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脑-电脑连接？面向人类的未来时代，人文主义如何回答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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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马斯克表示计划2020年底前实现人脑与电脑连接。日前，韩水法教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哲学与现代世界”系列线上讲座中指出，如果这种脑-机接口得以实现，那么人的学习方式、认识方式和自我认同都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在当代境域之下，立足于人工智能时代重新考察和反思，面向人类的未来时代，人文主义才能得到真切的理解和规定。

原文 ：《人文主义要面向人类的未来时代》

作者 |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韩水法

图片 | 网络

当下迅速崛起和进步的人工智能主流事实上属于弱人工智能，除了技术任务和弈棋，它们现在能谱曲、绘画、写诗，已进入人类自以为傲的艺术领域。艺术的价值判断牵涉情感，加之弱人工智能在逐渐发展出综合能力，这就使另一些人坚持人工一般智能一定会出现，至少与人类水平相当的人工自为者将出现。

如果人工自为者属于类人智能，那么有关人的一切理论，尤其是哲学的基础理论就将受到根本性的挑战。迄今为止，哲学尚未对现在的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达成共识，而人的性质却又开始经历重大变化。仅就此而论，哲学就需要从头回答如下的三重问题：第一，继续回答人是什么；第二，从理论上回应性质变化之后的人是什么；第三，解释性质变化前后的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立足于人工智能时代的重新考察和反思，就是要揭示和发现为那些狭义的人文主义者所忽略、轻视乃至无视的人文主义原本的重要因素，即贯彻在现代人活动的各个方面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性质。正是在当代境域之下，同时面向人类的未来时代，人文主义才能得到真切的理解和规定。 

人的性质的变化

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发生人的性质的变化。之所以不用“人性”而是“人的性质”，乃是要强调这种变化将发生在人的生物性质和智力两个层面，而非单单人的心理、观念和社会性质的改变。一，人的生物性质的变化和由此导致的心理和理智能力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分为三种类型，即基因的改变、非基因的改变和综合的改变。二，人的相对地位的变化。人工智能的崛起以及可能的外星理智生命，对人的地位会造成何种影响。 

迄今为止，基因工程已经被运用于人身上，人的遗传信息结构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经受改变的案例已出现。涉人基因工程直接改变了人的生物性质，相应地，它亦改变人的心理的和理智能力的性质

而以非基因操作的方式介入人的身体从而导致改变这种做法具有悠久的历史，从远古的断发纹身一直到现代的输血、接种、器官移植和人工装置植入，乃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虽然人类自古以来就用各种外来因素给大脑施加不同的作用，以引起不同的刺激和情绪，但以植入人工装置的方式持续可控地刺激大脑以达到所需要的结果，属于根本性的改变。在认识论上，包括脑—机接口在内的人工装置改变了人的经验的来源，即人的感觉和知觉除了人的单纯的生物器官，亦可通过人工装置获得。

如果这种脑—机接口得以实现，那么人的学习方式、认识方式和自我认同都将发生根本的变化。

第一，倘若记忆能以芯片的方式接入大脑，人的学习方式将发生重大改变，学习能力和效率因此会得到极大的提高，而若干理智能力如计算等甚至无需专门的训练，可以通过外接的人工智能系统获得。

第二，据此，人的部分理智功能就可以定制、工业化生产并随时调整和升级。

第三，人的某些能力可得到大幅的增强，比如通过脑—机接口，人可以通过意念来操纵和控制电脑和其他的机器。

第四，这也必然带来许多现在可预见的风险：人的大脑可以被直接控制和毒害，比如脑—人工智能结合装置被设置了可控制的后门，或置入有害的程序。第五，人的理智能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的生物基础分离，变得很不确定，从而也难以测试和查验。结合第一点来看，现在的教育方式和体系就要进行重大的乃至根本的改变。

人工装置或脑—机接口还带来另一个严峻的问题，即既有人的自我同一性基础也面临颠覆的风险。从人的主体性来说，个人记忆乃是认同的唯一根据。倘若人的记忆可以通过脑—机结合强化，那么它的内容同样也可以由此而改变。

综合来说，上述几个方面的改变都关涉人的性质的变化，其中最为根本的几项包括人的学习能力和方式、记忆能力和方式以及经验的来源和获得方式等变化，个人同一性——包括主观认同与客观确证——的变化，以及由上述各种因素导致的自由意志基础的瓦解。迄今为止，作为个人人格独立公设的自由意志只适用于一个自然的并且拥有唯一认同的生物个体，而一个更改过的、合成的个体的意志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还是自由的？这类个人的行为是否要归因于上述那一系列的更改？这种现象显然是现在的自由意志理论和实践无法应付的。

今天的哲学无法回避的任务

人的性质正在经历从生物遗传信息结构到理智能力等一系列的变化，因此，人工智能时代人文主义的核心关切就是以更广阔的视野研究人的性质及其变化，重新理解人及其演进的意义，认识并从而促进人类进入更新时代，并在这个时代确保人的崇高地位。我们需要了解：人的性质究竟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倘若这种变化不可阻挡，那么，人类在未来的前景会如何，以及从现在起人们应当预先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些正是今天的哲学所无法回避的任务。

人的性质变化带来挑战

诚然，这个变化不会如奇点一样瞬间爆发，但即便逐渐展开，人的性质演变达到一定的普遍程度时，整个人类从物理基础到行为规范、生活方式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其程度要远甚于科学革命所引起的范式变化，人类与自然及社会的关系都将在新的关系之下重新展开和构成，相应地，人的认识也要发生根本的转向。

第一， 人类工作方式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现在看来正未有穷期。人工智能能够取代人的许多工作，并从事先前人所无法胜任的工作。这个趋势将扩展至越来越多的领域。

第二， 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和人工装置可能导致新的不平等。

1.人工智能淘汰了许多传统的职业和工作种类，而新的工作职业需要更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训练，于是，可能会有相当数量的人被排斥在外。就当下的现实来说，局势的严峻性在于：人们不清楚，那些被人工智能淘汰下来的劳动力出路何在；而就未来趋势而言，如果有一些人始终无法胜任以高水平的知识、技术和智能为条件的工作，那么他们在那个社会中的出路何在？

2.基因工程和人工装置不仅适用于治疗疾病，亦可以增强人的能力，譬如脑—机结合，而这些技术需要高昂的费用，因此，如果它们不能成为普享的福利，那么显然，这就会强化人类既有的不平等，进一步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后果。

第三，由于人逐渐成为合成人，因而个人主观认同和个体同一性的客观确证的传统根据就会失去效用，现在所理解的自由意志的理由不复有效，从法律、道德到日常生活的约定都将失去根据。

第四，人是什么就成了一个全新的问题。康德将人等同于理性存在者，据此我们可以提出如下追问。

1.理性存在者是否仅仅只能以生物的形态存在？它能否以其他的物理形态存在？

2.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不仅以理智而且以情感、审美等因素为其共同的根本性质。那么，人工自为者是否也必须兼具情感和审美等能力？

3.或者单单理智能力就足以构成理性存在者，那么人类就属于诸种理性存在者之中的一种特殊的类型。如此则表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还远远不足。

4.进一步，倘若理性存在者或一般智能自为者必须兼具情感和审美，而人工智能无法达到这一点，那么这个特征是否就成为人类对于人工一般智能的特殊优势？

盲点与情绪

事实上，断言人类智能不能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缺乏足够和明确的根据。以为人工自为者将临而人类末世随至的人们常常忽略和忘记如下一点：人工智能恰恰表明，人类理智具有强大的适应和扩展能力，以及尚未被认识的巨大潜力。在先前，人们因为没能预见这个时代的种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抑或没有预见人的理智具有发展出这般强大的人工智能的能力，以致既缺乏理论准备也没有心理预期。

许多对未来前景的讨论、推论和展望较少关注和研究人工自为者的交往与组成社会的可能性。人工自为者不可能是独立地获取一切存在需要和保障的独行侠，因此，它们也要通过合作才得以成为自为者。不仅如此，如果人工自为者是类人的，而人类知识是通过集体的合作而获得的；更进一步，如果人工自为者有意识，那么人工自为者之间的合作同样就必不可少。当然，如果人工自为者不是类人的，人们现在就难以推测和设想这类自为者会如何行动，如何在某个时间摆脱人类独立地生存，自主地获得知识并且促进知识的增长。

总体而言，关于对人工自为者的认识，人类还存在一些尚未意识到的盲点，而破解这类盲点正是人类应对人工智能未来的一种出路。

人工智能时代

人文主义的中心关切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们主要关注了人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对象的演化发展，而轻忽甚至无视人本身的性质的变化，人的个体的生物存在则被认为是始终不变的。因此，充分认识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将之纳入有关人的性质的认识视野之中，以此来考虑人在这个世界的至上地位和未来前景，乃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的中心关切。

开放的态度与发展的视野

在历史上，人文主义主流就一直在排除各种外在对象的压制，以确立人在这个世界的自主性。但是，它带来的消极结果就是将人的性质固定化，人的性质的变化因而就成了一种新的禁忌。这种禁忌的亦即封闭的观点在海德格尔或哈贝马斯的学说中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维护人的现实存在的尊严，而实际上却沦落为一种无所作为的态度：拒绝一切改变，而手段却是以退为进，回到原本就阙如的某种形而上学的存在。但是，这种观点和态度包含一个事实和逻辑的鸿沟：迄今为止，人工智能的一切进步和升级都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结果；基因知识和技术亦是如此。这个事实刚好说明，人类的理智和其他相关的能力也在相应地发展和提高。

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的宗旨就在于思考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基因工程、人工装置和其他可能出现的知识和技术为人类服务，发展和增强人本身的能力和外延能力，大大减轻人类现在所承担的高强度而高度重复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使人类智能和潜力施用于创造性的活动，扩大人类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人类情感的自由范围。

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必须关注这个时代的社会规范和秩序的升级，比如更新或构建新的正义原则。如何避免由人工智能、基因工程和人工装置等应用带来的人的新的不平等，依然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而人类能力相对于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的落后，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技术得以振拔。

这里需要关注若干常被忽略的方法论要点。第一，由知识发现和技术发明及其应用所造成的人的不平等并非在今天才出现。第二，人类并不会因为这种差别的出现而停止或拒绝知识的探索和技术的发明，因此，平等关切的要点在于使得所有人都有能力享受同样高效和便捷的技术设备，而非禁止或停止探索和发明。

无尽的学习

未来已来。人工智能时代人文主义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关于人的新形而上学，因为它探讨和把握演变中的人的性质。它承继先前的人文主义，然而更加关注人类未来发展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第一，这种人文主义依然坚持理性的普遍性原则。从现在起，普遍性原则将立足于多样性的基础。考虑到人工自为者和外星生命的可能性，理性的普遍性将与智能多元性兼容，而不限于单一人类理智。

第二，自主乃是人类的根本特征。但是，未来人类的每个个体除了相对于同类的其他个体的自主之外，还要面对其他可能的理性存在者的自主。因此，自主就具有了双重的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自主都承带某种不确定性，因为自主就是面对不定的未来做出决定的一种资格和权力。就此而论，人类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依然属于未来人文主义的核心。

第三，人类前途的最终不确定性是基于自然科学和人文主义的必然结论，尽管这是许多人不愿意面对的事实。超越启蒙时代的态度乃是，这样的不确定性对人类来说并非属于悲观的结论，而有其乐观的前景。 

对人的性质的变化的抗拒态度不仅仅来自于对人类可能受到人工自为者的控制的推断，而且主要还出于对确定性丧失的焦虑和恐惧。在西方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历史上，在上帝与人类的二元关系和最后的救赎中，命运不确定的只是个别的人，而整个人类与世界的最终前途则是明确的。在这传统熏染之下，人们的心理习惯了一种确定状态：上帝与人的对立以及这种对立的最后消解。今天，面对人工智能时代不断更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这种最终的确定性消逝不见了。

沙伦谈到了另外一种不确定性，即现代生物技术导致的不确定性。“它也以其能力深刻地重塑，如果不是废除，清楚的和有意义的界限。这些界限被用作许多传统思想范畴的固定的和可靠的框架，诸如人类和机器之间的界限，自然和技术之间的界限，治疗与增强之间的界限，出生和制造之间的界限。”

人类迄今为止所具有的基本观念和界限都需要被重新构造，重新解释，仅仅这一点也就足以让人们感到担忧和恐惧。但是，致命的并非单单观念及其界限的更改，而是实际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和整个秩序全部都要重新调整、安排甚至构造。在无法设想如何应付这些混乱的新状态而又无法设想出新秩序时，人们的拒绝态度就会油然而生。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精神就是持续地促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筹划人的发展和进化，借助于日新而新的科学和技术，持续地提高人类自身而使其得到升华。人的性质如不能变化，那么它的前景就不是仅仅中止并永远停留在当下，而是趋向于淘汰和消亡。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蕴涵了如下的自信和精神：人类本身的发展和进化在今天已经开始呈现出文化的与物理的统一趋势，这正是人们应对人类前景的积极观点的根据所在。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12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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