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只是一个契机：技术加速条件下，生命政治隐忧何在？ | 社会科学报

点击社会科学报关注我们

本报1706期编发了一组文章，以“新冠病毒、例外状态与赤裸生命”为主题，探讨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

链接在这儿↓↓↓

近日，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静就此作出回应，认为在这个时刻阅读阿甘本依旧是有意义的，因为他所关注的生命政治问题并不是唯新冠所特有的。

无论是监控还是自由的界限，这些问题既非始于新冠，也不会终结于新冠，而是结构性嵌入在整个社会的进程之中。

原文 ：《新常态的重新编码已不可阻挡》

作者 |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吴静

图片 | 网络

阿甘本的中心立场极为明确：由被高估危害的新冠疫情引发的政府举措和社会失当已经不可挽回地引起了例外状态的蔓延，使得人们正“面临基于社交隔离和无限控制建立起来的社会模式”，因此必须“毫无保留地宣告自己的抗议”。他的观点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批评。然而，在质问“阿甘本是对还是错”之余，恰好可以此作为审视生命政治学说内部悖论的契机，重新思考“生命政治理论得以可能的条件究竟是什么”。

制宪权力和例外状态并不决然对立

阿甘本看似缺乏对现代医学和技术基本了解的立场，实则与其本人的理论主张一以贯之。要理解这种“不合时宜的论调”，只有进入生命政治理论内部的悖论式结构中，通过对从方法到结构的审视才能找到根源。

阿甘本关于“例外状态”的理论，以默认法律状态和例外状态的绝对对立作为前提，旨在诠释社会历史进程中政治威权与法律的关系。他最深层的恐惧和忧虑来自于例外状态下的法律失范被规范化，即特殊情境下政策的常态化以及民众对此的接纳。这种行为的最大隐忧并不在于例外状态本身，而在于主权行使者将例外状态之下所有的政策常规化，以强化控制，凌驾于法律之上。阿甘本将此作为解读当代政治治理范式的依据和主张，并指出“故意创造出一种恒常性的紧急状态，便成为当代国家的重要实践之一，包括所谓的民主国家”。

然而，例外状态与法律状态的绝对分立回避了法律实践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制宪权力本身是否要考虑例外状态、并对例外状态做出界定。在阿甘本的理论中，权威在例外状态中的作为（政治对法律的穿透）是核心，而例外状态（非常状态或紧急状态）被默认为主权者的决断。但是，在政治和法律实践中，例外状态的认定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首先必须得到法律权力的认可，国家（人民或主权者）行使制宪权力的首要是对例外状态的边界做出界定。确切地说，制宪权力（法律状态）和例外状态并不如阿甘本所说的决然对立，它们呈现出一种系统整合的模型。

这一方法论上的二元对立不但隐藏了例外状态的法律认定来源，更暗含了以下三个预设。

首先，在法律状态与例外状态的截然二分中，阿甘本将真实的国家或社会历史，或者说常规状态凝固化和理想化。然而，例外状态实际上是真实社会现实和历史的组成部分，如果制宪权力不能够对例外状态做出界定，恰恰是权力的缺失。

其次，阿甘本在将国家历史理想化的同时，也将制宪权力的行使情境日常化了。在他看来，法律体系只能在国家或者社会的非例外状态之下发生作用，一旦进入例外状态，法律就会悬停。但事实上，制宪权力本身或者说法律体系并没有将自己外在于例外状态，也远不是简单地将例外状态交付于政治权力。

第三点，政治生命（bios）在阿甘本那里被平滑化。阿甘本在将政治生命和赤裸生命相对立的时候，其实是将二者凝固为不变的单一体，对二者的区分也回避了具体情境下对权利的界定。因此，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在当今所面对的困境不在于他所观照的问题失去了意义，而在于其理论根基处的这三个部分都被置于一个相对单一和静态的对立设定当中。

将自由高度本体化

阿甘本的另一重担忧源自于“保持社交距离”是否会成为新的社会组织规范，同时，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现代医学技术“在纯粹维生状态下一直维持一个身体”的不满，认为一种不以生命经验的统一性作为选择前提的技术有可能会将生命抽象成一种纯生物性的活体。

事实上，当个体的自由被以这样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态度谈论时，当今共同体及其风险机制应当被作为首要条件加以重视。今天，基于技术发展所产生的世界连接的高强度和高密度，共同体的风险共担成为必然。在全球经济密切程度高度加深的背景下，疫情作为例外的不确定性事件，其发生必定会在极短的周期内对整个文明和全部公共以及私人生活状态产生影响。在这种高频度互动系统中，国家间与国家内部都体现为一个风险共担的共同体，个体自由的问题很难孤立地去谈。

在这场由流行病所造成的例外状态中，政府不但和民众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且是实施风险抵御的具体执行者。阿甘本的问题在于他将医学政治化的举措解读为权力的扩张，从而一厢情愿地将疫情虚拟化，将真实的例外状态曲解为常态的遮蔽，抽象地回避伦理的层面上讨论友爱和所谓的“邻人”的社会性交往自由。

除了抽象化的问题之外，阿甘本谈及自由的时候也暴露出了生命政治理论蕴含的另一个内在悖论，即个体自由到底是原子化自由还是共生自由的问题，它关系到自由边界的界定。阿甘本不止一次地哀叹“邻人”的不复存在。在他看来，居家隔离的举措和“保持社交距离”的建议让人丧失了进入社会关系的自由可能，人际之间的边界变得隔绝而不可逾越。其实，当阿甘本在形而上学上把人当做有社会性需要的主体时，却并没有在“现实性”上对个体的社会性作出分量相同的考量。也就是说，阿甘本所谓的自由只是片面强调了主体行为上的自主性，却没有对这种自主选择的效果进行反思。换言之，这种自主选择是否可以侵害他人的选择权呢？

当然，如果只是个人选择，我们无权质疑任何人在此情形下作出的“不自由，毋宁死”的选择。但是，是否能够把它提高为一种对大众做出的要求，或是置于一个普遍的社会治理层面的选择呢？这是意义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阿甘本对今天医学和公权所片面追求的“安全理性”的诟病尚有几分合理的话，那如何又能以伦理为由建构起一个“自由理性”呢？这种将自由高度本体化的立场背后，阿甘本其实刻意回避掉的是面对完全义务之间的冲突问题。

技术拒绝主义

阿甘本另一个继续追问的问题在于：例外状态是否会常态化？在他看来，基于线上交流和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的共同体，是一个“断绝了友谊与爱情”的恶托邦，“涂油者”的阴影徘徊不去：人人自危，既防备别人，又深恐自己被人防备。每个人都成为一座孤岛。

这幅末世情景的描绘当中有两点值得讨论。

第一，自由是否一定意味着物理空间上的自由占有，身体性接触的减少是否意味着社会联系的被切断？事实上，人际关系的构成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人和世界的关系也同样如此。而且即使是疫情之下的居家隔离，也只是有限度地减少社会流动，并非禁绝。抽离一切条件只谈社交流动的自由本身就是对自由的窄化。

第二，阿甘本对新常态的恐惧是否暗含了对技术的恐惧？当病毒扩散的威胁使得社会交往的很多形式发生改变、转向线上的时候，人类正经历着一个以一种新的方式布展与世界的联系的历史过程。这一趋势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存在并发展，但在疫情这一“事件”（德勒兹语）的推动下，它被不断地加速推进。这些新方式本身就已经拓展了一个社会交往能够覆盖的范围，突破了物理空间甚至时间的隔绝，是对原有社会交往边界的挑战和延伸。但是在阿甘本那里，这一新的线上交流不足以弥补原来的、基于面对面交流的社会空间。从这里来看，他的技术拒绝主义还是比较明显的。

后疫情阶段：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时代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金融时报》发表了长文《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讨论疫情之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改变和忧患。他特别指出，“许多短期的紧急措施将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紧急措施的性质，它们加快了历史进程。通常情况下，可能需要花费数年时间进行审议的决定，现在几小时内即可通过。不成熟甚至危险的技术投入使用，因为不采取任何行动的风险更大。”这并非危言耸听。

疫情期间，健康码的广泛使用确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巨大帮助，这一举措也被认为是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相连接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之下，暂且不论因技术不成熟而造成的各类乌龙事件，很少有人看到健康码在证明个体健康与否之余，也在悄然改变着什么。

一方面，个体存在意义上的“健康”与冰冷的符码技术划上了等号，出行、生活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已交由基于数据、轨迹搜集而形成的大数据和云计算决定，健康码的作用正在超越原有设定而溢出到个体生活的多个方面。另一方面，数据黑箱让健康码的运作机制变为隐身，非技术专家难以理解这一新技术是如何作出判断，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放任了这一技术可能对个体发生的侵害。

事实上，在新冠之前，数字监控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而新冠之后，数字监控可能实现全程性、全覆盖性和无缝性。数据分析的能力也会更强，这也就是为什么阿甘本和西方很多哲学家感到恐惧。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是：是不是借着例外状态，我们被植入了什么？被植入的问题是不是在例外状态之后会常规化？

因为显然新常态的重新编码已不可阻挡，社会性、物质生产、自然生命和身体权利等机制都被阻断，需要被重新确认。而基于技术本身的特质和高强度联系的脆弱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后疫情阶段已然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时代。

在这个时刻阅读阿甘本依旧是有意义的。因为他所关注的生命政治问题并不是唯新冠所特有的。无论是监控也好，还是自由的界限也好，这些问题不会始于新冠，也不会终结于新冠，而是结构性嵌入在整个社会的进程之中。新冠疫情只是一个契机，它强化和加速了本已存在的趋势和情形，包括数据生产、包括监控和网格化、包括身体控制，也包括技术与无人化。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当代条件下技术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而阿甘本的重点也在于拷问技术加速条件之下生命政治的趋势和隐忧。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11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拓展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