上却是一塌糊涂。《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唐高宗、武则天时代的“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只许拿来赈济灾荒；之后就一年不如一年，“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到了唐中宗时代及之后，义仓里存储的粮食，已被挪用得干干净净。但这段总结仍有些保守，义仓粮食的被挪用，武则天时代也存在。史载，酷吏来俊臣因收了富商倪氏的贿赂，曾“断出义仓米数千石”给倪氏，将蓝田县所储藏的数千石义仓米，直接送给了私人。后因来俊臣失势身死，这桩化公为私的操作才没完成。（《旧唐书.薛讷传》）
图：武则天像
公元780年，在唐德宗的支持下，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改革。该法的实质，王夫之已有总结，“两税之法，乃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所谓“两税法”，就是将杂税与缺乏正当性的临时性税种，也就是“暂时法外之法”，全部纳入到“两税”这个大口袋之中，使之成为正税的一部分。杂税之名消失，但杂税的额度不消失，朝廷降低了征税成本，提高了征税效率。
“义仓税”的纳税额度并入两税后，名目也曾一度消失。但仅仅过了五年，公元785年，“义仓税”就又恢复了（其他杂税也是大体相似的情形，比如青苗税只过了两年就又出现了）。也许是担忧“将杂税纳入正税然后重新恢复杂税”这种操作，很容易被责备为重复征收，新制定的义仓政策刻意与以往有所区别，要求“官司但为立法劝谕，不得收管”——义仓交由民间管理，地方官府只许起倡导作用，不许将其控制在手。但这种民间管理模式只持续了短短20年，公元806年，唐宪宗下诏将部分田赋纳入义仓，继而顺势取得了对义仓的控制权，随之而来的便是各式各样的挪用。
北宋时代，宋太祖与宋仁宗曾试图重建“义仓”，均因朝臣们的反对而作罢。朝臣们反对的理由是“赋税之外，两重供输”，意即已经纳过一次赋税了，为何还要纳一次？两重征收是不合理的。直到1077年，宋神宗才乾纲独断，将“义仓”重新建了起来。按规定，只有特别穷、年纳税总额不超过一斗的人家可以免交“义仓税”。这些义仓全部建在县中，往往与县仓合而为一，其结果便是“悉为官吏移用，……凶年无以救百姓之死”。1123年，权臣蔡京甚至对义仓做了一次极为赤裸的大规模挪用，他下令将江南、两浙等路的义仓粮食，只留下三成，其余全部运往京师。
图：宋神宗像
进入南宋后，情况也没有好转，义仓仍控制在官府之手，粮食仍不断被挪用。宋高宗曾斥责州县对义仓“妄有支用”，导致水旱灾害发生时无粮赈济灾民；宋宁宗时，相关衙门将义仓粮食拿出去倒卖生财，也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这类情形，招致了同时代知识分子的诸多批评。比如，董煟曾在他的《救荒活民书》里说：义仓的本质，是“民间储蓄以备水旱者也”，这些粮食本来就属于民众，不属于官府，官府怎么可以“攘民所寄之物而私用粜钱”呢？怎么可以把民众寄存在义仓里的粮食夺走拿去私用、拿去卖钱谋利呢？
这类批评，相当于从源流上再度廓清了蒙尘已久的义仓的性质：尽管自隋文帝开始它一直被当成一种税，但它不是税，而是一种“民间储蓄”，是“民所寄之物”。南宋朝廷对这种定性，也是心知肚明的——1181年，台州知州请求发放常平仓和义仓的粮食，来救济当地的灾民，朝廷的批示里写得明白：
这是一桩意味深长的批示：“本是民间寄纳在官”这几个字，显示朝廷非常清楚义仓米的性质。但义仓米的发放由台州知州控制，他在发放之前必须向朝廷报告获取许可，又相当于说民间并无处置“民间寄纳”的话语权。
图：朱熹像
也是在1181年，对“义仓”深感失望的朱熹，设计了一套自己的“社仓”制度，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开始向全国推广。朱熹希望，新的“社仓”由本乡人士主持，仓库设在本地而非遥远的州郡，社仓的收粮与放粮由地方耆老掌控，不许州县干预……也就是回归隋朝人长孙平的“义仓”本意。
遗憾的是，长孙平的“义仓设计”在隋文帝的手里走了样变了形，朱熹的“社仓设计”也没有能够在南宋得到真正的响应与推行——按南宋人俞文豹的说法，朱的社仓推行后不久，就再度陷入了官府控制、仓储挪用、强制催收的困境。
从公元585年到1181年，历史兜兜转转六百年，又回到了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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