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现代化理论：担负起沟通环境史与现代化的使命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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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发展，世界近现代史呈现出一系列的研究视角。在当今生态文明的时代，生态现代化理论试图在不改变现有政治经济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将生态元素融入现代化理论，突破发展与保护之间的两难困境，尝试担负起沟通环境史与现代化的使命。

原文 ：《生态现代化视野下的世界近现代史》

作者 |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付成双

图片 | 网络

关于世界近现代史，马克思曾经有一句经典的概述：“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但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世界近现代史提供了宏观的理论指导。毫无疑问，世界近现代史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相互交往越来越频繁，整个世界逐渐走向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过程，也是整个世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科技取得巨大进步并由此导致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越来越紧张的过程。总之，有多少种观察世界近现代史的视角，就有多少种关于世界近现代史的论断。

从制度史到现代化

对于自1500年以来的世界近现代史，我国史学工作者曾尝试着从多个角度进行解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代世界史学人借鉴苏联模式，主要从制度史的角度解释世界近现代史，认为近代史是资本主义从兴起走向衰亡的历史，而现代史则是社会主义逐渐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这一阐述体系曾经为我国世界史的教学和科研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这一体系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把内容丰富的世界近现代史简化为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虽然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世界历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它的全部内容。除了阶级斗争，世界近现代史还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

正是由于认识到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苏联体系的缺陷，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世界史学工作者力图对此进行弥补，并尝试从新的角度编纂世界历史。马克垚教授领导的团队借鉴国外文明史的写法，主持编写了两卷本的《世界文明史》。刘宗绪教授主持编写的《世界近代史》“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准，以工业化为主线，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来编排章节纲目”。吴于廑教授则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观，借鉴国外全球史的思路，提出了从分散到整体的整体史观。他和齐世荣教授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尝试从横向联系和纵向发展相结合的整体史的角度对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近现代史进行定位。

随着现代化相关理论在我国学术界的推广，现代化视角成为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的一个新视角。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之时曾经具有浓厚的政治性。不过，政治性极强的经典现代化仅仅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除此以外，还有广义现代化。广义现代化把人类社会过去几百年从农业的乡村化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市化的现代社会的转变作为考察对象，这是一种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即总体史研究。广义的现代化分析模式剔除了经典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现代化的价值评判因素，仅仅把它当作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因而它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和可延展性，成为一种分析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变迁的理想工具。

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和修正

现代化范式并不是万能的。现代化进程虽然是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阶段，却是一个痛苦的进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许多国家都曾经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此外，现代化理论本身还是一种包含着严重缺陷的发展模式和价值取向。它过度宣扬人的主体性，造成人类欲望的泛滥和现代畸形的消费观；以片面的经济发展为导向，错误地认为只要GDP增加了，现代化过程中的其他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醉心于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忽视大自然的生态价值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从而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在当今生态文明的时代，传统的现代化理论缺乏生态关怀的缺陷日益凸显。

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自新大陆发现以来的西方国家的发展是以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空前提升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国家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也是一部人类对大自然进行征服和破坏的历史。环境史把传统史学研究中被仅仅作为背景材料的环境纳入考察的范围，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考察历史上人与环境关系的变迁，“让环境进入历史，使人类回归自然”。

环境史的研究彻底颠覆了传统研究和对现代化的认知，对现代化发展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进行了无情批判，并试图探寻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道路。环境史学家基于其现实关怀和对生态多样性的理想化诉求，通常首先将自新大陆发现以来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生态退化作为研究主题，因而出现了所谓的衰败论叙事。所谓衰败论叙事就是先验地假定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是破坏性的，而白人到达新大陆以前的美洲是未经人类破坏的处女地，西部的开发导致环境退化，从而出现人为的各种生态灾难和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

衰败论叙事塑造了一种与现代化叙事完全不同的研究风格，为世人勾画了技术进步和现代化所伴随的环境破坏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这一灰暗前景。这种叙事理论对引导世人正确认识现代化的环境代价、妥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扭转人们的环境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与环境史研究的衰败论叙事相呼应，在全球环境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较为悲观的生存主义的“发展极限”理念在七十年代风靡一时。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学者米多斯发表了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这标志着生存主义学派“极限”理论的诞生。其核心观点就是强调地球有限的承载能力与人口和经济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呼吁人类社会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在地球的承载极限内活动，否则按照现行的发展模式和人口增长速度，必将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在发展与保护之间，“极限论”的选择是将保护置于增长之前，甚至倡导“零增长”。“极限论”在发动群众、提升世人的环境观念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极限论”为人类所描述的灰暗前景却不受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欢迎。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未来使命

面对环境史研究的衰败论叙述和“极限论”的挑战，联合国在八十年代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社会既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满足其发展需要的能力。然而，这一概念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它更像是一种能够给全人类带来希望的理想追求和道德倡议，而不是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这导致它的落实程度大打折扣。再如，《布伦特兰报告》仍然没有改变将经济增长作为应对世界贫困和环境问题的传统做法。对于布伦特兰委员会而言，世界贫困人口的需求应当优先得到考虑，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将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来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从而根除造成环境与社会不可持续的阻碍因素。然而，地球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增长必须控制在地球可承载的范围之内。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流行的同时，生态现代化理论也在八十年代应运而生。1982年，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率先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的概念。该理论试图弥合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差距，超越传统认知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非此即彼的困境，认为两者可以实现共赢。生态现代化因其技术乐观主义，发展与保护的双赢以及在资本主义的现有框架内倡导企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合作而受到各派力量的青睐，大有取代可持续发展理念之势，甚至一些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认为，其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的升华和具体体现。

生态现代化试图在不改变现有政治经济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将生态元素融入现代化理论，突破发展与保护之间的两难困境，它是现代化理论面对全球性生态难题所作出的一次自我完善。虽然生态现代化所开出的药方未必有用，但其本身将环境保护与现代化发展这两大主题融为一体进行综合考虑的尝试却是值得称赞的。

其实，传统的现代化研究主要关注近代以来各国工业化、城市化问题，对19世纪末以来欧美各国环境治理方面的进步重视不够。事实上，世界各国环境治理方面的举措也是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说以征服自然为指导思想的工业化及其所带动的从传统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的转变算作广义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欧美国家在此后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则是为了保证经济的长远发展而进行功利性资源保护，这可以算作是对前一阶段所破坏环境的修复，也是对不计环境代价发展经济行为的重新定位。我们完全可以在环境史与现代化之间搭建一座桥梁，除了用衰败论叙事批判各国现代化第一阶段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继续探究它们在现代化第二阶段在环境治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指导下，我们希望看到生态现代化理论能够担负起沟通环境史与现代化的使命，也能够像当年的现代化理论一样，从一种单纯的对策性研究升华为一种宏观研究模式。它不仅能够汲取现代化视角和环境史视角这两种分析工具的优点，同时又能避免这两种视角所各自具有的缺陷，从发展和保护两个维度来考察自近代以来世界各地区所发生的社会变化，不仅要考察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还要关注包括环境正义在内的社会公正问题，实现效率与公正的协调，以一种融合了生态思考的新型发展观来衡量社会的进步。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13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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