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 | 城市加速更新，还要规划“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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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今年的两会中，“新型城镇化”作为衡量国家城市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同时完善便民设施，让城市更宜业宜居。城市更新之路，如何能得到突破？

原文 ：《城市加速更新需要规划新范式》

作者 |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尹稚

图片 | 网络

形成“1+N+1”的国家规划体系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已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的加速阶段，但离真正的成熟期还有相当的距离。至少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城市化率要从目前的理论上接近60%上升到80%。这事关未来3亿人的去向问题。我们对未来城市的分布状态做了情景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未来的发展，不管是就近、就地，还是远距离地进入城市，这3亿人口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将会以新型城镇拓展的方式来加以解决。既有建成区的城市更新，在未来的城乡规划设计里面会占非常大的分量。

新区建设是从无到有的，其实很多情况下按技术通则来做就可以了，但是城市更新面对的是质量提升的问题，是社会改良、社会复兴的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物质空间建设问题。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新区的规划是“假说”的建构过程，需要通过后续漫长的时间来检验。对于城市更新来讲，一定是因地制宜来做的，没有任何完全一样的城市，也没有任何完全一样的社区。

新区也有很多可以追随的东西，比如追随国际上某种潮流，追随某种创意的思路等等，需要通过后续的实践校验，但这个路径也不是凭空来的，也要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城市更新而言，由于特定的人群、特定的环境，以及每个城市里面特定的问题，每一个城市更新案例其实都是独辟蹊径的，并不一定是用某一种模式来套。目前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规划，正在逐渐形成“1+N+1”的国家规划体系的变革：

第一个“1”，是引领性规划或者叫统领性规划。就是从中央到地方不同层级的“发展规划”，不仅仅关注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同时把环境问题等其他的问题，也都捆绑进来，以人为核心做一个综合性的引领规划。最后面那个“1”，是空间规划，它解决的是基本资源配置、资源保障、资源保育、资源分配的问题，是保底线的规划。而夹在这两端规划之间的“N”，就是“多规合一”，除了引领和保底线之外，中间还会有大量的支撑型和行动型的规划设计工作，这些将来都要放到“N”里面。

把规划设计当作社会治理的工具

国家提出“治理现代化”的命题，规划设计在这里面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过去我们说，通过规划设计可以改变环境等等，其实还要上一个台阶，就是如何使得规划设计跟经济、社会、环境这三者更为直接密切地挂钩。社会改良角度，城市规划是直面社会问题的，空间工具怎么去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增长知识，增加技能，重新认识自己的环境，重新认识他的幸福感、获得感，其实这都是规划师在具体的空间环境中，在规划设计当中可以延展去做的事情。环境角度来讲，就是大格局的改善，比如棚户区的改造，不是说简单地去改善居住环境，而是要站在更大的空间尺度去讨论，实现整体的城市大格局的改善。

比如从环境角度讲，要提高承载能力，如果要在最严格的生态红线保障和最严格的基本农田保障情况下，还要实现这么多人的全部城镇化，要面对承载率提升的问题，要用更少的资源，来实现更高强度的承载。城市更新成为未来城市的主要模式，就是从增量转向存量的挖潜，存量提升，从关注规模到关注质量。

再提高一步就是调整置换功能、空间环境，促进空间产出。相应的城市设计手段其实也在不断地抬升，而不是简单地就空间论空间的模式。同样，城市设计其实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早期认为它是技术手段，更偏技术方案，到拿它当管控体系，怎么为更大尺度空间建立游戏规则。最后是拿它当治理平台。不仅仅要建立空间的规则，还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则和利益交换的规则等等。

城市更新其实是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传统城市规划教育也好，还是现有的城市规划工作体系也好，我们最缺的是什么？是对有效传播的认识和有效传播的能力。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前景，要从基层社区做起，从小的城市更新项目做起，随着这种概念的普及，它必然可以从小到大，从社区级，到城市级，慢慢到国家级，是一个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规划工作者要能够通过有效的传播，促进这些共同美好价值早日实现。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11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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