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皮凯蒂：不平等并非一种自然产物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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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曾引发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对不平等问题的广泛讨论。2019年9月，皮凯蒂在法国又出新作《资本与意识形态》，进一步追溯不平等问题的根源。今年3月10日，该书英译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再度引发热议。3月25日，美国《波士顿评论》刊发了美国罗斯福研究所经济学家马歇尔·斯坦鲍姆（Marshall Steinbaum）对该书的评论《托马斯·皮凯蒂论意识形态不平等》（Thomas Piketty Takes On the Ideology of Inequality）。

原文 ：《不平等并非一种自然产物》

编译 | 赵纪萍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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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透视不平等的“全球史”

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托马斯·皮凯蒂通过一个数学模型向我们揭示：当经济体系按照资本家所设定的条件运转时，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时隔六年，皮凯蒂以一部卷帙浩繁的《资本与意识形态》（Capital and Ideology）再次引起热议。在书中，他对全球不平等问题进行了更加详尽的阐释，而且谈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没落。《资本与意识形态》仍然以讨论欧美社会为基础，但却展示出一种着眼全球的开阔视野。该书以将近两倍于《21世纪资本论》的篇幅，以不平等问题为切入点重述全球史，对当代政治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提出了构建“参与型”社会主义的大胆设想。

在新书中，皮凯蒂没有涉及很多的经济理论，而是以详实的史料从历史、社会学、政治等方面夯实了该书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在经济学领域，还是在公众讨论之中，人们普遍认为经济是自然演进的结果，是一种自然存在，不受人们思想观点的影响，人们关于经济本质以及运行方式的看法对经济不产生影响。然而，《资本与意识形态》通过详细描绘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运行方式及其同时期意识形态对经济运行方式的影响和制约，对人们关于经济的普遍认知进行了系统化颠覆。“市场与竞争、利润与工资、资本与债务、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本国人与外国人、避税天堂与竞争——所有这些并非自然存在”，皮凯蒂坚信，“是社会的、历史的建构”，“完全”取决于“人们所选择的制度及其对制度所作的界定”。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皮凯蒂的新作更像是一部透过政治经济学视角来讲述的全球史，以详实的经济学、历史、政治学文献资料重述全球大部分地区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资本与意识形态》将当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与传统政治经济学广泛的历史与政治维度巧妙地融于一体，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这一特点正是皮凯蒂创造力的象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上评论该书时称该书“简直就是一部透视不平等现象的全球史”，该书也由此成为对学术界和公众都颇具建设性意义的一部必读佳作。

就书的篇幅和内容广度而言，《资本与意识形态》的确可能会令部分读者望而却步。阅读该书，让人有阅读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的感觉，那是一种属于过去的历史书写，是一种更加宏大的历史书写。《资本与意识形态》体现出了这种历史书写的恢弘气势，而亚瑟·戈德哈默的英译本更是把这种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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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建构”不平等的历史

《资本与意识形态》开宗明义地提出全书的重要论点：“一切人类社会都必须讲述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为不平等现象辩护”，接着对书中所提到的所有“不平等政体”如何将不平等合理化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阐释。皮凯蒂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三元”或“三功能”社会、“所有者社会”（即后来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超资本主义”或“精英主义”社会——西方正处于最后一个时期。

“三功能”社会是指法国旧制度下的三级社会：由僧侣、贵族与劳动者组成。十八、十九世纪，随着“三元社会”开始向“所有者社会”过渡，僧侣、贵族将对于第三等级的权利和义务，乃至他们对其提供的服务全都让渡给中央政府，他们只剩下向劳动者索取资源的权利，这种权利被称之为私有财产权。在“所有者社会”制度中，由于每个人都享有与自己所属社会等级相应的合法权利，并在原则上可以占据任何社会地位，那么不平等的出现就必定是“自然的”。

直到后来，“社会民主主义”制度通过税收、征用、公共产品供给和组织工会等多种机制对资本家的权力实施限制，才结束了这一时期。随后，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停滞之后，一场宏观经济危机接踵而至。这场危机似乎是由实施“新政”的过分慷慨的政府及其志同道合的国家同僚所引发的。“社会民主主义”时代随之结束，世界进入“超级资本主义”时代。皮凯蒂认为，“超级资本主义”通过无限制的国际资本流动逃避国家层面的监管和税收，与此同时却明确限制劳动者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为了替这种显然的不平等寻找合理化理由，他们竟然称人力资源是造成所有社会差别的根源。

虽然皮凯蒂对于世界历史的分期主要以西欧和北美为参照，但整本书却具有鲜明的全球视角，既深入研究了发达国家以外的经济体（拉美、亚洲、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还剖析了那些不认同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

与《21世纪资本论》对“意识形态”点到为止相比，《资本与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研究。无论是分析“不平等政体”之间的过渡，还是纠正人们对于不平等的普遍看法——人们普遍认为不平等是一种自然事实而非政策选择，“意识形态”只是一个关键要素。“不平等并非经济或技术的自然产物”，皮凯蒂写道，“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建构”。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是该书揭秘不平等所不可或缺的工具。

皮凯蒂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不同于卡尔·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皮凯蒂强调意识形态相对于经济、社会制度的“真正的自主性”。他坚持认为，经济、社会制度不会以近乎机械的方式决定思想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在皮凯蒂看来，意识形态是一个值得进行历史研究和分析的对象。“思想和意识形态在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他在书中写道，“它们使我们能够想象新世界和不同类型的社会。很多路径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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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型”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

《资本与意识形态》明确提出，开启经济公平的新时代需要一场政治和意识形态革命。“20世纪中期兴起的众多社会民主再分配联盟”，他写道，“不仅是选举、机构或政党联盟，而且还是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联盟。这场斗争首先要在思想领域进行并取得胜利。”然而，说和做是不同的——提出甚至证明我们迫切需要一场意识形态革命与发动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根本不是一回事。就发动一场意识形态革命而言，前景并不乐观。

事实上，经济学专业领域是迫切需要一场意识形态革命的一个战场。皮凯蒂新书的出版及其所引发的评论恰恰表明，学术界的两极分化像社会上的两极分化一样普遍。对于自己最熟悉的问题，皮凯蒂往往会提出最尖锐的见解。然而，当这种见解与社会上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悖时，就会遭遇不绝于耳的批判抨击。这正是皮凯蒂上一部著作《21世纪资本论》出版之后的际遇，《资本与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也将遭遇相似的命运。

对于《21世纪资本论》，大部分经济学家给出了负面评价——他们试图推翻皮凯蒂关于经济资源分配不公的结论，就算不能推翻，他们也会拿出“经济规律”作为挡箭牌。

事实上，作为一门学科，经济学一直在努力地发出凌驾于政治学之上的声音。但很多观察人士发现，主流经济学的特权地位正在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即将出版的新书《经济学出了什么问题》（What’s Wrong with Economics？）敏锐地捕捉到了大众的这种情绪。确实，当前经济学领域大多数学者的自我形象变得太“高大上”了，经济学领域这些现象的存在很可能导致人们无心去认真倾听和感悟《资本与意识形态》及类似学术著作所传达的学术声音。

不过，在当前的危机中，皮凯蒂提出的跨国平等主义必将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他大胆宣称不平等的根源是意识形态，“一切人类社会都必然为其不平等现象辩护：他们需要找到理由，否则其整体的政治和社会构建便有崩塌之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下的“超级资本主义”早已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或许，皮凯蒂提出的“参与型”社会主义是一幅平等社会的美好愿景，它将建立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种重视平等，社会所有制、教育、知识和权力共享的更积极也更乐观的意识形态。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3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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