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冲突主战场！《决策中心战，提升指控能力以获可选性优势》
2021年3月，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国防概念和技术中心发布报告《实施决策中心战，提升指挥控制能力以获得可选性优势》（Implementing Decision-Centric Warfare Elevating Command and Control to Gain an Optionality Advantage）。报告全面阐述了“决策中心战”及其在指挥控制与通信技术方面的应用框架于实际需求。
文章仅供参考，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
作者：BRYAN CLARK, DAN PATT, TIMOTHY A. WALTON
编译：北京航天情报与信息研究所，中国电科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第三十六研究所
发布日期：2021年3月
来源：哈德逊研究所国防概念和技术中心
把信息和决策作为未来冲突的主战场，利用电子和物理手段直接攻击对手的战斗网络，以降低其获取准确信息的能力，同时插入虚假信息，削弱对手的判断能力。 军事和准军事力量将通过孤立目标或攻击目标，以抵消对手的战斗潜力，控制冲突的升级，给对手制造困境。
决策中心战的兴起
在冷战后期，美军革命性的精确打击战方式利用了当时的通信数据链、隐身和制导武器等新技术。同样，决策中心战可能是军事上利用人工智能(AI)和自主系统的最有效方式，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可以说是当今最突出的技术。
决策中心战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马赛克战”概念。“马赛克战”概念的中心思想是，在人类指挥下，利用人工智能使能机器控制，分散式有人和自主单位可以利用它们的自适应性和表现出来的复杂性来延迟或阻止对手实现目标，同时破坏敌人的重心，以阻止进一步的侵略。这种方法与机动战一致，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采用的基于损耗的战略，也不同于冷战后美军在科索沃、伊拉克和利比亚冲突中采用的战略。虽然“马赛克战”概念也采用损耗作为给敌人制造困境的一部分，但其实现目标的主要机理是拒止、延迟或破坏对手的行动，而不是削弱对手的军事实力以使其无法再有效作战。因此，“马赛克战”概念非常适合作为当今的军事大国（如美国）寻求遏制侵略的作战概念。
与今天的美军相比，马赛克兵力设计和指挥控制过程可以在可选性竞争中提供更大的优势，因为 “马赛克战”可以在对抗或竞争进展过程中，缓解由于损失或敌方态势感知的改善而导致的己方可选项减少的自然趋势。例如，马赛克部队可以更容易地隐藏具有反情报监视与侦察(ISR)能力的平台或编队，并在后续利用这些平台或编队来实现新的选择；可以利用数量更多、体积更小、成本更低的增援部队；或依靠决策支持工具，继续使用被敌人以物理或电子手段切断与高级指挥官联系的部队。
马赛克部队也将比今天的美军更有能力实施缩小对手选择范围的作战行动。使用人类指挥和机器控制的分布式部队通过同时发起许多行动并加快决策速度，可以给对手造成足够的困境，从而减少对手有效实施作战相关行动的行动方案数量。此外，马赛克部队还可以利用诸如分布、佯攻和探测等欺骗手段以及反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来补充其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决策速度，这些手段可以使对手相信某些选择不可行或不可能成功。
虽然美国国防部的联盟和联合全域指挥控制(CJADC2)等指挥、控制与通信体系结构(C3)开始整合那些集成了任务效应链的各种决策支持工具，但其目前和近期的实例旨在支持有效的火力投送，而不是持续的可选性。此外，联盟和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相关的指挥、控制与通信计划，如先进战斗管理系统(ABMS)，需要提前确定体系结构和组件系统。因此，联盟和联合全域指挥控制可提供的可选性级别受到固有的限制。
通过指挥、控制与通信实现可选性
在指挥、控制与通信组合中，美国国防部已经投巨资开展了通信弹性方面的研究。因此，大部分新的努力和资源都将应用于提高指挥控制能力。美国军方投资研发所谓的指挥控制系统，但这些项目主要是作战中心和软件堆栈，作为在部队中传递数据、信息、命令或授权的基础设施。尽管这些指挥控制系统对管理部队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目前美国国防部的指挥控制系统——将指挥控制视为连接——并不是决策支持系统，而是将指挥控制视为是一个过程。
决策中心战的指挥、控制与通信能力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实现连接。指挥控制工具将需要生成能创造和维持可选择性的行动方案，以提高自适应性，并将给对手增加复杂性。为了帮助低层级领导人执行任务式指挥，指挥控制工具还需要了解哪些单位正在通信中，他们在潜在行动方案中扮演的角色，并配置网络以确保所需单位与相应的指挥官保持一致。
为了评估这些需求和其他以决策为中心的指挥、控制与通信，本研究采用了多种视角，如下所述。
与互联网一样，以决策为中心的指挥、控制与通信体系结构需要利用物理载体进行数据移动；需要网络结构来管理指挥官、传感器和效应器之间的数据移动；需要信息架构将数据组织成有意义的形式；需要应用程序（如决策支持工具）来评估信息。目前的技术可以满足这些需求，但无法在追求可选性优势的同时，在对抗性环境中实现部队和网络的动态组合和重新配置。
要实现可选性和实施决策中心战，就需要有能力使指挥控制结构与现有通信保持一致，而不是试图构建一个在面对敌方协同干扰和物理攻击时仍能生存的网络。这些需求导致了一种“混合体系结构”，这种结构将网络方法和分层方法相结合，可以描述为“异质结构”。这种拓扑结构将使司令部能匹配到合格的人类操作者占据程度最高的节点。
与从头开始处理每种新情况相比，使用类似推理的解决问题过程可以更快地评估潜在的备选方案，由此产生的决策空间的增加可以使指挥官将限制其选择的行动方案推迟到最后一刻。此外，如果使用人工智能支持的算法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制定行动方案，对手可以通过佯攻和探测来影响算法的学习，使系统认为行动方案是成功的，但实际上如果不是对手的行动，行动方案实际上会失败。
可选性的概念适用于多个时间尺度，从战略到工业能力发展和部队的战术行动。指挥、控制与通信体系结构的能力应该有助于扩大每个时间尺度上的努力所可能带来的决策空间，而不是仅仅在执行任务期间。
美国国防部的指挥、控制与通信体系结构不是在真空中的。各个组织中的人员必须通过战略、工业、作战和战术时空的流程来运用这些体系结构。可选性是在决策中心战中获得优势的关键，但如果仅仅部署一支更为分散的部队和使用该部队的工具，只能稍微提高美国的复杂性和自适应性，前提是这支部队只能使用很少的方式为每个单一次独立的作战行动提供最高的成功概率。需要决策组织和程序，以尽可能长时间地扩大指挥官的选择空间。
如今的作战指挥官(CCDR)参谋缺乏组织和程序，无法以各种各样的配置为迫在眉睫的任务组合部队。为了能够在任务时间内完成部队的组合，美国国防部可以采用类似于将计算机程序编译成可执行代码的方法。软件指令是用较高层次的计算机语言编写的，但在软件可以被计算机处理器执行之前，需要转换成二进制形式。这种方法将从决策支持系统的行动方案开始，然后组合适当的单元来支持行动。虽然部队的构成主要是以硬件为重点的，但也需要在技术堆栈的信息层和网络层有兵力包的软件构成。
结 论
美军将需要采用新的兵力设计和指挥控制流程，以实现决策中心战，但如果不能将工具和组织结合起来，以充分利用使用人类指挥和机器控制的更分散部队中可能存在的可选性，这些努力将付诸东流。
目前美国国防部通过联盟和联合全域指挥控制及相关的作战概念等努力使美军向更分散的组织和更分散的能力发展，这是在军事作战行动中实现更成熟的决策中心方法的重要一步。先进战斗管理系统和DARPA的几个项目正在开发指挥控制工具和流程，这些工具和流程将增加指挥官使用这些更加分布式部队的可选性。美国国防部的兵力设计变革或指挥、控制与通信计划将需要往前更进一步，以使美军在对抗已经跃升到决策中心战并拥有主场优势的对手时，保持可选择性优势。
也许更重要的是，美国国防部需要新的组织和流程，使作战指挥官能够在战区组合和集成分散的部队，并改变国防部定义需求和发展新能力的方式。如果不对国防部的需求研究和部队建设流程进行重大改革，美军就有可能在争夺决策优势的竞争中落后于对手，从而威胁到其保护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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