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防部全方位转型！生物威胁将立法？
2019学术大礼包丨加入学术plus丨2018学术大礼包丨2017不可以错过的重磅报告们
自2019年底以来，新冠疫情已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破坏了经济稳定，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美军也因此面临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未经历过的挑战，国防部（DOD）一直积极参与解决美军所面临的挑战。本文总结了新冠疫情影响下，美国国防部在威胁定位、资产、体制改革、合作机制、项目运行等多方面的转型。
文章仅供参考，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
新冠疫情下的启示：加强国防部的全球卫生安全能力
作者：托马斯·库里森，斯蒂芬·莫里森
编译：学术plus评论员 郝梓岑，计宏亮
在未来，生物威胁无疑会带来新的挑战。美国在卫生、生物安保和生物安全方面的确有一定军事专长，这也会继续为协调有序的跨机构全球卫生安保作出一定贡献。本文详细阐述了拜登哈里斯政府和国会议员就“国防部对全球卫生安全贡献的审议”提出的五项建议。目前，美国不断扩大外交参与，从而来应对日益恶化的疫苗危机等其它相关的全球卫生安全挑战，那么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人要求国防部利用其卓越的后勤、规划、提升和科学能力，以新的重要方式作出贡献。
（1）生物威胁，是否成为作战限制？或是安全威胁？
（2）国防部各机构大力保护卫生安全相关资产
（3）确保国防部“医疗技能库”的未来
（4）倡导军民卫生安全合作，保证资金的持续性
（5）强化海外卫生合作项目
拔高生物威胁的地位
面对新冠疫情，国防部领导层应与白宫和国会密切协商，推动对《2022年国防战略》和《国防规划及方案制定指南》的全面修改，并承认国防部作为机构间生物安全主要合作伙伴的角色，国防部在打击生物威胁方面的作用也将被写入法律。
国防部必须决定：是将生物威胁视为对手，还是仅仅视为作战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级领导层是否会把传染病看作无处不在的国家安全威胁。
在2018年国防战略（NDS）中，美国政府仅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物武器和生物工程方面提到了生物威胁。然而，来自自然发生的、意外的和故意的生物威胁爆发也同样需要引起注意。新冠病毒（SARS-CoV-2）造成了二战以来全球最大的伤亡人数，所以如果不能有效地检测和缓解疫情，美国的国家利益则会被迅速破坏。因此2022年国家发展战略中应明确界定生物威胁，并将国防部作为主要机构间生物安全伙伴的作用编入法律。
保护和加强行动资产
在处理全球卫生安全问题，首先要明确资产相关问题，包括：保护和维护资产完整性、预算、领导力，以及采取必要的措施并为下一阶段的创新做足准备。这些不仅对解决传染病等生物威胁极为重要，也是美军基础准备的必要部分。此外，还可以为民间主导的卫生安全工作以及与国家政府、大学和国际组织的研究和能力建设伙伴关系带来了一定共享价值。
国防部在生物研究、公共卫生和生物监测基础设施方面有如下重大机构：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该机构与其它政府机构和工业界及学术界展开密切合作，探索分子生物学、人工智能等其它新兴领域，并探讨制定对抗疾病的措施。 国防威胁减少局的生物威胁减少计划（BTRP）：该计划有助于检测、监视、安全和消除特别危险的病原体。 海外陆军和海军传染病研究实验室、全球新发传染病监测（GEIS）系统、各军种的预防医学单位，以及其他处理军事相关传染病威胁的组织：这些组织构成了广泛的军事传染病监测网络的核心，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及世界卫生组织展开合作。 卫生科学大学制服服务（USUHS）：该服务将新冠肺炎治疗策略和技术编入定期更新和公开的实践管理指南。 国家医学情报中心：关于所有类型的生物制剂的信息资源。
国防部最近的成就包括：国内外的军事实验室对以往冠状病毒爆发的基础科学研究，特别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和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MERS）。
从2020年初开始，国防部的这一进展大大促进了新冠疫苗的快速发展。国防部正在进行的生物防备工作大部分集中在美国境外发现的疾病，如疟疾、登革热、裂谷热和日本脑炎，这些疾病对驻外部队构成了一定威胁。军事设施还开发了生物威胁检测工具，这些工具已成为防范各种生物接触的必要手段。
确保国防部“医疗技能库”的未来
军事卫生体制在进行重组和人员削减时，要格外注意其潜在的弊端。四年前，《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将军事治疗设施的管理移交给国防卫生局，好处是允许各军种的医疗部门专注于战备任务，而国防卫生局则利用其对军事治疗设施的权力来加强对企业活动的管理，并通过标准化增强政策和程序的有效性。
然而，许多专家对目前过渡计划的执行提出了担忧。2020年政府问责办公室的一份报告质疑了关于“支持军队初级保健和非医生医疗提供者做好准备”等问题的假设。2020年8月初，所有军种的首长和秘书都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举措，即：签署了一份给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的文件，要求重新审视目前的过渡计划，并指出“拟议的文件最终可能会导致增长无法保持持续，中间结构出现不一，甚至阻碍各军种对应急行动的协调工作”。即便如此，国防部部长指示要继续进行过渡计划的相关工作。
确保军事医疗部队在适当规模下进行训练。在计划裁减17000名军事医护人员（占现有部队的20%）的情况下，军事卫生系统（MHS）是否有能力完成所有任务呢？幸运的是，这些计划在新冠疫情期间都遭到了搁置。《2020财年国家发展援助法》第719节增加了额外的要求，并推迟了国防部调整军队兵力的决定，还要求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详细说明医疗人员的调整情况。然而，如果这些削减最终得以恢复，先前削减措施所留下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恶化。
所有成功的组织都必须不断发展以应对未来的需求，但如果合并和裁员导致军事医学研究生教育（GME）项目或其他军事健康教育和培训管道被关闭，那么军事医学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
近年来，尽管卫生科学大学制服服务（USUHS）的价值一再受到质疑，但其背后仍有许多令人信服的理由。多年来，其毕业生的留任率明显高于那些在国防部以外接受培训的毕业生。它为军事相关研究，包括传染病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为非医生的军事卫生专业人员提供了高级专业教育。
发起军民卫生安全合作倡议
这类标志性举措应包括扩大军事交流与合作，从而提高亚太地区主要伙伴国家的卫生安全能力，其中许多国家已经向美国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的目的是获得疫苗、防护装备等其它重要商品。该计划可以侧重于人员培训、管理、预防措施、数据和监测、快速检测和接触者追踪，以及通信和社区外联。此外，这也需要明确的标准来选择国家和评估结果，以及新的立法授权和持续性的资金支持。同样，正如本报告所详述的那样，该计划也会结合国防部多年来的经验和现有能力基础。除了公共卫生外，这样的举措显然也符合地缘政治的需要，军事上的相互合作可以作为一种软实力工具，进一步与志同道合的军队兼容，并达到制衡中国影响的作用。
将国防部现有的国际卫生参与活动
转变为可持续的综合项目
国防部领导层应将国防部现有的海外卫生项目与美国战略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该战略以过去的全球卫生安全议程为基础。国防部海外项目应该从一年一次资助的独立的、孤立的、偶发的计划，过渡到具有多年预算的综合性工作。
本文也同意上述建议，即协调包括国防部在内的机构间合作，将极大地提高政府在实现国际卫生安全工作的既定目标方面的整体效率。在生物威胁到达美国之前保护国家免受其害，需要许多政府机构的综合经验和专业知识，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国防部、美国农业部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国防部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全面的卫生和生物安全能力，但由于整个组织的责任和资金分散，国防部内部的协调一直受阻于隔阂。幸运的是，自从2014这个问题被提出并于2017年成立的国防部全球卫生参与委员会等协调机构以来，改善合作和信息共享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该委员会由负责特种作战和低强度冲突的助理国防部长主持，其成员包括负责国土防御和全球安全、卫生事务以及核、化学和生物防御项目的助理部长。
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一号令要求对生物威胁的安全影响进行分析，并评估美国机构的具体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该指令重点关注了全球卫生安全议程（GHSA）——这是一个自愿的国际合作框架，旨在加强所有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使其能够有效地预防、检测和应对传染病威胁。尽管国防部没有专门的资金支持GHSA，但许多相关措施都与其宗旨密切相关：
自二战以来，陆军和海军的海外传染病研究实验室与东道国的军事和卫生部门研究人员在基础科学、疫苗和疗法开发以及疾病监测方面密切合作。 国防部艾滋预防计划（DHAPP）协助了大约50个国家的军队开展以文化为重点、针对军队的艾滋病预防、护理和治疗计划。 国防部威胁减少管理局的生物威胁削减计划（BTRP）针对特别危险的病原体开展工作，包括加强伙伴国家的整体疾病监测、诊断和治疗能力。 美军支持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响应（HADR）活动，并作为军事演习和实际行动的一部分。 国防部赞助并参与从战斗创伤、航空医疗后送到传染病等主题的军事医学会议、演习和主题专家交流，比如每年的印度——太平洋军事卫生交流会和全国军事医学委员会。
长期且稳定的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项目能加强东道国军队的医疗和公共卫生能力，发展牢固的关系，并建立信任。但是许多军事卫生参与活动是通过地域作战指挥官（GCC）安全合作计划进行的单次活动，并且国防安全合作局的资金支持限制颇多，很可能会中断项目的连续性。
美国军队在卫生、生物安全方面的专业知识不仅对美国军队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还为在国内外打击生物制剂的机构间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国防部在后勤、规划和提升活动方面的优势在于“空间机战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的成功，而国防部的生物研究已被证明对最近在疫苗开发和生物制剂检测方面的快速进展至关重要。这些资产可能会在美国的全球参与中发挥重要作用。公共卫生、传染病研究和生物恐怖主义方面的军事专家也应继续扩大彼此之间的合作。
军事医学和生物安全专家为民间主导的卫生安全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价值，并加强了与各国政府、大学和国际组织的研究和能力建设伙伴关系。长期以来的国际努力，如美国总统的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成功地控制了疾病，同时为世界提供了美国军民合作的积极范例。所有成功的组织都在发展，重组和调整将改善协调和提高效率。因此，必须留住国防部的临床、公共卫生、研究和科学人员中的专职、高素质的专业人员，他们对国防部对美国生物安全的贡献至关重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国防部和其他机构的有效领导，以及国会的两党支持；需要前瞻性思维和政治意愿来鼓励合作；需要仔细思考，随着美国外交活动的扩大，国防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做出哪些贡献，以应对迫在眉睫的疫苗危机和其他相关的全球健康安全挑战；需要致力于发展成功的项目，并创造和维持新的模式，使之在以后的政府中继续蓬勃发展；还要求在《2022年国防战略》中，将国防部作为主要机构间生物安全合作伙伴的角色写入法律，以应对自然发生、意外或故意的生物威胁。
（全文完）
来了快看：2019学术大礼包
点击领取：2018学术大礼包
声明：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图片均来自于网络。
《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学报》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赐稿！
投稿链接 http://kjpl.cbpt.cnki.net
邮箱：dkyxuebao@vip.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