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 | 大众批评时代，你真的会“批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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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当下大众传媒扶摇直上迈入全盛期，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即某种广义上的大众批评时代悄然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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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大众批评时代如何言说》

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贾洁

图片 | 网络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传媒日新月盛，打开手机上的微博、微信或者任何一家新闻、视频APP，都可以看到数目庞大的来自五湖四海的随时在线的言论群体。批评主体与日骤增，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即兴地针对某个话题发表一言半语，某些时候他们的批评话语甚至能够左右社会事件的进展。

在网络上谴责不道德与不法行为当然是正确的，客观上能够对社会起到监督作用。但无序、极端的批评言论有时候也会激化矛盾，甚至导致社会信任危机。莎士比亚在多部悲剧作品中感叹世界的无序，我们在当下的网络中尤能感同身受。

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制定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但部分网络民众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立情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其《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一书中总结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任务：积极投身并帮助指导大众的文化解放。因此，如何保持大众传媒社会的多元和理性发声，成为当下研究的重要话题。

《国语·召公谏厉王弭谤》曾警示执政者，不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而应当“宣之使言”，即要让百姓表达自己的想法。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人们当然有权力反抗不公和压迫，但愤怒感和得意感易导致不稳定，有时候不仅不能实现人的解放，反而导致了解放的终结。因此在斯宾诺莎那里，人的解放不只是政治解放，更应该是哲学意义上的理性解放。于是不少精英分子兢兢业业，希望以自己深思熟虑后的理性言论去影响大众。这固然用心良苦，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能让大众自己习得一种专业的思维方式以及批评言语方式，也许不仅可以缓解目前网络民众的对立情绪，还可能进一步推动社会的思想民主的建设。

让大众习得专业的思维和批评方式

那么，如何才能让大众习得专业的思维和批评方式呢？在此，我们首先需要辨析一些概念。

“‘共识’之分歧”

笔者认为，“共识”不止于单一的、终极的认识，在某些事情上分歧必定存在，也应该成为一种共识。

“‘理性’的暧昧”

理性本身存在局限，它与非理性之间存在含混性、可转化性。同一件事情，在符合工具理性的同时，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可能就是非理性的。理性的目标也可能带来非理性的后果，比如主张控制自身欲望的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反讽的是，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却吞噬了新教伦理。

“良好的常识”

一种常识哲学的立场。著名不可知论哲学家休谟否认我们的理性有足够的依据作出任何知识断言，但是他却声称，倘若哲学家“把人类的常识陈述在较美妙动人的观点中，那他纵然偶尔陷于错误，也不至于错得太远。他只要重新求诉于常识和人心的自然情趣，那他就会复返于正途，使自己免于危险的幻想”。常识原则是人类一切理性活动依凭的最终依据。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葛兰西亦看重“常识”， 他强调知识分子的使命并不是建立与大众哲学相对立的知识分子哲学，而是应该精心推敲和提升常识，使之成为“良好的常识”，它可以在政治上使得大众的而不只是知识分子小群体的知识进步成为可能。“良好的常识”是我们一切思维活动的最初出发和最终归依。

“自由地‘言说’”

我们到底应该重在提倡“自由”，还是应该重在规范“言说”，还是主张“自由”与“言说”二者相得益彰？“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人们常用它来为言论“自由”做辩护。然而，身在西方社会中的汉娜·阿伦特、齐泽克等人都或多或少地警觉到了自由的深渊，德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罗莎·卢森堡也有句名言：“自由是以不同方式思考者的自由”。可见，“自由”与“言说”二者不可偏废，最好的状态是相得益彰。

“完整的论证”

论点清晰明确、论据真实充分、论证符合逻辑。大众中的“个人”同时知、行、爱、憎、喜、悲、疑、信，“个人”该如何知道自己的批评结论是有效的、正当的呢？严格说来是不能的，因为我们的知识结论总是受限于特定的时空，我们难以全面地接受信息，做出某种绝对完满的整体性的批评。但我们总不能像《等待戈多》的主角那样一直等待上帝般完满的来临吧，那样的话我们将永远沉默，一无所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依据特定时空内所能掌握到的全部信息去求知。面对这样的实际情形，有效的思维和话语方式对于提升大众批评而言就显得举足轻重了，特别是在涉及真相探讨、律法裁决、道德判断、政策评价这样的批评事件时，应该牢记一点：我们抛出的每一个观点都理应涉及一次完整的论证。这将使得未来大众传媒社会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争论都成为有理有据有节的争论和对话。

“言论信用关系”

这个关系是紧扣个体与公共二元范畴提出来的。亲朋好友间的闲话聊天，虽然占据了日常生活言论的绝大比例，但其本身不会直接进入公共领域，对公众言论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在确立批评信用体系的信用关系时，当然有必要将之排除出该体系的信用管理范围。

在辨析了这些概念之后，笔者想积极探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引入科学的专业批评规范，以“完整的论证”为基本准则构建大众批评言论信用体系。对批评言论信用评级展开研究，这将是解决大众批评中的信任危机的一个有益尝试，并且可能成为中国学者的重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

国务院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要求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要内容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系统的信用理论思想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领域，并快速地向其他社会领域扩张，以期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人文领域也需要打开视野，积极借鉴这一跨学科理论的正向成果。

在福柯的治理理论中，治理性是总体和个体的连接点，但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危险性与扰乱人心的概念”。如果我们能够让大众拥有张弛有度、止于至善的言说能力，从而推动社会的总体性进步，它也将是一个社会的善政得以延续的基本保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4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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